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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經濟新形態(tài):不是新賽道,而是新秩序

胡逸
2026-03-10 07:34
澎湃商學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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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里,一個新提法格外醒目:智能經濟新形態(tài)。

它出現在2026年政府工作任務第二段落“加緊培育壯大新動能”之中,點出了智能終端、智能體、開源社區(qū)、智算集群、算電協同、高質量數據集、人工智能治理等一整套部署。

這樣的表述,顯然不是修辭翻新,也不是“數字經濟”的簡單改寫。它更像一個清晰的政策判斷:人工智能正在告別單純的技術敘事,開始進入經濟結構重組的視野。它不再只是一個產業(yè)熱點,而正在成長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tài)。

為什么偏偏是“新形態(tài)”,而不是“新產業(yè)”“新業(yè)態(tài)”或“新模態(tài)”?這幾個字,看上去差別不大,實際上很不一樣。

說它是“新產業(yè)”,仍嫌狹窄。產業(yè)這個詞,強調邊界,強調可統計、可分類、可掛牌。而智能經濟首先打破的,恰恰是邊界。它讓制造業(yè)不再只是制造業(yè),服務業(yè)不再只是服務業(yè),平臺不再只是平臺,設備也不再只是設備。一個終端既是產品,也可以是服務入口。一個模型可以是工具,也可以是伙伴。一個工廠既生產實物,也持續(xù)生成數據、知識與決策。它改寫的,不是一條產業(yè)鏈,而是產業(yè)之間原本涇渭分明的分工方式。

說它是“新業(yè)態(tài)”,也不夠。業(yè)態(tài)講的是商業(yè)表層,是怎么賣、在哪賣、賣給誰。而智能經濟觸動的是更深的一層:資源怎么配,勞動怎么組織,價值怎么產生,責任怎么劃分。過去,企業(yè)比拼規(guī)模、成本和渠道;未來,企業(yè)越來越多比拼的將是模型能力、場景密度、知識閉環(huán)和生態(tài)協同。過去,數據只是要素之一;現在,數據、算力、算法正在結成新的復合型生產要素。

至于“新模態(tài)”,那更接近技術語言,適合描述多模態(tài)交互、感知融合,卻不足以概括一個時代的經濟組織方式。模態(tài)可以解釋機器如何看、如何聽、如何說,但解釋不了城市如何運轉、工廠如何決策、服務如何交付、社會如何治理。它能描述能力形態(tài),卻不足以命名經濟形態(tài)。

所以,“新形態(tài)”這三個字用得很準。它不是在命名一個新賽道,而是在命名一種正在生成中的經濟秩序。人工智能開始從工具層、應用層,進入組織層、制度層和結構層。在我看來,所謂智能經濟新形態(tài),至少會呈現出以下四種值得重視的樣子。

第一種新形態(tài),是“智能體嵌入型經濟”

這恐怕是未來幾年最先大規(guī)模浮出水面、也最容易被誤讀的一種變化。最近OpenClaw的走紅,就是一個很直觀的信號:市場開始興奮的,不再只是會生成內容的模型,而是能夠調工具、跑流程、真正下場做事的智能體。

過去的軟件,是等人操作的工具;未來的智能體,更像是帶著目標進入流程的數字勞動力。它不只是回答問題,還能理解任務、調用工具、連接系統、分解流程、持續(xù)迭代。一個采購智能體可以比價、審單、預測交付風險;一個政務智能體可以輔助受理、審查、分撥、回訪;一個制造智能體可以盯參數、做調度、提預警、促優(yōu)化。

這意味著,經濟活動里會出現一種新的基本單元:不是崗位,不是APP,而是智能體節(jié)點。企業(yè)組織也會隨之變化。很多工作不再按“部門—科層—審批鏈”展開,而會按“人類負責人+智能體群組”來運行。一個中層管理者手里,未來帶的可能不只是10個員工,而是10個員工+50個專屬智能體。真正的組織能力,未必只是管理人,更是編排機器、校準規(guī)則、設計協作。

從這個意義上說,智能經濟不是簡單的“人機替代”,而更像一次“組織改寫”。誰先學會把智能體嵌入生產、服務、管理和治理全流程,誰就更可能率先擁有下一輪效率紅利。

第二種新形態(tài),是“智能原生型產業(yè)”

報告里專門提到“培育智能原生新業(yè)態(tài)新模式”,這比“AI+”更進一步。眼下許多企業(yè)還只是使用AI的傳統企業(yè)。原有產品、流程和組織都沒變,只是在舊流程貼一層AI,在傳統產品邊上外掛一個聊天助手,把部分人工作業(yè)換成機器識別。而智能原生不是“加裝”,而是“重做”,從一開始就按機器可理解、系統可學習、流程可進化的邏輯,重寫產品、業(yè)務和組織。

不是在舊船上多裝一臺發(fā)動機,而是從龍骨開始重造一條船,這正是“改造”與“原生”的根本區(qū)別。今天很多行業(yè)還停留在數字化改造上:把紙搬上云,把流程搬到線上,把線下交易搬成線上交易。但智能原生不是搬遷,而是重構。它要求業(yè)務流程天然適配模型調用,知識庫天然可沉淀,設備系統可以實時連接,用戶反饋能夠反哺迭代,產品本身具備不斷進化的能力。沿著這條邏輯推進,產業(yè)升級就不只是傳統企業(yè)學會用AI,而是越來越多以AI為基礎設施的新物種開始出現。

比如,未來的工業(yè)裝備企業(yè),賣的可能不再是自動化設備,而是“設備+模型+運維智能體+工藝優(yōu)化服務”的整體能力。未來的教育平臺,交付的也不只是線上課程,而是“內容+陪練+評估+成長路徑生成”的持續(xù)服務。未來的醫(yī)療服務,不只是互聯網醫(yī)院,而是圍繞個體長期運轉的健康管理與風險干預網絡。

第三種新形態(tài),是“算力—能源—數據協同型基礎設施經濟”

這一形態(tài)看似藏在底層,實際上決定著智能經濟能長多高、走多遠。報告把“超大規(guī)模智算集群”“算電協同”“全國一體化算力監(jiān)測調度”“公共云發(fā)展”“數據資源開發(fā)利用”“高質量數據集”并列提出,這說明未來的競爭,已經從單點算力競爭,轉向系統性供給能力競爭。

過去說基礎設施,人們首先想到的是路橋、港口、機場和園區(qū)。進入數字時代,想到的是5G、數據中心、云平臺。而在智能經濟時代,新基礎設施是一套高度耦合的復合系統。算力離不開電力,模型離不開數據,應用離不開網絡,規(guī)?;涞仉x不開調度機制。換句話說,未來真正重要的,不是誰單點更強,而是誰更能把這些要素協同起來。

這背后對應著一種新的基礎設施經濟學。哪里的電更穩(wěn)、更綠、更便宜,哪里的智算成本就更有優(yōu)勢。哪里的行業(yè)數據更豐富、更規(guī)范、更可用,哪里的模型就更容易拉開差距。哪里的公共云、行業(yè)云和邊緣側協同得更順,哪里的智能應用就更容易規(guī)?;涞?。未來城市之間、區(qū)域之間的競爭,不會只是招商政策之爭、土地成本之爭,更是“綜合智能供給能力”之爭。

對地方治理來說,這是一場不小的觀念轉換。過去建園區(qū),重的是物理空間;未來建智能經濟園區(qū),重的是復合生態(tài)。有沒有穩(wěn)定可用的高質量數據供給,有沒有低時延的算力調度能力,有沒有開源社區(qū)和開發(fā)者氛圍,有沒有中試場景、監(jiān)管沙盒和倫理治理機制。誰還停留在“給地、給稅、給政策”的老辦法里,誰就很可能接不住真正意義上的智能產業(yè)集聚。

第四種新形態(tài),是“智能治理型公共經濟”

前幾種形態(tài)更多決定企業(yè)如何競爭,而這一種決定的,是社會能不能接得住這場技術躍遷。報告最后落腳到“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這不是收尾句,而是壓軸句。因為智能經濟能否成立,最終不取決于模型有多強,而取決于社會能否建立與之相適配的規(guī)則體系。

智能治理不是簡單地給AI套個籠頭,也不是把風險管理理解成“多審幾道、多批幾層”。真正有效的治理,不是簡單地把門關緊,而是在鼓勵創(chuàng)新和守住底線之間找到新的制度平衡。它既要防止技術失控,也不能把一切新生事物都堵在門外。

更深的變化在于,治理本身也在被重寫。首先,治理對象變了。過去主要管企業(yè)、管平臺、管產品;未來還要面對模型、智能體以及越來越復雜的自動決策鏈條。其次,治理顆粒度變了。過去偏重結果監(jiān)管,出了問題再追責;未來則要把治理前移到訓練、部署、調用、反饋等環(huán)節(jié),形成過程監(jiān)管、動態(tài)監(jiān)管和可解釋監(jiān)管。再次,治理能力本身也要變。面對海量自動生成內容、復雜算法調用鏈和跨域數據流轉,僅靠傳統人工監(jiān)管已經遠遠不夠,公共治理本身也要學會借助技術,形成“以智能治理智能”的新能力。

從更長的視角看,智能治理并不是智能經濟的外部約束,而是它的內部組成部分。沒有治理,繁榮可能很快失序;治理過度,創(chuàng)新又會被做成盆景。未來真正高水平的競爭,不是誰跑得最野,而是誰既跑得快,又跑得穩(wěn)。

那么,智能經濟新形態(tài),究竟“新”在哪里?歸根到底,新就新在它改變的不是某個行業(yè)、某種產品、某條賽道,而是經濟運行的底層結構。生產函數變了,數據、算力、算法、場景和知識庫開始形成新的組合式生產力。組織邏輯變了,企業(yè)越來越像“人類能力+機器能力+制度能力”的協同體。價值邊界也變了,價值不再只產生于生產和交易本身,而越來越產生于學習、反饋、協作與持續(xù)演化。也正因如此,“智能經濟新形態(tài)”比“新產業(yè)”更有解釋力。產業(yè)只是切片,形態(tài)才是全景。

我們迎來的,是一個更會重組的時代

很多人談人工智能,眼睛總盯著模型參數、爆款應用和融資金額,仿佛誰最像風口,誰就代表未來。但真正深刻的變化,往往不是某個產品一夜爆紅,而是整個經濟開始悄悄換結構。

智能經濟新形態(tài),不會以一聲巨響降臨。它更像潮水,先漫過客服、營銷、辦公,再漫過工廠、醫(yī)院、城市和家庭。先改變工具,再改變流程,繼而改變組織。最后改變的,也許是人們對工作、服務、企業(yè)和政府的基本理解。

也正因此,今天最需要警惕的,不是技術來得太快,而是一些地方和行業(yè)仍把人工智能當作招商標簽、展示技術和展廳里的新名詞。但“新形態(tài)”不是擺出來的,而是長出來的。它長在真實場景里,長在高質量數據里,長在制度創(chuàng)新里,也長在組織有沒有勇氣重做流程、重配資源、重塑責任。

人工智能不是來給舊體系貼金的,而是來逼舊體系重寫的??此菬狒[,得到的就是泡沫;看它是重組,爭取到的才是未來。智能經濟新形態(tài),不是給舊世界刷一層亮漆,而是舊結構開始松動、新秩序開始生長的那個時刻。

(作者胡逸為數據工作者,著有《未來可期:與人工智能同行》一書)

    責任編輯:蔡軍劍
    圖片編輯:沈軻
    校對:施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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