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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來:《李訓墓志》書寫者“朝臣備”是不是吉備真?zhèn)洌?/h1>王瑞來(四川大學講座教授、日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字號最近,一方唐代墓志的披露在海內(nèi)外引起轟動。墓志的內(nèi)容平淡無奇,引起轟動的原因是,墓志的最后刻有這樣一行字:“日本國朝臣備書?!边^去碑銘墓志的制作,到完成為止,至少會有四人經(jīng)手,一是篆額,二是撰文,三是書丹,四是刻文。上面這一行字,表明這方墓志的書丹者是來自日本的“朝臣備”。
《李訓墓志》局部一看到“朝臣備”,會立刻讓人聯(lián)想到中日交流史上極為有名的吉備真?zhèn)?。公?16年,21歲的吉備真?zhèn)浔贿x作留學生,第二年跟隨第9次遣唐使來到唐朝首都長安。“留學生”這個今天看來像是近代以后產(chǎn)生的詞匯,其實在唐代就已經(jīng)有了,專指跟隨遣唐使一起入唐的年輕學生。跟吉備真?zhèn)渫械倪€有更有名的阿倍仲麻呂,也就是跟李白等唐代詩人有著深入交往的晁衡。吉備真?zhèn)湓谔瞥魧W的時間長達18年,735年才攜帶大量書籍回到日本?;氐饺毡竞蟮募獋湔?zhèn)涫艿街赜?,官職升遷很快,曾作為東宮學士,給后來成為孝謙天皇的皇太子講授《禮記》和《漢書》。在751年,吉備真?zhèn)浔蝗蚊鼮榍蔡剖垢笔?,于次年再次踏上唐朝的土地。再次到訪,不僅受到唐玄宗的接見,被授予銀青光祿大夫,還與阿倍仲麻呂再會,又到揚州拜訪了鑒真大師。幾次東渡都沒有成功的鑒真大師,也在754年隨同吉備真?zhèn)浣K于來到了日本。此后吉備真?zhèn)浔M管仕途頗有波折,但一直身居高位,做到正二位的右大臣,歷仕于幾代天皇。
吉備真?zhèn)鋵鞑ブ袊幕鸬街匾淖饔?。大到歷法,小到圍棋,乃至矯正日本的漢字舊讀吳音為唐代長安標準音的漢音,甚至日本文字片假名的創(chuàng)制,都跟吉備真?zhèn)溆嘘P。鑒于吉備真?zhèn)鋵θ毡疚幕腥绱酥卮蟮呢暙I,在去世上千年之后,還被明治天皇追贈勛二等。在古都西安,還有為紀念唐代文化傳入日本1250年而建造的吉備真?zhèn)浼o念園。
如果墓志真的是這位幾乎是奠基了日本古代文化的吉備真?zhèn)渌鶗鴮懙模拇_意義非同尋常。不僅“朝臣備”的表述會讓人聯(lián)想到吉備真?zhèn)?,從其他幾個角度來看,似乎也不能排除吉備真?zhèn)鋾鴮懙目赡苄?。第一,在時間節(jié)點上,吉備真?zhèn)錄]有不在場的記錄。墓志寫于墓主李訓去世的當年734年。第一次赴唐學習的吉備真?zhèn)?,第二年?35年才回國。第二,在地點接近上,也與吉備真?zhèn)溆嘘P。因為墓主李訓擔任主管接待外國人的鴻臚寺丞,而根據(jù)文獻記錄,鴻臚寺又是吉備真?zhèn)溟L期學習的地方。榮新江教授說“唐代的外交官讓日本國的使者來寫墓志”,“這讓人們從中看到了唐朝的國際性和開放的胸懷”。其實由善書的吉備真?zhèn)鋪頃鴮懕咎幦ナ篱L官的墓志也屬至極當然。在“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李白《前有一樽酒行二首》)的國際化程度相當高的當時長安,唐朝人的胡漢意識恐怕并沒有那么明晰,倒是“朝臣備”作為外來者則很明晰,一定要寫上“日本國”來強調(diào)自己的身份。
這方19行、328字的墓志本身,其真實性是不容置疑的。關于這一點,從對墓志撰文者褚思光的文獻考索便可證明。褚思光,在唐人張彥遠的《法書要錄》卷四、宋人王溥的《唐會要》卷七六等文獻中都有記載,開元七年(719)文辭雅麗科及第,墓志寫作之時,已官至秘書丞。由擅長文辭的秘書丞褚思光來執(zhí)筆墓志撰寫,也合情合理。
根據(jù)報道,專家們從填補中日關系史、中日書法史、遣唐使、日本史空白的視點強調(diào)了李訓墓志的價值。墓志固然有以上各個方面的價值,但在我看來,對于日本史研究、特別是在考察“日本”國號的形成與使用方面,有著重要的價值。墓志寫作于734年。在同一年,還有另一方重要的墓志存世。這就是明確寫下“國號日本”的《井真成墓志》。15年前發(fā)現(xiàn)于西安的《井真成墓志》,是當時首次發(fā)現(xiàn)記載“日本”年代最早的實物。發(fā)現(xiàn)后在日本引起轟動。因為日本國號的形成,長期以來都是根據(jù)一些文獻記載作出的推測。盡管《井真成墓志》的“國號日本”比通說晚將近30年,但卻是言之鑿鑿的實物。這次《李訓墓志》中所記“日本國朝臣備書”與《井真成墓志》作于同一年,這是二者的接點。我曾在日本《每日新聞》(2005年9月1日《每日新聞》夕刊)上撰文,考證了為研究者所忽視的墓志撰者的問題,認為《井真成墓志》并非由當時的唐人所撰,而是出自與井真成同在長安的日本人之手。我在文中推測有可能是有名的阿倍仲麻呂所撰。《李訓墓志》的披露,讓我覺得《井真成墓志》出自“朝臣備”之手的可能性也不是絕對沒有。
《井真成墓志》局部在《井真成墓志》發(fā)現(xiàn)之后,寫有“日本”的墓志又陸續(xù)有《禰軍墓志》和《杜嗣先墓志》的發(fā)現(xiàn)?!抖[軍墓志》中的“日本”,據(jù)我考證并非固有名詞,只是泛指東方的虛指(《〈禰軍墓志〉中的“日本”并非國名》,《澎湃》,2018年6月30日)。撰于713年的《杜嗣先墓志》中的“日本來庭”,據(jù)我考證,則確實是指日本(《“日本”國號形成蠡測》,《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18年第6期)。盡管《井真成墓志》和《李訓墓志》中的“日本”要比《杜嗣先墓志》的時期要晚,但并非沒有價值。與站在唐人的立場上撰寫的《杜嗣先墓志》不同,《井真成墓志》和《李訓墓志》中的“日本”,是日本人自己的自述。這對于考察當時日本人的國名意識與“日本”作為國名被廣泛使用的事實也很有意義。
比較作于同一年的《井真成墓志》和《李訓墓志》,其各自不同的價值在于,《井真成墓志》是迄今發(fā)現(xiàn)最早的明確記載“國號日本”的實物,而《李訓墓志》是迄今發(fā)現(xiàn)最早的明確記載“日本國”的實物?,F(xiàn)在日本的正式國名也叫“日本國”,這樣的表記或許是自日本國號形成之日起就是如此(參見筆者《“日本”國號形成蠡測》第六節(jié)《“日本國”解》。)?!独m(xù)日本紀》記錄702年的遣唐使問答,就自稱“日本國使”。屬于石刻文獻的《李訓墓志》可以成為書籍文獻《續(xù)日本紀》的佐證。
從報道來看,對于《李訓墓志》的書寫者“朝臣備”,中國方面的學者言之鑿鑿,實指就是吉備真?zhèn)?,而日本方面或許是接受了誤讀《禰軍墓志》的教訓,謹慎地推測有可能是吉備真?zhèn)洹?/p>
其實,《李訓墓志》的書寫者“朝臣備”到底是不是吉備真?zhèn)?,還真的不能斬釘截鐵地下斷言。這里面至少有兩個疑問還難以解釋。吉備真?zhèn)湓凶鳌跋碌莱肌保忻鞔_記載改名為“吉備朝臣”是在日本的天平十八年,即公元746年。在十二年前書寫墓志之時,他不可能時空穿越,寫下十二年后才開始使用的名字。這是最大的疑問。此外,吉備真?zhèn)溆H筆為自己的母親寫下有《楊貴氏墓志》?,F(xiàn)存的《楊貴氏墓志》與《李訓墓志》的書法風格迥異,難以視為出自同一人之手筆。更為具體的是,《李訓墓志》中的“朝臣備”的“備”,寫作繁體異體字的“偹”,而《楊貴氏墓志》則寫作繁體正字的“備”。僅就這些疑點來看,《李訓墓志》的書寫者“朝臣備”能不能斷定就是吉備真?zhèn)?,還需審慎。順便說一句,日本明治大學的氣賀澤保規(guī)教授說道,吉備真?zhèn)洹叭毡緡鴥?nèi)并沒有保留下任何他的筆跡,此次發(fā)現(xiàn)無疑填補了多項空白”。強調(diào)《李訓墓志》的價值的用意可以理解,但上述吉備真?zhèn)溆H筆書寫《楊貴氏墓志》真跡尚存,不能說“沒有保留下任何他的筆跡”吧。
《楊貴氏墓志》盡管書寫者“朝臣備”究竟是不是吉備真?zhèn)渖写嬉牲c,但這并不能否認《李訓墓志》本身的重要價值。墓志的書寫年代本身以及“日本國朝臣備書”的表述,從日本史的視點考量,無疑已經(jīng)具有極大的意義。
責任編輯:于淑娟校對:欒夢澎湃新聞報料:021-962866澎湃新聞,未經(jīng)授權不得轉載+1收藏我要舉報
最近,一方唐代墓志的披露在海內(nèi)外引起轟動。墓志的內(nèi)容平淡無奇,引起轟動的原因是,墓志的最后刻有這樣一行字:“日本國朝臣備書?!边^去碑銘墓志的制作,到完成為止,至少會有四人經(jīng)手,一是篆額,二是撰文,三是書丹,四是刻文。上面這一行字,表明這方墓志的書丹者是來自日本的“朝臣備”。

一看到“朝臣備”,會立刻讓人聯(lián)想到中日交流史上極為有名的吉備真?zhèn)?。公?16年,21歲的吉備真?zhèn)浔贿x作留學生,第二年跟隨第9次遣唐使來到唐朝首都長安。“留學生”這個今天看來像是近代以后產(chǎn)生的詞匯,其實在唐代就已經(jīng)有了,專指跟隨遣唐使一起入唐的年輕學生。跟吉備真?zhèn)渫械倪€有更有名的阿倍仲麻呂,也就是跟李白等唐代詩人有著深入交往的晁衡。吉備真?zhèn)湓谔瞥魧W的時間長達18年,735年才攜帶大量書籍回到日本?;氐饺毡竞蟮募獋湔?zhèn)涫艿街赜?,官職升遷很快,曾作為東宮學士,給后來成為孝謙天皇的皇太子講授《禮記》和《漢書》。在751年,吉備真?zhèn)浔蝗蚊鼮榍蔡剖垢笔?,于次年再次踏上唐朝的土地。再次到訪,不僅受到唐玄宗的接見,被授予銀青光祿大夫,還與阿倍仲麻呂再會,又到揚州拜訪了鑒真大師。幾次東渡都沒有成功的鑒真大師,也在754年隨同吉備真?zhèn)浣K于來到了日本。此后吉備真?zhèn)浔M管仕途頗有波折,但一直身居高位,做到正二位的右大臣,歷仕于幾代天皇。
吉備真?zhèn)鋵鞑ブ袊幕鸬街匾淖饔?。大到歷法,小到圍棋,乃至矯正日本的漢字舊讀吳音為唐代長安標準音的漢音,甚至日本文字片假名的創(chuàng)制,都跟吉備真?zhèn)溆嘘P。鑒于吉備真?zhèn)鋵θ毡疚幕腥绱酥卮蟮呢暙I,在去世上千年之后,還被明治天皇追贈勛二等。在古都西安,還有為紀念唐代文化傳入日本1250年而建造的吉備真?zhèn)浼o念園。
如果墓志真的是這位幾乎是奠基了日本古代文化的吉備真?zhèn)渌鶗鴮懙模拇_意義非同尋常。不僅“朝臣備”的表述會讓人聯(lián)想到吉備真?zhèn)?,從其他幾個角度來看,似乎也不能排除吉備真?zhèn)鋾鴮懙目赡苄?。第一,在時間節(jié)點上,吉備真?zhèn)錄]有不在場的記錄。墓志寫于墓主李訓去世的當年734年。第一次赴唐學習的吉備真?zhèn)?,第二年?35年才回國。第二,在地點接近上,也與吉備真?zhèn)溆嘘P。因為墓主李訓擔任主管接待外國人的鴻臚寺丞,而根據(jù)文獻記錄,鴻臚寺又是吉備真?zhèn)溟L期學習的地方。榮新江教授說“唐代的外交官讓日本國的使者來寫墓志”,“這讓人們從中看到了唐朝的國際性和開放的胸懷”。其實由善書的吉備真?zhèn)鋪頃鴮懕咎幦ナ篱L官的墓志也屬至極當然。在“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李白《前有一樽酒行二首》)的國際化程度相當高的當時長安,唐朝人的胡漢意識恐怕并沒有那么明晰,倒是“朝臣備”作為外來者則很明晰,一定要寫上“日本國”來強調(diào)自己的身份。
這方19行、328字的墓志本身,其真實性是不容置疑的。關于這一點,從對墓志撰文者褚思光的文獻考索便可證明。褚思光,在唐人張彥遠的《法書要錄》卷四、宋人王溥的《唐會要》卷七六等文獻中都有記載,開元七年(719)文辭雅麗科及第,墓志寫作之時,已官至秘書丞。由擅長文辭的秘書丞褚思光來執(zhí)筆墓志撰寫,也合情合理。
根據(jù)報道,專家們從填補中日關系史、中日書法史、遣唐使、日本史空白的視點強調(diào)了李訓墓志的價值。墓志固然有以上各個方面的價值,但在我看來,對于日本史研究、特別是在考察“日本”國號的形成與使用方面,有著重要的價值。墓志寫作于734年。在同一年,還有另一方重要的墓志存世。這就是明確寫下“國號日本”的《井真成墓志》。15年前發(fā)現(xiàn)于西安的《井真成墓志》,是當時首次發(fā)現(xiàn)記載“日本”年代最早的實物。發(fā)現(xiàn)后在日本引起轟動。因為日本國號的形成,長期以來都是根據(jù)一些文獻記載作出的推測。盡管《井真成墓志》的“國號日本”比通說晚將近30年,但卻是言之鑿鑿的實物。這次《李訓墓志》中所記“日本國朝臣備書”與《井真成墓志》作于同一年,這是二者的接點。我曾在日本《每日新聞》(2005年9月1日《每日新聞》夕刊)上撰文,考證了為研究者所忽視的墓志撰者的問題,認為《井真成墓志》并非由當時的唐人所撰,而是出自與井真成同在長安的日本人之手。我在文中推測有可能是有名的阿倍仲麻呂所撰。《李訓墓志》的披露,讓我覺得《井真成墓志》出自“朝臣備”之手的可能性也不是絕對沒有。

在《井真成墓志》發(fā)現(xiàn)之后,寫有“日本”的墓志又陸續(xù)有《禰軍墓志》和《杜嗣先墓志》的發(fā)現(xiàn)?!抖[軍墓志》中的“日本”,據(jù)我考證并非固有名詞,只是泛指東方的虛指(《〈禰軍墓志〉中的“日本”并非國名》,《澎湃》,2018年6月30日)。撰于713年的《杜嗣先墓志》中的“日本來庭”,據(jù)我考證,則確實是指日本(《“日本”國號形成蠡測》,《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18年第6期)。盡管《井真成墓志》和《李訓墓志》中的“日本”要比《杜嗣先墓志》的時期要晚,但并非沒有價值。與站在唐人的立場上撰寫的《杜嗣先墓志》不同,《井真成墓志》和《李訓墓志》中的“日本”,是日本人自己的自述。這對于考察當時日本人的國名意識與“日本”作為國名被廣泛使用的事實也很有意義。
比較作于同一年的《井真成墓志》和《李訓墓志》,其各自不同的價值在于,《井真成墓志》是迄今發(fā)現(xiàn)最早的明確記載“國號日本”的實物,而《李訓墓志》是迄今發(fā)現(xiàn)最早的明確記載“日本國”的實物?,F(xiàn)在日本的正式國名也叫“日本國”,這樣的表記或許是自日本國號形成之日起就是如此(參見筆者《“日本”國號形成蠡測》第六節(jié)《“日本國”解》。)?!独m(xù)日本紀》記錄702年的遣唐使問答,就自稱“日本國使”。屬于石刻文獻的《李訓墓志》可以成為書籍文獻《續(xù)日本紀》的佐證。
從報道來看,對于《李訓墓志》的書寫者“朝臣備”,中國方面的學者言之鑿鑿,實指就是吉備真?zhèn)?,而日本方面或許是接受了誤讀《禰軍墓志》的教訓,謹慎地推測有可能是吉備真?zhèn)洹?/p>
其實,《李訓墓志》的書寫者“朝臣備”到底是不是吉備真?zhèn)?,還真的不能斬釘截鐵地下斷言。這里面至少有兩個疑問還難以解釋。吉備真?zhèn)湓凶鳌跋碌莱肌保忻鞔_記載改名為“吉備朝臣”是在日本的天平十八年,即公元746年。在十二年前書寫墓志之時,他不可能時空穿越,寫下十二年后才開始使用的名字。這是最大的疑問。此外,吉備真?zhèn)溆H筆為自己的母親寫下有《楊貴氏墓志》?,F(xiàn)存的《楊貴氏墓志》與《李訓墓志》的書法風格迥異,難以視為出自同一人之手筆。更為具體的是,《李訓墓志》中的“朝臣備”的“備”,寫作繁體異體字的“偹”,而《楊貴氏墓志》則寫作繁體正字的“備”。僅就這些疑點來看,《李訓墓志》的書寫者“朝臣備”能不能斷定就是吉備真?zhèn)?,還需審慎。順便說一句,日本明治大學的氣賀澤保規(guī)教授說道,吉備真?zhèn)洹叭毡緡鴥?nèi)并沒有保留下任何他的筆跡,此次發(fā)現(xiàn)無疑填補了多項空白”。強調(diào)《李訓墓志》的價值的用意可以理解,但上述吉備真?zhèn)溆H筆書寫《楊貴氏墓志》真跡尚存,不能說“沒有保留下任何他的筆跡”吧。

盡管書寫者“朝臣備”究竟是不是吉備真?zhèn)渖写嬉牲c,但這并不能否認《李訓墓志》本身的重要價值。墓志的書寫年代本身以及“日本國朝臣備書”的表述,從日本史的視點考量,無疑已經(jīng)具有極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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