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目制移民工：一種非典型的移民勞工

關于跨國勞工，人們首先想到的多是在唐人街中餐館打工的非法移民，或是在華人開辦制造廠中從事一線生產的工人。傳統(tǒng)的低技能勞工移民在實現(xiàn)遷移后，時常會陷入經(jīng)濟困境的泥沼，他們忍受著海外惡劣的生活環(huán)境，期冀能夠通過自己辛勤的勞動在發(fā)達國家獲得合法身份，讓國內的家人享受更好的生活。相比之下，項目制移民工無疑是跨國勞工中的一個特殊群體。李明歡教授將項目制移民工 (Project-tied migrant workers) 定義為由移民工人的雇主帶往他國、在一定時期內、從事特定項目工作的工人。

現(xiàn)年42歲的阿強來自江蘇無錫，他從事空調系統(tǒng)中風管安裝的工作已經(jīng)二十多年了。中學畢業(yè)后閑散在家的阿強在熟人的介紹下開始跟著師傅當學徒，幾年后，對技術和行規(guī)熟悉了，他便開始單干接活。2008年，經(jīng)由相熟項目經(jīng)理的推薦，在工作中積累了不少人脈與資源的阿強成為了一名工頭。此后，在普通工人之外，阿強又扮演起了督工的角色。以此為契機，他開始比其他工人更關注起了建筑勞務行業(yè)的各種信息與發(fā)展動向。2012年，阿強第一次接觸到海外工程項目。生平第一次出國，他與工友們在烏茲別克斯坦工作了六個月，并對友好、熱情的烏茲別克斯坦人留下了不錯的印象。自此，他從全國跑變成了全世界跑。此后的八年間，他多次以工頭的身份帶領工人遠赴海外，參與國際工程項目，陸續(xù)到訪過伊朗、烏茲別克斯坦、印度、加納、瑞典等多個國家。在這個過程中，他積累了豐富的海外項目經(jīng)驗，并深受相熟的勞務公司與工人的信賴。

海外工程項目是項目制移民工的一個主要聚集地。由于建筑業(yè)生產有著周期性、單件性的特點，不同項目所處的地點、所需的工種及各工種的具體人員數(shù)量也各不相同，這使得工程項目的開展高度依賴于流動的勞動力資源。建筑工人們在工程伊始聚集，又在工程結束后各自分散。在這個過程中，工頭是將分散在各地的工人們聚攏在一起的“網(wǎng)”，負擔著施工工人召集、管理以及薪資分配等的工作。海外工程項目也基本沿襲了這種運作方式，與國內工程不同的是，由于語言與海外經(jīng)驗的限制，工頭在海外工程項目中一般不會擔任最低一級的承包商，而是以督工的角色協(xié)助項目經(jīng)理開展管理工作。通常情況下，海外工程項目進行期間，勞務公司會全權負責處理工人出入境相關事宜，并安排工人在海外的生活起居；項目結束后，項目制移民工便會在雇主的安排下返回國內，不會在海外過多逗留。在此情況下，項目制移民工需要負擔的遷移風險很低，他們不需要像傳統(tǒng)跨國勞工那樣獨自面對在海外的生存問題，也不用自己處理在國外遭遇的危機情況。同時，與傳統(tǒng)跨國勞工不同，項目制移民工的移民傾向較弱，他們普遍沒有在海外定居的意向，也沒有積極適應與融入他國社會的動機與需求。

近年來，伴隨著我國對外經(jīng)濟合作規(guī)模的快速擴張，以及勞務外派的工作程序規(guī)范化和標準化，越來越多的建筑工人與阿強一樣，以參加國際項目的形式流向海外，項目制移民工迅速成長為勞工移民中的重要類型。我國商務部數(shù)據(jù)顯示，2013年“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提出后，積極的政策環(huán)境使得我國對外派出勞務人員數(shù)量出現(xiàn)較大的躍升。2014年年底在海外的勞務人員數(shù)量較去年同期增長了17.9%。新冠疫情爆發(fā)前，我國每年對外勞務合作派出的各類勞務人員數(shù)量在50萬左右，在外各類勞務人員則為100萬左右，均保持在較為穩(wěn)定的水平。其中，海外工程類項目是國內勞工輸出的主要方向。其中，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業(yè)務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fā)展得尤為順利。2018年我國承包工程項目共派出22.7萬人，占全年總輸出人口的46.1%，其中很多都是參加海外工程項目的項目制移民工。2019年，我國企業(yè)在“一帶一路”沿線的62個國家新簽定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6944份，新簽合同額1548.9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9.5%。

值得一提的是，在海外工程項目的實際運作過程中，施工單位為降低工人出國成本、縮短手續(xù)辦理周期，為工人辦理旅游簽證的情況并不罕見。由此可推斷，實際供職于海外工程項目的項目制移民工數(shù)量可能遠超官方統(tǒng)計數(shù)據(jù)。

工人們在海外進行作業(yè)，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在我國“走出去”戰(zhàn)略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項目制移民工獲得了更多走出國門、參與海外項目的機會。許多項目制移民工在短短數(shù)月內便往返多個國家，一年居住在國內的日子屈指可數(shù)。然而，項目制移民工豐富的海外工作經(jīng)歷，并不意味著他們擁有同樣豐富的跨文化交流經(jīng)驗。事實上，在整個跨國流動過程中，項目制移民工始終處于勞務公司的嚴密監(jiān)視下，其日常生活與社會關系被限制在狹窄的空間中，基本不能與海外社會發(fā)生有機的雙向互動。

工頭：流動的“節(jié)點”

對阿強來說，選擇合作的勞務公司是個大事，如果遇到的是海外項目，更需要好好斟酌。他不但自己要賺錢，也要對手下的工人負責。在選擇合作的公司時，除了要綜合考慮不同公司開出的工資與待遇條件，阿強更看重的是公司的聲譽與可靠度。他一般傾向于選擇曾有過合作經(jīng)歷的本地勞務公司，而對外地公司發(fā)來的邀約持謹慎態(tài)度。在決定是否合作前，他會通過自己的人際關系網(wǎng)絡收集信息，反復驗證該公司的可信度。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避免勞務公司惡意克扣工人工資的情況。有時，勞務公司或其他甲方公司會以“項目不符合國外的工程標準”為由，不履行約定的薪資待遇。對此，作為工頭的阿強也沒有什么特別有效的應對方法。如果被扣的錢數(shù)額較大，阿強會帶領手下工人去公司或當?shù)貏趧泳钟懻f法，但如果被扣的錢總額不大，他會傾向于勸工人不要再追究，以免在與勞務公司的糾纏中浪費過多精力，耽誤參加其他工程的時間。

工頭在海外工程項目的運作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從人員招募到薪資分配，從工程管理到生活安排，工頭幾乎參與到了海外工程項目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他們是工人，也是管理者，作為項目制移民工跨國流動的關鍵“節(jié)點”，行業(yè)的人脈、信息流與資源流在工頭身上交叉與匯聚，經(jīng)由這些“節(jié)點”，分散在國內的工人與千里之外的海外工程精準對接，“點對點”式地流入國外工作場所。目前，我國建筑施工項目的用工形式主要可以分為“包工”和“點工”兩種。“包工”指工頭自行調配資源、組織人員在約定時間內完成單位工程的工作形式。在大部分情況下，包工頭負責安排手下工人在工程進行期間的食宿活動；“點工”，即計時工，是按工作時間結算報酬的用工方式。勞務公司與工人預先約定日薪，再依據(jù)不同工人的具體工作天數(shù)結算工資，這種用工形式在近年的勞務市場越來越普遍。海外工程項目一般以“點工”的形式開展，工人參加海外工程項目獲得的報酬取決于其在海外的實際工作天數(shù)。這主要是因為受制于教育程度與文化水平，在國外工作期間，工頭無法像國內一樣統(tǒng)籌規(guī)劃項目的相關事宜、主導工程的實際運行。工人們的出國手續(xù)、海外生活、工程的整體施工進度皆由勞務公司方面全權負責。這種項目運作特點在降低跨國流動門檻、降低個體工人海外工作成本的同時，也讓工頭在海外項目中對項目整體情況把控不足，一定程度上導致他們在與勞務公司博弈中的弱勢地位。

工人們在海外進行作業(yè)，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工頭與勞務公司確定建立關系后，項目便進入到了普通工人招募階段。阿強會依據(jù)公司給出的人員需求名單與平均工資報價，對不同工種、不同資歷工人的工資待遇進一步細化，并通過工友微信群、電話聯(lián)系等方式尋找有意向加入項目的工人。由于海外工程項目的日平均工資往往比國內高出100-200元，工人們的參與熱情往往十分高漲，阿強往往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夠召集齊項目所需的工人。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社會學教授Winch曾提出，工人招募環(huán)節(jié)對于建筑行業(yè)的勞資關系有著重要影響作用，資本對于建筑工人施加的控制更多的是通過勞動力市場，而非勞動過程來實現(xiàn)的。工頭在海外項目的人員招募階段擁有較大的自主權，在劃定不同工種的薪資水平后，他們會通過自身的人際關系網(wǎng)絡物色合適的工人，并邀請他們參與到海外工程項目之中。一般而言，工頭招募的都是來自同一地區(qū)，或此前在其他工程項目中有多次合作經(jīng)歷的工人。這種招募形式在保證了工人召集活動快速、高效開展的同時，也模糊了工頭與普通工人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對工人后期在海外的行為活動施加了無形的管制與約束。

當項目正式實施后，工頭在團隊里發(fā)揮著規(guī)范工人行為、維護團隊氛圍的功能。成為一名合格的海外工程項目工頭的首要條件是過硬的專業(yè)技術能力與現(xiàn)場掌控能力。海外工程項目的特殊性在于，更換人員的成本較高，且容易出現(xiàn)突發(fā)狀況。這就需要工頭對工程的實施進度有十足的把握，在需要時他們會頂替生病工人的崗位，并負責整個工程的掃尾工作。因此，工頭們普遍對各個技術工種都有所涉獵了解。在此基礎上，出色的協(xié)調溝通與管理能力也是工頭不可或缺的技能。他們不但是公司向工人傳達指示和要求的中介，也是工人們向雇主提出訴求的窗口。潘毅、盧暉臨在研究國內建筑業(yè)包工體制時提出，包工頭是建筑公司與工人間的“軟化劑”與“緩沖帶”。在跨國工程中，工頭的這一作用仍有著清晰的體現(xiàn)。即使工頭在跨國項目中并不擔任對項目實施起主導作用的承包人角色，他們在工人心目中依然有著較高的威信，他們更像代表工人團體的意見領袖，而非資本的代言人。相較于項目經(jīng)理的直接管理，工頭的管理活動更不易激起工人們的抵觸情緒，反而更為直接有效。值得注意的是，與項目經(jīng)理與工人間的關系不同，幾乎所有的工頭都是從普通工人成長起來的，他們與普通工人有著類似的成長經(jīng)歷與話語表達方式，共同享有作為“工人”的身份認同，兩者間的等級關系并不明顯。在大多數(shù)普通工人心中，工頭屬于“自己人”，他們是朋友，而非領導。

“被懸置”與“被監(jiān)管”

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項飆在討論當代亞洲的跨國勞工體制時提出“勞工移植”的概念。他認為，勞工們的跨國流動與其說是一個主動行為過程，不如說是一個“被移植”的過程，即“勞工在家鄉(xiāng)被‘拔出’后，便被直接移植入在海外被嚴格控制的工作場所和生活空間”。項目制移民工們的足跡雖遍布全球，卻始終處于“被懸置”的狀態(tài)?！傲鲃印睂嶋H上是達成新型勞動控制的渠道，“國家與資本對勞工流動過程的控制，逐漸替換了對勞工勞動過程的控制”。他們無法在海外落“地”，與跨國工作通道以外的世界進行直接接觸；也無法在國內落“地”，與親屬建立起長期穩(wěn)固的情感聯(lián)系。

跨越國境線，離開自己的故土，來到文化習俗迥然不同的陌生國度，項目制移民工不僅面臨著氣候環(huán)境，飲食習慣的變化，也同樣經(jīng)受著封閉工作環(huán)境和歧視偏見的考驗，某些時候甚至還面臨著非法滯留的危險。在辦理工人的出國工作手續(xù)時，勞務公司有時會為了降低時間、經(jīng)濟成本，替工人們辦理旅游簽證加之項目制移民工經(jīng)常會在短期內往返多個國家，而因為跨境頻率高，他們被他國海關扣留、敲詐的情況時有發(fā)生。

來自湖南岳陽的志勇（化名）從事的是環(huán)氧地坪施工的工作，今年剛滿31歲，是阿強手下的一名“得力干將”。阿強對志勇的評價很高，認為他“話不多，技術水平好，人踏實肯干”。至2019年底，志勇總共參加了七次海外工程，跨國工作經(jīng)驗十分豐富。談及在海外難忘的回憶，志勇的情緒很高，與我們分享了許多自己在國外遇到的奇聞異事。在這其中，他印象最深的是在巴基斯坦的一次非法滯留經(jīng)歷。那天，在海外結束工作、準備返回國內的志勇在機場被海關攔下，理由是巴基斯坦的海關人員從志勇的外表穿著上判斷他入境的目的是為了工作，但他持有的簽證卻是旅游簽證。當晚，志勇與其他七名中國人一起被扣留在機場的小房間中，被告知要支付300美元罰金才能離開。在此之前，志勇對海關扣留持旅游簽證的中國工人，以此勒索錢財?shù)那闆r便有所耳聞。因此，他阻止了打算交納罰金了事的其他工人。就這樣，七個互不相識的工人在異國機場的小房間內待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志勇找到機會給公司打了電話，在勞務公司項目經(jīng)理的幫助下，志勇才成功返回國內。

在項目制移民工的海外生活方面，為便于管理、降低意外出現(xiàn)的可能性，項目經(jīng)理一般會組織工人集中入住公司安排的宿舍或旅館，并要求工人上交護照，由公司代為保管。在國外期間，工人們的活動區(qū)域被嚴格限制在工地與住處，單獨出行是被嚴格禁止的，而語言上的隔離也使得項目制移民工與當?shù)鼐用耖g有著一堵無法逾越的天然屏障，工人們不能也沒有意愿與當?shù)厝松钊虢涣?。這造成了項目制移民工在海外的社交圈封閉、生活單調的現(xiàn)狀。一般而言，他們的日常交流對象僅限于本國工友與其他項目工作人員，由于在海外居住時間普遍較短，一般僅1-4個月，工人們往往在對某一國家產生整體認識前便離開了。

29歲的王洪（化名）曾有兩次出國工作，他告訴我們，他在加納工作時，曾被告知由于當?shù)刂伟膊缓?，工人們不能私自離開工廠與宿舍，即使要出廠區(qū)購買物品，也需要在申請通過后在當?shù)叵驅У膸ьI下集體出行。大多數(shù)時候，王洪與其他工友會通過共同燒菜、聚餐的方式，排解一人在外打拼的孤獨與煩悶。有時，王洪也會通過微信視頻通話的方式，聯(lián)系國內的親戚朋友，詢問對方的近況，并分享自己在海外的見聞。

工人們在海外制作家鄉(xiāng)菜，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同時，由于國外部分地區(qū)對中國存在的一些偏見和固有印象，項目制移民工在國外有時也面臨著被歧視的情況，這類現(xiàn)象在日本、歐洲等發(fā)達地區(qū)更為明顯。王洪向我們講述了他在瑞典工作期間的一些不愉快的經(jīng)歷。在他看來，瑞典安全部門對于中國施工團隊有著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相較于其他國家的施工團隊，瑞典的安全監(jiān)管人員對于中國團隊的評判標準過于嚴格。這使得整個項目團隊不得不多次改進、調整施工程序，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工程進展極為緩慢。另外，由于國外行業(yè)標準和社會環(huán)境與國內有所不同，且經(jīng)常有突發(fā)事件發(fā)生，項目制移民工在國外的工作時間有著較強的不確定性，工程延期、回國時間推遲的情況非常普遍。在此次疫情期間，就有許多項目制移民工被迫滯留海外。這種工作上的不穩(wěn)定性不但會影響工人其后的工作生活安排，也加重了該群體在國外期間不安與焦慮的情緒。

項目制移民工“被懸置”的情況不僅發(fā)生在海外工作期間，也出現(xiàn)他們在國內的社會交往中。作為工頭，阿強的收入高于普通工人，每次項目結束都能獲得一筆可觀的收入?？傮w來說，阿強對目前的生活狀態(tài)十分滿意，雖然海外的生活有些“悶”，但“賺的不少也沒那么累”。相較于工作，更讓他發(fā)愁的是自己與兩個孩子的關系。建筑工程特有的工作需要，使得阿強頻繁奔波于國內外的各個工地，長期的兩地分居讓他與孩子們的關系顯得有些生疏。與前妻離婚后，阿強的一雙兒女一直被寄養(yǎng)在無錫老家。談及未來的打算，阿強希望能在疫情結束后，繼續(xù)參與海外工程項目，因為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干這行好多年了，熟得很，適應一種新的工作也挺麻煩的”。

有學者指出，跨國流動帶來的環(huán)境轉變可能會讓移民脫離原有的社會關系網(wǎng)絡，削弱甚至摧毀原有的社會聯(lián)系，但在某些情境下，也可能加固、強化原本的聯(lián)系。我們的調查也發(fā)現(xiàn)，相較國內工程項目，海外工程具有更高的外部風險與封閉的工作生活環(huán)境，這使得項目制移民工普遍對于國外社會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抵觸情緒。外部社會的排斥提升了項目團隊的內部凝聚力，項目制移民工對于作為工程管理方的勞務公司保持著較高程度的信任與依賴。這種信任與依賴大大降低了工人們在海外為爭取群體利益，爆發(fā)集體抗議活動的可能性。與此同時，由于長期分隔兩地，項目制勞工難以維系其與國內親朋好友的情感聯(lián)系，他們在國內的人際關系紐帶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

除了“被懸置”之外，身處異國的項目制移民工還面臨著“被監(jiān)管”的問題。勞工網(wǎng)絡是勞務公司控制項目制移民工海外工作生活的重要手段。項飆在研究勞工移民與中介關系時曾指出部分出國務工較為活躍的村莊，存在著一種控制勞工的“聯(lián)保制度”，即如果一個村莊有多名受雇于同一家公司的出國務工人員，為防止工人跑路或做出其他越軌行為，公司會通過層層中介，向每個家庭施加“連坐”式的遣返懲罰壓力。如今，線上網(wǎng)絡平臺的出現(xiàn)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用工方與工人間的信息鴻溝，建筑業(yè)大部分項目制移民工不需要通過中介，便可以通過微信群、qq群從相熟的工頭與工友處獲得海外工作崗位的相關信息，但這種基于勞工社會關系網(wǎng)絡建立起來的“連坐”控制系統(tǒng)依然存在。一旦工頭或普通工人介紹工人加入海外工程項目，他們就默認要作為擔保人為該工人在海外的工作表現(xiàn)負責。如果被介紹人在海外出現(xiàn)了不良行為并因此被遣返回國，介紹人的信譽也會受損。由于建筑勞務行業(yè)的圈子本身并不大，這種“不良記錄”會對工人們之后的工作造成不小的負面影響。針對項目制移民工的“連坐”管理方式，使工人們間形成互相監(jiān)督機制，減少了工人們逾矩行為的發(fā)生。

結語

處在高頻度的跨國流動與高強度的封閉工作過程中的項目制移民工，在無形中被置于一種不落“地”的懸浮狀態(tài)。一方面，他們與流入國的接觸停留在表面層次, “點對點”式的遷移形式，封閉的海外生活，以及勞工網(wǎng)絡的牽制作用，讓工人們的活動軌跡始終處于勞務公司的監(jiān)視與控制之下，許多項目制移民工雖然有著多次出國工作經(jīng)歷，但他們對國外社會的了解并沒有加深。那些看似光鮮的海外工作經(jīng)歷背后，實際是一段段被剔除新鮮感、缺乏異國情調潤色的孤獨之旅。另一方面，由于一年中在國內居住的時間十分有限，項目制移民工與國內親戚朋友的情感聯(lián)系也較為脆弱。除工友外，工人們在國內的人際關系網(wǎng)絡普遍較為淡薄。不落“地”與世界旅人的雙重身份使得項目制移民工在與雇主的博弈中始終處于弱勢地位。他們缺乏與勞務公司談判的籌碼，也缺少表達自身訴求、保護自身權益的維權渠道。

伴隨著資本、勞動力、信息、技術在全球范圍內的頻繁流動、配置與重組，以及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持續(xù)推進，項目制移民工的跨國流動勢必日益頻繁。流動中的項目制移民工將促使國家、資本與勞工主體之間關系的一列轉變。作為一種非典型的移民勞工類型，項目制移民工亟待學術界的深入研究。

 * 本文系上海市教育委員會和上海市教育發(fā)展基金會曙光計劃（項目編號17SG2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yè)務費項目華東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青年跨學科創(chuàng)新團隊項目（2018ECNU-QKT014）階段性成果。

（作者：樂妮：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fā)展學院碩士研究生；趙曄琴：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xiàn)代城市研究中心、社會發(fā)展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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