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異凡著《蘇聯(lián)春秋》三卷（《革命與改良》《大轉變》《改建與易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2月版

春華秋實——一份書單

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過去了，十年中收到出版的樣書，送給朋友之后，就放到書架上，不予理會了?？吹骄W上有學者對這十年的成果做了總結，覺得也應當給自己的這十年總結一下，這一總結看到了意想不到的成果——十年期間竟然出版了著作四冊。編譯十四冊。開列如下：

著作

《新經濟政策的俄國》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被人民出版社評為2013年優(yōu)秀學術著作，這是從當年出版的幾百本學術著作中評選出的十本之一，列第四）；《蘇聯(lián)春秋》三卷（《革命與改良》《大轉變》《改建與易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2月版。

編譯

主編：《蘇聯(lián)史》，已出五卷，（一、姚海著《俄國革命》。二、鄭異凡著《新經濟政策的俄國》。三、徐天新著《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四、葉書宗著《勃列日涅夫的十年》。五、左鳳榮著《戈爾巴喬夫改革》，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尚有四卷待出；《布哈林文集》四卷（鄭異凡譯《社會主義及其文化》，孟廣鈞譯《辯證法概論》，趙永穆譯《時代》，鄭異凡、余大章譯列寧批注版布哈林《過渡時期經濟學》），重慶出版社2015年版；《灰皮書——回憶與研究》，漓江出版社2015年版。

編譯：《布哈林文選》，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誰發(fā)動了十月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布哈林《社會主義及其文化》，重慶出版社2015年版。

翻譯：布哈林《過渡時期經濟學》中的列寧批注，重慶出版社2015年版。

不言而喻，這些書并非這十年寫作、翻譯和編輯的成果，老朽之年沒有這么大的能量，其中的一大部分圖書是此前多年的成果，幾年、幾十年前的成果，春華秋實，只是到了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時來命轉得以問世，與作者和讀者見面。

這些書籍的出版幾乎都有自己的故事，從這些故事里可以看到一本書出版的艱難歷程，也可以看到出版者與作者為出書所付出的努力。

《布哈林文集》

布哈林曾經被列寧譽為黨的最大的理論家，全黨所喜愛的人物。1928到1929年，布哈林在一系列問題上同斯大林發(fā)生嚴重分歧。爭論的結果布哈林失敗，被解除政治局委員、《真理報》主編和共產國際的領導職務，成為奧爾忠尼啟則領導的重工業(yè)人民委員部下面的一個工作人員。1934年政治局委員基洛夫遇刺身亡。斯大林借機進行了大清洗。1937年3月，布哈林被捕入獄。1938年3月舉行所謂的公審，布哈林被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

布哈林在獄中的一年時間里寫了三部著作：一本是《社會主義及其文化》。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布哈林就想就社會主義文化問題寫一部書，但由于工作繁忙，發(fā)表了幾篇文章就停下來了，現在趁獄中的“閑暇”時間完成此夙愿。第二本是《辯證法概論》。列寧曾經批評布哈林不太懂辯證法，布哈林接受列寧的批評，在獄中寫作這本論辯證法的書，自稱此書從頭到尾充滿了辯證法。第三本是自傳體小說《時代》。此書秉承俄羅斯古典小說的現實主義傳統(tǒng)，細致描述了一個革命者的成長經歷，可惜斯大林不給他更多的時間來完成這部著作，寫到二十世紀初就像他的作者的生命那樣戛然中斷了。

布哈林這三部書邊寫邊上交給監(jiān)獄的領導，最后交到斯大林手上，從此這三部著作就被斯大林藏在秘密檔案庫里，不見天日。

照正常人的思維設想，對這位能在一年之內寫出三部巨著的天才人物，對這位被列寧譽為全黨所喜愛的理論家，理應槍下留人，至少留他一命。然而對斯大林來說，這三部著作不僅不是布哈林的保命符，反而是他的催命符，斯大林容不得身邊有這么一位天才，有布哈林在，他斯大林就成不了偉大的理論家。他肯定記得，1929年在評選科學院院士時，政治上失勢的布哈林當選了，而他斯大林卻落選了，原因是他沒有有分量的著作。他的《論列寧主義基礎》《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不被看作是什么學術著作，在二十年代論述列寧主義的著作有的是，并且水平不在他之下。這兩本著作被奉為“經典著作”是在打倒那些大理論家大歷史學家之后的事。顯然，有布哈林的《辯證法概論》，他斯大林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就難以成為“經典”。至于布哈林的長篇小說《時代》更是斯大林怎么也寫不出來的。這樣的天才人物是絕對不允許與斯大林并存的，列寧的那些杰出戰(zhàn)友們有誰能夠活下來！布哈林不能活下來，布哈林的獄中手稿也不能見天日！

1988年10月，聯(lián)邦德國左派學者貝格曼等召開布哈林問題國際學術會議，我應邀與會，會上結識了布哈林與第二任妻子的女兒古爾維奇-布哈林娜。1992年我訪問俄國時曾專門去拜訪，布哈林獲平反后，政府給她母親一套兩居室的房子，她和母親各住一間。母親去世后，這套房子歸她使用，一間作為書房，這間書房墻上掛滿布哈林的油畫作品和照片，書架上放滿布哈林的著作以及與他有關的著作。她告訴我，1988年布哈林獲得徹底平反。研究人員感覺到布哈林留有獄中手稿，但是一直找不到蹤跡。直到九十年代初。經布哈林家屬和美國布哈林問題專家科恩的多方努力，在葉利欽總統(tǒng)的幫助下，才從斯大林的檔案庫里找到這三份手稿以及一札詩作。她希望我們能夠譯成中文出版，她答應為未來的中文版寫一篇前言。后來我托在莫斯科進修的同事徐向梅女士去她家取來了她所撰寫的致中國讀者的前言。令人惋惜的是，書出來的時候，這位因父親的問題久受磨難的歷史學家已經去世！

鄭異凡與古爾維奇-布哈林娜在恩格斯的故鄉(xiāng)德國伍珀塔爾留影，1988年10月

古爾維奇母女

鄭異凡在莫斯科訪問古爾維奇-布哈林娜，2002年

俄國的出版界很快把這三部手稿加工出版了。我的列寧格勒大學的同學伊琳娜給我寄來了《時代》這部長篇小說。不久德國貝克曼教授給我寄來了另外兩本著作——《辯證法概論》和《社會主義及其文化》的俄文復印件，希望能夠在中國翻譯出版。我和老朋友、著名出版家沈昌文先生商定，由我組織翻譯，他聯(lián)系出版。翻譯問題不大，我找了編譯局的資深翻譯家趙永穆先生翻譯小說《時代》，我自己翻譯《社會主義及其文化》?！掇q證法概論》則找到編譯局專門翻譯馬恩哲學著作的一位資深翻譯家。這是一個非常理想的翻譯班子。但后來《辯證法概論》的譯者由于其他工作繁忙推掉了這項工作。我請沈昌文先生幫忙另找一位譯者。他找到了孟廣鈞先生。孟先生也是資深翻譯家，是新中國第一部蘇聯(lián)影片《普通一兵》的譯者。布哈林的這三部獄中遺著在上世紀末就翻譯完畢，由沈昌文先生交給遼寧教育出版社。那時候教育出版社是收益很好的單位，在沈先生的策劃下出了好多好書，如“書趣文叢”“新世紀萬有文庫”等。德國貝克曼教授曾表示可以給予資助，我們婉拒了。但是不巧，遼寧的出版界有了變化，遼教并入遼寧出版集團，資金受到限制。布哈林這三本書雖然排了版。但是出不來了。這件事兒就壓下來了。

后來我找到中央編譯出版社，同出版社的一位負責人談妥出書，還通過沈昌文先生從遼教出版社要來已經排好的版。按說出版的準備工作已經基本就緒，出書指日可待。為促進此書的出版，我還特意把大出版家沈公介紹給編譯出版社，給他們當顧問。但出書依然遙遙無期，不知為什么，就是一拖再拖。我每次見到這位女士，她都答應肯定要出，但是就是不見行動。我對她說，這三本書的譯者都已經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不趕快出書，有人很可能都見不到書了。

年歲不饒人，實在拖不起了，我找到同事張文成先生，跟他談起此事，他把我介紹給重慶出版社。重慶出版社的曾海龍先生對此非常重視，把它們作為重點書處理。

但是在編輯過程中發(fā)現一個問題。布哈林撰寫《辯證法概論》時憑記憶引用了許多國外哲學家的言論，有拉丁文、意大利文、德文、法文、英文甚至中文等等。譯者孟廣鈞先生不懂這些文字，都在腳注上寫了“不明”兩字了事。這樣子出書是不行的。我找了編譯局掌握多種外語的老朋友殷敘彝先生，兩人利用各種工具書，把這些引文一一譯成中文。這才使此書成為一個完整的譯本。

布哈林獄中遺著

值得一提，我在這三本書之外，加上一本有列寧批注的布哈林《過渡時期經濟學》，把全書取名為《布哈林文集》。

《過渡時期經濟學》是布哈林在1920年出版的獻給列寧五十大壽的專著，列寧收到書后當即仔細閱讀并寫下大量批注，給此書以高度評價，同時也對書中某些論點提出批評。布哈林此書1980年由三聯(lián)書店出中文版，是余大章先生和我翻譯的。列寧的批注收在俄文版《列寧文集》，按照蘇聯(lián)的傳統(tǒng)做法，發(fā)表列寧批注時只收有列寧批注所針對的文字，所以《列寧文集》并沒有刊載《過渡時期經濟學》的全文（因為刊載全文等于為右傾分子布哈林做宣傳，這是絕對不能允許的），列寧的批注本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出過中文單行本。

列寧的批注本身是非常有價值的，是研究列寧思想的必讀書。不過由于那時譯者并沒有看到《過渡時期經濟學》全書，同時受俄文水平的限制，批注的譯文有許多差錯。后來列寧的批注收入《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第六十卷?？上У氖鞘杖肴牧袑幣⒆g文仍然存在不少錯誤，五十年代版怎么錯，《全集》照樣怎么錯！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在研究布哈林的時候，看了列寧對《過渡時期經濟學》批注的俄文本，發(fā)現中譯文錯誤太多，于是我在三聯(lián)版的邊頁上把批注重新翻譯了一遍，供自己使用。我在《讀書》上發(fā)表了一篇書評《吃透兩頭》，指出要準確翻譯列寧的批注，必須既吃透布哈林的文本，也需要吃透列寧的思想。可這時候《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已經出來了，要修訂幾乎是不可能的，我修訂的譯文只好放在書架上了。這次編輯《布哈林文集》正好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把列寧批注本的《過渡時期經濟學》納入文集出版。

這樣，到2015年作為“重慶市出版專項資金資助項目”的《布哈林文集》終于問世了。

上世紀五十年代版列寧批注布哈林《過渡時期經濟學》

書出來了，照理說功德圓滿，萬事大吉了。不料又出現一個難題。我雖然是主編，處理包括《辯證法概論》在內的所有書稿，不過我同《辯證法概論》的譯者孟廣鈞先生沒有直接打過交道，重慶出版社也沒有直接同他打交道，書稿中的問題都由我直接處理。出書后，出版社把孟先生的稿酬直接發(fā)到了我名下，讓我轉交給孟先生。我從電影出版社打聽到孟先生已經作古，但不知如何同他的家屬聯(lián)系。我想這筆錢如果交到稿酬周轉中心，很可能就永遠到不了孟先生親屬的手里了。我設法從沈昌文先生那兒要來孟先生家的電話和住址，沈公說，好久不聯(lián)系了，也不知道是否還有效。我把電話打到孟家，倒是有人接電話，聽起來是一位老太太的聲音，我剛說到有兩萬元的稿費，對方立即掛斷了電話。打了幾次電話都是這樣，沒有辦法說清原委。我們的居民確實牢記民警的警示，只要陌生人的電話里一說到錢的事立即掛掉電話，天上不會掉餡餅的！我想利用節(jié)假日去電話，同她的子女談談，結果也是一談錢的事，對方立即掛掉電話！民警的警告真有效啊！

后來我看了下他的住址，發(fā)現離我女兒家不太遠，唯一的辦法是讓女兒登門拜訪，把事情當面說清楚。第一次去他家，當著老太太及其子女，把孟先生翻譯這本書的來龍去脈講清楚。第二次，女兒女婿帶著現金，把稿費交到孟先生的夫人手里，這才完成了最后一件大事，解除了我的一個負擔，非常遺憾的是，孟先生生前沒有能夠看到《辯證法概論》的譯本！

布哈林蒙冤五十年后始獲平反，他的獄中遺著在我國歷經二十來年才得以問世，真是磨難多多！

《人民文庫》中的《布哈林文選》

本世紀初人民出版社準備出一批國際共運著名人物的文集，這包括考茨基、伯恩斯坦、普列漢諾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九人的著作。這次已經不是作為“灰皮書”，而是列入“人民文庫”了。

我負責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兩人文集的編輯工作。編輯這兩人的文集對我來說并不困難，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和林基洲同志合作編譯過兩卷本的《托洛茨基反動言論摘錄》，后來又編譯過兩卷本的《托洛茨基言論》。至于布哈林，在“文革”期間，我參與了《布哈林言論》的編譯，后來又參加編譯了三卷本的《布哈林文選》。所以編這兩人的文集，對我來說是輕車熟路，問題只是怎么編選出能夠真實反映他們觀點的文集來。

《1938年布哈林案文件集》

《托洛茨基文選》很快編就出版了，問題是《布哈林文選》。我交稿不久，人民出版社的編輯突然告訴我，書稿丟失了。這真是怪事，一個大出版社竟然會把原稿給弄丟了，有點匪夷所思。

布哈林著作的出版確實命運多舛。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為配合中蘇論戰(zhàn)，編譯局國際室奉命編譯了一本《布哈林言論》，交人民出版社，出版社很快打出了清樣，這時“文革”爆發(fā)，出版社和編譯局都陷入混亂，清樣沒有能夠變成書。“文革”后期，想起把劉少奇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布哈林掛鉤，出版社要出版《布哈林言論》。但是“文革”前的文稿和清樣都弄丟了。那時不像現在有電腦、有復印設備，我們交稿時并沒有留下備份，為了完成這項“光榮任務”，只好一切從頭開始，重新選材，重新翻譯，編出一本新的《布哈林言論》。

新世紀的新版《布哈林文選》的工作流程是把選出的文章復印，然后編輯修改，包括譯文、錯別字的改正，直接寫在復印件上。原件丟了，編輯工作只好再來一遍。所以這九本書里《布哈林文選》一直拖到2014年才見書，是最后一本。

布哈林本人多磨難，他的著作在中國的出版也多磨難，這是命運使然？好在《布哈林文選》終于出版了，并且不再打入另冊，而納入“人民文庫”，這正如俄羅斯的諺語所說的，結束好就什么都好！

人民出版社版《布哈林文選》

《蘇聯(lián)春秋》

在我國出一本書是相當艱難的事，寫作、經費、審稿等等要過三關斬六將，磨難多多。不過三卷本《蘇聯(lián)春秋》的出版卻相當順利，沒有多少故事可講！

201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周崢先生來我家訪問，要我推薦一些有關蘇聯(lián)的圖書。我談到蘇聯(lián)軍史研究所所長沃爾科戈諾夫的三部曲：列寧、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三人的“政治肖像”，由于作者的身份，在蘇聯(lián)時期就能進入一般史家去不了的檔案庫，因此書中有不少珍貴資料?！端勾罅终涡は瘛穱鴥纫呀洺霭?，希望另兩本也能翻譯出書。

我順便說起，我手頭有兩部現成的稿子，一本是布爾什維克自傳，是十月革命直接參加者的自傳，已經基本編定。另一部是我自己的著作，我在本世紀拉拉雜雜寫了百萬來字有關蘇聯(lián)的文章，想結集出版，我把文章的篇目交給周先生，請他看看是否可行。

周先生回到上海，很快就給我回信，說沃爾科戈諾夫的三部曲中，列寧政治肖像可能比較敏感，托洛茨基政治肖像可以出，請我?guī)兔ξ锷晃缓线m的譯者?，F在精通俄語又熟悉蘇聯(lián)歷史的譯者并不多，經過多方聯(lián)系，我找到編譯局已經退休住養(yǎng)老院的資深翻譯家趙永穆先生，他痛快地答應了。他在翻譯中遇到的最大麻煩是核對書中引用的列寧語錄。養(yǎng)老院離編譯局很遠，為核對引文，跑了幾趟，非常辛苦。有一天他同我談起此事，我告訴他，我家里有全套的《馬恩全集》和《列寧全集》，可以來我家核查。他來了幾趟，怕耽誤我的時間，就改為從我家借書回去核查。我家離養(yǎng)老院約一站多路，一位耄耋老人就用小行李車拉五六本甚至七八本書來回跑，這已經不是腦力勞動，而是體力勞動了。

周先生說，出版社同意出我的文集，讓我把它們編輯成書。我在新世紀寫的那些文章。約有一百多萬字，我把這些文章取名《蘇聯(lián)春秋》編成三卷：《革命與改良》《大轉變》和《改建與易幟》。從書名就可以看出，蘇聯(lián)存在的七十多年歷史就是一部改革（改良）與反改革直至改旗易幟的歷史。

第一卷《革命與改良》是有關列寧時期的文集。列寧大半生都從事革命奪取政權的斗爭，但直到1917年年初，他還悲觀地說，我們這一輩人是看不到社會主義革命了。然而世界大戰(zhàn)給了布爾什維克黨意想不到機會來奪取政權。不過歷史表明，列寧獲得政權后所采取措施大多是各國在大戰(zhàn)期間所采取的戰(zhàn)時措施，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建設措施。那時蘇維埃政權面臨的困難同臨時政府不相上下，所能采取的措施也與臨時政府大同小異，最大的不同是實施了無產階級專政，這樣就可以用專政手段把全國的生產與消費集中在政府手中，由政府掌控，列寧后來總結說，他們錯誤地以為這樣就實現了共產主義，這就是所謂“軍事共產主義”！軍事共產主義的最主要措施是糧食征收制，把農民的大部分糧食，甚至口糧都收歸國有，這種對農民的剝奪引發(fā)農民的反抗，農民暴動蜂起，直接危及蘇維埃政權的存在，迫使布爾什維克黨放棄以糧食征收制為核心的“軍事共產主義”，改行以糧食稅為起點的新經濟政策，從革命走向改良。

所謂新經濟政策，說白了就是恢復革命前的商業(yè)和市場機制，這對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并不新，但對蘇維埃政權來說，相對于“軍事共產主義”而言，則是全新的政策，是對傳統(tǒng)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大突破。實施這一政策當然不是革命，而是改良，是完全符合當時俄國國情的，這一政策平息了農民暴動，拯救了蘇維埃政權，也為建設社會主義提供了不同于傳統(tǒng)社會主義觀念的另一種道路！

可惜的是，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實行不到十年，就被斯大林的“大轉變”所中斷。大轉變開啟了斯大林新時代。在上世紀二十年代，黨的領導人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等先后對斯大林的那一套進行了抵制和反抗，但最都遭到失敗，斯大林得以獨掌黨政大權，中斷新經濟政策，實質上回到“軍事共產主義”的體制上去。他強制實行農業(yè)集體化，剝奪農民積汲取資金以搞重工業(yè)化和軍事工業(yè)化，造成兩年大饑荒。此后不久，老百姓剛剛有飯吃，1936年斯大林匆匆宣布“建成”社會主義。就在這“社會主義”社會里實行大清洗、大鎮(zhèn)壓，使千百萬人頭落地，隨后又提出單獨一國建設共產主義的理論。衛(wèi)國戰(zhàn)爭勝利是全國軍民浴血奮戰(zhàn)的結果，斯大林卻借此認定他的體制的優(yōu)越性，不久又故態(tài)復萌，在反“世界主義”的掩飾下展開新一輪的清洗，使得高層人人自危。只是斯大林的突然死亡才終止了這一進程。這是《大轉變》這一卷的基本內容。

斯大林去世后的蘇聯(lián)歷史更是一部改革反改革的歷史。斯大林去世之時，蘇聯(lián)顯然已經不能再這樣繼續(xù)下去了，無論貝利亞還是赫魯曉夫都認識到必須改變現狀，貝利亞的“百日新政”，赫魯曉夫的所謂“解凍”，都是挽救蘇聯(lián)之舉。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批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揭開了斯大林問題的蓋子，震撼了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但是赫魯曉夫不敢觸動斯大林制度或者說體制，只在個人崇拜問題上做文章。這種不徹底性后患無窮，勃列日涅夫通過宮廷政變打倒赫魯曉夫后，很輕易地就恢復了沒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義。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接班的安德羅波夫又想搞改革，可惜他的壽命不長，接替他的契爾年科又走上回頭路。

一年后契爾年科歸西，這時的蘇聯(lián)經過幾次反復，尤其是勃列日涅夫的“停滯”，已經走進死胡同，無以為繼。人們把希望寄托在年輕的戈爾巴喬夫身上。戈氏知道蘇聯(lián)的現狀已經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但是他面臨的是與列寧在二十世紀初同樣的“怎么辦”的問題?！霸趺崔k？”戈氏并不清楚，所以他采取的第一個措施是“禁酒”，什么問題也解決不了，反而導致民怨沸騰。他這才冷靜下來認真考慮改革的切實可行的方案。他提出“新思維”，徹底平反冤假錯案，糾正偽造的歷史，填補“空白點”，實行“公開性”，讓人說話，改革聯(lián)盟制度以維持蘇維埃聯(lián)邦，等等。他的改革措施觸犯了“在冊權貴”的利益，于是有了“八一九政變”，這是反改革的政變，其宗旨是原封不動地保留原來的蘇聯(lián)不變，停止改革回到過去，但是反改革不得人心，幾天之后政變就煙消云散了。反戈氏改革的政變沒有能夠像當年反赫魯曉夫政變那樣獲得成功，這皆因時代不同了，改革已經成為時代的潮流?！鞍艘痪耪儭闭弑緛硐朐獠粍颖Ａ籼K聯(lián)，其結果反而加快蘇聯(lián)的解體進程，政變失敗后不久，蘇聯(lián)解體，蘇共解散，蘇維埃時代宣告結束。

縱觀蘇聯(lián)存在的七十多年，一直是改革反改革如此反復的歷史。其中只有列寧的改革是一場自覺的改革，列寧不怕自我否定，不怕否定實行了三年的“軍事共產主義”，改行新經濟政策，這是列寧的偉大之處，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還沒有過這種自我否定，主動糾正錯誤，實施改革的領導人。

《蘇聯(lián)春秋》三卷所涉及的就是以上內容，都是單篇文章，所以不可能對蘇聯(lián)的整個歷史做系統(tǒng)的敘述和評論，不過把蘇聯(lián)各個時期的問題搞清楚是描繪蘇聯(lián)完整圖景的先決條件，這些年來我所致力的就是這項工作。

《誰發(fā)動了十月革命？》

一個人是打不下天下的，兩個人也不行。領導革命，實施革命的是一個群體。蘇聯(lián)《格拉納特百科詞典》為紀念十月革命十周年，征集了幾百名著名人士的自傳，刊載在附錄“蘇聯(lián)和十月革命活動家”專欄上，他們經歷了沙皇時期的地下斗爭，參加了十月武裝起義，在國內戰(zhàn)爭中浴血奮戰(zhàn)，參與了建國初期的國家建設，他們是革命的領導力量和中堅力量，是革命的功臣，是他們以及成千上萬的赤衛(wèi)隊員、水兵、士兵、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組成浩浩蕩蕩的大軍，完成了十月革命，取得了內戰(zhàn)的勝利?！陡窭{特百科詞典》做了一件大好事，第一，趁傳主們還活著，能夠寫下他們在革命中的所作所為，所聞所見。第二，傳記寫于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歷史還沒有被篡改，他們所提供的是比較真實的歷史。這些自傳有點像塵封多年的歷史檔案，不僅在中國，就是俄國也不容易找到。中央編譯局圖書館存有蘇聯(lián)在五十年代贈送的全套《格拉納特百科詞典》，這在國內恐怕也是唯一的。

俄《格蘭納特百科詞典》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湖南出版社的編輯來編譯局組稿，希望我們給出版社提供一些著作。我建議從《格拉納特百科詞典》中挑選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傳記，編一本十月革命活動家的傳記選，出版社同意了，簽訂了合同。

我從《格拉納特百科詞典》中挑選出的五十六名在十月革命中發(fā)揮過較大作用的活動家，編譯成書，取名《十月的群星》。這些傳記絕大部分是自傳，一小部分是由他人撰寫，經本人審定的傳記，具有極大的史料價值。例如列寧的傳記是他的姐姐撰寫的，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的是他們自己撰寫的，斯大林傳記是他的秘書撰寫的。這些人的傳記使讀者對俄國革命有一個直觀的生動的認識。

我和同事們把這些自傳一條一條地翻譯出來。傳記中的許多人最后都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清洗中遭到鎮(zhèn)壓，但在八十年代中期多數人還沒有得到平反，因此他們最后的歸宿不很清楚，我從一本法文書中發(fā)現一些資料，請精通法文的老友顧良先生給翻譯出來。湖南出版社對出版這本書是很重視的，經過編輯加工，很快打出清樣，萬事俱備只等開印了。

不料1989年出版社內部好像發(fā)生了什么糾紛，有人將此書歸入《斯大林的情婦》之類，雖然此書的出版是經中宣部審查批準的，但最后還是被告知書不出了，原稿加上清樣退回給我們。

老友姜其煌先生原是編譯局的資深翻譯，后調到社科院情報所工作。該情報所有一個社科文獻出版社，姜先生很熱心，聽說有這么一部書稿，表示可以把這它交給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我托他把清樣交給了出版社。我以為這下子出書有望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過一段時間出版社說清樣丟了。只怪我自己太大意了，沒有給清樣復印留存，這樣我手頭只剩下一份手寫的手稿了。這以后聯(lián)系出版社的時候，我再不敢把原稿交出去了，只能介紹一下書稿的主要內容，提供目錄。但是找了幾家出版社都沒有成功，稿子就一直壓在我這兒。

這些材料確實是很珍貴的，我決定還是把手稿打印出來變成電子版保存，至少不會輕易丟失了。

201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周崢先生來訪，想了解一下有什么關于蘇聯(lián)的圖書可以推薦出版的。我推薦了手頭的這份布爾什維克自傳的手稿。識貨的周先生聽完我的介紹，當即表示可以考慮出書。

鑒于這些傳記只寫到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以前收集到的資料不夠準確，我根據蘇聯(lián)解體后的有關圖書和網上資料，補寫了他們以后的活動和遭遇的“續(xù)志”。這樣可以看到他們在國內戰(zhàn)爭和新經濟政策時期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等各個方面所發(fā)揮的作用，可惜的是本書所收的五十六人中有二十七人遭槍決，三人自殺，四人遭暗殺。除被白衛(wèi)暗殺的兩人外，非正常死亡的共三十二人。

在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的時候，上海人民出版推出《誰發(fā)動了十月革命》這本書是非常有意義的，這既是對革命先烈的紀念，也是真實歷史的回歸。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誰《發(fā)動了十月革命》

《灰皮書——回憶與研究》

“灰皮書”起源于中央編譯局，其他單位如中聯(lián)部、商務印書館等也編譯出版過灰皮書，但其核心部分是編譯局搞的。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為配合中蘇論戰(zhàn)，上級要編譯局編譯和推薦出版一批老修正主義者、機會主義者的著作。其中包括考茨基、伯恩斯坦、普列漢諾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著作。首先需要找到這些著作，我們先分別編出了各個機會主義者、修正主義者著作目錄，然后跑遍北京的各圖書館尋找這些圖書，包括北京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北大、清華的圖書館，中聯(lián)部、調查部的圖書館，等等。人民出版社還到上海公安局的圖書館去尋找托洛茨基的著作。這些著作目錄后來匯集成一本《修正主義者、機會主義者著作目錄》，以三聯(lián)書店資料室名義刊印成書。

除推薦和翻譯機會主義修正主義者的著作外，我們編選了《考茨基言論》《伯恩斯坦言論》《巴庫寧言論》《布哈林言論》《托洛茨基言論》等等。我和林基洲同志還編選了《托洛茨基反動言論摘錄》，共兩卷十五個專題。編選這些言論不僅用了能找到的他們的著作，還去查閱德文的《新時代》雜志，俄文的《火星報》《真理報》和《布爾什維克》雜志。這項工作也相當艱苦，要一頁一頁地翻閱。在這過程中，我們發(fā)現《真理報》上的某些反對派的文章以及斯大林當年稱贊托洛茨基等人的文章被剪掉了！不知道奧威爾當年寫作《1984年》的時候是否掌握這一信息！

到了二十一世紀，當年參加編譯“灰皮書”的這些人士都先后退休了?；ǔ浅霭嫔绲牧仲t治先生非常有想法，他認識編譯局研究第二國際的專家殷敘彝先生，曾建議他找人編寫有關“灰皮書”的回憶錄，但是殷先生年老體弱，承擔不了這項工作。林先生后來又找到我，希望我來組織同事編寫回憶錄。但是這時候我自己正主持九卷本的《蘇聯(lián)史》的撰寫工作，并且負責撰寫其中第三卷《新經濟政策的俄國》，顧不上別的工作。2013年《蘇聯(lián)史》中的五卷出版，可以暫時告一個段落了。有一次我因病住院。閑著沒事，突然想起了搞“灰皮書”的歷史，我們這一代人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把二十年的青春都獻給了“灰皮書”的編譯工作，為我國這一獨特的出版物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這樣一段歷史值得回憶并記錄下來。尤其是參加工作的這些同事，都已經八十歲上下，如果不抓緊時間，以后恐怕再也不會有人來做這項工作了。所以我在醫(yī)院里用筆記本電腦起草了一份給局領導的報告，建議組織人編寫有關“灰皮書”的回憶錄，我特別強調這是一下?lián)尵刃缘墓こ蹋仨氉ゾo。報告送上去，本來以為還得來回商量一下，誰知道不到一個月領導就批準了這項工作，同意立項，撥給經費，并把項目取名為《灰皮書——回憶與研究》。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灰皮書》部分編寫人員：前排左起：于滬生，耿睿勤，周懋庸。后排左起：戴隆斌，胡文建，李興耕，王學東，鄭異凡，顧家慶。2013年

我自告奮勇?lián)沃骶帲抑悦熳运]，一個原因是我從頭到尾一直參與“灰皮書”的編譯工作。在史無前例期間，為應對對編譯“灰皮書”的攻擊，我和殷敘彝先生對“灰皮書”的來龍去脈進行了調查，清楚工作的真相。我把調查結果寫了一個報告，寄給主持這項工作的康生，希望他能表個態(tài)，以結束單位內部的派戰(zhàn)。但是康生并沒有給與回應。后來在清查五一六運動中，康辦把我的信轉回駐編譯局的軍宣隊，說我“整康老的黑材料”，我被隔離審查，關了五十多天，接著又下放到中辦五七學校當了兩年的“非革命群眾”。這是“灰皮書”惹的禍。其實問題很簡單，誰會把所整的某人的“黑材料”直接寄給他本人，天下哪有這樣的傻瓜？不過，通過調查，我對“灰皮書”的來龍去脈確實比較了解。另一方面，在老人中間，我算是相對比較年輕點的，并且我掌握了電腦以及掃描復印的技術，家里有這一套設備，工作起來比較方便。

這確實是搶救性的項目。課題組召開第一次會議后不久，“灰皮書”的編譯者之一楊彥君先生就去世了，他參加了《布哈林言論》的編譯工作，是一位精通俄語和英語的專家。這里要特別提一下我們的老大哥殷敘彝先生。他是第二國際、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的研究專家，《考茨基言論》和《伯恩斯坦言論》的主編，他非常支持這項工作，竭盡全力來撰寫有關回憶錄。其間曾多次因病住院，出院后不能提筆書寫，就改用錄音的方式，講述他從五十年代來編譯局研究室工作，到成立國際共運史資料室，從研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到研究和編譯考茨基等人著作的歷史。可惜的是他沒有能夠看到這本回憶與研究的書。在他離世的前三天，我和老伴去看他，他還問什么時候能見到書。為悼念殷先生，盧森堡著作的編譯者周懋庸女士填了一首詞：

臨江仙——悼師兼友殷敘彝先生

憶昔國際所成立，

比肩都是豪英。

自甘寂寞總無聲，

四壁圖書里，

研史求明證。

生平友誼師兼友，

消息傳來堪驚。

高年九十可慰情，

故人常在憶，

不眠到三更。

不料，一個月不到，2014年5月10日周懋庸女士也猝然西去，沒有見到《灰皮書——回憶與研究》！懋庸曾在總政文工團工作，后入北京大學學習德語，是中央編譯局大才女，演藝、翻譯、研究樣樣皆精，退休后創(chuàng)作《長相思》，獲上海第四屆長中篇小說優(yōu)秀作品大獎。我在悲痛中學填“臨江仙”悼念：

去年鑫園曾共飲，

一堂歡笑才英，

地北天南論古今。

柳蔭蟬聲里，

相扶蹣跚行！

三十年來頻噩夢，

優(yōu)雅淡定不驚，

研究創(chuàng)作自多情。

才女從此逝，

何處覓知音!

一年后，2015年5月，我們又告別了一位資深翻譯家蔡愷民女士。她是《托洛茨基言論》和《布哈林言論》以及后來公開出版的《布哈林文選》的主要譯者之一，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新經濟學》的譯者，評介過布哈林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經濟著作和經濟觀點。我們合作多年，遺憾的是，她最后也沒能見到《灰皮書——回憶與研究》！

撰寫關于灰皮書的回憶錄是林賢治先生首倡，后來他又把我們推薦給漓江出版社。我們非常感謝林先生的熱心。出這樣一本書是非常有價值的，它不僅有當事人，包括人民出版社總編輯張惠卿先生、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沈昌文先生、中宣部出版處外國政治學術書籍編譯出版辦公室副主任馮修蕙女士等人的詳實的珍貴回憶錄，還收錄了一批改革開放后重新評價這些所謂機會主義者、修正主義者的文章和不為人知的當年外國政治學術書籍編譯辦公室的幾份簡報（這是馮修蕙女士提供的）。我過去雖然為簡報寫過不少評介的文章，但始終沒有見過此簡報的全貌。

奉命編譯“灰皮書”，是為當年“反修斗爭”服務的，然而卻讓人們看到國際共運歷史上的爭論真相，看清一些被妖魔化被抹黑的人物的真實觀點和主張，這些書“文革”期間流入社會，又成為某些知青的啟蒙讀物，這一切都是始料所不及的。

《灰皮書——回憶與研究》編寫過程中，周懋庸女士頗有感慨，2013年8月曾寫“暮年寫《灰皮書》有感“記之：

暮年文采寫千秋,

半世多艱已白頭。

淡泊寂寥還蕭瑟,

是真名士自風流！

我也跟著和了四句：

諸子百家寫春秋，

亦幻亦真溯源頭。

山路崎嶇多荊棘，

不舍涓滴萬古流！

2020年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