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國之癢（節(jié)選）

文 | 李潔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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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太平天國材料閱思過程中，我并未生出洪秀全是杰出歷史人物的感受。照理想的情形，所謂歷史完人應在才、學、識、德四方面，俱臻超卓。其實，這樣的人從來一個也找不到。雖如此，作為杰出歷史人物，即不能面面出色，至少有那么一二點領冠群儕，如此相求，似不為過。

我們衡諸洪秀全，發(fā)現(xiàn)他蓋皆平平。以太平天國領袖群體而言，洪秀全才遜楊秀清，學愧馮云山，識不敵洪仁玕，德不配石達開、李秀成，若論英氣與豪氣，陳玉成也能甩他十條街。這都很明顯。然而，以上袞袞諸公，卻都屈居其下，對他頂禮以敬、稱兄呼主；而他則以狀若無奇之秉賦，在史上留下濃墨重彩一筆，乃至開了一個時代，確有些于理不通。

也許我們的某些想法，從根子上就是錯的。比如，在歷史巨變面前，人因被其氣勢所炫震，常易生出英雄創(chuàng)世的膜拜。其實呢，若能冷眼看去，多半會發(fā)現(xiàn)真相與其說是英雄創(chuàng)世，不如說“時勢造英雄”。因為史上英雄人物，固有才學識德很堪與歷史運道相配者，但也實在不乏一些平平之輩，可“天之大任”卻偏偏降于這樣的人身上，把他驅為歷史的先鋒，讓他先嘗歷史的禁臠，他于是便也加入了“歷史英雄”的行列。當年，曹丞相與玄德公“青梅煮酒”，說破“英雄”之事，后者手足無措，竟致失箸于地，惟借驚雷掩飾。小說家出于美化，謂劉玄德并非失態(tài)，而是機智和從容，實則我們從他一貫的婦人腔調，就可以斷定他那小心臟的確是被嚇著了。類似這樣被歷史擺在英雄位置然而實際不配的例子，還有許多；比如秦末大亂中的陳勝，他也莫名其妙地被推上“陳勝王”的高度，最后證明，真正的英雄乃是項王與沛公，甚至甘當配角的吳廣，英雄成色也比陳勝更高；還比如，元末被劉福通迎到亳州稱小明王的韓林兒，朱元璋原來也拜他為尊，可是后來還有什么人記得他？

所以，歷史無法排除偶然。洪火秀于廣州邂逅洋教士，懷揣《勸世良言》以歸，基本上就是這么一種歷史偶然。他于此書所瞥去的寥寥數(shù)眼，被隨后的病魘卷入夢境，幻歷種種。而醒來后，夢境全失，渾如常人。足足又過六年，始因表親李敬芳的過問而再度拾起，就此“神明”附體，并得馮云山匡扶創(chuàng)拜上帝會。檢視整個經過，惟一可以認定的理性事實，惟有時代風云的際會。那個附于洪秀全之身的“神明”，其實就是1840年前后降臨于中國的“千年變局”。這一重大歷史契機，把他置于不凡，從而經他之手將歷史舊簾落下，并推開一扇新的窗口。

“涓涓不絕，將成江河；萌蘗不剪，將尋斧柯?！睔v史的自我書寫與演繹，每每這般，由涓滴而成巨流，從細枝而致盈抱。1836年廣州龍藏街一幕，微渺如芥，除了洪秀全自己，大概再沒有第二個人察覺這一瞬間，但當歷史鏡頭拉開，拉向后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縱然憨夫愚婦亦不難于悉知歷史大勢已降。從1836年洪秀全偶獲《勸世良言》，到1894年孫中山創(chuàng)興中會，我們無疑看清了近代中國反清圖變意識全因西風東漸而催生，且意識之進化，亦與西風東漸的深度和廣度十指相扣。就像洪秀全造乎于時勢，孫中山何嘗不純系歷史的產兒？

同樣反清，孫中山所追求和覺悟的，較諸洪秀全無疑賢明甚多，但那顯然不能解釋為此智彼愚，而是孫中山所可憑借的也比洪秀全豐富進益甚多。在洪秀全當時，他僅僅通過傳教士知道上帝、耶穌和天國，這些大致尚屬西方中世紀的思想資源，而到孫中山那里，有識之士業(yè)已從容知曉資產階級革命的共和、民權諸概念。就此來論，不論洪秀全存在什么局限乃至陷于悲劇，皆可體諒。在反清圖變這條路上，他只相當于咿呀學語的幼嬰，換作別人，也并不能更高明。我們既不必把他當作不世出的英才供于歷史廟堂，但若懷著后知后覺者的優(yōu)越，奚落、嘲笑其幼稚簡陋，更不可取。對歷史來說，他在歷史必經之路所踏上的第一步，比他做到什么或做得怎樣，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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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雖器局平平，但在歷來的農民領袖中，他有個優(yōu)勢，乃是通文墨之人，盡管自其所思所著看學問有限，然跟諸多同儕比，卻已高出不少。當然他有個最主要的機遇，是從時代處領得獨特饋贈。過去，像黃巢、宋江，也略知書，卻沒有《勸世良言》可讀，亦無羅孝全可訪，只能得授什么稀奇古怪的“九天玄女天書”而已。所以，黃巢、宋江都達不到他的悟識。反過來說，他雖然得“天”獨厚，器局上終歸顯窄，英雄氣魄根本不比黃巢、李自成。他之能走得比較遠，打下半個中國，不得不說世運是到了一個顛倒激蕩的關口，各路英豪紛紛自天降至下界，匿于民間，而他以拜上帝教點燃的那把火，將這些豪杰之輩吸引聚攏，跟在他的麾下，各展其能。太平天國，確是一種首領才具庸疏，但左右英雄競起的現(xiàn)象，洪秀全以下，個個是能人，不要說楊、馮、蕭、石，即便后起的青年才俊陳玉成、李秀成，放眼當時中國，都是掐尖兒的大材，乃至品階更低、資歷更遜的譚紹光之輩，縱是敵方、洋人，也視之為一等一的好角色。因得無數(shù)好漢追隨、輔佐，僅堪村塾先生之資的洪秀全，終至于“天王”之位，在中國呼風喚雨。

過去將洪秀全照著“偉人”風范來描繪來塑造，就比如現(xiàn)今官祿布紀念館外那尊塑像的儀表，但凡讀過一些太平天國材料者，都知道與其本人無甚關系。洪秀全體肥，“頭禿無發(fā)”，而且為人懶得動彈，即便出門，必乘輿坐船，哪里會是那樣一個按劍挺立的雄姿？

反過來，網上坊間對洪秀全的一些丑化、謗詆，也不都有道理。此類筆墨，尤堆集于其性生活方面。其實洪的后宮并不很廣，少則數(shù)十人，多則不逾百十人。拿歷史上多數(shù)帝王的后宮來參照，實為“正?！保桓行└F奢極欲的帝王比，甚至得算收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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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的一大苦惱，應該是精神世界的孤獨。為什么這么說呢？我們看他對于上帝的信仰，是很沉湎很投入的，但舉國上下除他自己，旁人都談不上真正信上帝。李秀成自述不斷寫到因為“信實于天”的問題，君臣之間發(fā)生分歧和爭執(zhí)。他規(guī)定的飯前禱告、做禮拜這些日常宗教內容，大家被迫照辦，但我們從所有類似場景的描寫來看，全是敷衍了事、應景充數(shù)。連他下面的二號人物楊秀清，也明顯不信上帝，滿腦子孔孟之道，在杖責天王過程中，所談居然是一套又一套儒家綱常?？梢钥隙ǎ系坌叛霾⑽瓷钊肴诵?，成為太平天國的精神支柱。就此而言，洪秀全內心難免有一些“孤家寡人”之慨。早先馮云山在世時，或許好一些，作為與之篳路藍縷、同創(chuàng)拜上帝會的同志，馮應該是有信仰情懷的，卻早早地犧牲。不過，洪氏如果想起馮云山，恐怕也會暗中愧疚。因為當初在山里，為了籠絡楊秀清、蕭朝貴一班地頭蛇，洪秀全違心承認后者那些神神鬼鬼、明顯有“異教”邪風的法術，削弱馮云山地位。后期洪仁玕的到來，一度使其喜出望外，這也是最早的信上帝的同志之一，彼于洪秀全，不單是從宗親的角度把國家大權付其手中可以放心，想必亦有一番精神上可以琴瑟和鳴的安慰。然而，兩人在分別的這幾年，一個穿山越嶺從紫荊山打到天京，另一個卻在殖民地香港待了許久，接觸好些洋人，學到不少新思想。當他們重新聚首時，觀念上已有明顯差別，這從洪仁玕所上《資政新篇》和洪秀全所作批語可以看出。

從洪秀全的角度，自己對上帝教義的認識與理解才是正宗，堂弟卻不免被洋鬼洗了腦。洪仁玕來天京后，天王只是委以重任，精神、思想方面的交流切磋卻似無所聞，對比當年在官祿以及兩人結伴赴羅孝全教堂問學的情景，頗覺物是而人非。生命末幾年，洪秀全推卸政務，一個人鎖在深宮，自己去思索信仰問題，更凸顯了內心的孤獨，死時似有棄世而去、天下事不足戀的解脫感。

盡管洪秀全資稟一般，又是一個耽溺于偏執(zhí)、浪漫情懷的人，但不等于說他既天真又顢頇，實際上他還是很精明的，對權術頗有一套。該妥協(xié)，知道妥協(xié)；須隱忍，能夠隱忍。1848年，趁著洪秀全赴廣州營救馮云山，楊秀清和蕭朝貴瞅準一、二號人物都不在的空當兒，精心策劃，表演天父、天兄下凡雙簧，以搏出位。等洪秀全歸來，其勢已成。洪秀全明知其故，也明知楊、蕭所為系民間土教雜流，不合大雅，但他審時度勢，順水推舟，因勢利導，認可楊、蕭天父、天兄替身資格，假以吸聚會眾、壯大隊伍。此時，他似已忘記當時離開紫荊山，正是為了營救手足一般的得力助手馮云山，與后者漸漸疏淡，轉而倚重楊、蕭。這是明知澀果，而能強咽的姿態(tài)。楊秀清逼封萬歲一幕，更顯示洪秀全馭權有術的好手段。楊提此要求后，他竟破天荒地離開天王宮，親至東府，面商褒封日期。為使東王吃定心丸，此舉頗有孤注一擲的果決——東王必以為，天王如若心中有鬼，斷不敢輕率過府，既然來了，允封萬歲便應非有詐，多半又和當年承認自己為天父代言人一樣，雖不甘心卻也無可奈何——這邊楊秀清吃上定心丸，那邊洪秀全密詔急就，夤夜征調韋昌輝、石達開勤王。事至于此，心計頗工，但還不是最精彩的。接下來，洪又料定東王既剪、北王必欲獨大，遂利用此點，縱容他滅了翼王滿門；次而他還料定，無論才力、德望，北之于翼，皆非對手，石在滅門之后必奮起復仇；而達開其人，公忠磊落，不會像韋昌輝那樣懷有個人野心，所以一番連環(huán)相殺之后，所留下的幸存者將是翼王，但此人危害最小，不妨徐圖之可也。果然，亂局既平，達開執(zhí)政，洪秀全再通過倚信宗親，搗亂作梗，逼得正人君子石達開無地自容，憤走他鄉(xiāng)。此一結果，皆大歡喜。洪秀全倒也絕無害石之意，彼能一走了之，大家各自兩便。這就是為何雖然翼王率部出走，天京卻一直保持著對他的承認與尊重，從未目作叛逃背主。縱觀前后這大半年，洪秀全可謂“亂云飛渡仍從容”，操柄弄權，駕輕馭熟，換作另一個人，也并不能做得比他更佳。

楊秀清之后，終至國亡，再無任何人拈動挑戰(zhàn)天王權威的念頭，與他在丙辰危機中所施展的出色手段，無疑有很大關系。從處置這一事件時的縝密與深邃看，洪秀全的政治天分頗高，只可惜人格不夠健強、心理有殘破之憂，妨礙了他真正成為一代之豪杰。罩上天王光環(huán)之后，精神舊疾被充分掩蓋，然隱患未去，死灰隨時可以復燃。與東王決裂之事，雖殫精竭慮，全力敉平，但我們也曾分析過，此事對他自信心的打擊絕非小可。1856年明顯是個分水嶺，隨之，他的意志復歸消沉，自閉傾向漸強，抑郁心態(tài)難禁，益發(fā)離群索居，惟思在信仰方面獨善其身，對任何實務都打不起精神，不思振作，就是一副聽之任之、破罐破摔的架勢。天京末日之前，表現(xiàn)尤為明顯，忠王一再談及這種感受，滿是無奈口吻。

設若洪氏之軀未曾寄居一顆易碎之心，此人的作為乃至太平天國之運道，有可能會是另一番面貌，那對歷史來說，是福是禍、是喜是憂，則并非吾儕所可逆料了。

本文選自李潔非《天國之癢》，人民文學出版社

著名作家李潔非

李潔非，生于安徽合肥。畢業(yè)于復旦大學中文系，先后在新華社、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供職。主要著作有“明史書系”《龍床：明六帝紀》《黑洞：弘光紀事》《野哭：弘光列傳》，“典型三部曲”《典型文壇》《典型文案》《典型年度》及《解讀延安》《文學史微觀察》。

本書的寫作基于迄今國內外太平天國研究成果，力避其中某些局限或偏頗，探析歷史本來樣貌，擷集上諭、奏折、情報、個人回憶錄、親歷見聞等等，多層次多角度地呈現(xiàn)太平天國的興衰，進而深入發(fā)掘時代精神和歷史流變走向。作者李潔非見微知著，尤擅于對歷史情境和歷史人物進行鞭辟入里、精彩紛呈的解讀。本書將太平天國事件牢牢置于鴉片戰(zhàn)爭的背景之下，辨識其所預示的新與異，楬橥其所承載、演繹的“千年變局”主題，有力凸現(xiàn)了太平天國之于近代中國種種承前啟后的歷史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