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參加了高考。那一年，全國參加高考的高中畢業(yè)生共有228萬，錄取62萬，錄取率為27%，包括所有的（高）中專、大專和大學本科院校錄取的考生，還不算各省之間錄取率的差異。

而剛剛結束的2019年高考，有1031萬考生參加，錄取率預計在90%以上，創(chuàng)歷史新高（見圖1）。

四十二年來，錄取率和不錄取率，正好來了個“倒掛”，從10%對90%反轉到90%對10%。一個跳躍性的歷史轉折點是1999年的高考擴招。在報考人數(shù)減低的情況下，1999年的招生人數(shù)從1998年的108萬增加到160萬，錄取率也從34%驟升到56%。中國的高等教育自此從精英化走向大眾化。

高等教育在現(xiàn)代社會中的作用，毋須多言。大學文憑，幾乎是現(xiàn)代社會任何一個體面的專業(yè)或管理職位的入場券。有人常常中國的高考制度與中國科舉制的歷史傳統(tǒng)和重視教育的文化傳統(tǒng)聯(lián)系起來。例如，盡管195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通過戶籍制度實施嚴格的城鄉(xiāng)分割，根據(jù)戶籍類型和戶籍所在地進行資源和生活機會的再分配，高等教育依然為廣大農村青年獲得城市戶口提供了一條雖然狹窄但頗為制度化的渠道，以及向上流動的機會。事實上，在全部出身農村戶口的人中，僅11%左右的被調查者獲得了城市戶口，而其中一半是通過高等教育實現(xiàn)“農轉非”和代際流動的?！磅庺~跳龍（農）門”，就是對這種精英式教育體制下高度競爭性和選擇性結果的形象刻畫。

中國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型，教育機會之“餅”做大了，其機會分配卻成了一個問題。學者對此問題一直存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既然教育機會變得不那么稀缺，中下階層自然會獲益，他們的孩子升入大學的機會增加，而教育機會的不平等會降低。另一種觀點認為，教育機會不平等繼續(xù)在最大程度上維持不變 （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原因是中上階層力圖保持區(qū)隔 (distinction)，中下階層獲得的教育機會正是中上階層放棄的。

在我上大學的1980年代，高等教育機會供給有限，高等教育與社會分層的關系主要是“上與不上大學”。在1990代后期教育機會擴張、學生選擇多樣化的情況下，這個關系演變成“上什么樣的大學”的問題。與此同時，高等教育機會分配的公平性問題、階層固化、“寒門難出貴子”，一時成了社會的熱門話題。關于高等教育如何促進社會流動，從“鯉魚跳龍門”到“寒門難出貴子”的話語轉變，多少反映出第二種觀點所說的情況，正在中國成為現(xiàn)實。

那么，這一轉變又是如何發(fā)生的？

首先，中國的高等教育自1999年以來開始了前所未有的擴張，這是在中等教育沒有得到充分發(fā)展的前提下的一項政策驅動。這項改革的最初動因，來自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國內需求不振，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輕人的就業(yè)也面臨重重困難。高等教育擴招伴隨著大學教育市場化，不僅可以緩解年輕人就業(yè)的壓力，而且可以促使中國父母將家庭儲蓄花費在子女教育上，提振國內消費。

然而，研究教育社會分層的人都知道，個人的教育獲得是一個依序遞進的過程。那些初中畢業(yè)后無法繼續(xù)升學的年輕人, 大學的門開得再大，亦與他們無緣，因為他們必須完成高中教育才能有資格敲叩大學之門。

正如圖2所示，在擴招之后的相當一段時間里（1998到2006年），初中畢業(yè)上高中比高中畢業(yè)上大學還要難。大學教育機會的增加，只有利于那些上得了高中，負擔得起大學學費的階層的孩子。這種跳躍式、大幅度的擴招對高等教育機會在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分配具有重要的涵義。

圖2. 中國各級普通學校升學率，1978-2015

其次，在日漸大眾化的高等教育體系內，高等學校間的分化和社會分層更加明顯。據(jù)相關的統(tǒng)計，高等學校入學人數(shù)大幅增長,主要來自于新設立或升級的大學(一般是二類本科或三類本科院校)，而精英大學的機會之窗并沒有開得很大。來自工農家庭的子女更多地是進入前者。

國家相關部門也開始對數(shù)目日增的高等教育機構作出區(qū)分，其中112所“211工程”高校和39所“985工程”高校，就是兩個著名的標簽，最近又多出一個“雙一流”的新標簽。國家在資源投入、師資配備上向被選上的高校傾斜，形成了中國高等教育體系中的層級結構。它們獲得的政府資源投入與生源素質，均有很大的差異。就業(yè)市場也對來自不同類型高校的學生進行了明確區(qū)分，一些市場招聘廣告甚至公然提出歧視性的政策，只考慮“985”高校和“211”高校畢業(yè)生。這并非說明這些高校畢業(yè)生的人力資本積累一定高于其他二、三流的高校畢業(yè)生，而是雇主在信息有限的情況下利用可以識別的信號，比如畢業(yè)院校的“標簽”，來評估畢業(yè)生的技能和潛力。隨著大學教育的普及, 大學文憑整體上不斷貶值，這些“信號”就顯得特別重要。

第三，正是因為高等教育機構間的分化和分層，及其在勞動力市場上的“信號”效應，對優(yōu)質教育資源的競爭實際始于中學、小學甚至幼兒園。中國高等教育內的社會分層可以視為中學時代優(yōu)質教育資源累積傳遞的結果。

我們之前基于首都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BCSPS)的數(shù)據(jù)分析結果表明，家庭背景雖然對上什么樣的大學有直接影響, 但是否來自重點高中，作用更加明顯。重點中學的學生選拔制度和高考制度是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的，都是以考試分數(shù)來決定學生差異化的教育機會。重點高中往往具備更有經驗的教學老師，和更為優(yōu)越的教學設施。因此重點中學的學生往往會更容易獲得好的考試成績，在高考升學競爭中獲得優(yōu)勢。那些來自弱勢家庭的孩子，如果可憑借考試成績，進入重點中學，就有很大的機會進入好的大學，實現(xiàn)向上社會流動。

然而，家庭社會經濟資源，對子女進入好的重點中學，又有著直接的影響。當今中國城市中產家庭為子女上補習班、購買學區(qū)房等等，都是對優(yōu)質教育資源競爭。在這場競爭中, 弱勢群體處于更加不利的位置，這也反映了1990代末以來中國社會經濟不平等狀況惡化的結果。根據(jù)首都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數(shù)據(jù)分析的結果顯示，僅以上大學前農村戶口與城市戶口的學生比較,前者在讀初中時、高一/高二時、高三時請過家教或參加過補習班的分別為12.9%,5.2%和５.4%, 而后者則分別為38.6%,25.8%和25.7%，差異非常明顯。

最后，在高等教育擴大招生的同時,招生渠道也日漸多元化。1977年高考制度恢復以后半，以高考分數(shù)為主要依據(jù)錄取學生的政策并沒有多大變化，但也會根據(jù)國家政策的需要, 對部分學生額外加分，但實施的范圍有限,標準非常清楚（如少數(shù)民族或烈士子女、或在重大學科競賽中獲獎者）。

從2004年開始，教育部開始允許部分高校探索自主招生政策。高校通過多種方式考核學生的學術能力和整體素質。通過考核的學生，仍需參加高考，但在錄取時享受降分待遇。同樣的數(shù)據(jù)顯示，在被調查的北大、清華、人大三所精英大學近1400名學生中,超過1/4的學生參加了自主招生, 超過1/4的學生獲得過其他形式的加分。

與統(tǒng)一考試、擇優(yōu)錄用的高考招生制度相比,自主招生的標準比較模糊。我們的分析結果顯示，獲得自主招生破格錄取的學生更有可能來自于父母受過高等教育的城市家庭,就讀于好的重點高中，擁有更多的文化資本,體現(xiàn)在“素質教育”上。在自主招生這種微妙的招生政策前, 來自弱勢社會經濟家庭背景的學生, 僅靠刻苦努力，考試拼分數(shù), 越來越難改變命運。在分數(shù)競爭異常激烈的大學招生中，“一分之差,謬以千里”。擁有額外加分等特殊待遇對獲得精英大學的教育機會重要性, 更是不言而喻。

中國高等教育從精英式向大眾化的轉變過程中，教育機會迅速擴張、內部分化日漸擴大,但是家庭出身的影響依然揮之不去。

教育在社會流動中所起的作用一直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對于那些來自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孩子來說，接受教育是改變其生活際遇的重要途徑、是社會流動的助推器；另一方面，那些具有社會經濟地位優(yōu)勢的家庭，又會千方百計地通過各種手段，幫助其子女獲得更優(yōu)質的教育機會，以維持和傳遞他們已獲得的地位優(yōu)勢，教育從而成為代際再生產和地位傳承合法化的重要工具。

要理解當代中國的大學教育與社會流動的關系，如何完成從“跳龍（農）門”到“寒門難出貴子”的轉變，需要對來自不同階層、不同能力的學生進入大學的過程，以及他們在大學教育中獲取的人力資本、政治資本和社會資本有全面客觀的研究,了解結構變化（教育機會的擴大和入學渠道的多元化）背后影響社會流動因素的復雜性和長期累積性，設計和調整相關政策，使教育成為落實“能力優(yōu)先、機會均等”原則的載體?！?/p>

（作者吳曉剛系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與公共政策學部講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