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人民黨執(zhí)政之下，印度近年已接連完成“三聲離婚”穆斯林習慣法的廢除、印控克什米爾特殊地位的終止、“羅摩廟”歸屬的法院判決（判給了印度教徒）等印人黨及其母體國民志愿服務(wù)團的“長期目標”。再到愈演愈烈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爭議，印度似乎在印度教民族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針對印度的民族主義問題（無論是基于印度公民的Indian Nationalism，還是基于印度教文化的Hindutva），印度文化研究學者特賈斯維莉·尼南賈納（Tejaswini Niranjana）研究頗豐、視野廣闊。愈演愈烈的反《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示威活動的現(xiàn)場也能見到她的身影。

近日，尼南賈納的中文讀本《重塑民族主義：特賈斯維莉·尼南賈納讀本》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作為印度重要的女性主義理論家，尼南賈納目前擔任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和系主任，在上世紀90年代初憑后結(jié)構(gòu)主義翻譯理論成名。她通過研究英帝國主義在印度英語教育的推廣，辨析出印度現(xiàn)代民族國家觀念的局限。

對她而言，民族是印度知識界辯論中不斷涉及的理念，民族主義的思想在印度獨立前后經(jīng)久不衰。從批判的角度來看，她將這種思潮總結(jié)為“民族-現(xiàn)代（national-modern）的政治與文化邏輯”。尼南賈納指出，在印度獨立之前，印度精英就已經(jīng)在女性、達利特（賤民）、農(nóng)民、部落和工人等各個人群的斗爭之前就民族構(gòu)建達成了共識。1947年印度獨立看上去加強了這種共識，但是政治和社會權(quán)利依然留在精英們手中。他們最終對物質(zhì)或無形資源的重新分配（也就是社會革命）并沒有多少興趣。

印人黨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情結(jié)如此之強，讓其前朝國大黨執(zhí)政時期、尤其是印度開國總理尼赫魯?shù)臅r代顯得尤為“世俗多元”。的確，上世紀50年代的尼赫魯主義與上世紀90年代開啟的印度中產(chǎn)階級新民族主義有著顯著的不同。但在尼南賈納看來，這種區(qū)別并非是世俗與宗教的簡單對立。在50年代“印度人”話語形成時，盡管這一概念并沒有明白地建立在反穆斯林的話語上，但市民主體（citizen-subject）已被編碼為印度教的。90年代開始，印度市民主體隱藏的標記隨著全球化（以及伊斯蘭恐懼癥的普遍）逐漸顯露，由高等種姓印度教徒“毫不尷尬”地主張著。

簡而言之，印度“民族-現(xiàn)代”的“常識”認為，印度存在著某種繼承而來的“印度文明精髓”。無論是在研究翻譯理論、南印度流行電影或是加勒比音樂，尼南賈納始終批判著上述的所謂“常識”。這種批判意識讓深度參與印度女性主義運動的尼南賈納面對即使是看似以“女性主義者”為主體的90年代印度電影文本，也能從中挖掘出新民族主義的意涵。

印度90年代的流行電影參與了印度婦女身份的塑造，女性主體被糅合進新民族主義的塑造過程。為“婦女”獲得現(xiàn)代性與民族性的呼吁，反而通過“民族-現(xiàn)代”的邏輯將種姓與族群拋在身后，基于種姓與社群（尤其是是低種姓和穆斯林）的動員顯得落后。

在收錄于《重塑民族主義》讀本中的同名文章中，尼南賈納分析了1989年至1995年的曼尼·拉特納姆導演的三部電影。1992年的《羅嘉（Roja）》是三部電影之一，劇情設(shè)定在克什米爾。影片中，男女主角在對白與行動中強化著“克什米爾屬于印度”的印象，稱導致克區(qū)城市陷入荒蕪的“宵禁”是為了“安全”，這樣的畫面在影院里迎來一陣陣的掌聲。男主角經(jīng)由印度國旗與“印度萬歲”（Jai Hind）口號塑造的民族主義英勇形象，與90年代被媒體美化的反曼達爾（反對為低種姓提供配額的社會運動）鼓動者形成呼應。反曼達爾者多來自高種姓，聲稱自己才是真正世俗的，因為他們不相信種姓，只相信優(yōu)秀價值。在以反曼達爾運動為代表的印度新民族主義運動里，種姓與族群（尤其是低種姓和穆斯林）不能夠展示現(xiàn)代性或民族地位，甚至往往被表現(xiàn)為像是前現(xiàn)代的、非現(xiàn)代的和反民族的。

在尼南賈納的分析中，民族利益、國家安全、民族融合、現(xiàn)代化乃至于“世俗化”（這本是印度自由派與左翼政治的核心概念）等自上世紀50年代起就為印度人熟知的話語，仍然出現(xiàn)于新的民族主義中。民族主義的轉(zhuǎn)變被這些沿用的術(shù)語所遮蓋，卻在某種意義上令“民族-現(xiàn)代”的輪廓更加清晰，使得它對低種姓與非印度教徒社群的排斥合法化：世俗化是非伊斯蘭教化（而與印度教無關(guān)）——穆斯林婦女只要扔下罩袍就可以逃出（穆斯林）父權(quán)、穆斯林的世俗化就是變得具有印度性。

帶著這種批判意識，她積極地為思考和研究印度社會問題提供理論武器和工具。她為印度女性主義運動找尋“印度語境以內(nèi)”的位置，以駁斥女性主義源于西方而無法落地印度本土的論調(diào)，又警惕于中產(chǎn)階級女性主義與新民族主義議程的合流。

近日，《重塑民族主義讀本》在上海的發(fā)布會上，尼南賈納接受了澎湃新聞的專訪。在專訪中，尼南賈納詳細闡述了她對“民族-現(xiàn)代”的理解，分享了她的研究歷程，以及參與《亞際文化研究（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西天中土”等第三世界跨國交流項目的體驗。在她看來，右翼政府已經(jīng)奪走了知識分子用以批判西方的語言與觀點，反過頭來再用它來對付知識分子。印度知識分子已陷入迷茫，但尼南賈納堅持，知識分子們不應滿足于對莫迪沒完沒了的抱怨。

印度“民族-現(xiàn)代”背后的單一化邏輯

澎湃新聞：你多次提到了“民族-現(xiàn)代（national-modern）”，它是什么意思？

尼南賈納：我對“民族-現(xiàn)代”的概念并不具有“版權(quán)”，但我的確經(jīng)常在寫作中使用?！懊褡?現(xiàn)代”這個概念指的是一種不同于西方、卻與之有關(guān)的現(xiàn)代性。在印度語境下，是去談?wù)撚《鹊奈幕c過去。通過強調(diào)印度偉大的“文化”與過去，印度建構(gòu)出了對抗西方殖民主義的特定民族主義。

在1947年獨立之前的印度，“文化與“民族”的概念與二者間關(guān)系就頗為復雜。對印度來說，文化與民族二者是不能簡單地與彼此拆開的。在亞洲各國尤其是遭受了殖民主義的前殖民地，有著一個頗為普遍的現(xiàn)象：在西方的“文化”（Culture）概念引入以來，自身的語言中并沒有與之對應的“文化”一詞，“文化”是翻譯的結(jié)果。在印度各種本土語言中是如此，在韓語、日語乃至于是漢語也是這樣。比較起來，傳統(tǒng)、文明、歷史之類的概念可能更為常見。

直到19世紀末期，“文化”一詞才經(jīng)由對英語“文化”一詞的翻譯而于印度出現(xiàn)。原先印度社會有著類似“文化”一詞的時間，但直到對殖民主義的回應，印度社會才通過翻譯創(chuàng)造了“文化”一詞。

西方殖民者在早期曾有過一個短暫的時期，希望通過東方思想與文明的資源來修補西方因工業(yè)革命而“破損”的文明。在殖民者能于殖民地更廣泛地活動后，他們樹立起了新的論述，稱盡管東方文明早期很偉大，但后來已經(jīng)衰落。就印度而言，英國殖民者認為，莫臥兒王朝是“非印度教的”、“非原生的”、“外來的”，因而是破壞印度文化的印度文明。英國殖民者因此以肩負“恢復印度文化”使命自居。

19世紀20年代開始，英國在印度的殖民從東印度公司漸漸轉(zhuǎn)向真正意義上的殖民力量，殖民者的意識形態(tài)也隨之改變。他們不再認為印度是一片文明之地，而只是一片“有人”的地方。英國歷史學家麥考萊（輝格史觀《英國史》作者）宣稱：“歐洲一間尚好的圖書館里的一架書，其價值就可抵過印度和阿拉伯半島的全部本土文學”。

同樣在19世紀早期，參與現(xiàn)代社會改革的印度精英也在閱讀西方思想家著作，認同自由等西方概念，疑惑為什么這些概念無法在印度實現(xiàn)。這些印度改革者因而反思，印度的文明是否已衰落、印度人是否的確就比西方落后（如女性地位、族群關(guān)系等等）。這些改革者認為，西方工業(yè)技術(shù)更為領(lǐng)先，但印度在精神與文化上也曾是先進的，印度要強大就要復蘇文化上的強大。

1857年，英屬印度發(fā)生了一場大抗爭，導致“印度”（India）這個詞在這片土地上越來越具有民族意味。要意識到，“印度”原先并非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的名字，現(xiàn)在被稱為印度的這個地方的任何一種本土語言里都沒有“印度”（India）這個詞。

19世紀晚期，“印度文化”這個詞成了爭取印度獨立與自由的活動家的口號與理念。為了定位自身，印度民族主義者把文化這個詞推向前臺，強調(diào)印度與西方的差異，以為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尋找理由?！坝《任幕币环矫娉闪司哂姓我馕兜母拍睿硪环矫嬉彩俏鞣较胂笥《鹊姆绞?。

澎湃新聞：在你的研究中，“民族-現(xiàn)代（national-modern）”有什么具體的例子？你為什么要批判它？

尼南賈納：以音樂為例，如今印度人去學習傳統(tǒng)音樂已是司空見慣，但這并不是自然而然的結(jié)果。印度原有的音樂被塑造成了“印度經(jīng)典音樂”。我一本即將出版的著作討論了19至20世紀孟買的音樂。19世紀70年代始，受殖民地格局下的利潤驅(qū)使，越來越多人在孟買學音樂，音樂也變得流行。莫臥兒帝國在19世紀50年代的垮臺，也讓很多宮廷歌手進城謀生。工業(yè)革命讓交通方便，讓這些歌手可以來到孟買，新的錄音技術(shù)則讓音樂可以販賣。傳統(tǒng)音樂是沒有民族主義乃至于文化的內(nèi)涵的，多由低種姓的、非印度教的人操習。隨著越來越多高種姓、高階級的人也在喜歡和學習傳統(tǒng)音樂，原先屬于低種姓、低階級的“色情”內(nèi)容被剔除了，“民族音樂”由此誕生，也變成了高種姓、高階級的文化，進而參與“民族-現(xiàn)代”的塑造。

文化與民族的難以切割讓知識分子不斷地展開批判。它導致的問題不僅僅是殖民主義的遺產(chǎn)，也是印度今時今日所經(jīng)歷的。以我參與的女性主義運動為例，我這一代人很謹慎，不敢直接使用“女性主義”的詞語，因為這會被認為是西方的概念、是西方的問題，與印度語境無關(guān)?；氐缴鲜兰o初，在印度獨立的目標面前，女性問題被擱置在一邊。在俄國革命中也有類似的現(xiàn)象。當然，如今印度的年輕活動家不再介意使用這個詞語，全球化幫助他們不再為使用“女性主義”而感到芥蒂。

印度憲法保障了女性的選舉與被選舉權(quán)，50年代以來，印度女性涌現(xiàn)了越來越多的專業(yè)人士與政治人物。然而，印度女性只有接受了符合主流期待的“民族性”才能進入公共生活。一方面，包括憲法在內(nèi)的社會機制保障女性權(quán)利；另一方面，對女性地位不平等的批評，會被認為是不夠印度甚至是不屬于印度的。我這一代人在開展女性運動時，便要不斷強調(diào)我們是內(nèi)在于印度的。

直至今天，印度和中國等其他國家相比，對“民族”與“文化”的癡迷要更為強烈。包含我在內(nèi)的不少印度知識分子，對民族和文化二詞同時有著期待和批評的情感。

在印度于1947年正式獨立以前，文化已被定義成印度民族/國家獨立的核心。然而作為獨立后出生的一代，我頗感困擾，因為“文化”越來越成了單一的思想概念。我們在生活中見到如此多元的現(xiàn)象，然而民族-國家之所以能成立卻依賴于單一的文化認同。而單一的定義，仍依賴于多數(shù)人的邏輯。知識分子們?nèi)栽谂ふ乙粋€合適的闡釋方式，讓憲法所擔保的世俗與日常生活體驗的多樣性，能應對來自國家的單一化理解的壓力。

澎湃新聞：“三聲離婚”習慣法的廢除、克什米爾特殊地位的終止、“羅摩廟”歸屬的法院判決、再到愈演愈烈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爭議，你怎么看待印度教民族主義（Hindu nationalism）風潮？與《公民身份法案修正案》一同引發(fā)抗議的阿薩姆邦“國民身份注冊制度”（NRC）實際上是在國大黨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執(zhí)政時確立的。被認為掀起印度教民族主義浪潮的印人黨與印度國民志愿團，真的和被后世記憶為堅持“世俗多元”的國大黨如此二元對立嗎？

尼南賈納：其實印人黨推動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已經(jīng)醞釀多年。所謂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浪潮過于明顯了，也很是浩大。而它之所以能如此“強”，也是因為能和世界上其他類似的民族主義浪潮呼應起來。在全球化興盛的時代，民族主義也興盛了起來。民族主義浪潮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在印度）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每天遇到的人、你在商鋪遇到的人……都卷入了這一“印度教徒”民族主義的浪潮。

如果你仔細看右翼政府的所作所為，他們就是想要將單一的邏輯（如印地語）應用整個國家。舉個例子，我每次從印度來中國，中國海關(guān)官員都會用“印地語”對我說“左手，右手！”，我很是困惑，我會說印地語，但我并不知道這兩個詞，我們會用英語表達“左”和“右”。我對著中國海關(guān)官員說：“你知道嗎，不是我們所有人都會說印地語的?！彼皇菍ξ倚π??？赡茉谒磥恚覀冏鳛橛《热硕紤撝v同一種語言。所以對我來說，去討論可能性、多元性很是自然，這依然是宣稱我們“擁有不一樣的歷史”的方式，我們也必須去和這樣的歷史工作。音樂也是如此有趣，比如唱什么、怎么唱、什么人來唱……這都是很多細小的可以入手的東西，我們還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也許這也是這個時刻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了。

鼓動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印人黨政權(quán)與（尼赫魯開啟的）國大黨政權(quán)相比，經(jīng)濟政策其實沒有什么區(qū)別，但文化議程可能很是不同。有關(guān)世俗主義的辯論，發(fā)生在憲法起草的時代。尼赫魯主張的世俗主義和西方定義相去不遠，就是平等對待所有的宗教。在尼赫魯時代，在文化實踐、日常生活、生活空間中我們都有著“寬容”與“多元”。但這種寫入憲法的多樣性，一直在遭受挑戰(zhàn)。

如果說尼赫魯當年立下的“世俗主義”并不如理想中那樣堅固，那是因為“民族-現(xiàn)代”的邏輯，是由來自高階級、高種姓和印度教的人士所展現(xiàn)的。這看上去是世俗的，但其整合方式、其對成員的認可標準，都屬于高階級、高種姓、印度教人士。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印度教民族主義浪潮無關(guān)政府，其（單一化的）邏輯是類似的，只是如今組成方式不同，不再是用英語來表達、來統(tǒng)一。印人黨掌權(quán)的如今，這個（單一化的）邏輯甚至顯得更為清晰。

澎湃新聞：印度的知識分子從反殖民時代一直強調(diào)傳統(tǒng)，現(xiàn)在看來，這種對傳統(tǒng)知識反西方的強調(diào)，會不會也滋養(yǎng)了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崛起？你會不會擔心右翼政府劫持了知識分子的研究成果？

尼南賈納：他們早已經(jīng)奪走了內(nèi)涵。知識分子都很困惑，因為我們不知道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八麄儭眾Z走了我們的語言、我們的觀點，反過頭來再用它來對付我們。每個知識分子都陷入迷茫，我們可以寫作有關(guān)歷史、有關(guān)殖民主義的、有關(guān)過去的各種事情，但面對當下，我看不到任何人在做這方面的工作。

除了“莫迪太壞了、太糟糕了！”這樣的抱怨，知識分子們已經(jīng)不知道還能寫什么、還能討論什么了。但這太枯燥了，我覺得這是不足夠的，我們要去找一個不同的方式來“討論印度”。然而我覺得現(xiàn)在還不足以就民族主義展開寫作，所以我想先書寫其他的內(nèi)容，諸如親密關(guān)系、音樂，等等。挑戰(zhàn)性的問題太多太多，這就是為什么我愿意“挑選一個小項目”而去研究音樂。在這一過程中，我會提出其他的新問題。

現(xiàn)在我也在研究“數(shù)碼親密關(guān)系（digital intimacy）”，我關(guān)注年輕女性，在廣州、孟加拉、香港、新加坡做研究。在廣州和香港的短期研究里，我發(fā)現(xiàn)數(shù)碼媒介對親密關(guān)系的改變是很有趣的。廣東話的“親密”概念和intimacy是不一樣的，我在試圖理解。研究的關(guān)鍵不在于抖音等載體，而是帶著問題去研究。通過它們，討論民族主義等其他問題的空間就有可能被打開。我想要“不一樣的選擇”，而不是重復已顯而易見的東西。

翻譯與音樂背后的第三世界

澎湃新聞：中國讀者可能會很驚訝，印度議會竟然沒有限定唯一的官方語言，有人甚至將之總結(jié)為“印度不夠成功”的結(jié)果。印度稱得上是沒有發(fā)生土地改革、語言統(tǒng)一等大規(guī)模社會變革，請問你如何理解？

尼南賈納：我明白中國人的這種看法。我個人不是所謂的“改革主義者”，但我爸爸是印度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始黨員之一，他給我?guī)砹肆硪粋€社會主義/共產(chǎn)主義的世界，因為他們持續(xù)關(guān)注著英美之外的非洲、中國、蘇聯(lián)等地。從這個視野的意義來說，我覺得印度沒有經(jīng)歷大規(guī)?；蛘哒f社會主義的改革是很可惜的。但對于知識分子來說，責任在于依據(jù)現(xiàn)有的條件和空間去打開新空間、尋找新的元素。就印度而言，因為我們有如此多不同的語言，我們可以找尋另類的空間。也因此，我是某種意義上的“印度民族主義者（Indian nationalist）”，對比起來，其他印度學者可能會有“印度是一個文明體”的思想傾向。但對我來說，印度民族國家的框架已是既定現(xiàn)實。

澎湃新聞：印度是當之無愧的“多元”國家，如你所說，你受惠于它，也因其感到困惑。你的背景對你的研究有什么影響？你為什么會關(guān)注“翻譯”的問題？

尼南賈納：我的父母是卡納達語作家，一直堅持要我學習卡納達語。他們是作家，我也想要成為作家。那時越來越多的印度人想要學習英語、用英語寫作，印度人通過英語在國際上有了更多的曝光。至于卡納達語的學習，因為會（占用時間而）導致其他科目成績落后，無助于大學晉升，并沒有什么人在學。但我父母不在意這些問題，他們堅持我學卡納達語。

但我在學英語后，我的父母很困惑，因為我越學越流利，我的作品也獲得其他寫作者的認可。我的父母同意，我可以做一個英語作者了。這是我作為寫作者的原初認同。在那時的大學里，你不可能只學一個學科，于是我學了英語文學、經(jīng)濟學和社會學。

那時候，如果你是印度大學生，你就要一路讀到博士。我在印度讀完本科后，父親建議我不要去英國而去美國，我便去美國加州修讀博士，繼續(xù)做英語研究。我原來一直在印度生活，也是中產(chǎn)階級，很少遇到所謂的歧視，父母也讓我按自己的意愿做事。但在美國，人們總是在問我“你英語為什么說得這么好”之類的問題，于是我意識到英語背后的更多問題，開始研究“翻譯”。

這是上世紀80年代的事情。那時候的翻譯研究都關(guān)注文本，但我更想關(guān)注殖民主義、哲學等面向。我想要更具知識分子意味地去思考問題，但這并不會讓我的導師滿意。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直到1978年才出版，在80年代去討論翻譯的政治意涵還是聞所未聞的。在我將要完成博士學位的時候，印度的大學給了我一個教職，我美國的老師也知道我不想留在美國，就讓我順利畢業(yè)回去了。

澎湃新聞：那你后來為什么會研究加勒比特立尼達的印度裔族群？

尼南賈納：盡管我對英語的歷史與與社會意義很是警覺，包括背后的議程設(shè)置等等，但我與文學還是有很強的聯(lián)系。在印度的英語系教學環(huán)節(jié)里，我接觸到了加勒比地區(qū)、非洲等英聯(lián)邦文學。這對原來研究英美文學的我來說是一個全新的領(lǐng)域，需要一些時間去學習。另一方面，印度在上世紀80年代末也處于一段特殊的歷史時期，學生們越來越多地提出關(guān)于種姓、階級和性別等各方面的政治性問題。我發(fā)現(xiàn)，對于印度的學生來說，去學習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學，要比讀莎士比亞更有感觸。

這時，一筆豐厚的獎學金資助我去其他地方做研究，于是我選擇了加勒比，因為我從來沒去過這個地方，它又如此遙遠。我原來想研究，對于加勒比海人民而言，民族是什么、文化是什么。但我去到之后發(fā)現(xiàn)，他們反問我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文化，他們原來并不關(guān)心。

澎湃新聞：那你為什么會以音樂為切入點研究？你認為你在從事離散（diaspora）研究嗎？

尼南賈納：回到印度，我繼續(xù)尋找各種獎學金，在加勒比海獲得了約10年的研究經(jīng)驗。到90年代中期，我出版了一本著作。也在那時，加勒比印度裔音樂人開啟的酸辣醬音樂（Chutney）風格越來越流行。這種音樂用非洲的音樂形式來唱印度傳統(tǒng)音樂，從加勒比海-非洲的卡里普索音樂（Calypso）發(fā)展而來。來自印度本土的人會問，他們怎么可以用非洲音樂的方式演唱印度音樂？實際上，這些印度裔加勒比人已經(jīng)是第六、第七代移民，和印度本土沒有了關(guān)系，也沒有來往。

因為我丈夫來自印度果阿，我認識了來自果阿的流行搖滾音樂人Remo Fernandes，他會說葡萄牙語，是印度知名的獨立音樂人。我給他發(fā)了一些特立尼達音樂，他為此感到興奮，他對加勒比海的印象還是鮑比·馬里，問我怎么可以跑去這么遠的地方。

我轉(zhuǎn)而向他引介了特立尼達音樂人，和他開啟了一個紀錄片計劃。面對攝像機，特立尼達印度人興奮地喊起了：“寶萊塢！寶萊塢！”這給了我不同的反饋，讓特立尼達社會在我眼前以另一種形式展現(xiàn)了出來。我開始反思我介入知識的方式，發(fā)現(xiàn)我需要和實踐有所聯(lián)系。我因此重寫了整本書，在2006年出版了《調(diào)動印度：在印度與特立尼達之間的女性，音樂與移民》（Mobilizing India: Women, Music, and Migration Between India and Trinidad）。

我從來不使用“離散”這個詞。離散研究對我來說并不有趣，這個概念很大程度上是被美國人、猶太人所定義的，理解方式是很“猶太”的。我否認我做的研究是離散研究，我在特立尼達的研究有關(guān)于這些（女性為主的）酸辣醬歌手如何在一個非印度的國家強調(diào)“印度性”。我只是想研究兩個不同的第三世界國家，只是在特立尼達正好接觸到了混合了非洲與印度文化的酸辣醬音樂。

建設(shè)“亞際”之間的交流

澎湃新聞：在你的《替代性框架？為第三世界的比較研究提問》中，我能看到一種復雜的情緒：期待、困惑、希望、猶豫。請問你寫作這篇文章的語境是什么？在該文中，“旅行”似乎成了解決問題的一個答案。對你而言，“旅行”是什么？

尼南賈納：這是我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寫的文章，那時我還未參與《亞際文化研究》。我之所以寫這篇文章，是因為研究加勒比的我想探討去連接西方之外的知識意味著什么。在美國的時候，我第一次遇到了來自所謂“第三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我們試圖一起改變知識生產(chǎn)、實踐、回應各種歷史的方式，比如《亞際文化研究》、“西天中土”等項目。

說到“旅行”，我并不是所謂的“旅游家”，我只是認為讓自己處于一個不熟悉的地方就會有新的體驗。你不能僅僅坐著就寫一本關(guān)于某個地方的書。僅僅是去探索，就是好的，無論是去中國、去歐洲……只要在物理上將自己放在一個不同的空間，帶著所有的不確定性和困惑，就是在用不同的方式去體驗這個地方。

澎湃新聞：這么多年后，中印乃至于“亞際”之間的交流變得更容易了嗎？為什么？除了你參與的這些項目之外，還有什么更結(jié)構(gòu)性的轉(zhuǎn)變在影響亞洲國家間的交流嗎？

尼南賈納：在上世紀90年代，特別是在印度，“全球化”還不普及，只是在起步階段，印度的“改革開放”90年代才算是開始。1991年蘇聯(lián)解體，讓原來與蘇聯(lián)親近、且以“社會主義國家”自居的印度看到了中國已有的成就，我們有很多問題要去追問。

以“全球化”為答案可能是在偷懶，但沒有旅行上的方便與廉價，這樣的交流是不可能發(fā)生的。在印度，普通大學生也能出國旅游了。中產(chǎn)階級越來越多，越來越多人在旅游。電影作為一個交流空間也讓人們了解到不同的世界。另外，藝術(shù)市場這二十多年的興起也讓我們能在不同的大城市遇到不同國家的人。

我的確認為就交流而言有一些東西變了，但我無法給一個簡單的答案?！叭蚧边@個詞已經(jīng)蒼白無力，世界并沒有變的更趨同，印度沒有變得更中國、中國沒有變得更印度，我們只是一樣地都愛上了吃KFC。這正是要重新思考的地方。所有印度人都想去美國讀書，所有中國人也應該都想去美國讀書，他們卻對彼此一無所知。所以如果要旅游，去新德里、加里曼丹、斯里蘭卡或者吉隆坡吧！也許這就能讓你看到另一個宇宙——與你相似又不同的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