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連真人對話蘇陽：方言就是一種身份的歸屬感

2019-08-27 12:30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智趣多元的聲音雜志，一周一會的聲音派對。大家好，你現(xiàn)在看到的是GQ報道推出的全新音頻節(jié)目GQ Talk。

本期節(jié)目，我們請來了兩組方言音樂人——生于浙江溫嶺、長在寧夏銀川的蘇陽，將西北民間的花兒、秦腔與搖滾樂融合在一起，把大西北的旋律傳向了國際。而來自廣東連平的九連真人，則在這個夏天憑借著客家方言在《樂隊的夏天》上一曲成名。

廣東連平與寧夏銀川，兩地一南一北，相距遙遠，風土人情，大為不同。但蘇陽和九連真人正在面臨的情境，卻又是共通的。為什么會選擇用方言進行創(chuàng)作？怎么克服因為聽不懂而造成的理解障礙？方言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音樂理念之間的關(guān)系如何處理？聽眾的新奇感消失之后，如何讓作品產(chǎn)生更加恒定久遠的留存價值？會講方言的年輕人越來越少，方言音樂的未來會怎樣？……

請點擊收聽本期節(jié)目。

主播、撰文：傅適野

制作人：張之琪、傅適野

監(jiān)制：何瑫

1.我認為在音樂性這件事情上面，普通話顯然是沒辦法跟方言比的。

2.我做第一張專輯《賢良》的時候，對錄音的效果很不滿意，不是因為它不精美，是我覺得它失去了我早期的那種原始性。

3.好的藝術(shù)作品是應(yīng)該可以生發(fā)別人的感情，讓每個人想到自己，而不是讓每個人想到你這個寫歌的人。

4.這種新時代的方言，就是你也說不了老一代人那種純正的方言，也說不了一個特別純正的普通話，你就被撂在中間了。

5.標簽對搞音樂的人不重要，對賣音樂的人重要。標簽是別人貼的，寫歌的時候不能太考慮這個問題，最好是完全不考慮。

大家好，歡迎收聽GQ Talk，我是本期節(jié)目的主播傅適野。

半個月前，我去參加了一場音樂主題家宴。宴會上最主要的客人，是幾位方言音樂人——生于浙江溫嶺、長在寧夏銀川的蘇陽，將西北民間的花兒、秦腔與搖滾樂融合在一起，把大西北的旋律傳向了國際。而來自廣東連平的九連真人，則在這個夏天憑借著客家方言在《樂隊的夏天》上一曲成名。

建廚師楊光策劃和烹制的音樂電影家宴菜單

坦白說，去參加這場“南腔北調(diào)”的音樂家宴之前，我下了很大決心來克服心理障礙。雖然做了三四年記者，頻繁跟人打交道是日常所需，我卻是一個朋友們公認的知名社恐——能用微信溝通堅決不打電話；做完兩小時采訪要在家躺兩天恢復(fù)元氣；經(jīng)常在約定見面前十分鐘因無法克服社交壓力而臨時爽約。

當事先了解到這場宴會有將近二十人參加時，我的內(nèi)心感到窒息。

但是真去了，我卻感到異常自在。我的爺爺奶奶50年代從山西遷移到內(nèi)蒙，我在內(nèi)蒙生活到九歲后，又因父母工作調(diào)動遷移到了廣州。在這個南腔北調(diào)交匯碰撞的夜晚，輾轉(zhuǎn)南北的成長經(jīng)歷讓我“左右逢源”，跟兩邊都有聊不完的話題。

我感覺自己的經(jīng)歷就像一件輕便舒適的外衣，穿上它，我行走自如、游刃有余。

可在平時的大部分時間和場合，我更多遇到的是因身份和語言產(chǎn)生的尷尬和不適，像是在一個以business casual為dress code的場合穿著T恤、短褲和人字拖的人，總是感到與周遭環(huán)境格格不入。

九歲轉(zhuǎn)學到廣州后，班里同學大多講粵語，只有在跟我聊天時，才會特意切換成普通話。語言像一道看不見的墻，讓我和他們始終無法親近。接下來的三年，和我關(guān)系近的朋友，都是外地轉(zhuǎn)學來的不會講粵語的孩子。當一個少數(shù)分子的感覺并不好受，于是我抓住一切中午在學校食堂觀看TBV港劇的機會，努力學習粵語，希望在進入初中后，能和廣州本地孩子打成一片。

初中入學第一天，我鼓氣勇氣和同學們用粵語打招呼。同學的回復(fù)是：

“聽你口音不像廣州人，你是哪里人呀？”

講這句話時，她又把粵語切換成了普通話。

“內(nèi)蒙人?！蔽仪忧拥赜闷胀ㄔ捇卮?。

“哇，內(nèi)蒙人！你們住蒙古包嗎？是騎馬上學嗎？”對方用廣普興奮地問道。我用本地方言融入集體的策略就此失敗。

接下來在廣州讀書的六年間，我除了一直說普通話外，還多了一項“使命”——堅持不懈地向我的廣州同學普及如下知識：呼和浩特并不是在新疆，內(nèi)蒙人并不是全住在蒙古包里，內(nèi)蒙古的漢族并不會說蒙語，內(nèi)蒙古的學生并不考騎馬射箭……

這只是煩惱的一面。另一面是，每次回到老家內(nèi)蒙，我又成為了親戚眼中“南方回來的孩子”。

“你學會粵語了嗎？說兩句給我們聽聽！”

“你現(xiàn)在說話越來越快了，都沒有北方口音了，越來越像南方人了?！?/p>

我不禁啞然，在南方我被認為是代表著一個想象中的北方；而回到北方，人們又在試圖在我身上獲得想象中的南方。我在兩股想象的力量間被來回撕扯，逐漸喪失了自己的地域感和身份感。

與此同時，我沮喪地發(fā)現(xiàn)，由于小時候推廣普通話教育的成功普及，即便我父母和所有親戚從小在我面前說“此地話”（我們當?shù)貙τ诩亦l(xiāng)方言的叫法，由于我們是從山西遷到內(nèi)蒙，因此這種方言應(yīng)該就是山西方言，可以參照賈樟柯電影中人物的方言），我仍然只會聽不會說。

每當大家用“此地話”相談甚歡時，只有我一個人寂寥無助又執(zhí)著地說著普通話，并且時不時打斷眾人談話的節(jié)奏，不合時宜地問一句：XXX是什么意思？

后來，我離開廣州，到武漢求學，再后來到美國讀書，在一系列輾轉(zhuǎn)后，我逐漸發(fā)現(xiàn)自己變成了一個沒有歸屬的、無所依靠的、懸浮的人?；浾Z和“此地話”逐漸被我遺忘，我成了一個只說普通話和英語這兩大標準語言的“世界公民”。

這種狀況有時難免令人感到困惑，甚至焦慮。因為它指向的是一個很難繞開的重要命題，關(guān)乎人之為人的根本——我是誰？

而這場音樂家宴帶給我的感受是，因為方言而產(chǎn)生的身份焦慮感，并不只是個別個體所面臨的問題。在普通話愈發(fā)普及的今天，這是一種普遍性的困惑。

“您的孩子還會說方言嗎？”推杯換盞間，九連真人主唱阿龍向?qū)γ娴奶K陽發(fā)問。初為人父的阿龍和蘇陽的孩子年紀相仿，都是90后。

蘇陽搖了搖頭。

身為用方言進行表達創(chuàng)作的音樂人，九連真人和蘇陽，比其他職業(yè)的人更能敏感地察覺到方言在社會生活中的變遷與處境。阿龍說，從自己這一輩開始，其實已經(jīng)無法說純正的客家話了。這在他們的歌詞里已經(jīng)有所體現(xiàn)。

在九連真人一曲成名的《莫欺少年窮》中，阿龍寫道：“哎呀你妹啋嘅笑嘻嘻”（哎呀你別在那笑嘻嘻）然而，客家話里其實從來沒有“笑嘻嘻”這個發(fā)音，這是直接從普通話翻譯過來的。類似地，“阿民你去哪邊了”，在客家話中也并沒有這樣的發(fā)音和說法?？图以挄苯诱f“去哪”。

類似的情況也發(fā)生在蘇陽身上。作為7歲跟隨父母從浙江溫嶺來到寧夏援建的廠礦子弟，他在銀川一直住在外地人聚集的同心路附近。東北人、河北人、浙江人、上海人匯聚于此，大家并不講本地方言，通用語言是普通話，但這種普通話，又不可避免地沾上了西北口音的痕跡。蘇陽在《長在銀川》中寫道：

“我的家住在同心路邊上/那里有我的爹和娘/黃河的水呀/在遠方流淌/風沙伴我在成長/從哪里來呀/問我的爹娘/不遠千里到邊疆……”

廣東連平與寧夏銀川，兩地一南一北，相距遙遠，風土人情，大為不同。但蘇陽和九連真人正在面臨的情境，卻又是共通的。也正是因為這種共通性，包括他們在內(nèi)的方言音樂人，在會講方言的年輕人越來越少的當下，卻反而獲得了更多的關(guān)注。因為他們的聲音，喚起了人們對自我認知的思考與共鳴。就像蘇陽所說的那樣：“方言，歸根結(jié)底，就是一種身份的歸屬感。”

為什么會選擇用方言進行創(chuàng)作？怎么克服因為聽不懂而造成的理解障礙？方言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音樂理念之間的關(guān)系如何處理？聽眾的新奇感消失之后，如何讓作品產(chǎn)生更加恒定久遠的價值？會講方言的年輕人越來越少，方言音樂的未來會怎樣？……

帶著一堆好奇與疑問，在那場家宴的第二天，我們將蘇陽和九連真人約在了排練室，請他們各自講述了方言音樂的創(chuàng)作歷程與心得體會，并與他們展開了一場關(guān)于音樂、關(guān)于方言、關(guān)于身份歸屬感的主題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