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013年單獨二孩，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以來，生不生娃，生不生二孩，成為廟堂廳堂、街頭巷尾的熱議話題。然而，政策的利好沒有改變中國生育率長期走低的態(tài)勢。根據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的數據，2016年和2017年的出生人數在總量上相比“十二五”時期年均出生人數有所上升，2017年的二孩出生數量比2016年增加了162萬人，但同時，一孩出生數量比2016年少了249萬人，而2018年的數據顯示嬰兒出生數量已經較2017年進一步減少，甚至低于單獨一孩政策實施之前的2013年。圖1顯示自1987至2018年以來，除了2014年和2016年之外，人口出生率幾乎逐年下降。

圖1 1980-2018年中國大陸人口出生率

宏觀政策對于提振生育率作用有限，而民間熱議所謂“新三座大山”——房子、教育和醫(yī)療則成為避孕的苦口良方。那么，我們還有什么可能促進生育率的法子呢？和傳統(tǒng)意義上人口學家們注重宏觀政策和人口結構的取向不同，我們的研究著眼于普通人，特別是普通女性的柴米油鹽、家長里短，想看看女性自己的經濟收入，兩性關系和家庭生活對于生育的影響。特別是在今天職業(yè)女性奔命于工作-家庭的羊腸小道，崩潰在喪偶式育兒的分分秒秒，我們想探究丈夫和婆婆幫助分攤家務是否會對已婚女性的生育行為造成影響。

老公多顧家，妻子早生娃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女性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與此同時，女性的初婚初育年齡也在不斷推遲。從2002年開始，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開始逐漸取消有關婦女生育時間的規(guī)定，至2009年有14個省市、自治區(qū)取消生育間隔，2014年達到23個，隨著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2016年有30個省市、自治區(qū)取消生育間隔。同時，晚婚晚育的夫婦也不再享有晚婚假、晚育假。這些相關政策的逐漸消亡，給予我們以很大的空間來探討普通中國女性的個體動機和家庭生活與生育行為的關系。

女性的初育年齡會影響女性未來的育齡年限、二孩生育的選擇空間，進而對人口的長期變動產生影響。推遲到較大的年齡生育，還會面臨較高的不孕風險以及出生缺陷的可能性。那么，中國女性大多在幾歲的時候生育第一個孩子呢？

本研究使用中國健康與營養(yǎng)調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自1991年至2011年的追蹤調查數據，將研究對象限定為處于初婚狀態(tài)且調查時的年齡在18至50周歲之間的女性。我們的結果顯示，中國女性在25至30周歲之間的生育第一個孩子的風險最高，而在25周歲以前，有接近一半的女性已經生過孩子。到30歲，大概有不到六分之一的人沒有生育。到50歲，不到8%的人從未生育。也就是說，盡管中國婦女生育率長期維持在低水平，但是大多數女性至少會生育一個孩子。而在生育率維持在較低水平，女性的生育行為越來越多地受到非政策因素的作用的情況下，她們生育第一個孩子的時間又會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呢？

我們的研究以女性的初育年齡作為分析對象，風險越高意味著生而且是早生第一個孩子的可能性更高。數據分析結果顯示，妻子的收入水平越高，其初育的風險也越低，而農村地區(qū)的女性初育風險要明顯高于城市地區(qū)。更重要的是，如果丈夫能夠同等或更多地承擔家務勞動，妻子的初育風險更高。也就是說，丈夫做家務越給力，妻子生娃也會越早一些。這個研究對我們二孩政策開放以后的小家庭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近年來，無論是從宏觀還是微觀的角度，許多國外研究都發(fā)現(xiàn)，經濟發(fā)展與生育水平之間并不呈現(xiàn)單一的關系。很多西方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的生育率開始逐漸回升，而接受過高等教育夫婦的生育意愿和水平也相對較高。根據麥克唐納的性別公平理論，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勞動參與的提高，潛移默化地改變了女性的性別觀念，在生育率維持在較低水平的后人口轉型社會，隨著男性的性別觀念也逐漸發(fā)生變化，全社會的性別公平程度在教育、勞動力市場等公領域和家庭內部的私領域都達到較高水平時，生育水平才會回升。

而西方國家的實證研究也給這個理論提供了有力的支撐，比如針對奧地利數據的研究發(fā)現(xiàn)，擁有性別平等觀念的男性相對于更加傳統(tǒng)的男性來說，其生育意愿更高。瑞典作為北歐國家中性別平等水平較高、女性勞動參與比例長期較高的代表，大部分家庭都有生育兩個孩子的傳統(tǒng)。有學者利用美國家庭的全國調查數據進行研究，發(fā)現(xiàn)女性參與家務勞動的占比與生育二孩的意愿呈U型關系，即當女性家務勞動的比例低于54%或高于85%的時候，生育二孩的可能性更高。

根據社會性別和發(fā)展理論，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轉型時期，原先由單位分擔的一部分子女撫養(yǎng)、家庭照料等社會再生產的職能逐漸轉移到個體家庭，并且主要由女性來承擔。這使得中國女性的家庭-工作沖突日益尖銳，抑制了女性的生育動機和行為。隨著家庭的小型化、西方價值觀念傳播以及教育擴張和勞動市場變化帶來的女性地位變化，中國女性的生育行為也愈來愈多地受到家庭成員關系之中兩性關系的影響。丈夫的家務參與，體現(xiàn)了私人家庭中的性別平等，也緩解了女性的工作-家庭沖突，會對生育有促進作用。而我們的發(fā)現(xiàn)也支撐了這個理論的論斷。

婆婆幫幫忙，生娃不慌張

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代際關系長期在家庭關系中起著重要作用。馬賽克家庭主義理論指出，雖然在建國以來的現(xiàn)代化進程中，父系代際關系大為削弱，但在單位制式微、市場經濟深化和經濟不確定性增加的過程中，家庭的縱軸關系，也就是父母子女的共生和相互依賴關系有所強化。根據社會性別和發(fā)展視角，女性照料負擔的增加，特別是育兒的負擔會加重女性所面臨的工作與家庭的沖突，而父母輩的幫助則會緩解沖突。數據分析結果顯示，與長輩的居住安排也會影響妻子的初育風險。和婆婆同住一個屋檐下的女性，她的初育風險是和婆婆不在身邊的女性的2倍多。而那種和婆婆住在一碗湯的距離的女性，她的初育風險也遠高于婆婆不在身邊的女性。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女性的家務勞動和照料責任由婆婆幫襯，女性的工作-家庭沖突大為減輕，她的生育風險也會更高。當然我們也不排除是因為與婆婆居住在一起，受到的生育壓力較大的原因。

媽媽一倒下，壓力變山大

在我們現(xiàn)在家庭代際關系變得更為緊密的今天，對于女性而言，一方面要處理和公公婆婆的關系，另一方面她們和原生家庭的聯(lián)系也變得更為緊密。我們特意分析了母親的情況對于已婚女性生育的影響。研究發(fā)現(xiàn)，和母親同住，并不會增加女性的初育風險。我們的猜測是，一方面根據中國從夫居的傳統(tǒng)，和母親同住的比例極少，所以可能不具有統(tǒng)計上的力度。另外，與婆婆相比，母親可能更少對女兒施加生育壓力。而母親和婆婆不同的作用還體現(xiàn)在下面一個重要的發(fā)現(xiàn)：婆婆需要照料，并不影響女性的生育風險，但是母親需要照料，則抑制了女性的初育風險。我們的解釋是，根據馬賽克家庭主義的理論，代際聯(lián)系比以前更為緊密，這也體現(xiàn)在原生家庭的關系上。正如，前些日子爆屏的電視劇《都挺好》，蘇大強最后得了老年癡呆癥，不是大哥，也不是二哥，而是小女兒蘇明玉辭職回家照顧老人。這種照料責任可能會影響到明玉是否要娃和何時要娃的決定。而明玉的選擇也給傳統(tǒng)的養(yǎng)兒防老的父權思想啪啪打臉。

那么我們從中得到了什么啟示呢? 從數據上，對于婆婆需要照料不同于媽媽需要照料的作用，我們的結論并不十分確定，因為我們的樣本相對年輕，需要照料的老年人尚比較少。但是，從理論上和實踐上，隨著獨生子女一代長大成人，為人父母，在“一切都挺好”的情況下，女性有自己的公婆、父母幫襯帶孩子，可以減輕工作-家庭沖突，減輕經濟負擔，可以較好地實現(xiàn)自己的生育意愿，可能會有助于生育率的提升。而在“一切不那么美好”的情況下，需要照料孩子和照顧老人，孩子和老人的經濟負擔同時存在，很多女性可能會在生不生二孩，生不生孩子，甚至結不結婚方面，三思而后行。這對于中國長期低迷的生育率來說，不是一個利好的消息。

婆婆幫忙帶娃娃，老公喝喝枸杞茶？

我們上面分別講了丈夫、婆婆和媽媽對女性的初育風險的影響。那么，如果丈夫平時分擔家務，等婆婆住進來，他們是不是就不再做家務了？或者會不會，就算他們繼續(xù)做家務，對女性的初育影響也不如婆婆的家務分擔那么大呢？進一步的分析結果顯示，婆婆不在身邊，丈夫積極地參與家務勞動能顯著地提高女性的初育風險。但是，與婆婆同住的情況下，丈夫家務勞動參與的對于妻子初育的正向作用變小。當然，小歸小，還是有正面作用的。

下面這兩個圖講的是丈夫的家務勞動分攤對于妻子初育風險的影響。線條越高，就說明妻子初育風險越高，基本上在結婚五年之后，時間越長，初育風險也越低。實線條指的是丈夫做家務的時間是妻子的10%-50%，虛線條指的是丈夫做家務的時間高于或等于妻子。圖2是婆婆不在身邊，圖3是和婆婆同住。通過實線條和虛線條之間的距離，我們可以看到，丈夫家務做的多，妻子的初育風險也高，但是一旦與婆婆同住，丈夫做不做家務的差距就大大縮小了。其原因可能包含兩方面：一方面，婆婆心疼兒子，包攬了很大比例的家務和照料，所以丈夫的作用減小了；另一方面，可能是長輩需要照料，所以丈夫需要承擔更多家務，因此對生育的促進作用減少了，育兒和養(yǎng)老再次產生沖突。

結論與討論

許多研究已經證實，在過去的經濟轉型過程中，中國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地位有所下降。在社會層面，人們將女性的勞動參與看作理所當然的現(xiàn)象的同時，卻沒有給予其相應的尊重和地位。并且，近期的一些研究也認為，生育政策的逐漸放松會對女性的家庭地位產生潛在的負面影響；一些企業(yè)為了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在預期女性會生育兩個孩子的情況下，往往更不愿意雇傭女性，使得今后的生育水平有進一步下降的傾向。

盡管許多學者建議增加幼兒照料的公共服務，以有利于緩解女性所面對的壓力，但這種變化僅僅從家庭外部減少了壓力，并沒有實質性地觸及性別關系。進一步通過政策引導等多方面的手段推動男性參與到家庭生活、承擔家庭責任，才能推動性別公平的發(fā)展、有利于未來生育率穩(wěn)定在合理的水平。

[作者趙夢晗系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師博士后，計迎春系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文章選摘自“丈夫的家務勞動參與和女性初育風險”（ 人口研究，2019年第一期,64-77）。本研究受到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資助項目(2018M641572) 、“博士后國際交流計劃”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低生育背景下二胎生育、性別平等和老齡化之間的張力: 以長三角地區(qū)為例”(15AZD080) 的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