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證主義要把原因這個概念從科學中清除掉，這顯然是徒勞。不管愿意與否，所有物理學家和所有生物學家，都會用“為什么”“因為”來進行思考，歷史學家不會擺脫這條共同的思維規(guī)律。一些歷史學家，例如米什萊，把各種事件鏈接在一個大的“生命運動”中，而不是按照邏輯形式進行解釋；另一些歷史學家則一一展示他們的歸納和假設，發(fā)生學的聯(lián)系到處都存在?？墒?，如果說因果關系的建立是我們理解的本能需要，那么，我們的研究不能僅憑本能。如果說玄奧的因果關系不在我們的視野之內，那么作為認識歷史的工具，因果關系的運用就無可爭辯地要求具有批判意識。

假設有一個人走在山間小路上，一不小心掉下了懸崖。這個事故是多個決定性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重力作用和地面不平，而地面不平又是多年的地質變遷形成的，還有連接村子和夏季牧場的小路。所以完全有理由說，如果天體力學的規(guī)律和地球演變是另一個樣，如果季節(jié)性的轉場放牧不是阿爾卑斯山區(qū)經(jīng)濟的基礎，墜崖事故就不會發(fā)生。那樣的話我們就要問了，墜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失足。然而，失足并非事故最必要的因素，其他許多因素的必要程度與失足相等。但是，失足與其他因素的性質有許多不同之處，它是最后起作用的因素，它是最不經(jīng)常存在的因素，最意外的因素，從普遍性上看，它是最容易避免的因素。在這許多因素中，失足與墜崖后果的聯(lián)系最直接，所以我們感覺它是唯一的真正原因。從常識來看，尋找原因時總是難以避免擬人化的傾向，失足這個最后一分鐘的原因組成部分，這個意料之外的原因，倒是有些像雕塑家，一切都準備好了，動手成形就可以了。

常見的歷史學推理與上面這個例子沒有什么區(qū)別。最恒久、最普遍的前因無論怎樣重要，總是被視而不見。哪位歷史學家想過，一次戰(zhàn)役的勝利中，有地心引力的作用嗎，想過人體構造嗎？沒有地心引力作用，炮彈會形成拋物線嗎？人體構造與被子彈擊中而死亡沒有關系嗎？比較特殊而且具有某種持續(xù)存在性的因素，常常被說成是條件，而最特殊的因素則被說成是原因。比如，我們說約翰·勞主持財政時期發(fā)生的通貨膨脹是物價總體上漲的原因，而已經(jīng)同質并相連的法國經(jīng)濟環(huán)境僅僅是條件。因為，由于流通方便，到處發(fā)行紙幣，致使物價上漲，于是通貨膨脹出現(xiàn)，而且長時間持續(xù)。

在這種區(qū)分中存在著一個富有成效的研究原則，無人對此提出懷疑。糾纏在普遍存在的前因上有什么用呢？這些前提因素大量見于各種現(xiàn)象，不可能成為個別的原因。我知道，空氣中若沒有氧氣，就不會有火災。我所感興趣的，想要追尋和證實的，是弄清楚火是怎么著起來的。彈道拋物線的原理對勝利者和戰(zhàn)敗者是一樣的，可以用來解釋勝利，也可以用來解釋失敗，所以對于勝利和失敗的解釋都毫無用處。

但是，把一種有等級的分類提升到絕對的程度，那是有危險的，因為，這種分類其實只是一種便于思考的手段?，F(xiàn)實有難以計數(shù)的多樣性，它們都朝同一個方向匯聚。我們的選擇可以基于某些應該特別注意的對象。不過，這也只不過是一個選擇。在一個原因的概念中有許多隨意的成分，與簡單的“條件”相對立。西米安執(zhí)著于使用極其嚴格的定義（我覺得他是徒勞），最終他承認這種區(qū)分具有很大的相對性。他寫道：“對于醫(yī)生來說，流行病的原因是細菌傳染，不講衛(wèi)生和貧困造成的體質虛弱則是條件。對于社會學家和慈善家來說，貧困是原因，生物因素是條件。”這就是說，對事實的觀察取決于觀察的角度。

此外，值得警惕的是，歷史學上的單一原因論，實際上往往是借此尋找責任者，從而成為一種價值判斷。法官開口便問：“誰對？誰錯？”學者則問：“為什么？”學者知道答案不會簡單。共同意識上的成見，邏輯學家或檢察官的意見，單一的原因對于歷史學解釋來說，只能是一種尷尬。歷史學家要探索波浪一般的原因，不擔心最終發(fā)現(xiàn)原因是多個，因為這是生活所表明的。

歷史事實從本質上說是心理事實。所以，通常是在其他心理事實中發(fā)現(xiàn)前提因素。人類命運鑲嵌在物質世界之中，感受物質世界的分量。外部力量似乎非常突然，但是這種力量的作用總是在人和人的精神掌控之下。黑死病是歐洲人口驟減的首要原因，但是，瘟疫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蔓延，社會條件難辭其咎，而社會條件的深處則是心態(tài)。唯一的道德后果只能由集體情感的特殊傾向加以解釋。

沒有一門心理學僅以明晰的意識為對象，所以讀了某些歷史書，我們會以為人類僅僅是由邏輯意志組成的，對于人類來說，行為的理由從來沒有絲毫秘密。面對心態(tài)生活及其模糊深度的研究現(xiàn)狀，這是對永恒的困難又一個證明，各門科學都在同時有所體驗。這也是經(jīng)常被提及的一種古老的錯誤理論的重復，所謂“經(jīng)濟人”是一個虛幻的影子，只是因為把“經(jīng)濟人”假設為只顧自己的利益的人。更加糟糕的幻影則是想象自己的利益可以是一個清晰的概念。拿破侖曾說：“最罕見的莫過于計劃?！蔽覀兡壳八幍某林氐木癍h(huán)境，缺少的只是人的理性的決定，不是有人這樣說嗎？如果總是把原因歸結為動機，那么歷史學上的原因問題就會出現(xiàn)嚴重錯誤。

許多歷史學家的相繼表態(tài)中有一個奇怪的悖論，歷史上人類的某個行為是否已經(jīng)發(fā)生？他們不下功夫去研究，而是去尋找理由，最表面的現(xiàn)象就令他們感到滿足。而這些表面現(xiàn)象則是建立在平庸的心理學格言基礎之上，結果不多不少，恰恰是相反。

德國的格奧爾格·齊美爾與法國的弗朗索瓦·西米安曾經(jīng)揭示所謂的竊取論點。一位德國歷史學家說，埃貝爾派起初完全支持羅伯斯庇爾，因為羅伯斯庇爾完全屈從于他們的所有要求，后來他們撇開羅伯斯庇爾是因為覺得他的權力太大了。齊美爾指出，此事解釋了兩個命題：一是知恩圖報，二是不愿被他人主宰。這兩個命題都不一定錯，但也都不一定對。因為，過于迅捷地投靠一個派別，會被鄙視而不是感激；一個獨裁者以其權力強大而引起的恐懼，使人們連一絲反抗的愿望都沒有，難道不是這樣嗎？一位學者曾就獨裁者的權威說道：“他有一只蠟做的鼻子，可以毫無區(qū)別地向左歪或向右歪。”常識中的所謂心理真相也就是這樣。

這種錯誤與已經(jīng)破產的所謂地理決定論相似。無論面對物質世界的一種現(xiàn)象或是一種社會現(xiàn)象，人的反應絕不會像鐘表那樣始終朝著一個方向運動。不管勒南怎么說，沙漠地帶的居民不一定都是一神論者，因為他們對自己生活環(huán)境的看法并不完全一樣。散布在各處數(shù)量很少的有水地點，總會吸引來許多鄉(xiāng)村居民，如果他們放棄自己的居民點，肯定是因為水源，對于他們來說，首要的考慮就是靠近水井或水塘這樣的水源。出于安全或互助的考慮，甚至只是出于對群居的愛好，他們往往喜歡群居，在群居點的某處有一個汲水點。或者恰恰相反，他們喜歡離群索居，撒丁島的某些地區(qū)就是這樣。每家都在自己的“領地”上蓋房居住，為此他們必須付出長途跋涉去汲水點取水的代價。在大自然中，人不就是一個多變的群體嗎？

但是，請不要誤解，在這種情況下，錯誤往往不是解釋本身，而是先驗主義。盡管我們此前提供的實例并不多，然而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起決定作用的還是水資源的分布。但是，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水資源并不一定決定一切。埃貝爾派確實如歷史學家們所言，為他們的動機所驅使，這也不是不可能。錯誤在于事先就把假設當成了事實。然后，證據(jù)提出之后，還要深挖并進行分析，想想究竟為什么，在所有能夠設想的心態(tài)中，找出人群不得不采取的那些態(tài)度。因為，思想和情感的反應從來不是無緣無故的，所以必須設法找出產生這種反應的理由?？偠灾?，歷史學中的原因和其他的原因一樣，不應是假設出來的，必須下力氣去尋找。

（本文摘自馬克·布洛赫著《為歷史學辯護》，許明龍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