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近三百年的歷史上，出現(xiàn)過不少科舉世家，為人所熟知的，如南方的蘇州潘家，北方的武強賀氏也是這樣。河北武強賀氏，世居北代村。傳至九世祖賀錫璜，同治甲子科舉人，任故城縣訓(xùn)導(dǎo)。因為“久官故城，與官紳、諸生商民感情極好，遂移居鄭家口”。從賀錫璜開始，到賀培新兄弟輩，武強賀氏有四代人曾生活在故城，死后也大都葬在故城“新塋地”，他們已經(jīng)是故城人了。故城是我的祖籍之地，因為這點鄉(xiāng)土因緣，我對在故城的“武強賀氏”幾代人，多少會有一種特殊的情感。

賀培新在《固安賈氏世系圖序》中說：“儒生名業(yè)無聞，老死者多矣，彼非不知拓業(yè)顯親為貴也，特必有所籍。其尤者，籍于曠世一遇之立言者焉。得其所籍，不獨傳于今，且傳于后也，皆必大其家而閎其業(yè)也。故子孫之于先業(yè)，不徒以守為高，以創(chuàng)為先也?！蔽鋸娰R氏就是這樣的家族。雖然從乾隆年賀云鴻開始，賀家代有科第，卻長期“名業(yè)無聞”，官做的也不大。直到賀家移居故城鄭家口后，才出現(xiàn)“曠世一遇之立言者”賀濤。從此，“武強賀氏”才引起世人關(guān)注，在清末民國時期，享有很高的聲譽。賀濤（1849-1902）光緒十二年進士，晚清桐城派古文大家。被譽為“厲時獨出，崒然躋宋明作者，而上淩駕漢唐，直與古之遺文接謦欬”（賀先生行狀），師友門生，桃李天下，儼然北方文壇盟主。賀濤的弟子趙衡在“賀先生行狀”中說，“先生生于北代，卒于鄭家口，即葬焉，故今為故城人”。賀濤可謂是故城的一代大儒。

據(jù)《賀葆真日記》，1902年，“次妹殤，葬于尹里村南三數(shù)里，吾家新購之地”。賀濤1912年病逝于鄭家口，即葬于故城尹里賀家新塋地。次年，賀濤之父賀錫璜八十九歲高齡去世，賀葆真把原葬于武強祖塋的祖母、叔母和他早逝的哥哥，也都一并移靈尹里，與祖父合葬，家鄉(xiāng)人謂之圓墳。賀錫璜是武強賀氏第一代故城人，吳闿生挽之曰：“胸中無一事縈懷，膺茲上壽；有子為大儒名世，已足千秋?！币锎寰辔业睦霞仪巴翣I村僅三四里地，同屬于故城三朗鄉(xiāng)。幾年前，我回鄉(xiāng)上墳（家鄉(xiāng)話，即掃墓），曾專門到尹里探尋過賀家遺跡?；牟萜嗥?，麥壟彌望，已無人知曉矣。國家圖書館藏目：“墓志，4208，吳闿生撰，徐世昌書，徐坊篆蓋 賀錫璜?！焙竺孀ⅲ骸昂颖惫食强h出土?！笨磥碣R家的墓早已無存，經(jīng)過這些年的土改、運動，墓被平毀盜挖是不意外的。

賀濤有《賀先生文集》傳世，我曾先后買到過原刊本和近年新印本。賀濤之后，其子賀葆真，其孫賀培新，都能承其余緒，使“武強賀氏”的聲望，不但“傳于今，且傳于后也”。近年來，賀氏祖孫的著作都已重新出版，我當然也一一購存。過去逛舊書市場時，也曾留意他們的遺著遺物，雖限于財力機遇，所得無幾，仍自珍重，也算是一點鄉(xiāng)曲之見吧。賀濤有三個兒子，長子賀葆初早亡，小兒子賀葆良有精神疾病，但賀葆良卻生有兩個聰明的兒子，即賀翊新、賀培新。賀葆真是承上啟下的重要人物，是他把兩個侄子賀翊新、賀培新帶到北京，念中學(xué)，上大學(xué)，使這兄弟倆成為故城賀家第四代中最杰出者。

賀葆真（1878-1949），字性存。近年整理出版有《賀葆真日記》，又稱《收愚齋日記》，存四十一卷,記敘了他從十七歲至五十四歲的生活(光緒十六年正月至民國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闕民國九年至十八年)。賀葆真是當作著述來認真記述的，日記有意保存了其所見所聞，內(nèi)容豐富，涉及面廣，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日記多記舊人舊事，舊日風(fēng)土見聞，文字淺顯，最為我喜歡，讀來饒有趣味。如1918年9月27日，他和朋友游西山下葦?shù)?，探訪石印石礦生產(chǎn)情況。這不單是一百年前京西風(fēng)光的再現(xiàn)，更記錄了一段鮮為人知的近代北京印刷工業(yè)史料。清末民初，正值我國石印出版的鼎盛時期，石印石是石印印刷工藝最主要的材料，賀葆真無意中留下了一段珍貴史料：

（民國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聞善夫言石印石礦而悅之，邀余同往觀，余久欲漫游京外，遂欣然從之。午前十一鐘由西直門乘門頭溝火車（京門鐵路）西行，小站三，曰黃村，曰北辛安，曰廣陵墳（廣寧村）；大站二，曰三家店，曰門頭溝，至火車盡頭（當年京門鐵路尚未西延），實則此站距門頭溝尚有數(shù)里，此乃城子村也 。下車西北行五里，至琉璃渠旁，燒琉璃磚瓦之官窯，供都中營建宮殿之用，不得自由營業(yè)，清亡，此窯亦廢（今尚有遺址可尋）。自此上嶺，曰丑兒嶺，出釉料，以供琉璃窯用。再西北曰西河澗村，過渾河曰冷家莊（隴駕莊），西北為肅王墳，墳前有康熙御制碑文，曰和碩顯親王，碑文有碑樓，后為饗堂，墓周以白石雕有花紋，其頂乃土，共高丈余。（今此墓已毀，無跡可尋）自此山勢森林，風(fēng)景頗佳。再近為但禮村口，自此沿永定河北行，倆岸高山中為巨流，王德榜鑿山修道利便其大，傍山有碑，即王德榜紀功碑也（今尚存）。北行數(shù)百步有摩崖石刻，上有石刻佛像，下有碑記（此石刻尚存）。再行數(shù)百步為鰲峪溝，即石印石出產(chǎn)地，張善夫開辦此石，名慶亞公司。轉(zhuǎn)而西北傍山數(shù)里至下葦?shù)?，宿慶亞公司。

括號里的內(nèi)容是我加的，可以今昔對照。詹天佑設(shè)計的京門鐵路，現(xiàn)在已近于荒廢矣。賀葆真當年在門頭溝走的京西古道，尚有部分存留，取而代之是109國道。當年的石印石礦，在今門頭溝石古巖村一帶，我曾親自進山探訪，滄海桑田，早已無存，連知道的人都沒有了。

賀葆真沒有繼承古文家的衣缽，一生主要從事實業(yè)興家。他最大的文化貢獻是刻書藏書，有人寫過《武強賀氏藏書刻書述略》，有興趣者可以找來看看，這里就不多說了。因為刻書藏書，賀葆真與同時代藏書家都有來往。劉承干在《嘉業(yè)堂藏書日記抄》，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囑剛甫寫信復(fù)賀性存，謝惠《苗氏說文》兩部”。劉承干寄給賀葆真的實寄封，因緣際會已被我收藏，留下了那個滄桑歲月的見證。

賀葆真是賀氏家族“大其家，閎其業(yè)”的關(guān)鍵人物，從其日記可知，賀家在故城和北京的創(chuàng)業(yè)置產(chǎn)，都是賀葆真親力親為?！顿R葆真日記》1904年，“福昌號估衣鋪開市，即在居家之左”，同年，“于鄭家口吾家之北購小宅一所”，僅隔數(shù)天，“又購宅一所于本街，在上月所購宅之南，接壤其地，五畝余，價六百七十千”。1905年年底，“于鄭家口連購地宅三所”，1909年“購二蹚街李氏鋪，價八百余千”。鄭家口，鄉(xiāng)人簡稱鄭口，是衛(wèi)運河水陸碼頭，當年乘船可直達天津，是故城縣經(jīng)濟繁盛的大鎮(zhèn)。我外祖家世居鄭家口，母親還記得頭蹚街的“賀家大院”。賀家遷居鄭家口后，買房置地，亦官亦商，是故城縣首富大戶。新政權(quán)成立后，這樣的地主階級成分，當然要被斗爭清算，田地、店鋪、房產(chǎn)被沒收充公。故城縣政府就設(shè)在 “賀家大院”里，可見其當年規(guī)模之大。七十年代，這里蓋起了辦公大樓，“武強賀氏”在鄭家口的遺跡徹底消失了。

很長時間以來，在我們的觀念中，桐城派古文代表守舊，甚至反動，所謂“桐城謬種，選學(xué)妖孽”是也。其實在民國時期文化兼容并包，古文和古文作者并沒有那么不堪。白話文雖然是現(xiàn)代文學(xué)的主流，文言文仍然并行不悖。政府的重要公文還大都使用文言文?，F(xiàn)在的臺灣地區(qū)仍然是這樣，中華郵政發(fā)行郵票的說明書，都還在使用典雅的文言文。賀培新少從吳北江先生游，能克紹其祖遺緒，是桐城派古文最后一抹夕陽，是民國時期享譽很高的古文家。1946年抗戰(zhàn)勝利后，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領(lǐng)銜，北平各界恭頌“國民政府主席蔣公六十壽序”，就是出自賀培新的手筆，可見其當年的社會地位和影響。

賀培新（1903-1951）字孔才，號天游、潭西居士。因為有“新中國捐獻第一人”之稱，也是如今賀氏家族中，最為人所熟悉的。過去逛舊書店時，嘗見《天游室集》木刻原刊本，白紙精印，很是喜歡。惜懸價過高，一時猶豫，遂失之交臂。雖然買到了近年新版的《賀培新集》上下二冊，收錄更為詳備。但想起那部木刻線裝《天游室集》來，仍然心有戚戚焉。賀培新是古文家、篆刻家、書法家和詩人，他還有一頂集郵家的帽子，卻少有人知。他用白話文寫的“泳齋說郵”，收錄在新版《賀培新集》中，也可見古文家寫白話文一樣好。

賀培新生在故城，長在故城，是賀家在故城的最后一代。《賀培新集》里有不少和故城有關(guān)的詩文，如“故城詩”六首，詠故鄉(xiāng)舊日風(fēng)貌，“衛(wèi)水飛帆”，“竇堡晴煙”，“南埠商艫”，“煙籠池柳”，“西岑春曉”，“佛井燃燈”，讀來就感覺很親切。還有，詩題為“宣統(tǒng)初年王考既辭文學(xué)館，畿輔學(xué)者議建存古學(xué)堂，請王考主其事。于是公推北江先生赴鄭家口道意，時培新年才六歲侍先生及伯父散步運河沿岸，登其文昌樓，事在目前，彈指鼎革十余年矣。思之慨然。追思成詩十一疊”。詩曰：“一水盈盈鄭家口，岸南岸北樓插斗。憶從夫子登層顛，倏忽鼎革十年還。短發(fā)兒童笑前后，盛事陳跡留胸間。王考騎鯨脫塵網(wǎng)，群空冀北無人賞?！淮帮L(fēng)雨守青燈，遠紹旁搜聊慰情。忝列賢門愧強顏，箏琶俗耳聽琴彈。”不但可見百年前的故鄉(xiāng)風(fēng)貌，還記錄了清末一段文壇逸話。王考者，其祖父賀濤也。北江先生，即賀濤的老師吳摯甫之子吳闿生，吳闿生是賀濤的弟子，又是賀培新的老師。

1949年可謂天翻地覆之年。易代之際，勞燕分飛，胞兄賀翊新，隨舊政權(quán)渡海東南行。賀翊新曾任北平大同中學(xué)校長，到了臺灣，重拾舊業(yè)，兩度掌臺北建國中學(xué)校長。桃李滿天下，馬英九先生就是他的學(xué)生之一。曾在網(wǎng)上見有出售賀翊新簽批的公文舊物，索價無多，亟匯款買到，聊作紀念耳。人各有志，留在北平的胞弟賀培新，這位“濁世風(fēng)流出舊家”的昔日名士。脫下長袍，換上人民裝，高唱“工農(nóng)今作邦家主，馬列真為世界師”的新詩句。在解放軍進入北平不久，先捐獻，后南下，積極參加革命。鄧之誠當年在日記中，給予其“不自安”三字評語，頗耐人尋味。賀培新雖然極盡表現(xiàn)，終于沒有躲過“鎮(zhèn)反”這一關(guān)，1951年投北海自盡，享壽僅四十八歲。留下的遺書上仍在三呼萬歲。人往風(fēng)微，不免令人唏噓。1991年，經(jīng)過賀氏后人的不懈努力，賀培新終于得到了一紙“平反決定書”，可以說是改革開放后平反的最后一人，距“捐獻第一人”已經(jīng)四十年過去了，歷史常要帶淚看。

經(jīng)過這四十年風(fēng)風(fēng)雨雨，“武強賀氏”已經(jīng)完全隔膜了。不要說我這樣的門外漢，就是一些專業(yè)人士也是語焉不詳。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輯的《近代史資料》，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權(quán)威刊物。在1988年刊發(fā)“徐世昌年譜”時，都不知道作者賀培新是何許人，“河北武強賀培新，此人簡歷及其與徐之關(guān)系不詳，待考”，歷史又是這樣的健忘。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賀氏家族從故城移居北京，先賃居廠橋前鐵匠營徐世襄舊宅。后于積水潭西岸，購得王照舊寓，葺而新之，遂移家焉。曰“海西草堂”，門對煙波，窗含西嶺，雖在城市而有江湖之趣。如果沒有大時代的大變革，“武強賀氏”還會在這里延續(xù)下去吧，可惜歷史沒有如果。積水潭相對什剎海又稱西海，西岸呈南北走向,過去稱“西海西河沿”。昔日這里環(huán)境優(yōu)美,素有城市山林之稱。著名的梁巨川、梁漱溟父子，畫家周懷民，報人彭翼仲等，都曾在此居住過。畫家劉凌滄題海西草堂雪景圖中說：“草堂院落不深，而詩意獨厚。門前老柳婆娑，庭院則松竹交叢，修竹映雪，倍增新綠。得此息游之所，夫復(fù)何求?！比缃?，海西草堂和草堂主人，早已化為云煙。正是，人間萬事消磨盡，只有清香似舊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