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慘案百年來，后人對于事件的了解，多來源于魯迅為慘案死難者所寫的若干文字，其中尤以發(fā)表于《語絲》周刊第74期的《記念劉和珍君》流傳最廣。文章過于有名，以至于給人造成一種印象，即三一八慘案是當局“整頓學風”的惡果，受害者主體是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的學生，這實在是有些片面的?！队浤顒⒑驼渚樊吘故俏膶W，如錢理群先生評論有言，“魯迅寫《記念劉和珍君》，并不是要記錄、再現歷史事實，而是要抒寫三一八慘案對他心靈的沖擊，他的心理反應”。學生的請愿和暴徒的虐殺，只是整個事件露出的冰山一角，將這條敘事線輕輕扯起，便能發(fā)覺其蔓延牽連竟有千鈞之重，甚至可謂是中國近現代史的一個重要樞紐。

一

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后，北洋政局再度洗牌，段祺瑞成為臨時執(zhí)政，但實權掌握在奉系手中，受到壓制的馮玉祥開始醞釀下一次的倒戈。1925年11月，郭松齡舉兵投靠馮玉祥，事敗后被張作霖處死，奉軍南下入關。1926年1月，張作霖唆使李景林、張宗昌組織的直魯聯軍進攻馮玉祥的國民軍，張宗昌命所部第32旅旅長畢庶澄的渤海艦隊從青島基地開進大沽港，炮擊岸上的國民軍，其間有時掛起日本國旗混淆視聽。

3月上旬，為解除海上威脅，國民軍向大沽派出了增援部隊，并在中央炮臺配置了10門野炮，同時又以阻止渤海艦隊利用外國船舶出入大沽港為由，相繼占領了大沽電報局、電臺，并關掉了夜間航標燈，禁止領航員出港，在南炮臺附近的水路設置了10個機械水雷，封鎖了大沽港。于是乎，一場中國軍閥之間的內戰(zhàn)，最終因為在天津、大沽地區(qū)影響了列強船舶的航行，產生了《辛丑條約》中相關條款所謂“有礙京師至海通道”的爭議，而使問題國際化了。

3月8日，日本駐天津領事有田八郎會見了國民軍司令鹿鐘麟的代表，要求船舶自由出入的權利，并于次日同英國駐天津領事一起向鹿鐘麟提出抗議。鹿鐘麟解釋道，這是為應對渤海艦隊所采取的必要措施。當天，有田向外相幣原喜重郎提出，英、美、法、意等國在天津各有一艘軍艦可護衛(wèi)商船，日本理應也派遣一艘驅逐艦。外務省在與海軍商量后，同意了這一建議。派遣駐旅順的第1遣外艦隊第15驅逐隊的藤、薄、荻、蔦四艘軍艦前往天津，由司令蒲田靜三帶隊，3月11日晚到達大沽港外。因風高浪急，蒲田希望進港與有田取得聯系，有田得知后，于翌日上午向當地國民軍提出磋商。

3月12日，日、英、美、法、意五國公使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以具體的強硬態(tài)度來解決問題，向當地中國軍方提出下列五項要求：

1、停止大沽、天津間的軍事行動；

2、排除水雷和其他障礙物；

3、恢復航海標志；

4、中國軍隊船只退出大沽口外，不得干涉外國商船；

5、不得檢查外國商船。

當天上午，日本駐天津總領事館的藤井與陸軍運輸部的杉本理太郎等人乘坐小汽艇赴大沽口領航站，帶上領航員今村文平，拜會駐防南炮臺的國民軍第11師32團3營的竇連長，要求其為四艘日艦進港放行。竇連長顯然沒有權限允諾，又帶著日本人找到國民軍駐大沽的司令官，第39團團長張瑞堂。張稱沒有接到鹿總司令的通知，在向上請示的過程中，建議藤井與竇連長共同乘坐小艇先去檢查軍艦，但藤井拒絕了這一建議。上午11時許，張瑞堂聯系上了鹿鐘麟，鹿告訴他根據日方通知，預定溯江而上的是軍艦藤號、兩艘汽船及一條外國船。這與藤井等人提供的信息不符，張瑞堂掛掉電話后指責藤井說謊，并一再要求他明確到底有幾艘船。藤井其實也搞不清楚狀況，但回應頗為倨傲：“無論幾艘進港，沒有必要告訴貴軍。”

而當日艦駛近會合點時，乘坐小艇的竇連長只發(fā)現兩艘驅逐艦，立刻便焦慮起來：“怎么就這兩艘進港？我曾交代說是四艘，一旦產生誤會就麻煩了。驅逐艦要暫時停一下，讓我登陸到炮臺上，以便向部下交代清楚，免因誤會而開槍。”不料蒲田司令卻表示：“作為帝國的海軍，是不能停止前進的”，于是繼續(xù)以低速航行，直至發(fā)生槍擊事件。

如上所述，在日艦駛入之前，在港口現場的中日雙方人員都不清楚到底有幾艘軍艦進港，而高層亦一時難以理解沖突的起因。鹿鐘麟得到下級的報告稱，日艦進港后，本應在指定地點停下，由炮臺驗明船籍后方可通行，但驅逐艦卻違約快速航行。為此我方士兵取散兵線射擊姿勢，朝天放槍示警，不料反遭日艦猛烈掃射，無奈只好迎戰(zhàn)。3月12日晚，北京政府外交次長曾宗鑒訪問日本公使館表達意見：日本軍艦原定進港的時間為上午9至10時，卻拖延至下午3時；國民軍先對天開槍命令艦只停止前進，而軍艦卻以機關槍回射，中方有人負傷。

日方則咬定是國民軍先開槍，日本的新聞媒體更是極力渲染，將槍擊升級稱為“炮擊事件”，以強硬的口氣譴責國民軍，煽動民眾情緒。日本議會上也出現了批評外交政策軟弱，要求嚴厲處置國民軍的激烈論調。隨著雙方交涉的僵持，日方態(tài)度愈加強硬。3月16日，日本聯合英美等八國援引《辛丑條約》相關條款，向北京政府提出所謂的最后通牒，要求在44小時內撤除津沽防務。第二天幣原又向芳澤公使發(fā)出訓電，表示“此次大沽事件是中國軍方對《辛丑條約》的重大違反行為，且是對我帝國海軍的蔑視”，要求北京政府依照下列要求解決事件：

1、嚴懲炮臺責任者；

2、傷者賠款3萬元，賠償軍艦的傷損；

3、軍方責任人鹿鐘麟親自到天津總領事館或北京公使館道歉，或射擊部隊指揮官率部對日本國旗行持槍禮以謝罪；

4、中國政府對此事件表示歉意并保證今后不再發(fā)生此類惡性事件。

在此外交事件中，中日雙方雖然保持了一定的溝通，但多有誤會之處，再加上日方涉事人員的蠻橫態(tài)度，使得矛盾不斷升級。用日本學者藤井升三的話說，無論雙方誰先開槍，其真相簡而言之就是驅逐艦違反了守備大沽的國民軍和日方事先商定的有關事項，引起國民軍的疑惑，遂槍擊驅逐艦（或鳴天示警）。驅逐艦以機槍和步槍進行反擊，結果造成日方輕重傷4人，國民軍方死傷13人。

二

列強在大沽口事件中屢屢以《辛丑條約》為話柄，并非明智之舉。自1924年5月《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xié)定》簽訂后，民眾的反帝廢約運動掀起了持續(xù)的高潮，以《辛丑條約》為據強作主張，或可要挾段祺瑞政府，卻刺痛了國人的神經。3月12日，在北京太和殿舉行了孫中山逝世一周年追悼會，出席者哀思未盡，在得知大沽口事件后于14日下午2時再度齊聚太和殿前，召開“北京國民反日侵略直隸大會”。大會主席、中共黨員于樹德以大沽炮臺作為歷史恥辱的符號向群眾號召：“大沽炮臺在庚子年被八國聯軍打毀，乘勢侵占北京，我國從此貧弱不振，這是我們第一件奇辱深恨的痛史”。韓麟符也持類似論調：“日人打毀大沽炮臺，加在灤州作戰(zhàn)，不專是侵略直隸，乃是覆滅中國之開場?！迸c會群眾聞言切齒，揮拳高呼反日口號，并現場通過了抗議日本的國民決議草案。（《京報》1926年3月20日）

1925年北京市民貼出禁止英、日人參觀故宮的標語。由此可見當時民族主義風潮的興起。

除了日益高漲的民族情緒外，三一八慘案的另一個背景是學生運動的發(fā)展趨勢，在社會輿論上出現了顯明的爭議。國共兩黨發(fā)動學潮來對抗北洋政府，客觀上推動了學潮的興起，而學生的特質又最大化了革命性和破壞力，使得當時的背靠英美的“特殊智識階級”為之側目。李大釗對此早有清醒的認識，他在1917年就寫道：“吾國今日之學生問題，乃為社會最近所自造之階級身份。而被造就之人人，一入此階級、一得此身份之后，乃以此階級身份之故，社會反與為冰炭之質，枘鑿之勢?！币虼嗽谝躁愇鳛]為代表的“現代評論派”看來，“廢學救國”殊不可取，政黨和官員利用學生和學潮謀取私利，而學生實在是“鬧得太不像樣”。支持學生的人士普遍反對楊蔭榆的威權治校和章士釗的政治介入，但著眼點仍有差別。魯迅的思想核心在于反對專制，警惕“正人君子”的精英主義立場，胡適則從教育獨立的角度出發(fā)，呼吁讓制度歸位。瞿秋白后來對此有過精到的評論，他認識從“五四”到“五卅”前后，中國思想界里逐步地準備著第二次偉大的分裂，不是傳統(tǒng)與現代的分裂，新文化和舊文化的分裂，而是新文化內部的分裂。這種分裂基于與西學接軌的不同文化立場，并與不同的主義結合，形成了截然分歧的道路，造成了“革命與反革命”的分野。

還有一點需注意的是，三一八事件發(fā)生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蜜月期”，也是中共在國民黨內影響力最為強盛之時。1926年1月廣州國民黨“二大”召開，鮑羅廷在幕后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共產黨員深度參與了會議進程，在有關國民黨中央組織工作的七項報告中，有四項由中共黨員匯報；14個省市的黨務報告中，6個省市的報告人為共產黨員。此次大會是國民黨歷史上最為激進的一次大會（王奇生語），以至于維經斯基在隨后的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主席團會議上自陳，“我們在國民黨中的影響是不是太大了……很難劃清兩黨之間的界限。幾乎所有領導權都掌握在共產黨人手里”。從這個政治背景出發(fā)方可理解，為何在大沽口事件中，國共兩黨領導的學生運動會如此及時而高效。

3月16日八國公使團提出限期為44小時的最后通牒后，在北京的國共兩黨迅速開會。中共北方區(qū)委領導者李大釗在北大一院召集會議，李大釗在報告中提出，最后通牒是第二個“八國聯軍”，也是用來抗拒進步力量的，以后的任務“就是發(fā)動各界群眾，行動起來，與政客、官僚、軍閥政府斗爭到底”。當晚七時許，國民黨左派的北京市黨部召集屬下的教育宣傳委員會，由顧孟余作八國通牒的報告，會議決定“本黨部號召民眾，群起反抗，并作廢除辛丑條約工作”。“于18日八國通牒限期未滿以前，應舉行一次大示威，督促段政府嚴重駁回無理通牒。”會后，黨部當即派出人員聯絡各團體，共同署名發(fā)起抗議。3月18日上午10時，國民黨北京執(zhí)行部、北京市黨部、中共北方區(qū)委、北京市委、北京總工會、學生聯合會等團體80多所學校共約5000人（一說為3萬人），在天安門舉行“反對八國最后通牒的國民大會”，即后來所稱“三一八”抗議大會。這樣的反應速度和組織效率，在20世紀上半葉的學生運動中可謂絕無僅有。

在軍政局面極其混亂、各方勢力同床異夢的情勢下，事件趨于失控即使出乎偶然，也有著歷史的必然性。3月17日晚，群眾在沖擊國務院時與馮玉祥的國民軍就產生了沖突，總指揮韓麟符向李大釗匯報情況，李大釗即表示不要和國民軍的士兵搞得太僵，還是要爭取國民軍。盡管發(fā)生了流血事件，但學生對于北洋軍閥的虎狼行徑仍無充分準備，頂多是“相約明天要穿厚一點的衣服，可能挨打，穿厚了可以頂槍棍”（許廣平回憶）。次日動員大會結束后，游行隊伍從天安門出發(fā)，經東長安街、東單牌樓、米市大街、東四牌樓，最后進入鐵獅子胡同東口，在段祺瑞執(zhí)政府門前廣場與荷槍實彈的衛(wèi)隊對峙。據衛(wèi)隊旅參謀長楚溪春回憶，當請愿學生試圖沖入執(zhí)政府時，現場指揮王子江命令士兵：開槍吧！他原來的意思是想讓士兵向天鳴槍，把學生嚇跑就算了，不料東西轅門的守衛(wèi)士兵就真的平射起學生隊伍來了。

三一八慘案發(fā)生地紀念碑

不論“向天鳴槍”是否事后找補的托辭，也不論衛(wèi)隊是否在事前收到開槍鎮(zhèn)壓的密令，段祺瑞政府都難逃其咎，遂將罪責推到組織者頭上：“本日徐謙以共產黨執(zhí)行委員名義，散步傳單，率領暴徒數百人，闖襲國務院，潑灌火油，拋擲炸彈，手槍木棍，叢擊軍警，各軍警因正當防御，以致互有死傷，似此聚眾擾亂，危害國家，實屬目無法紀，殊堪痛恨。……著京外一體嚴拿，斤法懲辦，用儆效尤。”（《京報》1926年3月20日）據1926年3月19日發(fā)布的《臨時執(zhí)政令》，明確要求捉拿的除徐謙、李大釗外，還有中法大學創(chuàng)始人李煜瀛、易培基和顧孟余，可見這五人是被認定的群眾領袖。

三

慘案過后輿情洶涌，不但國務總理賈德耀、秘書長章士釗因被認為是謀劃者而遭唾罵，就連徐謙等組織者也陷入輿論的風口浪尖之中。經過“血的洗禮”，人們開始反思群眾運動的合理性，懷疑一味煽動學生的政客們居心叵測：“以救國為手段，以獵官為目的，以青年為壑。”徐謙當天沒有參加后續(xù)的游行，有人傳說其跳墻逃走，還有謠言傳說他在天安門散會后帶著女兒乘汽車回家了，后續(xù)還有人據此發(fā)文攻擊他“驅人臨險而自履坦途”：“徐謙等應該自殺，以謝群眾。”然而實情根本沒有那么戲劇性，據北京學生總會代表之一曹祥華回憶，徐謙中途退出完全是身體原因，他因患有痔瘡不便走太多路，并非預料到當天會出事。（《對〈三一八慘案親歷記〉的訂正》，全國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37輯）

徐謙在三一八慘案前后的作為，亦可觀照事件的枝蔓繁復龐雜。其人早在民國初年就追隨孫中山參加革命，與王寵惠在北京組織國民共進會，在唐紹儀內閣中出任司法次長，在護法運動中曾代理大元帥府秘書長一職，成為孫中山的得力臂助。陳炯明叛變后，徐謙因鼓吹廢除大總統(tǒng)、實行委員制而遭冷落，一度淡出國民黨權力中樞。1922至1923年，徐謙因組織救國聯合會等事與馮玉祥交往甚密，1924年10月被委任為馮軍慰問使，北京政變后更充當了馮玉祥的政治顧問，力主驅逐溥儀、清除直系勢力、邀請孫中山北上。因為此番功績，徐謙在1925年7月的廣州國民政府成立會上被選為委員，在1926年1月的國民黨“二大”上高票當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重新回到了政治舞臺的中心。

徐謙（字季龍）

徐謙還有另外的身份——中俄大學的校長兼俄國退還庚子賠款委員會委員。此事需從歷時四年的中蘇談判說起，1924年5月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后，蘇聯政府允諾放棄俄國部分的庚子賠款，將其用于中國的教育事業(yè)。中俄庚款委員會成立后，有人建議將原屬于外交部的俄文法政專門學校（以下簡稱“俄?！保└慕M為國立中俄大學，轉入教育部管理，便于吸納庚款，但該校師生大多不愿脫離外交部管轄。教育總長易培基匆匆接收俄專后，任命徐謙為校長，徐則以強硬手段對待要求外交部收回俄專的師生，反對方則成立“俄專維持會”相抗，王正廷與徐謙的對立也隨之公開化。雙方矛盾難以紓解，最終導致了分校，共有109名學生不愿轉入中俄大學，外交部遂為他們另覓校址，保留原校名繼續(xù)辦學。

1926年寒假后，北京國立九校財源枯竭，遲遲不能開學，此時便更加指望庚款，各校代表于3月13日赴國務總理賈德耀宅探詢。賈德耀的方案是與中俄庚款委員會接洽，只要得到他們同意，便可撥用總稅務司安格聯34萬俄款以應燃眉之急。但徐謙、顧孟余作為庚款委員會成員，借機以“驅馬（君武）迎易（培基）”為政治條件相要挾，拖延此事不決。此種情況，便與女師大的風潮在本質上類似，同樣是政治勢力欲插手學校事務，同樣發(fā)生了內部分化，部分女師大師生在宗帽胡同另起爐灶。從驅楊到反章再到對抗教育部，學生們的訴求逐漸政治化，背后亦有不同文化立場的碰撞，和多方利益集團的博弈。

慘案發(fā)生后第二天，徐謙、李石曾在李大釗處舉行會議，決議將國民黨轉入地下活動，加強在國民軍中的工作，徐謙和李大釗等到鹿鐘麟部暫避。不久，兩人率國共兩黨黨部機關人員，遷入蘇聯大使館西院的舊兵營內，繼續(xù)堅持斗爭。4月7日，段祺瑞以內務總長屈映光復查“闖擾國務院之案”，才發(fā)現“竟有多數學生同在其列”，結論仍是徐謙“假愛國之名，行破壞之實”，但“青年學子，衛(wèi)國情切，墮其陷阱，殊深憫惜”，令內務部優(yōu)恤撫慰，教育部督同各校校長善后。無論段政府如何作態(tài)，一個當街槍殺學生的政權已盡失人心，再也無法報以期待。慘案過后百日之間“萍水飄零”，北京的政治氣氛低沉壓抑，許多文化人與學生“用腳投票”，形成一場知識階層的衣冠南渡。1926年底《國聞周報》刊文稱，“會叫會跳的分子，都匆匆忙忙離開了北京，這樣一來，北京的教育界，愈成了黃昏景象。”

中國革命的重心也隨三一八慘案的發(fā)生而被迫南移。從1926年4月下旬到1927年初，中共北方黨組織先后選派數批干部南下，至少有五六十人，前期主要是向廣東地區(qū)輸送，后期則主要委派至武漢。選派干部的原則，一是身份已經暴露，在北京無法立足；二是南方籍黨員，盡量回原省工作，因為熟悉當地情況；三是根據工作需要，對重點地區(qū)采取重點配備。陳毅在北京參加“三一八”抗議大會后，被李大釗派往原籍四川楊森部，做舊軍隊改造工作，在那里認識了朱德，并參與了劉伯承策劃領導的順慶起義。1926年9月，中共中央指示北方區(qū)委，由于國民革命軍即將攻克武漢，準備成立武漢中央局，羅章龍、陳喬年、張昆弟、賀昌、吳雨銘等先后離開北京南下。

國民黨第二屆中執(zhí)委委員合影，左二為顧孟余，左三為徐謙

3月下旬，國民軍被迫從天津撤出，4月又放棄北京敗退至南口，繼而向張家口、內蒙古及西北地區(qū)轉移。6月28日，張作霖與吳佩孚在北京會面，7月，國民革命軍于廣州誓師北伐。鹿鐘麟后來回憶道：“1926年4月15日我們撤出北京后，至7月1日國民革命軍即將從廣州誓師北伐，我們與之取得了聯系，遙相呼應。當時我們既處于相對劣勢，故在戰(zhàn)略上采取退守，以牽制北方軍閥為主，容待國民革命軍到達長江流域，再配合力量進行反攻。我們?yōu)榱诉_到這個目的，在南口大戰(zhàn)中，堅持了四月之久，使北方軍閥遭受很大損失，牽制他們不得南顧，對國民革命軍得以勝利北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番言論雖持之有故，但也有為國民軍傅粉之嫌。眼見中國北方軍政日漸糜爛，新約未定舊約又無法奉行，蘇聯便將關注轉向南方革命政府，馮玉祥則為了自身利益改弦更張。1927年6月22日，馮玉祥在徐州與蔣介石會談后返回鄭州，即召徐謙制定“清黨”章程，要求全軍各級政工人員一律到開封受訓并接受甄別，將國民軍政治部主任劉伯堅及四十多位共產黨員解職，其所謂“國民革命”就此徹底破產。

結語

1925年8月，楊蔭榆在鋪天蓋地的罵聲中獨自離開北京，她以權力維護秩序的做法幾乎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對，她對學生“一心向學，不問外事”的要求也被時代徹底拋棄。三一八過后，魯迅在文章中重提舊事，已經遠離風暴中心的楊蔭榆被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向來反對學生參加社會運動的她，最終卻因“淋漓的鮮血”得咎。然而少有人知的是，抗戰(zhàn)爆發(fā)后，在無錫繼續(xù)堅持女子教育的楊蔭榆為了保護學生，拒絕向日軍低頭，最終被殘忍殺害。楊絳憶起她的收殮，“那些木板是倉促間合上的，來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別扭的一輩子”。

自20世紀50年代起，魯迅的《記念劉和珍君》就進入了教材，成為幾代中國人認識三一八慘案的想象空間，卻也使得這一復雜事件被窄化為“反動軍閥屠殺請愿學生”的單線條敘事。《記念劉和珍君》作為經典文學的價值永不泯滅，但它應當是我們理解多面歷史的一個起點而非終點。從此走出的第一步，便是需知軍閥混戰(zhàn)中的中國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復雜的一段，而軍閥末季北伐期中的中國，則尤為最復雜中的最復雜（唐德剛語）。三一八慘案上承五四風潮，下接北伐與“清黨”，其中摻雜了軍閥之爭、主義之漸和外事之變，智者莫由究詰，勇者無法自存，中國之命運也隨之顛沛?？部绖e扭的豈止楊一人，無數的人物和事件在時間線中經歷三一八的節(jié)點，都發(fā)生了猝不及防的改變，變得更急切，也更激烈?！皾u進”與“改良”再無實踐土壤，容忍和自由再無發(fā)揮余地，除“革命”之外，再無其他可寄望的未來。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國民黨中央秘書處檔案有一份《關于三一八慘案烈士路友于、尹希農、趙中玉等傳略》，其中確有烈士殞命于三一八，如鄭培明，但更多的是因其他事件喪生。尹希農是1925年在上海參加五卅運動時遭英租界巡捕槍擊身亡；路友于在奉系對俄大使館的搜查中被捕，1927年4月28日被絞死；趙中玉在張宗昌控制山東期間組織地下活動，準備響應革命軍北伐，因謀事泄露而被捕，1927年5月11日在濟南就義。前后近兩年死難的革命者，犧牲于上海、濟南或北京，都被冠以“三一八慘案烈士”之稱謂，可見三一八慘案在國民黨的革命史敘事中，當時便成為最為典型的符號。

國民革命軍占領北平后，親睹了慘案的何其鞏任北平特別市市長，于慘案三周年之際籌建三一八烈士公墓，在公葬典禮上給予了運動高度評價：“三一八慘案當然是帝國主義者壓迫中國民眾的一幕慘劇，是帝國主義者勾結軍閥聯合實行進攻民眾最激烈的戰(zhàn)役，但在民眾革命方面，實與黃花崗、五卅案同在中國民眾運動史上占有極重要的位置。”當然，彼時之重要已非今時理解三一八的關鍵要點，今人應著力于體味不同視角的觀感，而非擇一立場以對錯論之。畢竟我們擁有當時的人們夢寐不得的一切——充裕的時間、安穩(wěn)的心境和在太平年里回望歷史的后見之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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