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村隨筆（外三種）》，[清]譚宗浚著，李霞點校，廣東人民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160頁，68.00元

廣東人民出版社近年推出的“嶺南史料筆記叢刊”系列，致力于粵地士人筆記之標點整理，選目精審，體例嚴謹，甫經(jīng)問世即獲學界矚目（參周松芳《史料別裁有新篇》，《澎湃新聞·上海書評》2024年9月25日）。截至目前，此系列仍在陸續(xù)出版新品，骎骎日上，勢頭可喜。

筆者素來關注兩廣文獻，對該叢刊之面世頗為欣喜，自然留心購讀。其中2023年出版的譚宗浚（字叔裕，廣東南海人）《荔村隨筆（外三種）》（李霞點校，下文簡稱“整理本”）一書，雖篇幅短小，然敘事狀物，生動傳神，更得胡文輝先生專文推介，相得益彰。然《整理前言》謂現(xiàn)存《荔村隨筆》僅有民國三十年（1941）《辛巳叢編》鉛印本，則不盡合于實情。筆者于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發(fā)現(xiàn)《荔村隨筆》抄本一冊，經(jīng)考證為《辛巳叢編》所據(jù)底本，并由此鉤沉出一段近代書林掌故，不敢自秘，草成此文，以饗同好。

藏園抄本《荔村隨筆》發(fā)微

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所藏《荔村隨筆》（索書號：rb3282），因屬于民國時期抄本，在一般古籍普查與著錄范圍（1911年及以前）之外，故《復旦大學古籍普查登記目錄》以及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基本數(shù)據(jù)庫、上海圖書館古籍聯(lián)合目錄及循證平臺均未著錄，只能于復旦大學圖書館網(wǎng)站檢索得到，因此向來無人留意。該書版本項著錄為“江安傅氏三異齋鈔本”。一函一冊，紙捻裝，半頁十行，行大字二十二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單黑魚尾。版框左下鐫有楷書“三異齋校錄”八字，“三異齋”為藏園老人傅增湘室名之一，此本即用藏園格紙抄成，下文簡稱“藏園抄本”。

據(jù)《辛巳叢編》本《荔村隨筆》王欣夫跋，藏園抄本系據(jù)譚氏后人所藏譚宗浚手稿鈔錄。原稿今已不知飄墮何處，但通過藏園抄本，仍可以窺見部分原本特征，例如藏園抄本不僅有總目冠首，且正文每條皆有小標題，揆諸情理，當是沿襲原稿體例?！缎了葏簿帯放庞r，各條標題皆一仍舊貫，并未擅加增改，故整理本《前言》所謂“《隨筆》標題未必即著者所擬，或為整理者所增”之疑，可渙然解釋矣。

藏園抄本內有朱墨二色批校，主要是校正字形，填改訛字，不難看出，藏園抄本正是《辛巳叢編》本的工作底稿，蓋經(jīng)校改過后，即交付抄胥或徑付印廠，直接據(jù)以排印成書。單從文字?？苯嵌瘸霭l(fā)，藏園抄本相較于《辛巳叢編》本，并無獨有的優(yōu)長。

然其中亦有值得注意者，藏園抄本首頁有“記科場事三則”一條，其第一則首末有墨筆鉤畫表示刪除，并在書眉批示“此條勿印”，原標題“三則”亦相應填改為“二則”（圖一）。

圖一：復旦大學圖書館藏藏園抄本《荔村隨筆》

經(jīng)查《辛巳叢編》本及整理本，均無此條內容，其文如下：

道光某科會試，三場策問內有“循吏”一條，述唐循吏第五訪，誤作“第五倫”。而第一問經(jīng)學亦誤，以鄭康成、陸德明時代倒置，舉場嘩然。潘蕓閣總督錫恩時任副憲，據(jù)以入奏。時總裁則吳縣潘文恭公也。時人為之語曰：“第五倫混充第五訪，潘錫恩奏參潘世恩。”

第五倫、第五訪為祖孫關系，二人均為東漢循吏（原書謂“唐循吏第五訪”，當是筆誤）。鄭康成即鄭玄，東漢經(jīng)學大師，遍注群經(jīng)，有“經(jīng)神”之譽；陸德明歷仕陳、隋、唐三朝，后世一般稱為唐人，所著《經(jīng)典釋文》也是經(jīng)學要籍。鄭、陸二人年代先后，在科舉時代屬于文化常識，因此考題中出現(xiàn)如此低級錯誤，勢必引起輿情問題。當時主考官是潘世恩（江蘇吳縣人，謚文恭），時任左副都御史潘錫恩（字蕓閣，安徽涇縣人）遂奏參主考官，這才有了“第五倫混充第五訪，潘錫恩奏參潘世恩”之語。

這條記載未必盡實，查《清史列傳》潘世恩傳，潘世恩先后于道光十二年、十六年、二十年、二十七年任會試主考，按王家相等《清秘述聞續(xù)》，四次會試考題并未涉及上述內容。然而道光二十三年，潘世恩子潘曾瑋在順天鄉(xiāng)試中被控囑托謄錄，潘世恩有管教不嚴之過，被降三級留任，不知此事是否即為后來傳聞的原型之一。

潘世恩科場出丑佚事真?zhèn)?，姑置不論。而這一刪改行為背后，實有一段隱情，作為《辛巳叢編》執(zhí)行主編的王欣夫先生在其《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未編年稿》卷一“《荔村隨筆》一卷（江安傅氏三異齋鈔本，傅增湘手校）”條下對此隱晦提及（引文下劃線為筆者所加）：

叔裕以鼎甲久官京朝，多聞故事，隨筆記載，雖一卷書，而往往為人所未知。惟每涉禨祥怪異，不脫《夷堅志》《閱微草堂筆記》窠臼，此其所短也。傅沅叔先生從其后人所藏手稿鈔出，并以朱筆校其脫訛見寄，余已綴跋印入《辛巳叢編》矣。其中“記科場事”本有三則，其一則云：（引者按：中略）時余印丁秉衡先生《荷香館瑣言》有記潘鄭庵家事，代人受過。因將此條刪去，以省口舌。沅叔先生見之大不為然，謂：“卷中所記諸公，時代猶近，孰無子孫，安得人人而諱之？且所記既為事實，自有作者負責，彼即仗勢，又奈我何？”余深愧其言，今補識于此，以志余過。

從本條記載，可知藏園抄本上的朱筆批校為傅增湘手筆，抄胥迻錄完成后，傅氏便持原本覆校一過。至于刪削“記科場事三則”首條之緣由，實與此前編印丁國鈞（？-1919，字秉衡，江蘇常熟人）《荷香館瑣言》所載潘祖蔭家事有關，從“孰無子孫”一語可知，此書所載觸怒吳門“貴潘”族裔，而遷怒于王欣夫。經(jīng)此風波，王欣夫于涉及潘家的記載格外審慎，寧可刪削，以免節(jié)外生枝。

《清代學者象傳》之潘祖蔭像

《荷香館瑣言》所載潘氏家事

《荷香館瑣言》為丁國鈞所撰筆記，內容廣泛，多記見聞，兼以考證，具有相當?shù)氖妨蟽r值。最初由松江雷瑨主編的《文藝雜志》（掃葉山房發(fā)行）連載，其后王欣夫從潘利達借得稿本（當為《文藝雜志》排印所據(jù)），印入民國二十五年（1936）《丙子叢編》（參《丙子叢編》本《荷香館瑣言》王欣夫跋）。

收錄《荷香館瑣言》的《丙子叢編》，與收錄《荔村隨筆》的《辛巳叢編》，皆屬于《八年叢編》。所謂《八年叢編》，是民國時期王保譿、趙詒琛、王欣夫等主持編印的一套古籍叢書，年出一輯，以當年干支命名，故亦稱“干支叢編”，王欣夫先生的題跋與書錄中則稱其為“紀年叢編”。這套古籍叢編始刊于1934年（甲戌），至1941年（辛巳）出版第八輯，此后囿于客觀因素，不再續(xù)出，遂有“八年叢編”之稱。

《八年叢編》所收多為稀見小種，四部兼采，尤以經(jīng)、史二部最具特色，所收書多為吳人著述，在保存鄉(xiāng)邦文獻、促進古籍流通等方面貢獻匪鮮，吳格先生《重印〈八年叢編〉說明》一文有詳實的介紹（見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本《八年叢編》卷首；另見《文獻形役錄》，中華書局，2022年），此不贅。

由于是民間自發(fā)輯印古籍叢書，主事者經(jīng)濟能力有限，《八年叢編》在資金籌措與銷售上采取股份制形式，一股國幣十元，通常一人捐一股，也可多人共捐一股，每股得書一部。同時，又在編末列出集貲名單（或稱集印姓氏錄），表彰各股東貢獻之多少。這種出版形式，頗有類于后來的“征訂”，而更像近年流行的“眾籌”。目前《八年叢編》的集資名單尚存四編，是了解《八年叢編》背后由古籍出版活動串聯(lián)起的“朋友圈”的重要史料。

《丙子叢編》本《荷香館瑣言》所載潘祖蔭家事，即是王欣夫與貴潘族裔齟齬的直接原因。其中曲折，王欣夫在《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癸卯稿》卷三“《荷香館瑣言》不分卷（手稿本，上元宗舜年、常熟丁祖蔭校）”條末亦有提及：

憶余受教于先生，有知己之感，故搜其遺著而傳之。乃中有《潘文勤事》一條，觸怒其族裔某，遂生嫌隙，實并無詆毀語也。一時師友頗為余不平。亦刊書一小掌故，聊復記之。

今按《丙子叢編》本《荷香館瑣言》卷上正有《潘文勤事》一條：

文勤身后，其弟以紅木書櫥二售于鋪中，諧價五十金，開櫥見滿堆闈墨，以無用，與鋪中，鋪中人亦不要，棄之潘氏大門內而去。某君（并忘其名，現(xiàn)官曲靖太守）寓文勤對門江陰會館中，見而擷視，則皆黏貼名人手札，喜甚抱歸，一人取不盡，又呼仆挾出。夏閏枝太史過見之，奪得三冊，皆何子貞手跡。閏枝云首數(shù)冊尤可愛，蓋皆張石舟、苗仙麓諸君札也。每人手筆，各自為冊，文勤愛才，即此可見。藝風師為余言如此。丙午四月記。

此條內容，系丁國鈞聞諸乃師繆荃孫的佚事，略謂潘祖蔭身后，其家屬對于先人遺產(chǎn)棄如敝屣，然其所棄者實為名家遺墨，有何紹基、張穆、苗夔等手札，因而引來夏孫桐等名士攘奪。平心而論，王欣夫“實并無詆毀語”之說并非強辯之語，但若“上綱上線”，則可用來指摘潘氏后人不知書、“不識貨”。換言之，此則佚事之解讀可大可小，全在闡釋者之用心。

相形之下，《荔村隨筆》所載科場案事，則屬實實在在之失誤，弄錯基本的經(jīng)學史常識，況且又是名儒潘世恩，一時貽笑大方，自屬必然，無疑為“家丑”?！捌渥逡崮场睂η耙粍t佚事已反應激烈，遑論科場出丑之事，無怪乎王欣夫寧可刪減原文，亦不愿招致口舌之怨。

誰是“其族裔某”？

綜合前文所述，可對“其族裔某”身份作如下推斷：其一，此人無疑為貴藩之后，當即為潘世恩、潘祖蔭一支，故而對先祖聲譽尤為關切。其二，此人或曾參與《八年叢編》之編纂，或對《八年叢編》有深切關注，并和王欣夫交誼不淺，否則王欣夫不會如此忌憚，以致不惜“自我審查”“自我刪節(jié)”。

前文已及，《八年叢編》的刊印出版形式接近于“眾籌”，且目前有四編之末附存類似“眾籌名單”的集資表。今檢《丙子叢編》之末即附有集資表（圖二），其中吳縣潘姓者有二：一為潘利達，二為潘承弼。

圖二：集印《丙子叢編》姓氏錄

潘利達（1892-1972），字圣一，時任職于東吳大學圖書館。潘承弼（1907-2004），號景鄭，別號寄漚，藏書齋號“寶山樓”。時與乃兄潘承厚（1904-1943，字博山）活躍于民國時期的藏書界。

“其裔孫某”為潘利達的可能性甚微?？贾T事實，《丙子叢編》本《荷香館瑣言》的底稿即得諸潘利達，他不僅協(xié)助王欣夫?？睍?，更為此書撰寫了兩條按語。若他真對書中內容有所不滿，當不會如此熱忱提供底本并參與編校工作。

就現(xiàn)有材料來看，潘承弼的嫌疑更為顯著。其一，作為潘祖蔭之侄孫，他與“潘文勤事”具有直接關聯(lián)。其二，從《八年叢編》現(xiàn)存集資記錄可見，潘承弼雖參與《丙子叢編》集資，但此后便未再參與，這或許是對《丙子叢編》不滿的表現(xiàn)；潘利達的參與程度則持續(xù)加深——集印《丙子叢編》時與凌汀鷥合捐一股，至《丁丑叢編》又獨捐一股，至于編印《辛巳叢編》時更是獨捐三股（見圖三），與傅增湘、嚴昌堉等并列，足見其對《八年叢編》的支持程度。

圖三：《辛巳叢編》集貲題名

而潘承弼所以對《荷香館瑣言》中的《潘文勤事》一條大為光火，可能也與民國初年一場版權公案有關。

署名潘祖蔭撰，實為葉昌熾（字鞠裳）執(zhí)筆的《滂喜齋藏書記》，是近代書目題跋著述的要籍。而其家刻本與陳乃乾鉛印本的版權公案，至今仍是書林掌故（參顧廷龍《滂喜齋藏書記跋》，《顧廷龍文集》，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2年）。簡而言之，民國初年，由潘祖年、葉昌熾主持，《滂喜齋藏書記》家刻本刊成，為免因此書流通招致外人紛至沓來求觀善本，故當時除刷印朱印本若干部“內部流通”以外，未再印行。1925年，潘祖年逝世。同年，陳乃乾據(jù)來源不明的傳抄本鉛印出版《滂喜齋藏書記》，并在序中就繆荃孫求觀善本被拒一事借題發(fā)揮，指斥潘氏后人的氣度與學問：

光緒末，潘氏子出其稿付梓，已成矣。江陰繆筱珊太史得紅本于梓人許，馳書潘氏議借書，潘氏子大怒，以為《藏書記》若出，則踵是以來者將無厭，遂封其板歸，禁不許印書。文勤圖書之富，甲于吳中，……后嗣不肖，不能紹述其業(yè)，并其編目而湮沒之?！餐脧目娛蟼麾n《藏書記》者，每相戒毋使潘氏子知。余念文勤累積之勞，與夫鞠裳先生綴錄之苦心沒而不彰，后死之責，敢昭告于二公之靈而刊傳之，潘氏子其大怒所無憚。

盡管陳乃乾序自署“甲子冬”（1924年末），但在潘祖年逝世的節(jié)骨眼上推出此本，自然會給潘氏后人造成惡劣印象。加之陳乃乾鉛印本?？辟|量低劣，不免有損于潘祖蔭、葉昌熾的形象。因此1928年，潘氏后人正式印行此書，王季烈作序、潘承厚作跋，不點名提及繆荃孫求觀善本被拒事，并對陳乃乾的言論作了一番回擊。

此事應當是潘承厚、潘承弼兄弟一件敏感的心結，經(jīng)歷此次事件以后，他們再看到關于潘氏家事的議論，心態(tài)可能難免有些不平。而丁國鈞《荷香館瑣言》的《潘文勤事》一條，既對潘氏后人能否世守藏書提出質疑，又出自與潘氏頗有過節(jié)的繆荃孫之口，可謂多方面地戳中潘氏后人的痛點?？赡茉谂顺泻?、潘承弼兄弟看來，這條記載此時未免顯得太“要素拉滿”，自亦不免懷疑此時此地刊印此書是否與陳乃乾有關。丁氏墓木已拱，自然不能與其問責，唯有向叢書執(zhí)行主編王欣夫“興師問罪”了。

余論

雖然潘承弼自《丙子叢編》以后未再參與集資，但他對《八年叢編》的關注并未中斷。例如民國二十八年（1939）《己卯叢編》所收《靖康稗史》一書——今日已知其為偽，但彼時猶是學界關注的珍秘——其末附曹元忠跋，正是王欣夫依據(jù)潘承弼提供的抄本補入者?？梢娕顺绣雠c《八年叢編》的編纂工作仍然保持關聯(lián)，因此王欣夫自然也有必要在編印古籍時考慮到潘承弼的感受。

王欣夫、潘承弼兩人的來往，仍然比較密切，這也可從另一件小事看出來。王欣夫1939年11月3日日記記錄了他與潘承弼爭購《虞山先哲小紀》一事：

《虞山先哲小紀》稿本，景鄭既欲竟購，因托起潛贈與之，并題識于首，申倦圃《流通古書約》之義，而詆競購秘藏之非。（轉引自吳格《顧廷龍與王欣夫交往事輯——以〈王欣夫日記〉為中心》，見《功標冊府：顧廷龍先生誕辰百廿周年紀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

二人競購的這本《虞山先哲小紀》今藏上海圖書館（索書號：線善821009），書前護葉上正有二人題跋（見圖四），筆挾風霜，饒有趣味，不殫繁瑣，全錄如下，以存一段書林掌故。

圖四：上海圖書館藏《虞山先哲小紀》潘、王二人題記

己卯八月十六日，閱肆得茲稿本，足補邑乘之遺，余舊藏《虞山先民傳》一種，合此可稱雙璧矣。盉宀記于海濱潤康邨寓廬。（鈐“景鄭手臧”白文方印）

八月中旬，偶過來青閣書莊，見新從常熟所收書中有此冊，因系稿本，故訂購焉，適有他事，不便攜書，留未取。歸途遇瞿鳳起兄，告之，欣然請假鈔。至明晚往取，則已云售與他人。余怒其失信，且無以報鳳起也，責以必返。翌日送來，則我景鄭兄已加題識于首，且可與所藏《虞山先民傳》璧合，甚為此書慶得所。遂先交鳳起錄副，而乞顧起潛兄代贈景鄭兄惠存。昔倦圃有流通古書之約，我輩當遵守，豈可以競購秘藏為得計哉！謹書數(shù)語，以志翰墨因緣，且博景兄一笑。大隆（鈐“欣夫”朱文方?。?/span>

王欣夫與潘承弼，皆為海上書林名流，兩人允稱一時瑜亮。王欣夫主持編印《八年叢編》，潘承弼也參與出版《合眾圖書館叢書》。二人汲汲一生蒐訪購求之名抄精槧，或?？⌒?，化身千百，或捐歸公藏，嘉惠來學?！逗上沭^瑣言》所載《潘文勤事》引起的齟齬，固是一時的意氣之爭，但更像是雙方的一場誤會，雖不免心懷芥蒂，終不礙君子之交。時過境遷，今日重刊《荔村隨筆》，已沒有當時的種種顧慮，故而修訂重印時，應將潘世恩科場事條補入，以還原書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