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20年10月26日，智利舉行了公投，廢除了皮諾切特法西斯政權(quán)憲法，并啟動了新憲法程序。這一名聲狼藉的憲法在過去四十年間遭受了大量的批評，而該憲法遭到廢除也展現(xiàn)了智利人民改革的決心。作為智利文化的重要部分，智利的音樂與人民反對法西斯獨裁政權(quán)的歷史與相互依存，不可分離。在智利的歷史上，著名的智利歌手維克多·哈拉就因演唱代表人民和反對壓迫的歌曲而被折磨致死。在智利的文化歷史上，包括比奧萊塔·帕拉等在內(nèi)的拉美新歌音樂家用他們的歌聲表達了對這片土地和人民的熱愛。這些來自于底層人民的歌曲也成為了智利人民所能依靠的希望，成為了點燃智利改革的文化火種。對于歌手們而言，即使面對可預見到的痛苦與黑暗，也要為哺育了自己的人民而歌唱，這正是他們?yōu)楹笕藗鬟f的精神和信念。本文原載于《多數(shù)派》，原題為《音樂 | 智利新歌：不會沉默的人民之聲》。

歌者為誰歌唱？在“表達自我”的創(chuàng)作觀念統(tǒng)攝下，音樂被視為作者自身的表達。《反抗：搖滾與民謠》專題上一篇文章寫到中國大陸的工人樂隊是通過音樂認識工人，為工人歌唱。在當下的中國大陸，這樣的實踐是零星的。這篇文章作者讓我們把眼光拉回到1960年的拉美，彼時帝國主義對拉美的攫取給其留下無限的創(chuàng)傷，拉美人們也用豐饒的痛苦創(chuàng)造了全新的、歌者和被歌者（資本主義和殖民體系下的“邊緣人”）呼應的新歌運動。新歌運動的旗手維克多·哈拉（Víctor Jara）踐行著用音樂回報底層、用音樂反抗強權(quán)的音樂理念，他說：“我所說的革命不是指知識分子的浪漫主義、標語口號或革命幼稚??；我指的是在我們?nèi)嗣竦母星楸磉_中，那部分最高貴、最樸素、最深沉、最真摯的東西?！?/p>

歌手的犧牲

1973年，智利人民團結(jié)陣線走到了執(zhí)政的第三個年頭。9月11日的早晨看似平靜。歌手維克多·哈拉（Víctor Jara）正準備前往國立理工大學——在這所大學中，他曾經(jīng)結(jié)交了許多熱情、反叛的年輕人。在他的幫助下，這些年輕人后來組建了兩支著名的樂隊——印地-伊利馬尼（Inti-Illimani，ayamara方言“山上的太陽”之意）和基拉帕云（Quilapayún，意為“三撇胡子”），這兩支樂隊都曾以闡釋過“拉美國際歌”《團結(jié)的人民永不被擊潰》（El pueblo unido jamás será vencido）聞名，而維克多·哈拉與他們一起，都是智利新歌運動（Nueva canción）的旗手。

維克多·哈拉

但這一天他并不是要去國立理工大學拜訪舊友。原定這一天，總統(tǒng)薩爾瓦多·阿連德將參加在國立理工大學舉辦的“反法西斯內(nèi)戰(zhàn)恐怖主義”展覽開幕式。時局并不穩(wěn)定。這個歷史上第一個民選社會主義政黨的總統(tǒng)將宣布一項決定：舉行公民投票解決國內(nèi)危機。而維克多將要在群眾大會上演唱。臨行前，維克多打開了收音機，聽到的卻是阿連德總統(tǒng)向智利人民發(fā)出的告別演說：“這肯定是我最后一次向你們講話的機會。在這樣的現(xiàn)實面前，我只能對勞動者們說：我不辭職。（處在歷史的轉(zhuǎn)折時刻，）我將以我的生命來回報人民的忠誠。我要告訴你們，我堅信，我們在智利人民心中播下的種子值得成千上萬智利人自豪，它絕不會死滅。（他們現(xiàn)在有力量，他們會壓倒我們，但是）罪行和武力都無法阻止社會的進程。歷史是我們的，創(chuàng)造歷史的是人民......”

1973年9月11日，皮諾切特發(fā)動政變

開幕式不可能進行了。而維克多對妻子說：“你知道，我無論如何要去?！卑⑦B德作為總統(tǒng)直到最后一刻都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而作為歌手的維克多，他的崗位在舞臺上、在聽眾之間。他再也沒有回來。35歲的維克多·哈拉，兩個女兒的父親、貧民的兒子、智共黨員、智利大學戲劇學院的教師和導演、維奧萊塔·帕拉口中“智利首屈一指的民謠歌手”、萬眾矚目的歌星、商業(yè)電臺的寵兒，死于軍警之手。他的手指被敲碎、雙手被折斷，身中四十四彈，身上有不計其數(shù)的傷痕。在他被折磨致死的智利國家體育場中，成千上萬的勞動者曾經(jīng)為他的《向農(nóng)夫的祈禱詞》（Plegaria a un labrador）鼓掌歡呼。正是憑借這一首戰(zhàn)斗性極強的歌曲，他獲得了第一屆智利新歌節(jié)的一等獎。也正是在體育場周邊的貧民區(qū)，15歲便喪母的維克多度過了他艱難的少年時代。維克多可能對自己的命運早有預感。日趨緊張的國內(nèi)形勢下，作為旗幟鮮明的社會主義者和“人民歌手”，他受到越來越多的威脅，甚至疑問于自己是否能活過40歲，活到社會主義的建立。維克多犧牲前不久曾在許多歌曲中透露“至死都將繼續(xù)歌唱”的詞句，如在《人民之風》（Viento del pueblo）中，他就曾寫下“直到死亡將我?guī)ё摺?，后來因顯得太過悲觀而改掉了歌詞。這些歌曲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自白》（Manifiesto），許多人認為，這首歌就是維克多的遺言。我不為歌唱而歌唱，亦不為天生一副好嗓。我歌唱因為那吉他，也有理性與熱腸?！谝磺薪Y(jié)束時，一切又將開始。勇敢的歌，將永遠是新歌?！S克多·哈拉《自白》不止一位新歌歌手曾經(jīng)有過類似的表達。維奧萊塔·帕拉基拉帕云曾經(jīng)翻唱過“烏拉圭人民歌曲”（Canto popular uruguayo）歌手Daniel Viglietti的歌曲《為了它們歌唱》（Por ellos canto），歌唱是為了生活中的斗爭、為了貧困人們的呼喊、為了靈魂的充實、為了反抗權(quán)力的恐怖、為了沉默的言語，也為了愛：終點并不意味著結(jié)束，起點也尚未開始。我永遠活在路上，這樣去愛、去斗爭、去思考。正如維克多的妻子若安（Joan Jara）為他寫的傳記標題，他戛然而止的一生是一首未唱完的歌（英語版標題：An Unfinished Song），這首歌被外力生生截斷（西語版標題：Un canto truncado）。維克多殞身后，“智利新歌”也成為了軍政府的眼中釘，成為了“危險的顛覆性音樂”，印第安樂器也成為了“顛覆性樂器”。維克多和其他新歌運動歌手的音樂被嚴禁播放，進步唱片社遭到查封，一切能被找到的音樂資料都被燒毀。而歌手們也遭到拘捕、拷打、流放、殺戮。然而，生命的結(jié)束并不意味著新歌的消逝，生于拉美大地的新歌并未因此死滅，反而有無數(shù)人繼續(xù)走在這條路上。在智利國內(nèi)，新歌成為了反抗軍政府的精神力量，他們的歌曲被民眾冒著生命危險反復吟唱；在拉美大陸，新歌成為連結(jié)西語世界左翼藝術家的紐帶，前輩的抗爭激勵著下一代音樂人的創(chuàng)作和奮斗；在全世界，《感謝生活》（Gracias a la vida）《在和平中生活的權(quán)利》（El derecho de vivir en paz）《團結(jié)的人民永不被擊潰》等歌曲成為了超越語言隔閡的傳唱之作。

拉美新歌：被血淚澆灌的土壤生出的音樂

新歌，何以成其“新”？它何以有如此的能量：令壓迫者厭惡懼怕，令歌手為其慷慨悲歌、不惜獻出生命？這里的“新”指的并不是歌手們新創(chuàng)作的歌曲，而是一個嶄新的文化運動：不僅僅是為了“復興民謠”，它關注更多的是音樂背后的人——資本主義和殖民體系下的“邊緣人”。此時，音樂的重要之處不在于旋律、細節(jié)，而在于闡釋它的歌手，在于歌曲所產(chǎn)生的表達、交流、聯(lián)結(jié)各個群體的作用。新歌本身就產(chǎn)生于左翼藝術家之間“音樂合作社”式的交流與聯(lián)系?！靶赂柽\動”在一個個進步民謠歌手小圈子的聚會中慢慢萌芽、壯大。雖然新歌歌手大部分是智利共產(chǎn)黨的成員或支持者，這一文藝運動也并非政黨領導下的體制化的運動，它沒有層級結(jié)構(gòu)、宣言綱領。它來源于人們的勞動生活和不懈反抗，來源于在憂傷和苦痛中生發(fā)的樂觀，來源于無數(shù)藝術家與工農(nóng)的血脈聯(lián)系。這些聲音匯聚成了拉美的時代之聲。維奧萊塔·帕拉（Violeta Parra）就是這樣一位出身農(nóng)村的歌手，智利底層人民的“歌魂“。她從未獲得接受正規(guī)音樂教育的機會，也不識五線譜，但她的雙腳踏遍了智利的鄉(xiāng)村——只攜帶著記錄簿、鉛筆和一把吉他，賣唱搭車、粗茶淡飯。數(shù)十年之中，她收集整理了三千多首民歌。人們評論說，她的工作抵得上一整個人類學考察隊的工作量。同時她還把民間音樂形式和社會政治題材、為社會鼓與呼的責任感結(jié)合起來，她歌唱因支持罷工被捕入獄的工人、歌唱童工悲慘的生活、贊頌學生運動中勇敢的青年知識分子。粗糲不加矯飾的聲音、情深意切的歌詞、農(nóng)民裝束和不加梳理的黑色長發(fā)，這些都是她區(qū)別于主流歌手的特別之處。她影響了包括維克多·哈拉的諸多歌手后輩。維奧萊塔堅韌的一生激勵和啟發(fā)了下一代藝術家的創(chuàng)作。她的《感謝生活》（Gracias a la vida）曾令無數(shù)聽者動容，而她的《學生萬歲》（Que vivan los estudiantes）也成為了同時期拉美大陸學生運動的標志性歌曲。

比奧萊塔·帕拉

維克多·哈拉是比奧萊塔音樂精神的踐行者。結(jié)識比奧萊塔可以說是維克多人生的轉(zhuǎn)折點，也是新歌運動中的重要節(jié)點。與比奧萊塔的徹夜長談使維克多將對音樂的熱愛更多地融入社會責任感的踐行，對于維克多來說，民謠音樂也從愛好變成了使命。他也和比奧萊塔一樣，出身貧寒，熟悉田間勞動和農(nóng)民生活。他常常身著農(nóng)民常穿的民族服裝：蓬喬（poncho），走到田間地頭、工廠車間，為勞動者們和孩子們演唱。在出任圣地亞哥郊區(qū)一個民謠音樂學院的領導時，為了讓學生們能夠接觸到周邊農(nóng)村的農(nóng)民歌手，維克多鼓勵學生們周末去鄉(xiāng)村記錄本地民間歌曲。在他的指導下，學生們并不是像學者習慣的那樣帶上調(diào)查問卷完成學術任務，維克多認為這樣的學術體系反而會阻礙真正的交流。維克多習慣去先去培養(yǎng)信任和友誼，帶上一瓶酒、一把吉他，進行真實生活經(jīng)驗的分享。這時，知識分子或藝術家并不是對底層民眾進行“教育”或“灌輸”，而是從平等的交流中發(fā)掘出生活哺育的多姿多彩的情感、體會人們的喜怒哀樂，啟發(fā)人們進行表達。智利新歌不是同質(zhì)化的音樂表達，不是根據(jù)既有理念進行創(chuàng)作的命題作文，而是一個探索和發(fā)現(xiàn)的過程。堅韌的智利民眾深沉的情感不能被教條所概括，歌手們相信，“生活”才是一所最好的音樂學校。藝術家們也切實踐行著“走向人民”的承諾——隨著新歌運動的發(fā)展和國家層面左翼力量的不斷壯大，進步歌手社群“帕拉兄妹之家”（pe?a de los Parras）開始逐漸走出知識分子精英小圈子交流的局限，成為了新歌運動的重要據(jù)點，與工人、學生建立了緊密的聯(lián)系，扎根社區(qū)開辦工作坊，啟發(fā)人們創(chuàng)作詩歌、作曲、制作工藝品，并進行有關于自己生活境況的討論。正如維克多妻子若安為他寫的傳記中所提到的：“新歌運動并不屬于歌手們，因為人民已經(jīng)學會了歌唱。”也正如比奧萊塔那首著名的《感謝生活》中的歌詞：“眾人的歌便是我自己的歌?！保╡l canto de todos es mi propio canto， “the song of all is my own song”）在平等的交流氣氛之中，維克多總是能與人們交流生活中切實存在的問題，讓人們產(chǎn)生發(fā)自內(nèi)心的回應。他創(chuàng)作過許許多多反映勞動者生活的歌曲——講述織毛毯婦女的《安赫麗塔·烏埃努曼》（ángelita Huenumán），講述勞動者的艱辛與樂觀的《犁》（El arado），講述要在寒冷中勞作抽煙取暖的勞動者的《香煙》（El cigarrito）。成為大學職工并沒有阻礙他與民眾的聯(lián)系。其中最具標志性的一首歌就是第一屆智利新歌節(jié)的獲獎歌曲《向農(nóng)夫的祈禱詞》。拉美的人民是虔信的人民。在相信著“上帝站在窮人一邊”的馬克思主義天主教徒眼中，天主教不僅僅提供彼岸的慰藉，更是指引人們在現(xiàn)實世界中進行反抗壓迫的現(xiàn)實斗爭——這就是生于拉丁美洲基層教會的“解放神學”。在這些基層教會中，神父由推舉產(chǎn)生，人們自由地解讀討論圣經(jīng)，將圣經(jīng)作為反抗現(xiàn)實壓迫秩序的依據(jù)和工具。維克多的歌曲就化用了《天主經(jīng)》的形式，將對上帝的祈禱化作對勞動者團結(jié)的呼吁，讓勞動者意識到自己的力量：

站起來吧，望著那山崗，

從那里傳來了風、流水和陽光，你操縱著河流的方向，你將自由的靈魂播撒向四方。站起來吧，看著你的雙手，要想壯大就握緊你兄弟的手，讓我們團結(jié)起來在血流中向前走。

文藝的政治性

“當一首歌曲是為了一個更好的世界而作，那么它就是政治性歌曲?！本S克多·哈拉曾經(jīng)有許多選擇。自小勤奮努力的他，有機會成為一個著名導演，成為表演教授，成為歌星，成為中產(chǎn)階級。但他選擇了更艱險的一條路：用音樂回報底層、用音樂反抗強權(quán)。許多拉美歌手都曾經(jīng)翻唱過這首歌《如果歌手沉默》（Si se calla el cantor），可以當作他們對于自己使命的誓言：如果歌手沉默，生命也會沉默，因為生命本身就是一首歌。如果歌手沉默，希望、光芒和快樂將在恐懼中滅亡……歌手不要沉默，因為懦弱的沉默袒護著壓迫人的邪惡。歌手從來都不會屈從，他們面對罪行從不會沉默。當歌手開始呼號，舉起所有的旗幟吧。在夜晚，一千把吉他將使這首不朽的歌泣血，直到永遠。智利新歌本身就成長于種種矛盾之中。它不僅僅是相對于主流統(tǒng)治階級的聲音存在的“被壓迫者”之聲，也是成長于不斷變化發(fā)展的階級斗爭的形勢的“反抗”之聲。正是不斷變幻的政治沖突和分化影響了“新歌”作為一種獨立的音樂流派的定義。拉美所承受的帝國主義的壓迫不僅來自于經(jīng)濟、政治層面，還反映在大眾文化層面。新歌運動本身就起始于對美國文化工業(yè)侵略的反叛。在文化工業(yè)的影響下，西方的商業(yè)歌曲也充塞了智利的音樂界，許多智利歌手為了市場將自己的西班牙語名字修改得更加“美國化”。與此同時，被稱為新民俗（neofolklore）歌曲的民謠音樂也發(fā)展起來，本該反映人們生活的民謠也成為了廉價的消費品，智利農(nóng)村被塑造成田園詩般的世外桃源，人民的生活被感性地理想化了，只剩下了對祖國、故鄉(xiāng)、愛情的贊頌。而新民俗歌曲的演唱者也向上層階級靠攏——需要身著晚禮服、發(fā)型整潔、打扮考究。這對于出身貧民的質(zhì)樸歌手們來說，這樣的環(huán)境十分壓抑拘謹。維克多曾說：“文化入侵像一棵參天大樹，阻礙了我們看到自己的太陽、天空和星星。我們?yōu)榱酥匾娞烊斩窢帲仨氁獙⑦@棵大樹連根拔起?！睘榱诉h離這種精致而諂媚的文藝氣氛，也為了給志同道合的藝術家朋友建立一個自由交流的空間，一些藝術家紛紛組織起了小圈子（pe?a），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帕拉兄妹之家”，即比奧萊塔的一雙兒女：安赫爾和伊莎貝爾所主持創(chuàng)立的?！芭晾置弥摇辈粌H僅是一個嶄新的歌曲運動的據(jù)點，還是擁有左翼觀點的人們交流的空間，因有各種各樣的“革命者”而著名——從馬克思主義者到左翼天主教徒、從工會成員到進步學生。在簡陋的長凳上和煙霧繚繞的環(huán)境下，人們徹夜交談、演奏、唱歌，小小的陋居常常人滿為患。隨著拉美其他國家軍事獨裁的發(fā)展，帕拉兄妹之家還成為了巴西、烏拉圭、阿根廷流亡歌手們的庇護所。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產(chǎn)生的具有強烈的人民立場、底層色彩的音樂，不可能不和大眾政治發(fā)生緊密的聯(lián)系。隨著六十年代末社會形勢的變化，這個藝術家小圈子不僅成為連結(jié)智利乃至整個拉美大陸進步歌手的紐帶，也與社會運動融合在一起。首當其沖的便是維克多的歌曲《Movil oil special》被廣泛地運用于智利1968年爭取大學改革的街頭運動之中。維克多很高興自己的歌曲成為了日常生活斗爭中的一部分，甚至在街壘現(xiàn)場錄制了這首歌曲，音樂背景中便有催淚彈爆炸的聲音。而隨著運動之后大學改革的推進、院系組織的調(diào)整，學生和工會運動的聯(lián)系也日趨增強，維克多可以不必去他所厭惡的媒體上演唱，而是能夠更多地接觸到他所想要去接觸的工農(nóng)群體。越來越多的工會組織邀請維克多去演唱。智利的工會活動有著激勵藝術創(chuàng)作的傳統(tǒng)，在工會的文藝活動中，工人戲劇、詩朗誦和政治會議上的歌曲都發(fā)展起來了，這在大多數(shù)工人還是文盲的環(huán)境下顯得十分難得。而維克多去演唱有時是為了支持罷工活動，有時僅僅是因為工人們熱愛他的音樂。維克多也越來越意識到音樂作為抗爭的武器這一作用。他說：“一個藝術家，如果他是真正的創(chuàng)造者，那么他就像游擊隊員一樣危險，因為他具有極強的溝通和交流的能力。”而后，維克多越來越深入地參與到抗爭活動之中。1969年3月9日，智利延基韋?。↙lanquihué）蒙特港（Puerto Montt）防暴警察用暴力方式清理了占地運動貧民在空地上建造的破屋，造成了七人死亡，七十多人受傷，一個九個月大的嬰兒因為吸入催淚煙霧而死。圣地亞哥因此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學生和警察間的沖突。維克多創(chuàng)作了《蒙特港之問》（Preguntas por puerto Montt），在歌曲中直呼內(nèi)政部長和省長的名字質(zhì)問他們：“您應該回應，佩雷斯·蘇可里奇先生（Pérez Zujovic），為什么面對手無寸鐵的人民，要用機槍來回答他們。佩雷斯·蘇可里奇先生，您把您的良知放進棺材埋了起來。南方的所有雨水，也無法洗清你雙手沾的鮮血?！本S克多的妻子還記得他演唱這首歌的模樣：他緊繃著分開的雙腿、熱血在他周身和吉他上流動，仿佛他的生命就依賴于歌唱。因為這首極具戰(zhàn)斗性的歌曲，他被上流社會的人威脅攻擊。維克多創(chuàng)作過許多控訴強權(quán)暴力的歌曲，新歌也常常使用在抗議場合之中，但這首歌并不“自我定位”為“抗議歌曲”。維克多對“抗議歌曲”保持著清醒而冷靜的認識，他明白文化工業(yè)是如何收編“抗議歌曲”的——“首先，將抗議歌曲納入批量生產(chǎn)和商業(yè)渠道。然后，樹立抗議歌曲偶像，借助于這些偶像麻痹青年的天然反抗性。這些偶像將像其他商業(yè)歌星一樣遭受曇花一現(xiàn)的命運。所以與其說我們是抗議歌手，不如說我們是革命的歌手。”“如果在音樂創(chuàng)作的背后沒有一個革命的人，那就不會有什么革命歌曲。我所說的革命不是指知識分子的浪漫主義、標語口號或革命幼稚??；我指的是在我們?nèi)嗣竦母星楸磉_中，那部分最高貴、最樸素、最深沉、最真摯的東西?！弊鳛橹抢伯a(chǎn)黨和人民陣線的支持者，維克多也為社會主義鼓與呼，參與創(chuàng)作了《我們必勝》（Venceremos）這一人民陣線競選歌曲。在1970年人民陣線當選之后，進步知識分子們滿懷希望與熱忱去探索和平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維克多曾寫道：“我真想變成10個人來做10倍應該做的事情。我們遇到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嘗試通過和平道路創(chuàng)立社會主義社會，我們不應該放棄這個機會......全世界都在期待著我們?！泵鎸ψ匀粸暮εc復雜的國內(nèi)形勢導致的生產(chǎn)、交通問題，維克多和大學師生常常參與義務勞動——救災、搶收、搬運、下礦井，他還是用他那明朗、熱情的微笑鼓勵著每一位為新社會付出勞動的同志。投身于建設的生活也是充滿創(chuàng)作靈感的生活。在救災之中維克多夫婦曾收留過一個幼童盧欽，維克多便以他為題創(chuàng)作了《盧欽》（Luchín），歌唱城市貧民區(qū)兒童的生活。在他留存于世不多的視頻資料中，就有演唱這首歌的錄像。他解釋這首歌的創(chuàng)作背景時說到，我們的國家有千千萬萬這樣的兒童，而以后，他們將成為工廠勞動者，成為工廠的主人翁。為了贊美人們義務勞動建設新世界的熱情，他曾經(jīng)創(chuàng)作過《志愿多美好》（Que lindo ser voluntario）這一首歌曲：“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去志愿勞動。修建社區(qū)公園，建橋架屋鋪路。繼續(xù)向著我們的目標，前進?！?/p>

然而和平的建設時光還是短暫的。維克多·哈拉在短暫的35歲的一生中創(chuàng)作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他在智利體育場飽受折磨時寫下的。他還沒有來得及創(chuàng)作旋律，甚至也沒有把詞句寫完，軍警就再次將他帶走了。一個年輕人把記錄著他最后的作品的紙條塞進了襪子里。這首歌叫《我們是五千個人》（Somos cinco mil）：我們是五千個人，在這座城市的這一小塊地方。在整個國家每一個大大小小的城市里，僅僅在這里就有一萬只手，它們曾播下種子，它們曾讓工廠運行。當我不得不訴說恐怖時，歌啊，你讓我唱得多么艱難！

他在承受著最后的毆打與折磨。槍托砸向他的雙手，軍官喊著：“看你還能彈吉他嗎，婊子養(yǎng)的！”承受了四天非人折磨的維克多，竟又開始唱起了《我們必勝》：“……一千條鎖鏈將被打斷，我們終將戰(zhàn)勝苦難……”1973年9月23日，智利詩人聶魯達病死在圣地亞哥的醫(yī)院里。25日，首都圣地亞哥幾百個人冒著被追捕的風險，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當裝甲車開來威脅送葬隊伍時，隊伍中響起了由遠及近的聲浪：“巴勃羅·聶魯達，現(xiàn)在、永遠和我們在一起！”“薩爾瓦多·阿連德，現(xiàn)在、永遠和我們在一起！”“維克多·哈拉，現(xiàn)在、永遠和我們在一起！”維克多的死成為了音樂反抗強權(quán)與獨裁的永恒象征。這是拉丁美洲20世紀人民文藝的縮影，也是斗士們奮斗至死的縮影。生于大地的吉他音樂天性便與底層生活血脈相連，而被不懈的群眾運動和堅韌的人民哺育的歌手們，他們的命運從他們拿起吉他的那一刻起就已經(jīng)注定了。只要陽光和風還在哺育著這個熱情如火的民族，它便還將頑強生長、不斷斗爭，新歌便還是一個在路上的運動。正如智利新歌運動最重要的音樂節(jié)“新港音樂節(jié)”標志中所引用的一句歌詞：繼續(xù)在路上開辟你命運的航跡吧，沒人能奪走你播種的快樂。

（本文原載于《多數(shù)派》，原題為《音樂 | 智利新歌：不會沉默的人民之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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