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報設計 王璐瑤

2026年年初，愛潑斯坦案再度成為全球政治焦點。美國富豪愛潑斯坦長期利用財富和人脈，誘騙未成年少女，為全球政商、學界及王室精英提供性服務。2019年，他在獄中離奇“自殺”，更令案件疑點重重。近期，美國司法部陸續(xù)公布超過三百萬頁的愛潑斯坦文件。文件曝光了大量涉案權貴名單，持續(xù)沖擊著公眾對權力、法治與精英階層的信任。

這起轟動全球的性犯罪揭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現(xiàn)實：為何在法律與文明高度發(fā)達的當今西方社會，權力對女性身體的支配，依然是最隱蔽、最難被追責的剝削形式？這份被曝光或封存的涉案名單，也勾勒出一幅美國權力精英的隱秘版圖，宣告著法律在特權面前的全面失效。透過愛潑斯坦案，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權力精英群體的哪些變與不變？特權在社會中又是如何分配和運作的？

本期播客，我們從政治學與法學的雙重視角拆解這起世紀大案，從古今法律對特權的制衡困局中看清權力的邏輯與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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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陣容】

@林垚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耶魯大學職業(yè)法律博士，2024年出版文集《空談》。

@柯嵐

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博士，著有法律研究著作《命若朝霜》等。

@林柳逸（主播）

澎湃新聞《上海書評》編輯

【收聽指南】

00:03:49 富豪圈加固了學術界的厭女文化

00:07:42 古今權貴對底層女性的剝削是同構的？

00:13:50 是文件，還是煙霧彈？美國的權力精英在迭代

00:18:03 涉案權貴名單：全球化滲透，與特朗普共和黨漸趨綁定

00:23:06 全球精英時代，腐敗不會消失，只會被外包出去

00:30:14 “大蜘蛛”隱身了，愛潑斯坦在為誰掩罪？

00:33:33 古今“掮客”對照：白手套們?nèi)绾畏聪蚰媚髾噘F？

00:41:56 受害者視角：他們非常擅于把虐待粉飾成一種日常行為

00:45:43 美國的性別正義悖論：女權如火如荼，身體正義依舊脆弱

00:53:45 “刑不上大夫”何以存在？權貴的法律豁免權

01:01:40 司法淪為斗爭工具，我們過度夸大了“法”的作用？

《空談》，林垚著，上海譯文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640頁，98.00元

《命若朝霜》，柯嵐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大學問，2025年1月出版，424頁，79.00元

愛潑斯坦權貴圈，加劇了學術界的厭女文化

林柳逸：我想先從一個更有具體體感的問題開始聊。兩位可以分享一下，你們身處的知識分子圈層，有沒有因為愛潑斯坦案發(fā)生價值觀的震蕩？比如林老師，您長期在美國頂尖學府求學，對精英的社交文化和社交圈應該有更多觀察，不妨跟我們聊聊。

林垚：就我個人而言，其實沒有太多震驚，因為我本身不太融入任何圈層，那些資歷較深的人，我和他們比較格格不入。但確實，文件一批批公開后，看到一些名字會讓人感慨 “原來這個人也在其中”。比如最近幾個月，左翼圈子因為喬姆斯基的名字出現(xiàn)在文件中吵得不可開交。剛開始有他的名字時，很多仰慕者為他辯護，說他年紀大了、喜歡了解 “敵人” 之類的；但隨著材料越來越多，這些仰慕者越來越尷尬，不知道該如何繼續(xù)辯護。

這不僅是喬姆斯基一個人的問題。我們年輕一代學者會覺得，上一代人確實和政商圈子走得太近，很多事情上顯得 “油膩”。但某些人的介入程度之深，以及他們對學術圈生態(tài)的影響，還是有些超出預期。最近有報道提到，愛潑斯坦和學術圈的一些大佬，尤其是理工科大佬，形成了相互加持的厭女文化結構。年輕女科學家不方便加入愛潑斯坦的 “局”，為了維持這種哥們文化、酒桌文化，他們更有恃無恐地排擠年輕女科學家，比如在項目基金的申請和分配上設置障礙。

學術圈很多人主動靠近愛潑斯坦，核心原因是學術圈普遍缺錢，做研究、搞項目都需要資金。當一個大富豪主動貼過來時，很多人希望能從他那里獲得資助。但這種 “靠近” 會影響學術圈的資金分配：誰能拿到錢、誰不能拿到錢，都被這種圈層關系左右。年輕女科學家被系統(tǒng)性排除在資源分配體系之外，拿不到大項目，做不出突破性成果，慢慢就在學術圈被邊緣化。這是知識界最近討論較多的問題。

林柳逸：這好像加固了我的一種刻板印象，就是精英關系中，往往存在很多男性化的同性社交聯(lián)結。通過酗酒、性娛樂活動等男性專屬的親密儀式、共同越界行為，促成一個共同體的生成。柯嵐老師，我最近正好在讀您的《命若朝霜》，這本書雖然研究清代法律系統(tǒng)中的女性命運，但關注的群體和愛潑斯坦案的受害者非常相似。比如開篇就寫到《紅樓夢》中被拐賣的甄英蓮。這些被拐賣、被性剝削的底層女性，無論是在愛潑斯坦案中，還是在您的書中，都是核心的關注對象。您在愛潑斯坦案中有沒有看到很多與您的研究相似的地方？這個案件中最讓您吃驚的是什么？

柯嵐：我很認同剛才林老師的態(tài)度，我也不太融入什么圈層，一直比較獨立地關注一些問題。愛潑斯坦案我很早以前就關注，雖然現(xiàn)在研究古典文學，但我本身是法學出身。前一陣案件熱度很高時，有公眾質疑：法學界為什么對這件事沒什么態(tài)度？愛潑斯坦案牽涉到美國法學界知名學者、著名律師德肖維茨，很多公眾指責，法學界過去是否過于推崇美國法律，或是把德肖維茨等人捧得太高。

其實法學界的氣質總體比較冷靜，學者們傾向于等事實認定清晰后再做法律分析，一般不會有公眾那樣偏感性的情緒反應。但我也有很多疑問：美國司法部為什么把這么多雜亂、未經(jīng)提煉的信息直接公之于眾，經(jīng)過多年調查卻沒有給出核心事實？甚至司法部副部長還說 “從這些信息里不能對任何人提起起訴”，因為只有一些照片，沒有直接證據(jù)。我和法學界朋友揣測，放出這么多雜亂甚至無關的信息，到底是真的想公開事實，還是想擾亂公眾對事件的認知？上百萬條信息如果不經(jīng)過專業(yè)篩選加工，很難提煉出核心事實，反而會滋生謠言，干擾真正可認定的核心事實。

至于古今的對照，其實這類事件的本質古今相通。不同時代的權貴，濫用權力的共同表現(xiàn)，都是將矛頭指向社會弱勢群體，尤其是貧困階層的女性。但不同時代也有差異。在明清社會，把底層女性變賣、通過商品交易進行性剝削，是一個在一定程度上 “合法” 的產(chǎn)業(yè)。比如 “揚州瘦馬”，明清時期揚州一帶有發(fā)達的女性人口交易產(chǎn)業(yè)：很多貧困家庭會賣掉女兒，還有犯罪分子拐賣女童，這些孩子從小被訓練儀態(tài)、克制飲食以保持纖瘦，資質好的還會被教琴棋書畫，長大后高價賣給鹽商、達官貴人做妾，資質差的就被賣到風月場所。同一時期，蘇州一帶也有類似產(chǎn)業(yè)，很多貧苦人家把女兒賣出去學戲，長大后做優(yōu)伶，或是到權貴家里做丫鬟。古代社會的娼和優(yōu)伶都是娛樂業(yè)從業(yè)者，都是權貴富豪性剝削的對象。這種產(chǎn)業(yè)雖有時會被政府打擊，但打擊力度有限；而現(xiàn)代社會有各種規(guī)范治理這類行為。

作為法律人，我個人最震驚的是，已經(jīng)有這么多受害者作證，有良知的記者和法律界人士調查、提交了大量有力證據(jù)，經(jīng)過二十多年，大部分涉案權貴卻依然沒有被起訴。

當?shù)貢r間2025年12月5日，美國司法部宣布將于2025年12月19日前公布愛潑斯坦案卷宗。

美國權力版圖的變遷：精英的全球化與黨派化

林柳逸：雖說并非所有卷入爭議的人都等同于參與犯罪，但在愛潑斯坦的通訊錄和飛行日志中，我們確實能通過這個社交網(wǎng)絡，看清當代西方權力精英的版圖。

如果我們考察這張網(wǎng)絡，會發(fā)現(xiàn)美國權力精英的構成發(fā)生了很多變化——權力不再是單一陣營的游戲，名單呈現(xiàn)出明顯的跨界特征，不僅包括政界、商界、學術界，也有科技新貴和王室成員。受關注較多的有比爾?蓋茨、馬斯克、扎克伯格、英國王室成員，甚至以色列前總理等。

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在二十世紀中葉的論斷是：美國的權力精英是由企業(yè)富豪、政治領袖和軍事機構高層構成的三重結構，他們共同統(tǒng)治大眾社會。當時的權力集團有很多可被把握的清晰特征：多來自美國東海岸地區(qū)，畢業(yè)于常青藤名校，活躍于精英俱樂部，且多是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那么從當下愛潑斯坦的權貴網(wǎng)絡來看，今天美國的權力精英版圖發(fā)生了哪些變化？

林垚：米爾斯在1956年寫《權力精英》時，有冷戰(zhàn)背景的考慮。二戰(zhàn)剛結束，很多退伍將軍進入政界，比如艾森豪威爾，畢竟冷戰(zhàn)時期軍工集團在國家安全中作用突出，學者們常會把軍事領袖視為精英的一部分。但現(xiàn)在，比如愛潑斯坦結交的名流中，并沒有什么退役將軍，軍事領袖在權貴集團中分量不重，企業(yè)富豪與法律界名流才是主體。知識精英、科技精英能出現(xiàn)在他的交際圈，更多是愛潑斯坦的個人偏好。他出身并不顯赫，急切地想通過結交知識精英、科技精英，彰顯自己的智力優(yōu)越性——比如讓高校著名教授給他寫推薦信，吹噓他對學術問題有深刻直覺，懂量子力學，但其實他可能根本不懂。

從他的交際圈能看到兩個明顯變化：一是精英關系的全球化。在西方白人世界，他的網(wǎng)絡基本滲透到位了，這和冷戰(zhàn)時代以國家為基點的交際圈有重大區(qū)別。二是精英交際圈層的逐漸黨派化。愛潑斯坦的交際圈里有很多左翼、民主黨政客，比如喬姆斯基、克林頓、拉里?薩莫斯，但2000年以后，他的交際圈越來越偏向共和黨，尤其是后來靠攏特朗普的人。

這也是美國司法部對愛潑斯坦案左支右絀的原因。要么扔出大量無關文件混淆視聽，要么說“道瓊斯指數(shù)那么高，大家別關注這個事了”。核心原因是特朗普自己深深卷入此案。美國司法部隸屬于行政部門，由總統(tǒng)任命，并非相對獨立的司法機關，必須維護總統(tǒng)的權力。2008年愛潑斯坦能獲得輕判，也和黨派關聯(lián)密切：FBI于2005年就開始調查愛潑斯坦，當時擔任佛羅里達州聯(lián)邦檢察官的亞歷山大?阿科斯塔，在2008年上任后壓下調查，與愛潑斯坦達成輕判的認罪協(xié)議。后來特朗普第一任期內(nèi)，阿科斯塔被任命為首任勞工部長。

現(xiàn)在的司法部長帕梅拉?邦迪也來自佛羅里達州，2008年后，佛羅里達州民眾對愛潑斯坦輕判事件非常憤怒，邦迪借著這股民憤當選為佛羅里達州檢察長，連任三屆，卻在上任后對案件置之不理。多年后，她被特朗普任命為司法部長。此外，最新材料顯示，很多共和黨國會議員也深深卷入案件。

可見，過去一二十年美國黨派極化，愛潑斯坦的交際圈也隨之變化，越來越多靠攏特朗普的共和黨人成為他的座上賓。這些人后來被特朗普選中，很大程度上也和與愛潑斯坦的交際有關。因而淡化愛潑斯坦案，已經(jīng)成為特朗普派共和黨人 “續(xù)命” 的重要方式。

C. 賴特·米爾斯著《權力精英》

林柳逸：米爾斯對權勢集團的論述、林老師的黨派分析，還有我們所熟悉的紅樓夢里的 “護官符”，都是易于理解的權貴抱團圖景，他們都處于單一的國家情境中。但愛潑斯坦案似乎也表明，現(xiàn)在的權力精英社交圈是全球性的——涉案人員不僅包括美國各黨派人士，還有英國、法國、挪威、以色列等多國權貴，比如英國工黨政客曼德爾森、以色列前總理巴拉克、英國王室成員等。

這種全球精英社交網(wǎng)絡意味著，基于共同利益，他們可以凌駕于任何國家的法律框架之上，也能利用跨境流動分散責任、規(guī)避風險。從地域分布來看，美國的權力精英是否正在演變?yōu)榫哂锌鐕卣鞯娜蛱貦嚯A層？這種全球精英網(wǎng)絡的出現(xiàn)，在法治層面會帶來哪些新挑戰(zhàn)和威脅？兩位都是法學研究者，不妨展開聊聊。

柯嵐：確實，權貴網(wǎng)絡從傳統(tǒng)的國家、地域層面，演變?yōu)楝F(xiàn)在的全球網(wǎng)絡，這背后是經(jīng)濟全球化、地緣政治變化和信息技術發(fā)展的必然結果。一個國家卷入經(jīng)濟全球化的程度越高，本土權貴就越容易介入全球權貴網(wǎng)絡，利用地域流動性和不同國家的法律差異，分散法律風險。

林垚：柯老師說得很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的這一輪全球化，以全球金融資本流動、跨國公司涌現(xiàn)、海外避稅天堂激增等等現(xiàn)象為特征。我也想補充一點，愛潑斯坦的交際圈全球化并非從美國開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他的交際圈主要還在美國本土，后來，通過他的英國女性伴侶麥克斯韋爾，他才搭上了歐洲既有的權貴圈子。麥克斯韋爾的父親羅伯特?麥克斯韋爾，二戰(zhàn)時從捷克逃往英國，后來成為商業(yè)巨頭。愛潑斯坦本就在紐約社交圈如魚得水，又搭上了歐洲已有的權貴圈層。最新的愛潑斯坦文件也顯示，愛潑斯坦和俄羅斯、以色列的情報系統(tǒng)也往來密切。

這些都表明，大家對全球政商關系的想象某種意義上是正確的，這些想象都抓住了全球化之下權力結構的某些特征，但當我們把任何一種“陰謀論”套用到現(xiàn)實中時，又會發(fā)現(xiàn)，這背后其實還有更多復雜的因素交織在其中。

愛潑斯坦案對特朗普的選民也打擊很大，很多人支持特朗普是因為認為民主黨腐敗透頂，特朗普是拯救美國的救世主，結果發(fā)現(xiàn)自己的熱情錯付了。這也影響了最近的選舉和今年年底的中期選舉，比如在共和黨基本盤德克薩斯州的兩黨初選中，很多原共和黨選民轉而參加民主黨的初選，支持民主黨候選人。

林柳逸：關于全球精英，我想補充新書《蛛網(wǎng)資本主義》的作者、越南裔美國學者金伯莉·凱·黃的研究觀點，我的同事在前段時間正好專訪了她。她關注的正是全球精英如何從新興市場攫取利益。她把全球精英的特權系統(tǒng)比作蜘蛛網(wǎng)，區(qū)分了 “織網(wǎng)者” 和趴在網(wǎng)上的“大蜘蛛”，后者是整套系統(tǒng)的最終受益者?！按笾┲搿?，指全球前百分之零點一的資本所有者，超級大富豪，而剩下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十的富豪只是資本的保管者。這些超級大富豪通過這套蛛網(wǎng)系統(tǒng)，不斷把風險轉嫁給“小蜘蛛”——通常是高薪的金融專業(yè)人士，從而讓自身免于責罰。從這個角度看，愛潑斯坦理論上只是這張蛛網(wǎng)的一部分，可能只是一只小蜘蛛，是織網(wǎng)者，他本身也在為某套系統(tǒng)服務。他在獄中的離奇死亡，似乎更證明了他只是這套系統(tǒng)中一個可以隨時被犧牲的棋子。

當?shù)貢r間2026年2月9日，美國司法部公布未刪節(jié)版愛潑斯坦案相關文件的最新一批檔案。檔案中提及眾多知名人物。

古今“掮客”：權貴蛛網(wǎng)的織網(wǎng)者

林柳逸：金伯莉·凱·黃在訪談中提到一個重要結論：在全球精英時代，腐敗不會在法治系統(tǒng)中消失，它只會不斷被專業(yè)化、合法化，然后被外包出去。愛潑斯坦出身布魯克林普通家庭，以金融掮客的身份嵌入富豪網(wǎng)絡，為“大蜘蛛” 服務，并通過這張蛛網(wǎng)不斷往上爬。我也想請兩位談談，從古至今，像愛潑斯坦這樣的中間人，在整個權貴網(wǎng)絡中起到的作用是怎樣的？

柯嵐：在權貴系統(tǒng)中做掮客，幫他們交換資源，尤其是利用女性進行交易，這是一個非常古老的職業(yè)。明清時期，很多商人會做這類事情，還有權貴家里的家奴、管家，也會出面操辦。作家二月河在書中曾經(jīng)虛構了一個雍正、乾隆朝的掮客，叫任伯安。任伯安手里掌握著很多高官的把柄，包括結黨營私的證據(jù)、兩性關系的丑聞等等。當時朝廷中有頭有臉的權貴幾乎都在他的 “賬本” 上。他想實現(xiàn)自己的利益時，就拿出這些把柄要挾別人。這雖然是小說虛構的人物，但古代社會一直有這種角色。現(xiàn)在所說的 “白手套”——替權貴打理資產(chǎn)的人，在中國古代也一直存在，一些獲得朝廷許可的大商人，會壟斷相關商業(yè)份額，為了維持壟斷地位，需要編織復雜的人際關系網(wǎng)。

孫立天在新書《真事隱：康熙廢儲與正史虛構》中有一個解釋，很多富豪、黨羽為了巴結索額圖，替他到蘇杭一帶購買童男童女，康熙認為是索額圖把太子胤礽帶壞了。索額圖手下確實有不少這樣的掮客，各方勢力都利用這些掮客向太子輸送資源，最終腐化了太子。這類角色在史料中多有記載，只是現(xiàn)代社會他們會利用更高的科技，使得受害人的分布范圍更廣。

近幾年我很關注中東局勢，每次看到敘利亞、阿富汗、伊朗等遭受戰(zhàn)亂的地方，我都會痛心：這些國家陷入困境后，很多兒童極有可能成為類似愛潑斯坦這樣的全球犯罪網(wǎng)絡的受害者。這些孩子的處境，讓他們在法律體系中更難被關注，更難尋求救濟、獲得保護。這是一種全新的跨國犯罪形式，他們在全球范圍內(nèi)把黑手伸向弱勢階層的青少年，甚至年幼的兒童。

孫立天著《真事隱》

林垚：的確，從財產(chǎn)上看，愛潑斯坦的財富遠遠比不上那些真正的億萬富翁，但這些億萬富翁有些事情不方便直接拋頭露面，需要有人在他們之間搭建關系網(wǎng)絡、提供 “潤滑”，所以必然會出現(xiàn)掮客，有的是跨國的，有的是國內(nèi)的。理論上，這類掮客是可以被監(jiān)管的，但關鍵要看政府機構的監(jiān)管決心與力度。很不幸的是，在這一輪全球化中，美國對這些政商掮客的監(jiān)管力度在不斷下降。

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七八十年代以后，美國最高法院作為仲裁法律合憲性的最高機構，長期被保守派占據(jù)多數(shù)席位。這些保守派法官強烈主張 “小政府，大市場”，認為政府不應過多干預市場，這直接影響了政府對腐敗、掮客、白手套的監(jiān)管力度。同時，美國最高法院本身相對不受監(jiān)管——法官一旦被任命就是終身制，這導致如果法官自身腐敗，很難有有效的約束手段。

這種意識形態(tài)傾向，突出體現(xiàn)在2010年的“聯(lián)合公民訴聯(lián)邦選舉委員會案” 中。以往美國對大企業(yè)和富豪資助候選人的 “政治獻金” 有較嚴格限制，但2010年，保守派大法官以五比四的投票結果，宣布很多對政治現(xiàn)金的監(jiān)管條款違憲。他們的邏輯是：政治獻金屬于政治表達，捐錢給候選人是表達政治觀點，而政治表達屬于言論范疇，應受言論自由保護。這個判決的后果是，推倒了對政治獻金的諸多監(jiān)管，讓大富豪們獲得了極大的操縱政客的權力。你聽我的，跟我合作，我就給你捐錢；你不合作，我就在黨內(nèi)初選中花大錢抹黑你。金錢政治對民主政治造成了巨大傷害。

到2016年，最高法院又判決了一起與腐敗直接相關的案件——羅伯特?麥克唐納腐敗案。麥克唐納曾擔任弗吉尼亞州州長，因權錢交易被聯(lián)邦政府逮捕判刑，他上訴后，最高法院推翻了定罪。保守派法官給出的理由是：認定政客腐敗必須是直接的 “投桃報李” 關系——比如有人送你五萬美元，你當場答應幫他辦事，這才算腐??；但如果有人請你去某某莊園花天酒地幾天，半年后你批準了對方公司的政府合同，這就不能算腐敗，因為無法證明兩者有因果關系。

這在普通民眾聽來很荒謬，因為很多權錢交易本就不會當場完成，必然存在時間差。這一判決讓“大蜘蛛”們有了更大空間操縱蛛網(wǎng)、擺布“小蜘蛛”和外圍群體。民主政治本有可能約束這種權力結構的影響，但這需要良好的運作機制讓監(jiān)管生效。而恰恰在美國當代政治結構下，這種監(jiān)管機制失靈了。

林柳逸：感謝林老師清晰的梳理。關于“掮客”的特質，他們所扮演的角色，剛剛我們聊了很多政治的部分，我也想再從受害者的視角補充一些細節(jié)。

心理學家分析，愛潑斯坦的核心特征，就是他極其擅于發(fā)現(xiàn)人的需求，并利用需求來剝削他們。愛潑斯坦非常擅于尋找脆弱的受害者，這些受害者大多經(jīng)濟困難，來自貧苦家庭，并且其中很多人都是已經(jīng)遭受過性創(chuàng)傷的。比如千禧年代初，他就在佛羅里達州的棕櫚灘別墅里實施過多次性侵犯。當時的很多女孩是從棕櫚灘的大陸部分，開車通過一座跨河大橋，進入富人區(qū)的。這座橋仿佛連接了兩個世界：一邊是相對落后的普通工薪甚至貧困家庭的聚集地，另一邊是美國頂級富人區(qū)，清晰展現(xiàn)了權力與階層的差距。

很多女孩是為了一份暑期工、一筆零花錢，才來到愛潑斯坦的豪宅的。更讓人心痛的是，愛潑斯坦的辯護律師甚至曾經(jīng)質問受害者：在遭遇性侵犯前你墮過三次胎，這三次墮胎對你的影響難道比愛潑斯坦對你的傷害更大嗎？ 確實，有受害者表示，自己沒有離開，反而回到愛潑斯坦的別墅，是因為她原本的生活就已經(jīng)很糟糕。愛潑斯坦的人格中最恐怖的部分，似乎在于他總能精準識別那些最脆弱的人，那些自我認同感已經(jīng)極低的女孩。并且，他和麥克斯韋爾對女孩的操縱是全方位的，這種操縱不僅是身體暴力，更是心靈控制。譬如他們招募來一個女孩后，再讓她招募更多女孩，由此形成一個性傳銷組織。

受害者弗吉尼亞?朱弗雷在2025年自殺身亡，她在自傳中提到一個驚悚的現(xiàn)象：愛潑斯坦和麥克斯韋爾非常善于把虐待粉飾成一種日常行為。他們會一起看電影、徒步、坐摩托艇，他們還承諾讓她接受良好教育、進入權貴社交圈。這種操縱堪稱“靈魂謀殺”。朱弗雷說，“他們讓我成為自己受難的共謀者”，這種罪惡感一直折磨著她。

當?shù)貢r間2025年11月18日，美國華盛頓，美國國會大廈圓形大廳，在“愛潑斯坦檔案透明法案”投票前，愛潑斯坦案幸存者合影。

身體正義的悖論：性別只是表象，更深的裂痕在貧富

林柳逸：回到案件本質，這是一起對女性身體和心靈的剝削。美國一向講究身體正義，女性主義運動這些年始終如火如荼，但為什么在這樣一個看似高度文明的社會里，身體正義仍容易被犧牲，受害女性追責也如此之難？

林垚：確實，近些年美國的性別正義運動如火如荼，但其實在絕大多數(shù)國家，包括美國，性別平等與正義觀念被社會廣泛接受，都是相當晚近的事。以美國為例，絕大多數(shù)州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才在法律上允許女性未經(jīng)丈夫允許自主找工作；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后，女性才能未經(jīng)丈夫允許自己辦銀行卡；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女性才能未經(jīng)丈夫允許自己買房，成為戶主。

雖然在開明圈層、城市階層中，性別觀念的進步有目共睹，但美國絕大多數(shù)地區(qū)的保守勢力依然頑固強大。同時，性別不公與階層、社會經(jīng)濟問題交織在一起。

解決性別不平等，一方面需要社會文化觀念轉變，法律加強對女性的保護；另一方面，政府有義務建立完善的社會福利與保障體系，讓窮人不至于流離失所，讓破碎家庭的孩子能在社工幫助下健康成長。愛潑斯坦案恰恰反映出，美國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在發(fā)達國家中是相對較差的。相比于歐洲等發(fā)達民主國家，美國在社會福利上的投入極低，大部分資金用于軍費等方面，美國窮人的生活相對其他歐洲國家更為悲慘。所以這類事件發(fā)生在美國，其實并不意外，因為這里就是有一個龐大的貧困、破碎的階層，可以供富豪們擺布。

林柳逸：柯老師怎么看？您之前也提到類似觀點。比如，清代誘拐婦女一直是很嚴重的社會問題，案發(fā)率很高。您寫道，清代女性是一種稀缺的社會資源。一方面，男女比例本就失衡，民間常有溺殺女嬰的情況；另一方面，富貴階層的男性可以妻妾成群，但底層男性卻難以娶妻。愛潑斯坦案對女性的交易形式和目的可能有所不同，但本質上，女性作為一種社會資源被交易的慘狀是不是相通的？

柯嵐：柳逸提到的朱弗雷的案例，我看過相關報道。確實在很多類似性侵案件中，來自窮困家庭或沒有背景的家庭的受害者，她們更難以動用力量尋求救濟。這次公布的檔案有個點值得關注：很多關鍵信息被涂黑，但受害者的信息卻沒有打碼，造成了對受害者的二次傷害。

性別問題很復雜，但核心卻交織著階層問題。性別只是表象。我想社會進步、文明進步更深層的標志，其實是盡可能地消除貧困，包括經(jīng)濟貧困和經(jīng)濟學家所說的“能力貧困”。阿瑪?shù)賮?森等經(jīng)濟學家都討論過 “能力貧困”，愛潑斯坦案中被選為獵物的青年女性甚至兒童，都屬于極度能力貧困的階層：沒有條件接受良好教育，沒有能力脫離不幸的生存環(huán)境。我們要承認從古至今社會有了巨大進步，但文明進程中消除人的異化，實現(xiàn)人的解放，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最初在法學院專攻西方法哲學，尤其是美國法理學，近十年才轉向傳統(tǒng)文化研究。我回顧近代以來美國法律界備受推崇的學者，發(fā)現(xiàn)其中很多都有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比如在中國法律界很受追捧的霍姆斯、波斯納，他們認為社會就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從霍姆斯到波斯納一脈相承的法律經(jīng)濟學，強調法律的效力，卻較少關注普世的人的尊嚴與價值。

美國政治法律思潮中這種反智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傾向，可能和美國的起源有關：它最初是新大陸，很多在歐洲受迫害的人來到這里，靠自己的力量追尋美國夢，可能因此形成了“靠自己，不指望社會救濟”的適者生存觀念。這是我的粗淺感受。

2009年出版的《霍姆斯讀本》

刑不上大夫？權貴的法律豁免何以存在？

林柳逸：那如果把目光拉回當下的法律體制，愛潑斯坦案最讓人憤怒的，就是權貴階層受到的司法優(yōu)待，請兩位聊聊這一案件暴露出的美國法律系統(tǒng)的結構性問題。

林垚：如果有聽眾讀過我之前的政治類文章或書，大概能理解我對美國政治的結構性批評：行政部門權力太大，不受制約，其行為難以被問責。美國和很多發(fā)達國家的區(qū)別在于，大多數(shù)發(fā)達國家實行議會制，行政部門隸屬于議會；而美國建國后秉持三權分立傳統(tǒng)，行政部門獨立于立法部門?，F(xiàn)實中，立法部門制定法律的過程相對緩慢，行政部門決策效率更高，若不受立法部門約束，很容易形成獨大局面，行為具有極高任意性，且難以被問責。

在美國體系中，聯(lián)邦檢察官隸屬于司法部，司法部僅向總統(tǒng)一人負責。以往總統(tǒng)相對受約束，不會主動干預司法部，但特朗普任期內(nèi)，總統(tǒng)干預司法部的問題凸顯。檢控系統(tǒng)和法院是兩套獨立運作邏輯，檢察官擁有極高裁量權——決定是否追究案件、封存檔案、給被告輕判的認罪協(xié)議等，這些決策基本無法被立法部門或民眾問責。

愛潑斯坦案中，之前提到的亞歷山大?阿科斯塔給了他極為寬松的認罪協(xié)議，這一行為卻未對阿科斯塔的職業(yè)造成任何影響。反觀美國很多檢察官，一方面對富人網(wǎng)開一面，另一方面為了政績（比如追求高定罪率），專門針對窮人下手?，F(xiàn)在美國刑事案件認罪率超過百分之九十，絕大多數(shù)不會開庭，靠的常常是檢察官“恐嚇”嫌疑人：不接受認罪協(xié)議，開庭可能判十年；接受的話，判三年或五年。很多窮人缺乏法律知識，會擔心無法在陪審團面前證明清白，擔心陪審團有偏見，從而主動接受認罪協(xié)議，放棄了洗清冤屈的機會。

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檢察官發(fā)現(xiàn)這種“認罪協(xié)議交易”很好用，越來越頻繁地使用，既提升了政績，打造了“鐵血清官”形象，又能在涉及富人的案件中有操作空間。這一切的根源，在于檢察系統(tǒng)處于美國行政部門獨大的結構之下，難以被立法部門或民主選舉直接問責。

柯嵐：林老師說得非常好。美國的訴訟程序極為復雜，刑事案件中流行的“認罪協(xié)議交易”，也是很多美國法律題材影視劇的常見主題。美國的對抗制審訊程序，對誰更有利呢？一是有更多法律知識的人，二是能購買更好法律服務的人。以愛潑斯坦案為例，涉及的學者德肖維茨，在案件未曝光全部嚴重罪行時，就曾說過，只要能證明他是摩薩德特工，就能幫愛潑斯坦脫罪。這種重量級、能創(chuàng)造“奇跡式辯護”的法律服務，只有權貴才請得起。此外，美國司法制度對 “重復游戲者”（經(jīng)常打官司的人）更有利，而對受教育程度低、貧困、難以購買優(yōu)質法律服務的階層不利。

如果做一個古今的對比，中國古代的權貴特權有時是直接寫在法律里的：權貴或社會階層高的人，傷害地位低的人時，法律責任會減輕。比如我們所說的“刑不上大夫”，清代官員若非犯特別嚴重的罪，可通過罰俸、降級等方式折抵刑罰；旗人也有類似特權。

以女性相關犯罪為例，清代權貴家里常有很多奴婢，法律對男主人侵害婢女的行為沒有明確約束，婢女很難尋求救濟，甚至法律規(guī)定“不得告主”，告主本身就構成犯罪，無論所述是否屬實。古代社會很多時候在法律上直接賦予特權階層一些豁免權，而現(xiàn)代社會至少在法律上承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不平等變得更為隱性了。復雜的訴訟程序需要付費，這種平等鴻溝更難跨越。

林柳逸：最后請兩位老師談談，愛潑斯坦案帶來的最大教訓是什么？

柯嵐：我們還是要講一點樂觀的展望。我是法學出身，以前研究西方法理學，可我現(xiàn)在覺得，過去法學界可能高估了法治的作用。法治的作用是維持社會穩(wěn)定，讓糾紛得到可預期的解決，司法機關在社會紛爭中充當理性、冷靜的平衡器。我持保守看法，法律和法律人的作用是有限的，社會進步更多要依靠消除貧困、建立更良性的公民社會、讓關心社會進步的人能自由表達意見、通過各種媒體監(jiān)督政治權力等等。作為法律人，我也在反思，過去我們是否過高估計了西方哲學家鼓吹的法治的作用？這是我最后的感想。

林垚：柯老師說的這一點我很同意。司法的作用、司法中立的實現(xiàn)，需要一整套更廣泛的結構支持，包括社會經(jīng)濟層面，讓民眾不至于因生活悲慘而產(chǎn)生顛覆一切的心態(tài)，也依賴更完善的制度設計，以及民主表達和參與渠道的相對通暢。我們需要從制度上重新思考：同樣是民主制度，為什么有的運作得更好，有的卻容易遭遇民粹主義的沖擊？特朗普兩次當選后，大家發(fā)現(xiàn)，這些制度的漏洞，一旦有人肆意利用，憲法根本沒有阻止的手段，或許是憲法設計本身存在缺陷。

不過我還是要以樂觀的角度收尾。民眾對這些事情是反感的，愛潑斯坦檔案在特朗普選民中造成了比其他政策分歧更大的裂痕，且直接反映在最近的地方選舉結果中。美國的大學生們，尤其是偏左翼的校園里，很多人都熱情投身社會運動。前幾屆選舉中，不少學生請假或抽出時間做地面投票動員，挨家挨戶游說選民。民眾有被政治動員的潛能，只要允許民眾的政治潛能通過制度手段發(fā)揮出來，就有糾錯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