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圖：馮婧

硅谷之外，科技公司們一直在尋找下一站。過去五年，紐約已經成為美國東海岸最大的創(chuàng)新中心。

最初，谷歌在紐約只有一名雇員，他的“工位”就在曼哈頓的一間咖啡館里。如今，谷歌在紐約的雇員人數已經超過了7000人。

亞馬遜同樣如此。2018年，亞馬遜宣布第二總部最終選址兩地，其一就是紐約市皇后區(qū)的長島市（Long Island City）。盡管在一片反對聲中亞馬遜撤回了決定，但它仍在紐約持續(xù)“擴招”。

谷歌、亞馬遜、蘋果、臉書“四巨頭”之外，紐約還匯集了一眾科技公司。從孵化器、初創(chuàng)公司到風投，這里有了成熟的科技生態(tài)。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學院的社會學榮譽教授莎倫·佐金（Sharon Zukin）稱，這需要歸功于紐約市的一次“轉身”，2008年后，創(chuàng)新成為其都市策略。

佐金在紐約生活了半個多世紀，這座城市的后工業(yè)轉型早早開啟，目前仍在持續(xù)。她試圖觀察新的經濟形態(tài)如何形塑城市空間，1960年代是創(chuàng)意經濟，2008年后則是科技產業(yè)。今年她出版了新書The Innovation Complex: Cities, Tech and the New Economy（《創(chuàng)新綜合體：城市、科技與新經濟》）。

近日，澎湃新聞（www.xinlihui.cn）專訪了佐金教授，我們將分兩期回望1960年之后的紐約，上篇關于這座城市如何拾起創(chuàng)新，作為其都市策略；下篇佐金將帶我們探訪那些“隱于市”的科技公司。

澎湃新聞：作為一個城市社會學者，您如何觀察紐約這座城市？從上世紀后半葉生活在SoHo區(qū)的藝術家，到近些年的“科技精英”，如何挑選觀察對象？

莎倫·佐金：1960年代，我搬來紐約讀書，之后獲得了大學教職，留在了紐約。某種程度上，大學像是個平行世界，你并不知道校門外正在發(fā)生什么。

我的第一個教學任務是給本科生開一門課，名為“城市社會學”。什么是城市社會學？當時的我無法回答，讀書時我的研究領域是政治社會學。在面對本科生之前，我得先教會自己，如何觀察一座城市。

彼時，紐約正在轉型。制造業(yè)中心早已搬離，先是去了新澤西，接著在全球范圍內選擇成本最低處，從中國香港、中國內地到后來的東南亞。后工業(yè)的紐約還有什么？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藝術家、設計師搬進了制造業(yè)留下的家庭式作坊，于是有了SoHo區(qū)的崛起。最初，人們“非法”居住在這些前工業(yè)空間，圍繞居住權有過漫長的爭奪。這背后有士紳化，也有房地產的興起。后來Loft逐漸風靡，成為一種時髦的裝修風格和生活方式，紐約的這段歷史被淡忘了。

直到2015年，我還在研究紐約的創(chuàng)意經濟，但很快發(fā)現，我的研究對象都在使用數字科技，而這些新的技術應用有很多是在紐約研發(fā)和制造的。我想了解這股力量背后是什么？這又回到了之前的那個命題，后工業(yè)時代的紐約。

澎湃新聞：您專門拍過一個短片（下期我們將發(fā)布中文版），化身導游，帶人們去找尋紐約市內的科技公司。把它們“找出來”難嗎？

莎倫·佐金：有趣的是，直到今天，談及科技產業(yè)，人們的第一反應還是硅谷。當然在中國，人們可能會想起深圳、北京。

科技的應用幾乎無處不在，但它們是在哪里生產的？人們對此有一套空間想象——市中心已經有成熟的商業(yè)，所以科技公司一般會選址近郊，那里空間充裕，可以設置一個相對封閉的園區(qū)，入口處樹起公司標識，Facebook、Google、Amazon等等。

但真的如此嗎？我邀請一位紀錄片導演拍攝了這段探尋之旅，不同于硅谷，在紐約，它們是“隱形”的，就藏身在寫字樓或是一些孵化器空間里。

但另一方面，這些看似不可見的公司形成了完整的創(chuàng)新生態(tài)，從初創(chuàng)公司、孵化器、加速器到風投，紐約已經成為硅谷之后美國第二大創(chuàng)新中心。它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科技又如何形塑紐約市的城市空間？這是我想追問的問題。

澎湃新聞：作為一個局外人，您如何打入所謂的“科技生態(tài)圈”？

莎倫·佐金：參加盡可能多的活動，和盡可能多的人交換名片、解釋自己在做什么，接受被拒絕——太多次了，抓住一些有興趣的人，繼續(xù)深挖。

我在新書The Innovation Complex里專門提到了“黑客馬拉松”（Hackathon）——本研究的“田野”之一。2015年我第一次接觸到了這個詞，當時，一個25歲的博士一年級學生成了我的研究助理，他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去參加一場黑客馬拉松。我還記得他的回答是：“很棒，什么是黑客馬拉松？”這又讓我想起幾十年前，我在第一份工作時的疑惑，“什么是城市社會學”。 

黑客馬拉松就是一群開發(fā)者聚集在一起，連續(xù)幾十個小時開發(fā)出應用。我們用了一個學期的時間（從2015年9月至2016年5月）觀察紐約市舉辦的各種黑客馬拉松，集中參與觀察了其中7場。

2015年，紐約市的黑客馬拉松主辦方，表中列出的均舉辦了三場以上。圖表來源：Sharon Zukin的研究論文Hackathons as Co-optation Ritual

當時你已經能感受到一種創(chuàng)新的“氛圍”，從舉辦時間上看，它們大多集中在學期中，主辦方希望吸引盡可能多的學生參與。而活動的贊助方有知名企業(yè)、大學院校，也有紐約市長辦公室。這些活動大多有很明確的商業(yè)化趨向，一個好的想法還不夠，它需要具備產品化、商業(yè)化的可能。

政府、大學和產業(yè)三方合作，Henry Etzkowitz（紐約州立大學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用“三螺旋”（Triple Helix）來解釋這種模式。這并不是新觀念，但紐約市能成為第二大創(chuàng)新中心，和這種“三螺旋”分不開。

2013年的一場黑客馬拉松現場。圖片來自flickr

澎湃新聞：在2008年經濟危機之前，紐約市并不是創(chuàng)新產業(yè)的集聚地。是什么帶來了轉變？紐約市政府又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莎倫·佐金：我們采訪了60多個業(yè)內人士，從初創(chuàng)公司老板、投資人，到政府官員、獨立機構，這個過程像是在做拼圖游戲，你要去補完紐約市的一段城市歷史，也要去回望一種新的城市經濟如何成型。

如果把時間線拉得更長，你能看到1990年代紐約市就經歷了一輪互聯(lián)網熱潮。但在2001年9·11事件后，投資人幾乎撤離了紐約。

2007年第一代iPhone誕生，軟件工程師變得熱門。由于紐約有巨大的用戶市場，很多人回到紐約，想為他們設計的軟件找到買家。

確實，在2008年經濟危機之前，紐約一直沒有明確的“都市策略”，科技創(chuàng)新也尚未成為城市的發(fā)展重點。

比如，1990年代，魯迪·朱利安尼任市長期間，有人曾建議紐約需要培養(yǎng)更多軟件工程師，但并未被采納。紐約有不錯的工程師院校，但人們畢業(yè)后并不一定會留在紐約。

9·11之后的經濟重建，時任市長布隆伯格將重心放在媒體行業(yè)和綠色制造業(yè)（Green Manufacturing），但也并未提出一種明確的都市策略，分析紐約市的強項和弱點。

澎湃新聞：您曾提到一個特別的機構，紐約市經濟發(fā)展公司（New York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NYCEDC），它在2008年后逐漸成為了一個關鍵的策略部門，他們做了哪些工作？

莎倫·佐金：2008年經濟危機后，布隆伯格開始和不同行業(yè)的人對話。產業(yè)性質決定，很多企業(yè)并不會搬去其他城市，比如金融業(yè)、大學、媒體，和制造業(yè)工廠不同，搬去另一個成本更低廉的地方并不能解決全部問題。那么，留在紐約，怎么活下去？如何找尋新的機會？

確實，紐約市經濟發(fā)展公司（NYCEDC）開始成為一個關鍵部門。1990年代就已經有這個機構，它并非政府部門，但其董事會成員需由紐約市政府任命。

2008年后，經濟學家Steven Strauss曾被任命為負責人，他需要召集精英——雖然他們并不會直接使用“精英”這個詞——為紐約市的經濟恢復和未來出謀劃策。他們用了一年時間，對紐約市的各個產業(yè)進行調研、撰寫報告。數字化逐步明確成為紐約市的都市策略。

NYCEDC的第一個決定是，紐約市需要在數字科技領域更進一步，特別是軟件開發(fā)，而并不是硬件生產。第二個決定則是讓大學與科技公司“聯(lián)姻”，讓學術研究更為產業(yè)化，后者來自他們對于斯坦福大學的觀察。

這一轉向影響了之后紐約的發(fā)展。比如一個工程師研究院的設立——康奈爾科技校區(qū)（Cornell Tech）。

我在書里回溯了這個學院的歷史。布隆伯格舉辦了一場競賽，邀請頂尖大學在紐約市開設研究生的應用科學中心，最終康奈爾大學和以色列理工學院的方案獲勝，他們可以在羅斯福島的政府所有土地上開辦新學院。

NYCEDC還資助了很多鼓勵創(chuàng)新科技的辦公空間，也與大學院校合作，發(fā)起數字研究中心項目。

康奈爾科技校區(qū)鳥瞰圖。圖片來自Wikimedia Commons

澎湃新聞：經過十多年來依靠創(chuàng)新的發(fā)展，如今的紐約是否面臨一些新問題？

莎倫·佐金：幾乎所有城市都想成為創(chuàng)新中心，盡管他們對創(chuàng)新有不同定義，但另一面，他們又害怕無法控制科技資本的力量。

以紐約為例，最早Google在紐約只有一名員工，負責市場，如今其雇員人數擴大到了7000人。盡管局外人可能壓根不會意識到這些公司的存在，但從雇員人數和租賃空間上看，科技公司已經是一股巨大的力量。

對于一座城市的權力結構而言，這些資源和資本的涌入意味著什么？

此前，亞馬遜的第二總部成為238個城市的爭搶目標，最終他們選擇了紐約和華盛頓（編者注：紐約市皇后區(qū)的長島市和北弗吉尼亞州艾靈頓水晶城，后者緊臨華盛頓特區(qū)）。紐約州和紐約市都開出了一些利好條件，這引發(fā)民眾不滿。還記得之前提到的康奈爾科技校區(qū)嗎？它是由政府主辦，全球院校參賽。如今，比賽由科技巨頭主辦，城市成為參賽方。

地方政府開出的這些利好條件是否值得？當紐約市致力于將自己打造為全球創(chuàng)新中心時，是否擠壓了這座城市內其他產業(yè)的生存空間。

一個很具體的問題是紐約的分區(qū)法（zoning law）。目前，紐約市仍有許多土地的利用性質是制造業(yè)，不能作為辦公用途。假設一個科技公司想要落地此處，政府會通過修改分區(qū)法來向科技公司傾斜嗎？

澎湃新聞：1970年代，紐約的士紳化與創(chuàng)意經濟的發(fā)展有關，而近些年在舊金山等城市，高薪的科技產業(yè)從業(yè)者成為新一輪士紳化的“推動者”，他們推高了當地的房價和租金，遭到批判。紐約也有類似情況嗎？

莎倫·佐金：舊金山確實如此，但紐約并不是。紐約高昂的居住成本有多重推動力量，比如金融業(yè)。作為文化中心、媒體中心，很多企業(yè)的總部可能在其他城市，高管卻選擇來紐約置業(yè)，比如亞馬遜的首席執(zhí)行官杰夫·貝索斯（Jeff Bezos）。

紐約還吸引了來自全球的投資客，紐約人戲稱他們是“中國富豪”、“俄羅斯寡頭”，當然沒人知道他們來自哪里。

在這些力量中，科技精英有些“微不足道”，實際上，我們在研究中遇到了很多科技從業(yè)者，他們也在抱怨紐約“太貴了”，他們的員工“住不起”。

這又涉及另一個問題，上世紀紐約市政府建造了不少公共住宅（public housing），有的樓齡已經超過60年，但當地政府沒有足夠的資金去修繕。居住危機又是另一個美國大城市的命題。

澎湃新聞：7月底，美國眾議院召開了針對谷歌、蘋果、亞馬遜、臉書四個科技巨頭的反壟斷聽證會，傳喚了其首席執(zhí)行官參加，期間，四巨頭被稱作“新時代的洛克菲勒”，您如何看待？

莎倫·佐金：這是很現實的焦慮，當科技資本成為巨大力量時，他們并沒有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

公司用來武裝自己的幾個常見詞包括：透明、可持續(xù)、有企業(yè)社會責任。但當談及什么是社會責任時，巨頭們回答，好的產品就是好的社會責任——如果產品糟糕，消費者自然不會購買。

將責任全部推脫給市場是對的嗎？我們需要保持批判性，智慧城市確實在某些角度讓生活變得更便利，但它的負面效應如何平衡?；蛟S可以時刻反問自己三個問題：

第一，隨著科技應用在社會各個領域的普及，我們是否喪失了一部分的社會生活？

第二，智慧城市發(fā)展下，作為普通人，我們獲得了什么，又是否失去了什么？

第三，作為普通人，我們從科技創(chuàng)新中獲得了什么？

The Innovation Complex，中譯本將由格致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