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美術(shù)史家、美術(shù)理論家郎紹君先生于2026年1月19日因病逝世，享年87歲。郎紹君先生深刻地影響了學界對20世紀中國美術(shù)的認知，被譽為改革開放以來國內(nèi)最重要的美術(shù)評論家之一。本文為其學生、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美術(shù)研究所所長杭春曉新撰寫的紀念回憶文章。

這幾年，總在學習告別，告別歲月，告別往昔。人到中年、諸事困厄，能以長輩身份給予慰藉與力量的人，于我而言，是父親和郎先生。他們在，仿若生命仍有所依，尚能童心以自期，不至半夜醒來，唯見前路孑然。前年，送走了父親，內(nèi)心燈塔，僅剩先生一人。雖然，先生身體每況愈下，可我總覺得，告別的這一天，仍是遙遠。

郎紹君先生（1939-2026）

但這一天，終究還是來了。當天舒電話告知時，我雖有心理建設(shè)，大腦卻空白一片。無法相信先生真走了……我真的再也沒辦法，在某個午后，坐在他身邊，與他聊天。這一場景，從我隨先生讀書至今二十多年，那么方便地觸手可及。但現(xiàn)在，卻那么遙不可及，或是，再無可能。理智告訴我，這是真的。情緒，卻始終無法相信。我，陷入莫名的虛幻中，無真無假，只有時間在折返。

與先生的第一次見面，是2002年秋天。那一年，聽聞先生招博士，我不揣冒昧，書信自薦，至今仍記得信中一言：有心拜訪而無由自勉，總恐于唐突而罷于羞赧。未曾想，先生竟仔細看了我的材料，并向南京朋友了解我的情況。然后，某個午后，我突然接到北京的陌生電話。接聽之初，電話那頭便傳來先生的和悅之語：我是郎紹君。我愣是半天沒反應(yīng)過來，是誰打的電話。當然，先生未以之為怪，約我北京一見。

2004年，郎紹君（左三）夫婦與其學生

那時，先生六十出頭，雖發(fā)量稀疏，然清瘦蘊藉、膚白而凈，眼神中透著思考的銳度與堅定。與先生的第一次談話，便在這樣的目光注視之下。時隔多年，我仍能記憶那種直視帶來的壓力——一種對學術(shù)問題的認真與執(zhí)著。先生的語速柔緩，卻容不得半點含混，總用簡明直白的話語，直擊問題要害。彼時，我亂讀了些書，有些胡思亂想，在與先生的表述中，亦未注意語速，顯得氣盛有余卻漏洞百出。然先生不以為忤，耐心聽完后，竟復(fù)述我的邏輯，再層層追問，直至我意識到自己存在的問題。他的語速，是那般地和緩，卻又那般地精準、鋒利，配合著他篤定而坦誠的目光，成為我對第一堂課的永恒記憶。

別時，先生囑我考前定要再來一趟。聽聞如此，彼時的我竊喜：以為應(yīng)是要授以機緣。于是，考前半月急忙來京，再入先生廳堂。那個下午，先生和我聊了很多二十世紀美術(shù)史中的問題，并詢問我外語復(fù)習得如何。具體對話，今已模糊。但我永遠記得，彼時滿腦子都在歸納、記憶先生關(guān)心的具體問題。并且，此后半個月，我什么事都沒干，一門心思只想著怎么回答這些問題。誰知，看到考卷的第一時間，我的“竊喜”頓時“傻眼”，以至開考前十分鐘，我只想著一個問題：先生這是什么意思？

后來，入先生門下日久，我才想明白“答案”：先生根本沒有任何的世故之念。他約我來，僅是關(guān)心我復(fù)習得如何，尤其外語。與我聊及的問題，也確是那段時間他關(guān)心的話題，與考試無關(guān)。這段“插曲”，我從未對先生說起。今天，當先生離我而去時，“記憶”竟不由自主地浮現(xiàn)。與之相伴的，則是先生為人磊落、行事端方的樣貌。面對“他”，我不禁潸然。二十多年來，每每心浮氣躁、困頓不堪的時候，我總會“躲進”先生的廳堂，在他篤定而柔和的目光與言語中，獲得繼續(xù)前行的勇氣。在博士論文致謝中，我曾如此表述：“生計倉皇，人事浮躁，舉目繁華而欲心之靜者，世間之奢莫過于此。幸從郎師紹君先生，每臨心浮氣躁，往聽和悅之言、關(guān)切之語，總能稍稍釋然。先生于世淡然、于學虔誠之風范，亦令不才平添謹慎、敬畏之心，然后得數(shù)日安寧。”

今天，重讀這快二十年前的“文字”，淚水浸透目光，久久難以平復(fù)。彼時下筆，心中滿是幸運，因為先生始終就在那里；如今重讀，卻滿心悲傷，因為再也不能聆聽先生的“和悅之言、關(guān)切之語”。思至于此，淚盈滲鼻。二十年多來，即便遭遇與學術(shù)無關(guān)之生活困頓，我亦不斷叨擾先生。先生不僅不以之為煩，反與我分享他的“往事”，以其鮮活的人生體驗寬慰我。先生對我的付出，早已超越老師的“職責”。他不僅指引著我的學術(shù)之路，更是我生活的精神向?qū)А?/p>

作者與郎紹君先生（右）

日常，與先生相處，雖敬畏他，但內(nèi)心卻是松弛。因先生總以平等的態(tài)度，和我們討論問題。他的嚴肅并非針對人，而是針對學術(shù)。是以，在他身邊，我從未感受到“壓迫感”。甚至，先生還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我的“胡思亂想”。每當我說些“天花亂墜”的想法時，他總是微笑地聽，似在鼓勵我，繼續(xù)下去。又因美研所的某些陳年舊事，耽誤了先生招生。我有幸成為先生的第一屆博士，同屆的還有華天雪。天雪長我九歲，為人率性，因本就在美研所工作，故與先生相處得更為放松，甚至以“老郎”相稱來開玩笑。每逢此時，先生總是呵呵笑著，露出他的一顆銀色補牙，開心不已。

生活中的先生，是和藹可親的，與人們印象中那位嚴肅的學者形象，截然不同。曾經(jīng)，天詠幼子與先生嬉戲時，小手揮舞間打到了先生的臉。天詠嚴厲地教導(dǎo)了孩子，致使小朋友大哭起來。彼時，先生做了一樁令我終生難忘的事：他背起小孫子，在客廳里轉(zhuǎn)圈，還一邊笑著哄道：“打爺爺、打爺爺?！边@一幕，讓站在一旁的我不禁莞爾，也真切地感受到，這才是生活中的郎老師。實際上，他是個內(nèi)心柔軟且充滿溫情的人。一次，我?guī)Ф苟固酵壬?，我與先生交談一些問題時，他留意到孩子在一旁百無聊賴，便起身到里屋，為豆豆取來畫畫的紙筆，還笑著鼓勵孩子，不住地夸贊。

郎紹君先生（右）與作者父子

先生的內(nèi)心，如一泓清泉，澄澈、溫暖。他的家庭氛圍，始終洋溢著濃濃的溫情。印象里，師母一直是面帶笑容地陪伴著先生。家有客人時，她總是熱情招待，忙里忙外，隨后與先生一同落座，與友人暢快談笑，甚至還會像朋友一樣，與先生相視而笑地討論問題。我入學時，先生已從紅廟搬到惠新北里，生活條件好多了。在這之前，先生的生活并不寬裕，不僅要照顧老母親，還要養(yǎng)育天舒、天詠。生活中，他與師母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面對諸多不易，攜手走過了風風雨雨。他們相伴半個多世紀，共同營造了令我們最為樂意前往的先生的“客廳”。

從第一次走進這個“客廳”，到前數(shù)日與福山院長代表單位探望師母，時光已逝二十余載。我亦歷經(jīng)世事，從青年步入中年，感觸良多。此間，老師的和顏悅色與談笑風生，抑或嚴肅的問題討論，一直伴我成長。林林總總，往事如屏，一幀一幀地流動……有些片段，鐫刻于我的生命硬盤，永不磨滅。猶記得，先生與我談及，在各類會議上需留意傾聽每個人的發(fā)言。因為只要認真聽，皆會有所裨益，或正向豐富自身，或反向推進反思。也即，先生盡管在學術(shù)問題上立場堅定，言辭犀利，卻是一個開放、寬容的人，樂于打開自己聽取他人的意見。

郎紹君先生書法

郎紹君先生擬古畫作

我寫博士論文時，方聞先生來清華大學創(chuàng)建藝術(shù)與考古研究中心，并邀郎老師參與該中心的合作事宜?；诖?，我成為方先生工作初期的助手，且受其影響，在博士論文中采用了圖像的切割化分析。郎老師雖然敬重方先生，愿意與他攜手共建研究中心，卻并不盲從方先生。他認為方先生的分析方法對早期圖像有效，對文人畫則缺乏有效性。因此，他當時和我討論最多的，就是我應(yīng)該用什么樣的方法，展開文中的視覺分析。但討論歸討論，郎老師從不干涉我用什么方法，而僅是從他自身出發(fā)，耐心且持續(xù)地提醒我，協(xié)助我完善思考。多年之后，先生曾與我說：當年和我不斷地討論視覺的分析方法，并非要求我放棄新方法，而是依據(jù)他的經(jīng)驗為我“校驗”，避免我陷入“為方法而方法”的誤區(qū)。最終，我的論文所涉及的作品分析，便是在郎老師與方先生兩種方法的校驗之下完成的。

我很幸運，得遇如此“開明”之師。他，從不要求我遵循他的思考路徑，甚至鼓勵了我的“任性”、“放縱”，僅是不斷予以提醒，以防“為理論而理論”，并引導(dǎo)我在史學規(guī)范中展開思考。博士論文的致謝中，我曾寫道：“有感吾輩偏于理性而疏于感性，總不厭其煩，糾纏史之細節(jié)。所謂潛移默化、潤物無聲，是之謂也。”

今天，在告別老師的日子里，再讀這二十年前的致謝，不禁潸然……

2026年1月25日于后沙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