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在其《風險社會》一書中，以警醒大眾的口吻提到，“傳統(tǒng)社會的驅動力可以歸結為：我餓！而風險社會的驅動力則可表述為：我怕！”在此意義上，貝氏認為，人們的聯(lián)結方式也將從“需求型團結”轉向“焦慮型團結”，或者說，“在風險社會中，人們不再專注于獲取‘好’，而是極力避免最壞?！?/p>

雖然貝克的論斷過于絕對，但如果將最近爆發(fā)的肺炎疫情看作一場突發(fā)的社會風險或“黑天鵝”事件，那么確實在不同層面既讓我們看到了全民焦慮之下的團結一致，也讓我們深深感受到了個體焦慮恐慌之下的社會失衡與不安全感、不確定情緒蔓延。

從最初第一例被感染患者經(jīng)醫(yī)方確診，到整個疫情被確認為“國際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PHEIC），在我國蔓延多日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防治和管控，已不僅僅是一項醫(yī)學衛(wèi)生問題，其所表征的社會事實恰恰反映了當我們進入風險社會之后，公共安全風險的突發(fā)性、不確定性、高度關聯(lián)性和快速傳導性及其連帶而生的諸多非期然性后果，常以累積、疊加、激化的方式相互作用，給社會的有序治理帶來巨大挑戰(zhàn)和壓力。而在諸多社會影響中，常為相關組織和媒體輿論在不同程度上忽視的，便是民眾預期的確定性問題，或者說如何讓民眾對疫情中后期的經(jīng)濟生產(chǎn)與社會生活形成穩(wěn)定而明確的預期，如何讓民眾在不確定的風險之下有方向感、安全感和發(fā)展信心就顯得尤為重要。為什么要強調這個問題？因為我們每個人的日常行為都和預期息息相關，沒有穩(wěn)定明確的預期，輕則無所適從、惶惶終日，重則行為失范、悖逆社會共益。而從諸多突發(fā)公共安全事件的治理經(jīng)驗來看，在風險面前，“信心比黃金重要”，明確而穩(wěn)定的預期是化解風險的內在動力。

具體來看，在此次疫情之下，每一個體的預期無不受到生活環(huán)境、政策規(guī)定、組織行為、輿論信息等方方面面的影響。比如，為什么在口罩等一般防護用品平均意義上并不十分欠缺的條件下，居民仍然一物難求？為什么不少城市在生活用品供應充足的情況下，居民仍要搶購囤積？為什么人們在網(wǎng)絡上大喊“武漢加油”，但不少城市社區(qū)和農(nóng)村地區(qū)卻在無法律根據(jù)和正當理由的條件下強行阻斷返回的外籍租戶（或住戶）回家？這些現(xiàn)象既折射出了一種只顧自己、不顧他人的心理特征；也體現(xiàn)出了疫情未根本平息之下，民眾預期的不明和利益訴求的駁雜混亂；在更為根本的意義上，則反映了我們抵御突發(fā)風險的脆弱性。更進一步地，當我們加以審視，不難發(fā)現(xiàn)：此次疫情及其衍生的社會風險，具有如下幾項特征明顯的社會效應。

一是疫情風險的“回旋鏢”效應。雖然此次疫情緣何而起、病毒由何而來并未能查清確認，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們每個人都處于這一風險之下而難以獨善其身。無論老人還是孩童，官員還是平民，身在重疫區(qū)武漢還是遠在千里之外的鄉(xiāng)下，新型冠狀病毒都有所波及。而同樣是在此情景下，每一個組織的工作節(jié)奏、每一個企業(yè)的經(jīng)濟生產(chǎn)、每一個家戶的正常生活、每一個體的健康安全都難逃其影響。在這一意義上，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之下，我們都面對著同樣的風險。

二是疫情風險的“劣勢累積”效應。盡管在總體意義上，每一個體都處于同一“風險共同體”之下，但是風險的影響對不同群體卻具有明顯的異質性效應。正如貝克所強調的那樣，“風險同財富一樣附著在階層模式之上，只不過是以顛倒的方式：財富在頂層集聚，而風險在底層集聚”?；蛘哒f，風險的分配在不同群體中肯定是不均衡分布的。雖然還沒有更加詳實的數(shù)據(jù)表明哪些群體受到此次疫情的影響更為嚴重，但可以預見，對于那些本身就處在弱勢地位的群體，由于其自身的防范能力、救助可及性、社會支持等方面的薄弱，更易陷入到疫情風險之中。

三是疫情風險的“空間集聚”效應。此次疫情風險，首先在武漢爆發(fā)并迅速波及其他周邊地區(qū)，事實上也反映了大城市“集聚效應”的負外部性。隨著城市化和工業(yè)化的快速推進，城市規(guī)模不斷擴大，人口流動性越來越快、人口密度越來越高，社會風險越來越集中在大城市，公共安全隱患也愈發(fā)突出。而當大城市運行管理水平不能同步提升、公共服務供給難以同步跟進之時，超大規(guī)模優(yōu)勢很可能在風險的沖擊下瞬間轉變?yōu)槌笠?guī)模劣勢?；蛘哒f，當工業(yè)化、城市化進程所催生的風險與“不確定”“不可預見”的疫情風險交織疊加到一起之時，一個城市的“安全容量”是否科學確定，風險防控體制機制是否完善，風險治理的理念、組織、技術手段和資源基礎是否能有效銜接，就如退潮后的海灘顯露無遺。

在基本的疫情形勢面前，我們事實上面對著兩對矛盾，即人與病毒的矛盾和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如果說前者屬于病理學或醫(yī)學范疇意義，那么后者則屬于社會范疇。當下，這兩對矛盾的相互交織無疑加大了疫情防控的難度，甚或擴大了疫情的風險性。一方面，到目前還沒有能夠直接治愈此次病毒的專效藥物，換言之，人與病毒之間的矛盾還不能得到根本解決；另一方面，見諸媒體的不少社會事實卻更多反映出了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譬如，投機鉆營行為的產(chǎn)生、人際信任的缺失、基層政府公信力的下降、社會內聚力的潰散等等。

當然，無論是何種風險效應和何種矛盾，最終的承擔者都是社會個體，而最終的解決之道也正是要化解這些風險和矛盾。在諸多肯綮之中，當下不能忽視的是：如何讓民眾在面對不確定風險之時，能夠從缺乏安全感和方向感的“旋渦”中理性走出；如何減少民眾的焦躁、失望和憤怒情緒；如何以科學有效的風險評估、化解和管控方式確定性地應對不確定性風險，變“消極社會”為“能動社會”。

正如塔勒布在《反脆弱》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我們不只希望從不確定性中存活下來，或僅僅是戰(zhàn)勝不確定性?！覀兊氖姑邱Z化、主宰，甚至征服那些看不見的、不透明的和難以解釋的事物?！?/p>

從這些時日的疫情發(fā)展和各地應對態(tài)勢來看，雖然仍存在著諸如管理一刀切、信息不通暢、輿情引導不及時、救援物資分配和管理不到位等問題，企業(yè)生產(chǎn)與民眾生活受到程度不一的沖擊和影響。但總體上應該承認，各級政府積極健全疫情防控體系，較為妥善地應對風險挑戰(zhàn)，極大地化解了疫情的進一步擴散，全國總體疫情趨于穩(wěn)定。如果說這場沒有硝煙的戰(zhàn)爭已行進一半，那么明確民眾預期、增強社會信心就更加不可或缺。因為轉危為安之時，更需要保持定力、理性看待。

（作者魏欽恭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fā)展與戰(zhàn)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