在北京，一塊錢能做什么？不那么環(huán)保的做法是買一個外帶的打包盒，“環(huán)?！币稽c的選擇是騎一段共享單車。 可從昨天開始，一元錢爆發(fā)出巨大的能量。它能讓我們做出更人性、更有品位、更時尚的選擇，可以購買1幅特殊人群的畫作（數(shù)字版），當作手機屏保， 而每購買一副畫作，即向該公益項目以及它所要幫助的群體進行捐贈。最后你還可以分享到朋友圈，加上點兒評語和感慨，在表達愛心的同時順便展示一下自己不俗的藝術品位。從指尖到屏幕，一元錢打破了我們和“他們”（自閉、腦癱、精神障礙，智力障礙等特殊人群）的距離。

這就是發(fā)生在朋友圈里又一次“現(xiàn)象級”的活動：上海藝途公益基金會在騰訊公益平臺發(fā)起的一個公益項目，“小朋友畫廊”。因為合作伙伴的提前泄露，讓這個本來是畫展的預熱活動在短短一天內籌到1100萬，提前完成了籌款任務。如此驚人的速度，以至于項目創(chuàng)始人苗世明都驚呼這是“比冰桶事件還火”的世界性公益籌款事件。

但是除了冰桶挑戰(zhàn)，如此強大的籌款能力還喚醒公眾關于羅一笑事件的記憶。這次人們的愛心是否會被錯放？ 官方網(wǎng)站說這個叫“無障礙藝途”World of Art Brut Culture（WABC）的公益組織是“一個針對腦部殘疾人群繪畫潛能開發(fā)課程和藝術展覽項目的民非組織”。這里需要劃下重點，這是個給特殊人群上課和辦藝術展覽的公益組織，于是和錢相關的花樣疑問接踵而來。它是否具有公募資格？騰訊平臺是否會分賬？籌集到的善款怎么用？特殊人群是否可以獲得版權？騰訊公益和“無障礙藝途”通過各種渠道迅速做了回應。當然除了媒體，更多捐錢的朋友打心眼里并不著急知道錢流向何處，畢竟只有一塊錢。有位朋友的說法很有代表性，“無論如何，只有一塊錢， 寧可錯信，也不能錯過幫助一個小朋友”。 況且在整個過程中，我們沒有被各種眼淚或悲慘故事綁架，而是被暖心抓人的色彩和明亮豐富的主題以及恰到好處的音樂打動，為藝術而感動。

公益組織的品牌化之路

成為籌款人標桿的冰桶挑戰(zhàn)還需要一桶水，拿得出手的捐款數(shù)和經(jīng)得起推敲的社交圈，以致于后面直接淪落為名人間的社交游戲。而“小朋友畫廊”則巧妙地規(guī)避了這樣的風險，均值的小額降低愛心的門檻，平臺內部資源的整合（騰訊公益和微信朋友圈）讓我們動動手指就能完成對他人的幫助，降低了行動的門檻。首先， 一元錢，在許多人的數(shù)學里，幾乎是免費的同義詞。這個愛心之舉的潛臺詞是，“免費”獲得一幅好看的畫作（甚至有網(wǎng)友一開始以為可以一元錢拍下原作）。而眾籌平臺和社交媒體這些媒體技術又讓這“愛心之舉”變得更加方便和快捷，我們只需要付出感動就可以完成對特殊群體的幫助，并且實時地“監(jiān)控”自己付出的回報。 這當然地得益于騰訊平臺的品牌效應和資源整合。在《新京報》對“無障礙藝途”北京工作站的采訪中，一位負責人就明確地提到，騰訊公益平臺是這次籌款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最開始的H5界面，凸顯的是騰訊公益而不是WABC或者深圳市愛佑未來慈善基金會。正因為如此，許多人一開始只記得騰訊公益，才會有關于騰訊會不會分賬的疑問。正是騰訊平臺的品牌效應，讓許多人在行動前后都不關心發(fā)起人是誰，更別說去關注公益的目的是什么；至于幫助的對象中自閉群體和腦癱的區(qū)別，是不是都是“小朋友”，更是沒有多少人會注意到。這也是為什么在整個活動的發(fā)酵和傳播過程中，精神和智力障礙群體被簡化或誤讀為自閉癥的“小朋友”，以及為什么各種關于患有自閉癥的天才兒童的故事被調用起來豐富公眾對這個群體的想象。

而這“現(xiàn)象級”的成功以及隨后的爭議也把“無障礙藝途”World of Art Brut Culture（WABC）從背景帶到了前臺。比起錢怎么用的問題，更讓人擔心的是，這個公益組織究竟是一個康復組織，還是選秀工作室？官方網(wǎng)站的說明是，“通過建立社區(qū)站點工作室的形式，在現(xiàn)有的社區(qū)的服務中心開設藝術潛能開發(fā)課程，給喜愛繪畫的學員一個展示自己、培養(yǎng)興趣的機會，同時也能起到一定的輔助康復功能。”我們來做個閱讀理解，這里說的是，教學功能為主，康復功能為輔。如果是教學功能為主，我們也忍不住要打個問號。目前被組織無數(shù)次提到的明星成員，捷麟和小龍，都在之前接受過繪畫訓練。 機構負責人現(xiàn)在有些回避“尋找中國的梵高”這個口號了，雖然它依然懸掛在工作室的墻壁上。他們大概也意識到，這個口號會增加他們作為“星探”的嫌疑。因為大家都忍不住要問，這樣一個致力于幫助特殊群體的機構能夠找到(教出)多少個梵高？如果都是梵高了，那還能是梵高嗎？如果只有幾個梵高，那其他人呢？

如果是治療，那么“變好”的標準是什么？該公益組織并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在《新京報》和澎湃新聞的采訪中，負責人模糊了藝術訓練和治療的界限，試圖把這種模式表述為一種康復的手段。我們聽到和看到的是 “成功”的轉變和作為康復成功標志的畫作，聽不到和看不到如何對這些群體的區(qū)分，如何嚴格篩選適用對象的，如何面臨可能的風險和失敗，更沒有聽到對這種教育/治療模式的界限和有限性的討論。即使創(chuàng)始人也為未能明確地表述該機構目的。 創(chuàng)始人一方面要極力撇清這不是一個賣畫的畫廊，另一面卻又認為通過發(fā)展所謂的衍生品能讓這些群體感知自己是被社會需要的，可以幫這些人將來更好地融入社會。他一方面承認這些孩子的獨一無二，不要用社會標準來強制要求孩子，但是又說要把這些孩子最終推向社會?？蓡栴}是，如果某些程度的自閉癥或者其他特殊群體終生都無法“治愈”或者“變好”呢？如果“他們”永遠都無法滿足這個社會對“正常人”的期待和標準呢？

而與這些模糊的表述形成鮮明對比的是， 創(chuàng)始人對成功的確定，他已經(jīng)儼然把籌款的成功置換為這種教育+康復模式的成功；雄心勃勃的擴張計劃取代了對這種模式的局限性和有限性的反思和討論。于是在人們的指尖之間，“一元錢購畫”的公益活動背后，一個邏輯鏈條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地完成： 幾幅好看的畫作被置換為特殊群體的“成功”或者“康復”的標志，被置換為對藝術療法的肯定，被置換為對某個公益組織的肯定，于是品牌化之路開始。 

后人道主義時代的“酷”慈善

其實這樣的活動集中反映了“后人道主義時代”的特點。研究媒介和人道主義學者Lillie Chouliaraki定義的后人道主義時代開始于70年代。從那時候開始，在人道主義領域里，關于我們?yōu)槭裁匆獛椭鷦e人這個根本性問題發(fā)生了認識論的轉變。之前，或者因為“共同人性”，幫助我們的同胞或同類是一種 “天經(jīng)地義”的事情；或者為了社會正義和公正，改變產(chǎn)生經(jīng)濟剝削和苦難的社會關系，消滅不幸是人類社會的發(fā)展目標。但是這兩個宏大敘事都隨著冷戰(zhàn)結束而失效。國際人道主義救援組織也好，私人慈善基金會也好，都無法通過零散的、短期的、個體化的資助項目解決普遍的，長期的、結構性的不公平問題。而且在各種試圖博取旁觀者同情的敘事里，各種受助者變成了等待救援、消極被動的“他者”。它在“高高在上”的救助者和“可憐無助”的求助者之間建立新的不平等，恩賜色彩太濃厚，因此也逐漸失去市場。在面對看似無法根除的頑疾和反反復復的問題，昔日富有同情心的公眾正在對各種苦難敘事產(chǎn)生免疫和疲勞，不愿意再因為直面“他者之痛”而感到無力甚至憤怒，不愿意再因為無力改變而飽受愧疚感的折磨。于是快樂、正能量、時尚成為了主旋律。

2015年初，瑞森德與眾籌網(wǎng)聯(lián)合發(fā)布《2014中國公益眾籌研究報告》明確指出，公益眾籌以倡導快樂公益為主旋律，讓更多人享受公益投資的樂趣，更強調創(chuàng)新、夢想。而在這轉變過程中，慈善公益機構越來越多地依靠企業(yè)的市場營銷邏輯來進行籌款，依靠媒介數(shù)字技術來動員，以及通過表現(xiàn)積極主動的受助者和強調捐助者的“感覺良好”來應對同情疲勞的問題。 

它們開始使用企業(yè)營銷的語言，動用品牌策略，即通過培養(yǎng)客戶對特定商品，即各種民非組織機構或者眾籌平臺的品牌，培養(yǎng)客戶深刻的情感依戀，從而保證客戶對這個品牌的忠誠度。 同時通過社交媒體，完成行動的技術化 ，讓人們在指尖和鼠標的共舞中完成善舉。輕松快捷的技術取代了費心勞力的行動。在這過程中，不是苦難、不幸或者不公促成了人們的團結，是機構實現(xiàn)或者強化了自己的品牌。

致力于解決不幸和不公平的慈善公益活動被置入到市場邏輯里，變成爭奪愛心的競爭市場。除了平臺，不幸能不能看見，會不會得到幫助，還取決于被置入到一個什么樣的故事中。正如我在《鍵盤上的愛心超市》里提到在慈善公益領域看到的各種議題企業(yè)家，動用各種市場營銷策略和敘事技巧，來使得自己的慈善或者公益項目在愛心超市里勝出。不幸者不是因為自身的不幸而被幫助，不幸者是因為“他們的故事”或者“作品”被看見才被幫助。在“小朋友畫廊”里， 藝術作品替換了痛苦和不幸的敘事成為行動的主要動因。積極的受助者和感覺良好的捐助者取代了被動消極的受助者和懷有負疚感的捐助者。

關于不幸的敘事變得很克制，刻意淡化了受助者的“他者性”，努力讓“他們”表現(xiàn)得像我們一樣的正常人。然后這樣做往往會更加深刻地遮蔽這個群體的生存困境。他們就是他們，一群無法在現(xiàn)有的社會結構中獲得同等的生存空間的群體，有著無法轉化的“他者性”。但是如今讓他們“正?；钡倪@種努力反而會加深對這群人的壓迫。在大多數(shù)自閉群體都需要終生護理的現(xiàn)實中，這些慈善活動把自閉群體和整個精神和智力障礙群體放置在一起，在市場的競爭邏輯下被考量。隨之而來的問題很殘酷：學會拿住筷子的“他們“是否可以與學會拿住畫筆的“他們”一起獲得關注和幫助？慈善可以變得很酷，但是更殘酷的是，慈善變成一種愛心競爭，在等待幫助的群體中植入新的等級。我們并不是因為這些人本身需要幫助而行動，而是因為特定平臺，因為某個活動才去幫助這些特殊群體的某些人。

尾聲：“一元錢”的責任

在寫這篇文章中，這個公益項目還沒有安全地渡過“新聞反轉期”，各式各樣的質疑依然此起彼伏。與其信心滿滿地討論擴張計劃，該機構是否可以先把自家網(wǎng)站的“信息披露”一欄完善一下，自覺接受公眾的監(jiān)督？是否可以對自己項目做一些更深刻的反思，接受更專業(yè)的評估？還有“我們”這些事后諸葛，在輕松之間完成了愛心的投資同時是否應該擔負起相應的責任？在數(shù)學里，一塊錢很小。但在社會里， 以“我們”的形式被召喚并聚集起來的“一塊錢”是可以產(chǎn)生實實在在的影響力和形塑力。如果意識到一塊錢背后有著無法估量的社會責任，是否可以讓我們在加入這種病毒式狂歡的時候更慎重和冷靜？在發(fā)完朋友圈之后是否能夠把對這個群體的關心轉化為具體的行動？比如，現(xiàn)在我們除了繼續(xù)關注這個項目的后續(xù)報道，是否可以邁出一步，先主動去了解一下自閉，智力障礙，腦癱有什么不同？他們各自面臨著什么樣無法化約的困境？也許除了期待“他們”融入“我們”的社會，“我們”也可以想象這樣一種可能：先改造自己、造就一個可以接受“他們”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