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贛南農村的“會”:人何以群聚?

熊昌錕(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2019-12-20 15:39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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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筆者及徐雁宇主編的《贛南文書》今夏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其中收錄了近年在江西省南部廣昌、寧都、石城三縣發(fā)現的原始契據、憑據、賬簿、訟狀、判詞等民間文獻,數量共計三千余件,時間跨度自明末至解放初。在產權交易憑據中,土地交易的契據和憑據占絕大多數,多達兩千余件、山林交易的契據一百余件、各種“會”契交易近百件;關于“冒籍”等訟狀抄件三十余件等。

筆者僅就《贛南文書》中的“會”契內容,探討眾“會”在清代贛南農村生產、生活中的經濟作用。

傳統(tǒng)中國的“會”在鄉(xiāng)村社會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而各地的“會”歷來受到學者關注。王宗培、楊西孟、王日根、徐暢、馬若孟、李金錚等學者對合會以及會社經濟進行過深入討論。不過除了具有金融性質的合會外,農村社會中還廣泛存在祭祀會、公益會、娛樂會等多種以“會”命名的組織。

一、“會”的類型

“會”是一種原始和古老的民間集合方法。關于“會”的定義,從廣義上來說,“會”是為一定目的而成立的團體或組織,涉及民間祭祀、融資、公益、娛樂等多種形式。狹義上的會,主要是指合會,又稱銀錢會,即一種金融組織。本文所討論的“會”,從廣義的層面加以闡述。

贛南“風俗大抵聚族而居,各族之中多有眾會。其成立時,先由族人倡首捐集款項,訂立簿籍、登載用途及其管理方法,以便世守。此種財團法人之作用,大約以辦理公益及慈善事業(yè)為指歸,如修族譜、供祭祀、修道路或建醮禳災等類,皆為會眾應辦之事。”(前南京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民事習慣調查報告錄》(上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頁)在贛南農村中,無論是祭祀、融資,還是一些公益、娛樂活動,均能見到“會”的身影。因此按其類型來分,大致有以下幾種:一、祭祀會,以崇祀祖先或神祗而發(fā)起,多以宗族為單位。祭祀往往是宗族中最重要的活動,因此圍繞祭祀而成立的“會”較多,如廖三坑的“至員公捐祭清明會”、“歷神會”,以及北關村的“合祭會”等。二、公益會,此類“會”多為公益事業(yè)而發(fā)起,如“船會”、“橋會”等。因個人力量有限,于是以“會”的形式集中資金,修路鋪橋,購買船只,襄助公益事業(yè)。譬如睦富村的“船會”,楊公坪的“橋會”等。三、銀錢會,此類會是一種民間融資組織,“民間因需款應用無力籌措者,每向親友邀集一銀錢會以應急需,其辦法有三:如七人會,除邀集者當然為首會外,而二、三、四、五、六、七會,有先時用骰子搖出點數,計其大小以定先后者,即某甲為二會,某乙為三會,其次序于集會之處搖定之,故應發(fā)還之會款。”(《民事習慣調查報告錄》(下冊),第577頁。)烏鴉地陳富僑與廖三坑王必伶、王祥賓等人組成的“七會”等皆屬銀錢會。四、娛樂會,農事之余,農民會組織一些娛樂活動,甚至邀請鄰村參加,廖三坑等村即有“牌會”等娛樂會。

上述幾種類型的會,多為長期性的會,時間長達數年或數十年,即便是融資性質最明顯的銀錢會,亦歷時較長。只有娛樂會,才在特定的時間內舉行,持續(xù)時間較短。

二、會首、會友的組成及會股募集

各會均設有會首,其會首“多數是祖公或堂號(堂號的組織是聯合同族的各房或同鄉(xiāng)的各姓而成)中的成員”。(馮和法編:《中國農村經濟資料續(xù)編》(上冊),華世出版社1978年版,第295頁。)其管理人由族眾公推,余則為會友,有數名至數十名不等。齊家坊漢帝神會“其案肇始于本朝康熙年間,與案者政卿、政昇二公祠孫,共八十四名,分為十四蓬?!逼鋾卜譃槭呐?,每蓬七人,共八十四名會友?!皾h帝新案立自乾隆四十二年丁酉歲,嗣孫世乾等倡首邀聚,兩房支孫四十八名捐崇,蓋亦緣尊君敬祖之意也?!贝藶榧漓霑?,會友均為齊家坊王氏政卿、政昇二公嗣孫。而公益會、銀錢會、娛樂會的會友則不限于族人,鄰近村莊的村民亦可參與,如睦富船會既有本村的胡聘朝、胡德周,亦有鄰村的何集禧、吳碧連等人。廖三坑王祥賓與烏鴉地陳富僑、齊家坊王永檀、藍德龍、廖本仁、聶進如等人組成了銀錢會,會友亦來自鄰近幾個村莊。

無論會首、會友,均希望通過入會獲得一定的利益。而祭祀會、銀錢會,抑或公益會、娛樂會,通過發(fā)行會股募集的資金購置土地、山林、租谷等產業(yè),同時出租生息。如廖三坑歷神會先后購得部分田業(yè)和山林,道光十四年(1834),“八十塅必金兄弟今因無錢使用,自愿將父手分授主田一處,坐落地木頭坑尾,原載本宅正租五升,大小二坵……今托中人送至本村歷神會下名下向前承頂為業(yè),時值頂耕價銅錢七兩六錢?!泵髂┣宄跻詠?,隨著贛南永佃權的產生,農村土地、山林“皮”“骨”分離。上揭兩契歷神會均以“承頂人”的身份出現,即是從佃戶手中購得“田皮”“山皮”,而不具備“田骨”“山骨”權。但歷神會同樣有權將購得的“田皮”“山皮”出租或出賣。睦富船會也在睦富及鄰村購置了部分田產。嘉慶十五年(1810),睦富村胡門張氏將祖父名下分授早晚皮田一處,凈租六石,出退睦富新船會下,時值銅錢九十九兩。 “退田”亦是出售“田皮”。換言之,通過“退田”等交易,這些“田皮”已成為睦富船會的產業(yè)。

總之,各“會”通過多種交易途徑,在農村中購置了一定數量的土地、山林、房屋,各“會”通過出退、買賣等多種方式的交易,獲得了土地、山林和房屋的產權。其實,通過“退田”“退山”等方式獲得的土地、山林仍只有“皮權”,而沒有“骨權”,不過獲得的土地、房屋和山林,仍可視作一種長期投資。

贛南的祠堂,作者攝

三、會股收益及資金使用

眾會通過會股募集資金,同時通過產業(yè)生息派發(fā)會股收益。贛南眾會“生息方法不外貸款、貸谷數種,秋冬收息以作正用。”(《民事習慣調查報告錄》(上冊),第6頁)眾會用募集的資金用于放貸,或貸款,或貸谷,秋冬之際收取利息。此外,眾會還用會資購置產業(yè),并將其出租或轉賣,獲得的收益用于分派會股股息和維持會的運轉。如北關合祭會:“黃先隨,字協(xié)和,為人慷慨,因二世祖玉、菊二公缺祀,公倡創(chuàng)合祭會。族與斯舉者一十六丁,每丁掠錢二百文,共計資本三千二百文,眾推公領息。不數載,概輸田租五十石,估值時價三百三十兩有奇。與會者以公領,僅數載而百倍其資?!保ㄊ潜标P:《黃氏十修族譜》第5冊《協(xié)和公傳》)由十六人組成的合祭會,共募得會資三千二百文,用會錢購置的田產,獲取的利潤數倍于此前繳納的會錢。長溪村的中元會,設置祭田以收取租谷。嘉慶三年(1798),“立借田及莊屋字人西坑董禮儔,今來借到長溪村賴孟江公太位下并中元會下祭田一處,坐落地名秤鉤灣上莊,載早凈租一十二石正,莊屋一所,……實共納凈谷七十三石五斗正,其谷孟江公太位下收四十六石七斗五升,中元會收二十六石七斗五升。”此處西坑董禮儔租佃長溪村孟江公家族和中元會下的祭田,分別繳納一定的租谷,亦可說明孟江公家族與中元會應有極為密切的關聯。睦富船會也將購置的田業(yè)出租,每年收取一定的租谷。道光二十三年(1843),何及元借到睦富船會下早田一處,每年上納凈谷八石四斗正,豐旱兩無加減。船會將購置的“田皮”出租,收取數量不菲的租谷,用于船會的開支。而漢帝神會“其席資俱系各蓬領回權放,每歲屆期加三出息,交案首辦席。屋基、油案、地租、塘子租暨岡場墳出租,歷歸廟祝?!保ā短跏鲜恍拮遄V》卷22《齊家坊漢帝老案記》)

漢帝神會除了將其會下產業(yè)出租,收取租息外,還將會資用于放貸,年息三成,獲益不菲。

銀錢會(合會)通常由幾名會友組成,每名會友輪流使用其余會友提供的資金。光緒年間,廖三坑王祥賓與烏鴉地陳富僑、齊家坊王永檀、藍德龍、廖本仁、聶進如等人組成了錢會,其中陳富僑為首會,王祥賓作為七會向其支付會錢五兩二分,齊家坊王永檀為四會,王祥賓支付會錢五兩五分,廖本仁為五會,收取會錢五兩九分。通過做(銀錢)會而達到融資的目的,成為農村解決資金不足的重要途徑。而部分祭祀會中對會息的處理,也具有“錢會”的特征。齊家坊漢帝新案“斯時每名各捐錢七百文,共合成三萬三千六百文,相為權放子母生息,幸叨神靈漸次擴充,爰置精租數十余石,將四十八名分作八蓬,每蓬分受實租三石,眾存二十五石一斗,照班次輪?!逼鋵⑺氖嗣麜逊肿靼伺?,每蓬輪流獲得租谷,與銀錢會的規(guī)則完全一致。因此即使是祭祀會,亦具有明顯的經濟屬性。

從上述案例中,還可看出會股的收益,不因會友的變化而改變。換言之,會股的自由轉讓,即使造成會友的變更,但其收益權不變。而眾會對于會股資金的處理,從已有資料來看,其中大部分資金用于購置土地、房屋和山林,且多為長期投資,同時將這些產業(yè)出租或轉賣,以獲取利息,余下的部分或用于眾會舉行活動以及其他開支??傊?,眾會均通過運作會資,獲取一定的收益。

四、會股交易程序、價格與中人

眾會通過會股募集資金,而會股也可自由轉讓、買賣,其對象既可退歸原會,也可轉賣他人。以睦富村“船會”為例,道光十五年(1835),“立永退船會字人睦富村吳碧連,今因要錢正用,愿自手與契兄胡具祥合起睦富大江船會一股,胡、吳二姓兄弟各分半股,今歲原又頂轉胡具祥半股共合成一股,愿將一股自托中人送至船會下承退,當日三面言定,退價銅錢七千五百文正。”出退會股后,“不得在會赴席,其會中田業(yè)亦不得借口有分”,即喪失了參與“會”中事務,并獲取會中產業(yè)利息的權利。同時,船會會股的價格從道光十八年到咸豐元年(1838—1851)間有所變動,其價格在七兩至七兩六錢之間,有逐漸增高的趨勢。道光十八年(1838)的會契中提到,自賣之后,承買人永遠入會與席為業(yè),其會下所置田業(yè),照股均分。也能說明憑借會股,可以獲得會下所置產業(yè)的利息,會股有增值的空間,因此會股價格總體呈增高之勢。

此外,從上述多份會股的交易契中還可看出其交易程序,即“先問房親人等”,意味著在進行會股轉讓時,采用“親族優(yōu)先”的原則。(民國司法行政部編:《支那滿洲民事慣習調查報告》(中),大雅堂,1943年版,第225頁。)然后買賣雙方與中人一起協(xié)商價格,最后三方簽署契約,完成交易。而在出賣會股之后,出退人失去原有“起會登席”的資格,這其中包括擁有橋會議事的參與權以及獲得橋會“會股”所帶來的股息。在會股轉讓或買賣的價格上,則無分族內族外,根據雙方及中人的協(xié)商而定。

中人在會股的轉讓、買賣交易中,是不可或缺的角色,除了與交易雙方協(xié)商會股轉讓價格,更重要的是承擔監(jiān)督、作保之責。而中人的身份,大致分為以下幾種情況:其一與交易雙方均有關聯。道光六年(1826),邱象彩將中年會一股托中送至廖三坑王海如名下,當日憑中三面言定會價銅錢一兩正。說合中人王萬成、王爵卿、邱仁長。王萬成、王爵卿與王海如皆為廖三坑人氏,是為族親,而邱仁長與邱象彩亦為同族。其二族內交易,中人為族人,不涉外人。咸豐三年(1853),祥元祖太位下嗣孫勉亭、太吉、氣清、宇豆將橋會一股托中說合送至本家嗣孫志亭名下,當日憑中公議時值橋會價銅錢五兩正。說合中人太福、太吉、氣清。因是族內交易,中人皆為族中長輩或同輩兄弟。其三與交易雙方的一方有關。上揭吳志亭購買的橋會會股,僅僅兩個月后,又轉賣給廖三坑王必伶,說合中人吳茂才,溫新萬。吳茂才與吳志亭為族親,而溫新萬是否與王必伶有一定的關聯,不得而知??傊爸腥嗽趫觥钡闹贫仍O計使得會股交易更為規(guī)范和順利。

五、結語

贛南的“會”,是當時特定社會環(huán)境下的產物。祭祀會的大量存在,原因在于明末清初,大量流民進入贛南,其中大部分流民通過租佃土著土地,累積實力后通過購置“皮田”、“皮骨田”實現了在地化。但是因租額、學籍等問題,與土著有著極深的矛盾。因此,無論對于外來移民,還是對于土著,加強族內的團結、增強宗族意識是十分重要的。公益會的出現,則體現了政府力量日益式微,農村中的水利、交通等基礎設施的修繕需要自發(fā)進行。銀錢會的出現與當時資金缺乏、流動性較低且流動范圍有限的情形密切相關,其對于彌補農村金融組織和信貸工具的缺失,起到了很好的補充作用。而娛樂會的產生,一方面有利于農民農忙之余的身心放松,另一方面借“娛樂”之機,與族內或鄰村建立良好的關系。

贛南農村中廣泛存在的“會”,是一種以親族或鄉(xiāng)鄰為主要參與對象的合作組織。對于會友之間、村落之間的互助與往來都有著積極意義。眾會通過發(fā)行會股募集資金,同時購置產業(yè),出租生息,又使得眾會具有較為明顯的經濟組織的性質。另一方面,眾會逐步滲透到農村祭祀、公益、娛樂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漸成為民間不可或缺的社會組織。

    責任編輯:于淑娟
    校對:劉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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