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新聞客戶端 鳳凰網(wǎng)在人間工作室出品

“自3月23日零時（北京時間）開始，所有目的地為北京的國際始發(fā)客運航班均須從天津、石家莊、太原、呼和浩特等12個指定的第一入境點入境。” 我被突然更新的這條信息驚到了，那時我人還在巴黎，住在朋友穆藍的家里，等著23號回北京。

我是一個單親媽媽，兒子自出生以來一直由我獨立撫養(yǎng)。直到2019年4月5日，當時4歲零8個月的兒子被其父親（在法國生活的中國人，有法國居留卡）在我完全不知情的狀況下拐帶到巴黎。這個突發(fā)事件徹底改變了我的生活，我開始不停在巴黎和北京之間奔波。我不會法語，和法國社會無法直接溝通。冗長的法律流程，完全無法理解的法律體系，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會制度、教育制度、醫(yī)療體系，讓我應(yīng)接不暇。      

■ 3月9日空蕩蕩的首都機場T3航站樓。

 原本，我的案子會在3月12日開庭。3月9日，我不得不在疫情蔓延的危險時期，第6次來到巴黎。3月10日，律師通知我，因為對方律師剛提交結(jié)論，法官沒有時間看案情材料，導(dǎo)致開庭時間被推遲到了6月。

與之同時，因為我來自中國，孩子的父親稱我有攜帶新冠病毒的可能，要求我必須在巴黎自我隔離14天后才能和孩子見面。

法國政府當時的規(guī)定是，只有來自武漢的人才需要自我隔離14天——而我來自北京。來巴黎前，我老老實實在國內(nèi)的家里待了近兩個月，完成一系列繁雜的出國申報；在出發(fā)的前一天，專門在國內(nèi)做了CT和血液檢查，以證明自己健康狀況良好；我也不敢買相對便宜的中轉(zhuǎn)航班，怕被隔離在第三國。

我沖破了種種障礙，飛了將近9000公里，最終到了這里。在巴黎彼時滿不在乎疫情的人群中，我是為數(shù)不多做了全面防護的人，我覺得我比他們都要安全健康得多……但，我依然不能和分離了將近一年的兒子見面。

律師無法接受對我如此不公平的現(xiàn)狀，在全力地準備材料和法院溝通，但是很快，法國的疫情越來越嚴重，政府宣布進入抗疫的第二階段，3月15日，全法的法院都關(guān)閉了。

律師說：在這個特殊時期，所有的神都拋棄了我們。

是的，當下疫情已經(jīng)成為全球人類共同面對的生死問題，相比而言，我個人的問題又能算是什么呢？渺小得不值一提。

但，對我來說，這就是我的生死呀！ 

■ 巴黎地鐵里，只有我一人帶口罩。

2020年4月5日后，我兒子在法國的居住時間將滿一年，案子的性質(zhì)將會徹底發(fā)生變化。根據(jù)國際兒童法，未成年人撫養(yǎng)權(quán)的歸屬要依照其長期居住所在地的法律來判決。在法律上， 這個“長期”的時間限定就是一年。也就是說，4月5日前，法國法院無權(quán)判定孩子的撫養(yǎng)權(quán)歸屬，之后就可以了。而我生活工作在北京，在法國沒有收入沒有住所，對爭取撫養(yǎng)權(quán)沒有任何優(yōu)勢。這次意外的延期，意味著我很有可能再也見不到孩子了。     

一切都停止了，除了終日以淚洗面，我什么都做不了。原以為2019年是我生命中最艱難的一年，曾一直期盼著2020會好一點點，但沒想到?jīng)]有最糟，只有更糟。 

3月11日，我和孩子終于通上視頻電話，我告訴他：“媽媽在巴黎，媽媽很想見到你，媽媽在很努力地去……”，我的話還沒有說完，電話就被孩子的父親一把抓起來掛斷了。我已經(jīng)記不起來這是第多少個被強行掛斷的電話，我又打回去多少次，但電話再也沒有被接起來。

再后來，沒辦法見到孩子，我去警察局報警。警察告訴我，我的報案需要一到三個月時間才能被處理。因為我不屬于“緊急”情況，巴黎也沒有足夠的警察出勤。他們理解我，但什么也做不了。

■ 巴黎18區(qū)的超市門口排著長隊。

剛開始，疫情在巴黎的蔓延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人們還是歌舞升平，稱游行和聚會是他們生活的靈魂，甚至還在歡樂的舉辦“Corona”啤酒派對；養(yǎng)老院的老奶奶們喊著寧愿自己感染病毒后死去，也不要在無聊中死去；我戴著口罩路過一個酒吧，一群年輕小男生沖著我起哄。

很快，確診人數(shù)和死亡人數(shù)驟增，醫(yī)療物資出現(xiàn)嚴重匱乏，全民開始瘋狂往家里囤食物，所有公共場所關(guān)閉，警察局也關(guān)門了。3月17日，政府頒發(fā)居家禁足令，巴黎封城了。    

而我，不得不第二次經(jīng)歷疫情下的群體恐慌，在朋友家里“關(guān)禁閉”。

我把自己富余出來的一些口罩送給了身邊的朋友，開始不停地嚴肅地告訴他們，做好在家宅兩個月的心理準備，儲備足夠的食物，盡量不出門，出門就做好全面防護。剛開始大部分的法國朋友也只是出于禮貌聽聽我的嘮叨，后來突然他們開始主動的問我了：中國人在家里怎么做日常消毒？外出到底怎么做防護？戴口罩究竟有沒有必要？

大家真的開始重視疫情了，我的心底終于有了一絲安慰。我在心里默默祈禱，希望病毒可以遠離我兒子，希望他能夠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在巴黎什么都做不了，我想提前回國。但3月23日的回京機票是我2月中旬買的，3380元。隨著疫情的發(fā)展，巴黎回北京的直飛機票經(jīng)濟艙已經(jīng)漲到13900元，這個價格會一直持續(xù)到5月底。如果改簽提前回京，我需要支付改簽費和差價，共計11120元，這是一直在打跨國官司的我無力承擔的。

如果不回國，也可以一直在巴黎待到開庭結(jié)束。但是穆藍4月回國后我就沒有地方住了，我要找到一個能住到6月的房子。在巴黎2個月的生活費也是一筆錢。

對我來說，沒有想不想，只有怎么做成本最低。 精打細算，猶豫了一天，我還是決定按原計劃23日回國。畢竟，整個歐洲都爆發(fā)疫情了，居家禁足令限制人們外出，我還是無法見到孩子。萬一到6月仍然開不了庭，我又要等到何時呢？

■ 只有我一人的機場快線。

3月23日，剛好趕上中國實施針對國際航班入境新政策的第一天。我落地城市不再是北京，而是呼和浩特。按照流程，我將在那里下飛機做檢測，然后轉(zhuǎn)回北京，在酒店集中隔離。

23日下午4:00，從全車廂只有我一人的機場快線。到人擠人的值機大廳，又是另一番場景，即將搭乘同一個航班回國的人們，穿戴著各種口罩、護目鏡、防護手套、防護服的……我第一次聞到了空氣中彌漫著的“集體大逃亡”的味道。

■ 人擠人過安檢 。 

辦理登機的區(qū)域也非常有限，一路人擠人，別說1米間隔，稍稍與前面的人拉開一點兒距離就要被后面的人提醒：“快，往前走了。”

我感覺自己就這樣無意間被人群包裹著卷進入了一股洪流，呼啦啦地拼命向前沖。洪流之中，混合著消毒水的味道，塑料的摩擦聲，口罩下的大聲喘息，眼鏡上的哈氣，還有每個人嘈雜的焦慮，分秒之間，我被淹沒了。

這感覺像極了我的一個噩夢：我被卷進深深的海底，手腳還被綁著，努力地哭喊，努力地掙扎卻只會陷得越深，海面上那個我兒子的身影，離我越來越遠，周遭一遍死寂。

■ 巴黎機場人擠人的候機大廳。

■ 登機前廊橋入口測體溫。

19:05，我們終于開始登機了，在廊橋的入口處有全副武裝的工作人員為所有旅客檢測體溫。這是在巴黎機場的第1次體溫檢測。體溫在37度以下的可以直接登機，體溫超過37度的在走廊的另一側(cè)休息，等待第二次測量。如果第三次測量體溫還在37度以上，則不被允許上飛機，航空公司會協(xié)調(diào)改簽。

■ 全副武裝的一家老小。

機組人員都穿了連體防護服，同時佩戴口罩和防護鏡。乘客的防護也是五花八門，有標準專業(yè)的防護服，也有各種雨衣、浴帽、塑料袋、甚至是一次性的防水桌布；有戴護目鏡的，也有戴近視鏡和墨鏡的。

■ 飛行過程中測體溫。

我乘坐的國航CA934航班于巴黎時間3月23日晚上8:30在戴高樂機場起飛，執(zhí)飛的是波音777-300ER，全機艙一共392個座位，幾乎滿員。

起飛后3小時，全體旅客進行了第2次體溫測量，間隔4小時后，我們又做了第3次體溫測量。飛行過程中也發(fā)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健康申明卡》，需要在機上手寫。

飛機停穩(wěn)后，機場海關(guān)的工作人員進來為我們做第4次體溫測量。測量結(jié)束后，大家從前排往后分批次下飛機，3排1組。

■ 廊橋出口掛著的橫幅。

海關(guān)的工作人員在機艙口檢查《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健康申明卡》和護照，經(jīng)過廊橋時我發(fā)現(xiàn)有一個紅色的條幅上面寫著：歡迎您回到祖國，您辛苦了！頓時心里暖暖的，是的，我終于回來了。

■ 休整區(qū)排隊準備第5次測體溫。

間隔幾米就有工作人員指引，他們都穿了連體的防護服，在背后寫所屬部門和名字，有機場海關(guān)、機場警察、地勤人員，還有呼市的醫(yī)務(wù)人員，秩序很好。機場大廳有整個流程的指示牌，也有餐食和水供免費自取。大家可以在這個區(qū)域休整，吃東西、上廁所，同時填寫第二張表格《入境人員信息采集表》，之后在海關(guān)人員指引下15人一組，進到下一個檢測區(qū)域。人很多，等待時間很長。 

■ 第5次測體溫，同時一對一核實信息。

大概14:30，我進入檢測區(qū)，在這里進行第5次體溫測量，這次使用的是水銀體溫計，體溫計就泡在稀釋過的酒精溶液里，確保每個人使用前都得到了消毒。桌上有消毒的洗手液、消毒噴霧，每位旅客在檢測前，上一位旅客坐過的凳子，接觸過的桌面都會進行消毒。體溫測量期間，工作人員會一邊核查每個人的信息、健康狀況以及14天內(nèi)接觸的人群，一邊幫助我們寫第三個表格《口岸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流行病學(xué)調(diào)查表簡表》。

接下來是邊檢，需要出示護照和第二個表格《入境人員信息采集表》，然后擺渡車把我們拉到最后一個檢測區(qū)域，準備做核酸檢測。

■ 等待核酸檢測。

■ 核酸檢測區(qū)。

檢測區(qū)里有左右兩排帳篷，左邊的做信息記錄，沒有問題的進入右邊的帳篷，每人抽兩小管靜脈血，同時做咽拭子取樣。檢測結(jié)果沒有當場出來，讓我們等通知。最后在出口登記信息，等待大巴。我取完行李大概是下午4:30。

■ 檢測結(jié)束后，自取行李。

最初我們一直以為檢測結(jié)束后，大巴車會把我們拉到從呼和浩特回北京的飛機上，因為按照當時的規(guī)定，以及機場展示的流程圖，都是在檢測結(jié)束后重新登機飛回北京。

但由于同一航班的旅客中發(fā)現(xiàn)了幾位發(fā)熱人員，以及幾位有過與確診患者接觸史的人員，我們?nèi)w人員因此臨時被要求在呼和浩特就地隔離14天。他們則被單獨隔離在120急救車上，隨后送往醫(yī)院。

等待大巴期間，聽到幾位留學(xué)生說這些人在最先登機時隱瞞了自己的接觸史，直到飛了一半，在機上填表時才被空姐發(fā)現(xiàn)，隨后被帶到機艙尾部機組人員休息的區(qū)域，單獨隔離開。這可把坐在他們附近的人嚇壞了，恐慌寫在臉上。

另一位上了年紀的老爺爺說，最慘的就是他們老年人了。回國吧，會被說成是“禍害同胞”、“不配回國”；不回國吧，萬一真的被感染了就只能在國外等死。年紀大了還要這樣折騰，實在是沒辦法，國內(nèi)、國外兩頭受氣。

網(wǎng)絡(luò)上對于境外回國人員的譴責(zé)也是鋪天蓋地。我想起前幾日一個生活在德國的華人朋友說的話：疫情來了，中國打上半場，歐州美國打下半場，海外華人全場挨打。

不知道輿論在何時變得如此畸形，這大概也是很多海外華人和留學(xué)生此刻的心聲吧。個人行為一旦和“民族大義”聯(lián)系在一起，稍有不慎就會變成眾矢之的。

疫情之下人人自危，每個人都身在其中，成為恐慌的受害者同時也是恐慌的制造者，這才是比新型冠狀病毒更可怕的東西。

■  等待大巴車送去酒店。

臨時調(diào)整就地隔離14天，大家都產(chǎn)生了一些情緒。很多人是要從北京中轉(zhuǎn)去別的城市，后面所有的行程都被打亂了。等待大巴車的人越來越多，時間越來越長。每一輛大巴車最多只能坐20個人，需要送一批人到隔離酒店后，再返回機場接下一批。

天氣非常冷，大多數(shù)人都擔心有病毒、沒洗手，不敢吃東西。有的人找不到自己的表單，有的人找不到廁所，有的工作人員已經(jīng)工作超過了8個小時，越來越疲憊?，F(xiàn)場開始有些混亂，一位年紀大的老爺爺耐不住和一位工作人員起了沖突，但很快被周圍的人勸散了。

這些工作人員看起來都很年輕，有個90后小姑娘喇叭沒電了，很大聲地點名，分配大巴車，可能是喊太久嗓子啞了。這時來了一位大姐，估摸著40多歲，戴著墨鏡口罩，嗓門很大，她自告奮勇幫助小姑娘點名，現(xiàn)場有人為她鼓掌。有留學(xué)生在幫助外國旅客翻譯，有人給小朋友披上了自己的羽絨服，還有一些人自動維護現(xiàn)場秩序。雖然天氣很冷，但人心還是暖的。

現(xiàn)場有幾個外國人難以和工作人員溝通，我臨時充當了他們的翻譯。他們都在中國三五年了，只是春節(jié)假期外出度假探親，誰知發(fā)生了疫情。

Anne本來是帶著5個月的孩子回法國探望外婆。她找不到行李，我打了客服電話才查到她的行李還在巴黎機場。她也無法按照原計劃帶著孩子回北京家中隔離，只能和我們一樣待在呼和浩特的酒店。她什么都沒帶，所有孩子的用品，她的個人用品都在行李箱里，沒有比這更慘的了。 

為了幫助Anne和工作人員協(xié)調(diào)，我和幾個外國人被一起留到了最后，離開機場時已經(jīng)是晚上7點多了。警車在前面引路，大巴車跟著到了酒店，因為要一個人一個人地辦入住，我們在車上又等待了2個小時。

  ■ 警車在前面引路。

 ■ 集中隔離的酒店。

■ 酒店日用品儲備。

我們下車時是晚上9點多，酒店的入口依然有很多工作人員，他們來自當?shù)嘏沙鏊⒓部刂行?、市醫(yī)院、市疫情防控辦公室。幾位外國朋友也被轉(zhuǎn)移到了另一家有英文服務(wù)的隔離酒店。 我們在這里填寫了第4張表格：《入境返呼（來呼）人員集中隔離醫(yī)院觀察通知書》，同意被集體隔離，再次明確個人信息以及隔離的起始時間。

酒店的隔離區(qū)全都鋪滿了塑料防護膜，房間內(nèi)備足了卷紙、抽紙、茶包、礦泉水、洗漱用品，還有體溫計、消毒液、洗手液，很貼心。不過為了防止病毒傳播，酒店不能使用空調(diào)，房間非常冷。

這一路我們被測了5次體溫，抽了2管靜脈血，做了次1咽拭子取樣，飛機落地9小時后，晚上9點，我終于躺在隔離酒店的床上。

正式被隔離的第一天，看到官方新聞證實我乘坐的CA934（巴黎-北京）航班上出現(xiàn)8個疑似病例，很快我們在酒店被安排做了第二次核酸檢測。3月27日，新聞證實我們的航班上有一位確診病例，還有5位疑似病例。

幸運的是我目前身體狀況良好，又一次死里逃生的感覺。解禁后，我一定要先去買一張彩票。畢竟像我這樣，能在全球范圍的疫情下，跋山涉水，跨越兩國，把所有最糟糕的事情，一件不差地都體驗了個遍，也是一種不一般的運氣。

自我兒子被拐帶至巴黎后，我開始有點兒害怕一個人待著，我沒辦法睡整宿覺，兩三個小時就會醒一次。我常常夢到他回來了，在陽光燦爛的微風(fēng)中笑著向我跑來，緊緊地抱著我，就像以前一樣撒著嬌，告訴我說，媽媽，我們再也不會分開了。

親愛的兒子，玉淵潭的櫻花又開了，媽媽很想再帶你去那里玩，爬拱橋，看小魚，和你一起吃櫻花形狀的冰激凌，看你在樹下快樂的奔跑。希望你在巴黎平平安安，媽媽很快會再去找你，你一定要等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