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濟各會士石鐸琭的第一次送禮經(jīng)歷

1677年底的一天，晨光熹微，風(fēng)飄進方濟各會在福建寧德的教堂中，平添了幾分清冷。這天，青年會士石鐸琭 [Pedro de la Pi?uela] (1650-1704) 早早地便起了床。在仆人的幫助下，他換上干凈的文人裝扮，帶著早已置辦好的包裹，緩緩向教堂門口走去。嘎吱一聲響，略顯破舊的大門剛被輕輕推開，清晨的光暈便被迫不及待地涌進來。石鐸琭邁開右腳跨出大門，冬日的冷氣使他不禁一哆嗦。轉(zhuǎn)過頭來，望著浸在晨光中神壇上的天主像，這位青年教士閉上眼，虔誠地劃了一個十字，然后快步向大街走去。

石鐸琭自1676年與同伴傅勞理 [Miguel Flores] 入華后，他們便一直和利安定 [Agustín de San Pascual] 在寧德及其周邊地區(qū)傳教并學(xué)習(xí)了解中國的風(fēng)土人情和文化習(xí)俗。不久之前，利安定帶著傅勞理去了山東，于是，寧德地區(qū)乃至整個福建省的教務(wù)都落在了石鐸琭肩上。這位青年教士表現(xiàn)出了與其年齡不符的異常成熟，在接管教堂后辦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拜訪當?shù)毓賳T。這在以禮儀著稱的中國十分重要。

盡管已經(jīng)在腦海中反復(fù)預(yù)測過拜會的場面，走在街上的石鐸琭還是不由感到一絲緊張。畢竟，這是這個來自十萬八千里之外新西班牙(今墨西哥)的年輕人第一次與中國官員見面。他害怕自己講不好中國話，也擔心弄錯拜訪官員時的各種禮儀。確實，如果將視角往后拉個三十年，看看在禮儀之爭中的顏當 [Charles Maigrot] 和鐸羅 [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前者 “既不識字，又不善中國語言，對話須用翻譯”，卻敢在康熙面前“談中國經(jīng)書之道，像站在門外，從未進屋的人，討論屋中之事，說話沒有一點根據(jù)”而被這位帝王怒斥；后者不僅反對中國習(xí)俗，而且在給康熙的奏折上，“抬頭錯處，字眼越分，奏摺用五爪龍”，結(jié)果被驅(qū)逐出京，后來死在澳門，我們或許就能或多或少地體會石鐸琭現(xiàn)在面臨的壓力。

此時的石鐸琭自然不會知道三十年后會發(fā)生什么，但他心中明白，經(jīng)歷明清鼎革和三藩之亂的中國人，對外國人相當不信任。自己孤身一人在福建，可謂四面楚歌。若此次拜訪能夠順利，或許有助于緩解局勢。但若出了岔子，那必定是萬劫不復(fù)。正想著這些，府衙氣派的大門已經(jīng)出現(xiàn)在了眼前。他定了定神，驅(qū)走了這些胡思亂想，再次閉上眼，在胸口劃了個十字。當睜眼邁出第一步時，他明白，決定自己命運的時候到了。

廳堂上，雙方禮畢茶罷，石鐸琭發(fā)現(xiàn)，寧德的軍政官員似乎并無敵意，反而對高高瘦瘦、長著大胡子的自己很感興趣，這讓他稍感放松。當官員向他提問時，他深吸一口氣，迅速在心中整理了一下自己不久前剛在穆陽跟師傅萬濟國 [Francisco Varo] 學(xué)會的中國詞句，然后慢慢地讓它們從唇間溜出。他小心地控制著話語重音，以免怪腔怪調(diào)。官員們聽了，撫掌大笑，石鐸琭趁機打開包裹，獻上準備好的各種異域禮物。眾人又是一陣驚嘆，紛紛收下，不住地觀賞、把玩，連最客氣的官員，也收了3件?？粗蠹业姆磻?yīng)，石鐸琭明白，自己成功了。

果不其然，幾天之后，大家紛紛前來回禮，并參觀教堂，有的官員甚至還向天主像行禮。主賓之間免不了又寒暄一番，官員主動打聽了關(guān)于天主教的一些事，并詢問了石鐸琭與女信徒的相處方式。年輕的石鐸琭一一回答，給到訪官員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一名還派人邀請石鐸琭赴宴飲酒，被石鐸琭以自己是方外之人婉拒后，又送來了各色干果，以示慰問。此后，盡管形單影只，石鐸琭在官方的庇護下，順利傳教。

明清之際來華傳教士的禮物策略

后來，石鐸琭在寫給上級的信中，談到了自己拜訪官員并送禮的做法。他請求上級在馬尼拉幫他置辦物品，他強調(diào)，如果沒有這些東西，教士便不能攜帶禮物前去拜訪城中的主要軍政官員，就不能獲得庇護，教堂就會受到居民、士兵或者巡城人員的各種騷擾，傳教士就會陷入無盡的麻煩。如果想前往新的地方開教，禮物更是不可或缺的。否則，在一個毫無天主教根基的地方，單憑傳教士一人之力，注定一無所獲。

石鐸琭還敏銳地注意到官員的偏好，他提醒馬尼拉，不需要準備貴重禮物，而只需要一些中國沒有的異域小玩意，便能和官員成為好朋友。這一意見是相當睿智的，明清時期中國實行海禁政策，內(nèi)外不通，除了一些使臣進貢外，官員很少有機會接觸異域物品。雖然1567年隆慶開關(guān)后，這一情況有所改善，廣東官員紛紛向前來貿(mào)易的商人索賄，但其他地區(qū)，尤其是內(nèi)陸或者山區(qū)的官員，卻沒有這個機會。在這種情況下，傳教士的到來，則為他們“開眼看世界”提供了一條新路。正是意識到這一點，石鐸琭請求上級給自己寄來一些歐洲物品，比如眼鏡、歐式盒子、玻璃等，以期滿足官員的好奇心，從而博得他們的好感。

這便是明清之際入華天主教傳教士所使用的禮物策略。不管是主要受葡萄牙支持的耶穌會士，還是主要受西班牙支持的托缽修會士（方濟各會、多明我會、奧斯定會等），都是這一策略的積極踐行者。當耶穌會士羅明堅 [Michele Ruggieri] 第一次嘗試進入中國時，就與當時廣東的海道和總兵建立了良好的關(guān)系，還送給了后者一塊齒輪表。后來，當羅明堅帶領(lǐng)利瑪竇 [Matteo Ricci] 再次進入中國，面見兩廣總督陳瑞時，禮物又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經(jīng)過幾次周旋，最終官方將肇慶的天寧寺劃給耶穌會士，這是他們在中國內(nèi)地的第一個落腳點。

1583年3月，形勢突變，保護人陳瑞被黜，耶穌會士被迫放棄天寧寺，退往澳門。但是，他們經(jīng)過休整，又馬上采用同樣的禮物策略，與新任總督郭應(yīng)聘和肇慶知府王泮交上了朋友。經(jīng)過多方努力，耶穌會士終于獲得官方許可，留居中國開始傳教。這是天主教在華傳教史上一個劃時代的標志，盡管不能因此就簡單地將之歸因于禮物的作用，但不可否認，異域禮物對于拉近首次接觸的雙方的距離，營造良好的氛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事實上，葡萄牙人本就是行賄老手。早在明朝正德年間，葡萄牙就派遣使團來到中國，通過賄賂大臣江彬和太監(jiān)寧誠，準備覲見明武宗。雖然不久之后，武宗駕崩，使團宣告失敗，但葡萄牙人并不死心。他們徘徊在中國東部沿海， “各地方官，當其入港，既不能羈留人貨，疏聞廟堂，反受其私賂，縱容停泊?！?（《明世宗實錄》，卷 363）到了1554年，葡萄牙人又故技重施，“違禁潛住南澳，海道副使汪柏受重賄從臾之?！?（郭棐：《廣東通志》，卷13）可以說，耶穌會送禮的做法，不過是對其前輩策略的一種延伸，得到了葡萄牙方面的大力支持。

而西班牙方面，盡管在方濟各會士早期入華的嘗試中，始終沒有禮物的影子，但隨著經(jīng)驗的積累，他們也開始重視這一策略。1581年，西班牙派遣了一支使團前往中國，攜帶厚禮，準備覲見萬歷皇帝。只可惜當他們于1582年抵達墨西哥時，由于種種原因，使團計劃最終流產(chǎn)。半個世紀以后，1633年，利安當 [Antonio de Santa María Caballero] 進入福建，后來輾轉(zhuǎn)來到山東。他終于認識到學(xué)習(xí)中國語言文化和與官方保持良好關(guān)系的重要性。1650年，當他抵達山東時，依靠彼時供職宮廷的耶穌會士湯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的引薦信，他拜訪了當?shù)氐娜賳T，并送給他們一些剪刀、西班牙紙、胸針、墨西哥肥皂等。正是在這三名官員的幫助下，他在濟南建立起了方濟各會在中國的第一座教堂。此后，以文都辣神父 [Buenaventura Iba?ez] 和利安定神父 [Agustín de San Pascual] 為代表的新入華方濟各會士，也繼續(xù)堅持了禮物策略，與地方官員建立了友誼。

明清之際天主教事業(yè)及文化適應(yīng)策略

傳教士通過異域禮物來行賄地方官員，利用中國地方行政系統(tǒng)保障了傳教事業(yè)的正常發(fā)展。這一禮物策略，本質(zhì)上適應(yīng)了中國的官僚文化，是明清之際天主教士文化適應(yīng)策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大航海時代，以西班牙和葡萄牙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開始了在全球的殖民擴張活動。憑借經(jīng)濟和軍事實力，兩國橫行無阻，很快在全世界建立了遼闊的殖民版圖。然而，就在東亞，此前一直戰(zhàn)無不勝的西方人卻碰了一個大釘子。此時的大明王朝，無論是經(jīng)濟文化，還是軍事力量，仍然處于世界領(lǐng)先地位，西方人竟一時無從下手。與西方殖民者感同身受的，還有天主教傳教士。作為西方殖民擴張的宗教力量，傳教士隨著殖民者來到世界各地。1549年，耶穌會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沙勿略 [Francisco Javier] 帶領(lǐng)同伴成功進入日本，開辟了在日本的傳教事業(yè)。但當他將目光轉(zhuǎn)向中國時，卻顯得無可奈何，最終于1552年客死廣東上川島。此后，任憑傳教士們?nèi)绾闻?，就是敲不開中國的大門。這種情形一直持續(xù)到上文提到的羅明堅和利瑪竇時代才有了根本的改變。

發(fā)軔于范禮安 [Alessandro Valignano]、完善于利瑪竇的文化適應(yīng)策略，成為傳教士打開中國大門的一把鑰匙。所謂“文化適應(yīng)策略”，通俗來講，就是主動學(xué)習(xí)和適應(yīng)中國文化，而非強迫中國文化來接受天主教和西方文化。這一策略取得了巨大成功，各修會傳教士紛紛效仿，(盡管程度各不相同)，保障了明清之際天主教在華事業(yè)的發(fā)展。

除了禮物策略，所謂的“文化適應(yīng)”還大致包括如下五個方面。首先，傳教士努力學(xué)習(xí)漢語（官話）。他們不僅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語言學(xué)習(xí)體系（例如，1621年在嘉定建立專門的漢語學(xué)習(xí)基地），還編寫了一系列的漢語教材和詞典，如金尼閣 [Nicolas Trigault] 的《西儒耳目資》，為后來的學(xué)習(xí)者提供便利。

其次，為了更好地融入中國社會，他們紛紛為自己取了各具特色的漢名。如被稱為“西來孔子”的艾儒略，原名Giulio Aleni，在取漢名時，特意選擇了具有濃厚中華氣息的 “儒”字。西班牙多明我會會士Francisco Varo，取漢名“萬濟國”，顯然符合中華文化“治國平天下”之意。另外，傳教士還效仿中國文人，給自己取了文雅的“號”，如利瑪竇號“西泰”，利安定號“惟止”，石鐸琭號“振鐸”，文都辣號“道濟”，等等。

第三，傳教士革新了自我著裝，放棄了宗教服飾，改穿儒服。羅明堅、利瑪竇入華初期，自稱“西僧”，并接受中國官員的意見，穿上僧服。但不久之后，利瑪竇便發(fā)現(xiàn)，當時中國的統(tǒng)治階層乃是儒家文人，而僧侶集團則名聲不佳，且日漸式微。于是，利瑪竇在好友瞿汝夔的建議下，征得上級同意，蓄發(fā)留須、改穿儒服，對外自稱“西儒”，與佛道劃清界限。后來的各修會傳教士也紛紛效仿了這一做法，心安理得地接受中國人用“老爺”或“相公”來稱呼他們。

第四，探究儒家經(jīng)典，學(xué)習(xí)并尊重中國文化。例如，耶穌會士深入研究了中國的四書五經(jīng)，并將它們翻譯成西文。對中國人祭祖、祭孔的傳統(tǒng)，在不明顯違背天主教教義的前提下，耶穌會士則采取了容忍的態(tài)度，將其當作世俗性而非宗教性活動。

第五，學(xué)術(shù)與科學(xué)傳教。天主教士以漢語出版了大量介紹當時西方最為先進的科學(xué)和人文學(xué)知識的著作，以樹立自身“博學(xué)”的正面形象，博得中國人的好感。例如鄧玉函 [Johann Schreck] 的《泰西人身說概》 （醫(yī)學(xué)），石鐸琭的《本草補》（藥物學(xué)），利瑪竇的《西國記法》（腦神經(jīng)學(xué)），等等。

傳教士通過這一系列的變革，適應(yīng)了中國文化特征，為成功融入中國社會奠定了基礎(chǔ)。此后，一方面以耶穌會士為主，傳教士建立所謂“上層路線”，利用自身魅力和公眾形象結(jié)好中國統(tǒng)治階層，以期獲取天主教在華的合法地位，從而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來皈化整個中華帝國。比如利瑪竇、郭居靜 [Lazzaro Cattaneo]、艾儒略、熊三拔 [Sabatino de Ursis] 等耶穌會士就與明朝著名士大夫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葉向高等人建立了深厚友誼。湯若望、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徐日昇 [Tomás Pereira] 等還直接供職于宮廷，比如欽天監(jiān)，深受皇帝寵幸，接近權(quán)力中樞。另一方面，方濟各會等托缽修會，則長期堅持在民間傳教，與勞動人民同吃同住，期望皈化更多“普通”的靈魂。這兩條路線相輔相成，共同構(gòu)成了明清之際天主教在華圖景。隨著教務(wù)的發(fā)展，天主教的影響力逐漸增加，入教人數(shù)穩(wěn)步上升。1692年，由于耶穌會士徐日昇、張誠 [Jean-Fran?ois Gerbillon] 在《中俄尼布楚條約》談判和簽訂過程中的優(yōu)秀表現(xiàn)，加上此前傳教士的種種貢獻，康熙帝最終頒布詔令，將天主教在華傳教活動合法化，史稱“康熙容教令”。至此，明清之際天主教事業(yè)進入巔峰期。

后來，由于傳教士內(nèi)部各修會之間對于一些中國禮儀，尤其是祭祖、祭孔的爭論，再加上法國耶穌會士、巴黎外方會士等新興勢力的介入，中國皇權(quán)和羅馬教權(quán)的博弈，西班牙、葡萄牙、法國等國之間國家利益之爭等等復(fù)雜的因素，天主教與中國文化之間的矛盾逐漸不可調(diào)和。18世紀初，中國禮儀之爭大爆發(fā)，雙方協(xié)商無果，康熙最終下令禁教。此后，雍正、乾隆等繼任帝王繼續(xù)執(zhí)行嚴厲的禁教政策，天主教勢力遭受沉重打擊，最終轉(zhuǎn)入地下活動。

可見，文化適應(yīng)政策乃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播的定海神針。只有尊重中國文化，會通中西，找到天主教與中國現(xiàn)實之間的平衡點，才能真正保障教務(wù)的繁榮和中西交流的可持續(xù)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