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8日，王笛教授受邀在中央民族大學文華樓一層報告廳做了題為“文本、語言、歷史：中國秘密社會研究的資料解讀”的精彩講座。王笛教授在講座中主要結(jié)合自身對秘密組織——袍哥的研究，與大家分享了如何利用研究材料的經(jīng)驗。

王笛教授指出，最近二三十年經(jīng)常提到的新文化史，它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開拓了資料的來源。在新文化史的影響下，大家對史料的認識發(fā)生了很大改變。在材料的使用上，我們不再僅局限于如檔案、官方文獻這樣的傳統(tǒng)史料，而是更多地以多學科的視野使用小說、詩歌等之前并不被視為史料的材料。那么無論是傳統(tǒng)史料，還是其他材料，他們到底應該怎么被解讀與利用呢？在《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xiāng)村的暴力與秩序》這本書的撰寫過程中，王笛教授就在不斷地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所說的歷史其實分為兩種：一種是歷史本身。這種“歷史”，過去了就是過去了。正如這場講座，對于明天來說，它雖然已經(jīng)過去，但它卻的的確確存在過。另一種“歷史”是指我們根據(jù)現(xiàn)存資料建構(gòu)的歷史，即我們以今天的眼光來認識、展示過去的事情，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對歷史進行研究。其實，我們所做的研究與第一種“歷史”是有相當大差別的。因為我們從今天來看歷史，只能看到歷史上留下的非常有限的資料并對它產(chǎn)生認識與解讀。無論是古代、近代、現(xiàn)代還是昨天，每天發(fā)生了多少事情？但是能夠記載下來、留下來，能夠供后人研究的資料又有多少？可能只占真實發(fā)生過的事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甚至更少。今天發(fā)生了這么多事情，可記錄下來的卻是了了。當幾十年、幾百年后的歷史學家來想象今天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社會時，他們所理解的和我們的歷史和我們生活的時代的真實面貌，一定是差距巨大的。我們要認識到這種局限性。

眾所周知，袍哥這個群體從1950年就消失了，他們沒法發(fā)出自己的聲音，我們對袍哥的認識，也基本上只能依靠歷史上保存下來的資料。這個組織存在了幾百年的時間，留下的資料卻非常少。當我們使用這些有限的史料作為研究秘密社會唯一依據(jù)的時候，應該反思我們到底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展現(xiàn)秘密社會的真實歷史。雖然有民國時期留下的私人文獻、日記、地方志和私家記錄等材料，但我們目前還是以官方檔案為主。官方檔案只是從清初到現(xiàn)在的三百多年的時間內(nèi)，政府和精英對袍哥形象的塑造的一部分。這種塑造使我們對這個集團的觀察經(jīng)常只是從資料記錄者的角度出發(fā)，必然妨礙了我們對袍哥的整體認識。資料是多元的，對袍哥的認識也應該是多元的。不同的主體有不同的記載，官方的、個人的、自己的，不同的歷史寫作者、讀者，他們有各自的認識與解讀。當然，也不是說我們永遠沒辦法了解過去發(fā)生的事情，對現(xiàn)存資料的解讀可以使我們對他們的認識不斷地深入下去。

王笛教授在收集秘密社會相關(guān)資料的時候，將這些資料大致分為了五類：檔案、社會學調(diào)查、小說、回憶錄和文史資料。這五種材料也是五種不同的文本，從不同的角度，描述了不同的故事，它們都存在著可信與不可信的方面。王笛教授主要分享了對檔案、小說、回憶錄和文史資料的看法。

（一）檔案

過去人們大多認為檔案是研究秘密社會最權(quán)威的資料，似乎只要能拿出相關(guān)的檔案做支撐，結(jié)論就是鐵板釘釘?shù)氖虑?，有了檔案便有了底氣。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會逐漸發(fā)現(xiàn)檔案所記載的并非歷史本身，并非真實的歷史。對于檔案，雖然仍應當承認它的重要性，但是不能迷信。記錄十九世紀以前袍哥活動，便是檔案，包括審訊記錄、地方官的報告等。但是，它畢竟經(jīng)過了再創(chuàng)造，所記內(nèi)容是否真實可靠，就令人不得不懷疑，使其帶有了相當大的局限性。娜塔莉·戴維斯在其著作《檔案中的虛構(gòu)》就舉了大量的例子指出了這個問題。在法國中世紀的檔案中，有很多被判有罪的人寫的免罪申訴書。這些申訴者為擺脫自己罪名而陳述的故事，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虛構(gòu)的呢？孔飛力的《叫魂》一書也涉及了這個問題。他指出，清刑部檔案中的許多供狀，是屈打成招的結(jié)果，不足為信。如果我們把這種供狀當作對歷史真實的記錄，那就會犯很大的錯誤，所以我們在利用檔案資料的時候，要特別小心。我們要在字里行間發(fā)現(xiàn)它存在的問題，在字里行間發(fā)現(xiàn)歷史本身。

很多檔案是帶有情報性質(zhì)的，一些由政府收集，一些是地方上所謂的“紳民”的密報。這些密報的形成過程有各種的可能性：一是按照政府的規(guī)定，若發(fā)現(xiàn)可疑的人和事必須報告，否則要受到牽連。這種情況下，一份“紳民”的所謂報告，只是他所見到的自認為可疑的事，但所見不一定是事實；二是紳民可能受到了袍哥的侵擾，要求政府施加保護；三是地方權(quán)力的競爭者，有的人試圖以密報的形式，利用國家力量在權(quán)力爭奪中將對手置于死地。

這些所謂的報告送到當時的政府并保留到今天。當我們使用它們的時候，一定要認識到其中的問題——報告中的情況與實際情況可能存在相當大的差距，如1942年10月15日國民黨省執(zhí)委發(fā)的公函《請查辦威遠新場哥老會》。這份資料產(chǎn)生的背景就非常復雜，名義上哥老會是被禁止的，實際上在1940年代，袍哥可以說是無處不在，所謂官方的禁止已經(jīng)形同具文。不要認為發(fā)了公函就是限制袍哥，實際上并沒有真正的實施。這個文件雖然提到的“查辦”二字，但是其實指的是密切關(guān)注袍哥的動向，并非要整治他們。這與當時四川的政治狀況是密切相關(guān)的，這時袍哥已經(jīng)發(fā)展到政府無法控制的地步。袍哥數(shù)量占成年男性的70%，幾乎從一般民眾到政府官員，大多數(shù)都有袍哥的背景。所以檔案的利用需要考慮諸多的背后因素。

（二）民國時期社會學的調(diào)查

關(guān)于這部分的內(nèi)容，王笛教授請大家參考他的《袍哥》一書，因為本書的基本資料就是根據(jù)1945年的一份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調(diào)查而完成的，他就不必再詳細介紹這部分資料了。

（三）小說

有關(guān)袍哥的小說有很多，沙汀所著的《在其香居茶館里》較有代表性。雖然是文學作品，但是它與歷史的距離，并不比檔案更遠。正如沙汀自己所言，他只是為這部小說加了個結(jié)尾，小說中所描述的事情是他在茶館中觀察到的、實際發(fā)生的事情。比如小說中提到的“喊茶錢”和“吃講茶”的問題。

在成都，一個人進了茶館，已經(jīng)在茶館中的朋友和熟人會站起來向堂倌喊：“某先生的茶錢我付了！”這就是“喊茶錢”?！昂安桢X”的人越多，說明某人的社會地位越高。而且在茶館里面認識他的人都要做出這樣一種姿態(tài)。這些場景出現(xiàn)在小說《在其香居茶館里》的描述中，這其實是成都乃至四川的一種非常常見的現(xiàn)象?！昂安桢X”背后有非常深妙的東西，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復雜關(guān)系。對一個堂倌來說，應對這種場面是一次非常嚴峻的考驗——是否收錢，怎樣收錢，收誰的錢，都必須根據(jù)豐富的經(jīng)驗進行判斷。如果處理得不好，堂倌可能會得罪顧客，如果有很多人抱怨的話，老板甚至會把他辭掉。

在“喊茶錢”的人中，有的人是真心想要為某人付錢，而有些人只是做做樣子。但是究竟是真是假，取決于他與某人的關(guān)系以及自己的經(jīng)濟實力等因素。如果堂倌收了一個本身并不愿意付茶錢，只是在做姿態(tài)的人的錢，這人很可能會去老板那里抱怨堂倌不懂規(guī)矩。所以堂倌在收“喊茶錢”的時候，往往會有以下幾個原則：一、收生不收熟，即收生人的，不收?？偷?。這樣的話，即使得罪了被收錢的人，得罪生人也比得罪?？秃谩６?、收小不收大，即收面值小的錢，不收面值大的錢。如果喊茶錢的人手上拿的是張大面額的錢，多半只是虛張聲勢，并非真的想要替某先生付茶錢。三、早收小，晚收大，也即是說，在早上的時候，堂倌往往會按照慣例收小錢，但是到了晚上就開始收大面額的錢。這是因為白天收了很多小錢，快到晚上的時候就要收些大錢好結(jié)賬。堂倌們需要根據(jù)一整套的東西來決定到底收誰的茶錢。四、肢體語言也很重要，“雙手擒王”，就是揮動雙手說“收我的錢！”，但是手中空空，并未拿現(xiàn)金的，往往只是鬧得兇?！按蛱珮O拳”是指手上拿著大票子揮舞。這兩種人都是做些場面上的功夫而已。

在清代和民國時期的成都，人與人發(fā)生了沖突，習慣上不是去官府告狀，而是到茶館評理和調(diào)解，這被稱之為“吃講茶”，或“茶館講理”。李劼人在其小說《暴風雨前》描述了這樣的場景：兩人有了糾紛會邀請一個中間人來，因為袍哥在當?shù)乇容^有影響力，所以這個中間人往往就是袍哥。雙方跑到茶館先各自陳述自己的理由，之后由中間人判斷是非對錯。錯的人不僅要賠禮道歉，還要付茶錢，而且不論最終做出怎樣的判決，錯的人都要執(zhí)行。這樣看來，“吃講茶”和官府判決同樣具有權(quán)威。這反映了當時社會的自我控制能力。

20世紀90年代，美國學界討論過中國到底存不存在公共領(lǐng)域的問題。有的學者認為中國不存在，一切都是由官府控制。黃宗智則提出了“第三領(lǐng)域”的概念，即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存在著一個第三空間，而國家與社會又都參與其中。他發(fā)現(xiàn)在清代的刑部檔案中很少能看到民事訴訟，這是因為大部分民事訴訟在知縣正式審判之前就已經(jīng)解決了。民眾間出了問題上交到知縣處后，知縣會把各方面的人聚集在一起進行調(diào)解。訴訟的解決不是通過正式的審判，而是通過對原告和被告雙方進行協(xié)調(diào)，眾多的民事訴訟都這樣解決了。但是王笛教授指出，這種情況的民事訴訟至少已經(jīng)上報到了知縣那里，形成了訴訟。實際上清代至民國時期，大量的沖突與糾紛在正式形成訴訟之前，便已經(jīng)在茶館通過“吃講茶”的方式解決了?！俺灾v茶”反映了社會的自我控制、自我調(diào)節(jié)能力，還反映了在過去的地方社會，人們不相信地方政府的判決，情愿把自己的命運交給袍哥，覺得袍哥比官方還要公正。這顯示了袍哥成為了地方社會的一種力量，把官方的刑事審判權(quán)分解了——民眾發(fā)生了糾紛，找自己相信的袍哥判決，而非官方。王笛教授結(jié)合其他歷史資料的考證，印證了小說中這樣的描述是現(xiàn)實存在的場景。所以小說中的敘事，尤其是鄉(xiāng)土小說，是非常具有史料價值的。

（四）回憶錄

袍哥的個人敘事也是重要的材料之一。在1949年以后，袍哥作為一個秘密社會組織，受到政府的嚴厲打擊，很多都被鎮(zhèn)壓。當然其中也有幸存者，他們的回憶就有相當大的資料價值，但是我們也應當意識到他們所言背后的問題。首先是有些事情當事人并不想提起，所以我們所了解到的只是這位回憶者想要呈現(xiàn)給我們的面貌，可能并不是完整的。此外，有些幸存的袍哥在回憶過去的時候，難免會落入國家話語的俗套——他們也會無意識的利用敵我分明的思維方式來敘述事情。同時，還需認識到的一點是，由于年代久遠，這些回憶的準確性往往會受到影響。所以也不能僅僅利用袍哥的回憶資料重構(gòu)歷史，還需要其他資料的補正。文史資料的利用是最應該小心的，因為其受政治因素的影響較大。

（五）文史資料

由地方政府主持的文史資料的編撰和寫作，對袍哥多是討伐的口吻。文史資料中關(guān)于袍哥的文章，特別是對地方袍哥著名人物的描寫，為我們深刻理解袍哥的歷史提供了非常珍貴的記錄。不過，盡管文史資料所提供的事例具體生動，但這類資料顯然有著先入之見和政治傾向，這樣會影響其作為史料的價值，因為撰寫人難以持公允的態(tài)度。代表了1949年以后官方對“反面”人物的評價。其實我們應該理解，一個地方文史資料的撰寫人很難置于政治之外，因為地方政府、政策、人事、歷史、文化、習慣等因素，都會影響到地方文史資料的寫作，其編寫體例留給他們的自由空間并不多，因此不能對他們過于苛求。而且我們應該意識到，如果沒有他們，一些資料和故事就永遠消失了。他們的記述給我們提供了十分有用的信息。

這五種資料敘事時間、敘事背景不同，為我們研究袍哥提供了不同的角度。檔案代表官方，社會學調(diào)查代表學者，小說代表知識分子，回憶錄是袍哥親身的經(jīng)歷，文史資料是編纂者為袍哥編寫的歷史。制作這些文本的人來自不同的背景，所以這五種資料從不同的角度讓我們看到了袍哥不同的面相。首先，從檔案來看，雖然政府不斷地限制袍哥的活動，但是袍哥的擴張一直在繼續(xù)；社會學的調(diào)查反應了抗戰(zhàn)時期的地方領(lǐng)袖幾乎都是袍哥的首領(lǐng)；文學對我們研究歷史有特殊的作用，很多小說為我們提供了當時的背景，如文化、習俗，都是當時歷史發(fā)生的真實的事情，而且描述是非常準確的；袍哥口述個人經(jīng)歷，算是他們?yōu)樽约旱臍v史做記錄。他作為一個回憶者，他有顧慮，不會全盤托出，會受到后來政治話語的影響。官方對袍哥已經(jīng)定性為黑社會，他在回憶的時候也跳不出這種定性。此外，回憶準確性也是問題，幾十年后的回憶與當時肯定會有相當大的差距；文史資料帶有官方性質(zhì)，政治化的傾向明顯。但是他們在地方廣泛收集資料，留下了十分珍貴的記載。對于文史資料，我們不應一味的相信，但也不應一味地排斥。

這些不同的文本當中也透露了幾個相同的信息：一、許多地方精英都加入了袍哥。過去我們認為，袍哥是一個邊緣化的群體，實際上這種認識是不全面的。袍哥在相當程度上，至少在三、四十年代已經(jīng)成為了主流；二、袍哥的不斷擴展，與現(xiàn)代化國家的形成密切相關(guān)。費正清等認為中國的傳統(tǒng)社會是士紳社會，國家是相對“小”的，地方秩序主要依靠地方士紳來維持，包括慈善、稅收等。從晚清新政開始，中國面臨著政治轉(zhuǎn)型，國家機構(gòu)的建構(gòu)逐步把傳統(tǒng)的地方組織摧毀，試圖取代地方士紳所扮演的角色?？墒堑胤浇M織摧毀后國家又沒有能力將觸角深入到社會最底層，于是就有了袍哥來填補這個空白；三、袍哥深入地方政權(quán)，許多政府機構(gòu)中都有袍哥的參與，所以在地方政權(quán)，尤其是鄉(xiāng)村權(quán)力中，袍哥的作用巨大。當然，袍哥是一把雙刃劍，可能為維持地方秩序做出了貢獻，也可能要為地方暴力活動負責任。

檔案、小說、社會學的調(diào)查大多都是1949年以前形成的，是袍哥同時代的記錄，對袍哥的評價基本上是中性的?；貞涗浐臀氖焚Y料則出現(xiàn)在1949年以后，它受到后來的歷史發(fā)展與政治的影響，是在已經(jīng)將其定性為黑社會這樣的話語下產(chǎn)生的。它們產(chǎn)生的政治背景、動機和方法都是不一樣的，所有1949年便成為了袍哥敘述材料的分野。必須認識到這些文本產(chǎn)生背后的各種因素，才能合理的利用這些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