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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里的男孩》:從萬瑪才旦到達杰丁增,藏地新浪潮的暗涌與商業(yè)票房無關(guān)

插圖 | 鑒片工場 ?《月光里的男孩》電影海報
作者 ? 張力卜
深夜的影院,燈光暗下,銀幕亮起——但涌來的不是光,而是一片寂靜的、帶著重量的黑暗。忽然,一縷月光,清冷得近乎殘忍,剖開黑暗,照見一個男孩和他一生的秘密。這束光,是救贖,亦是指控;它照亮記憶,也照見我們所有人記憶的虛妄?!对鹿饫锏哪泻ⅰ繁阋赃@樣一記寂靜的耳光,打在了熱衷于奇觀敘事的中國影壇臉上。
這不是又一部供人遙望邊地的“風情畫”。當市場貪婪吞食著一切異域符號,將其壓榨成淺薄的視覺糖漿時,青年導(dǎo)演達杰丁增,這位萬瑪才旦精神上的子嗣,選擇了一條更艱難、也更危險的路:他將攝像機從外部獵奇的廣角鏡,擰向了內(nèi)部審視的顯微鏡。于是,我們看到的不是被表演的“傳統(tǒng)”,而是被咀嚼的“當下”;不是被展示的“他者”,而是被解剖的“自我”。

敘事的叛亂:記憶,這不可靠的同謀者
電影的核心,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敘事叛亂。
它看似講述作家扎西回溯童年,為一只名為“扎西”的狗尋求諒解的私人史。但更深層地,它質(zhì)詢的是“記憶”本身——這個我們構(gòu)建自我、裁定過往的終極權(quán)威。心理學(xué)中所謂“閃光燈記憶”的虛假精確性,在片中得到了詩意的呈現(xiàn)。男孩深信不疑的“真相”,在歲月與另一視角的月光下,顯露出全然不同的棱角。這并非簡單的羅生門戲法,而是一次深刻的隱喻:我們每個人都是自己記憶的囚徒,同時也是其共謀的篡改者。
達杰丁增的筆觸(是的,他用影像寫作)如此冷靜,又如此鋒利。他沒有讓成年扎西的返鄉(xiāng)淪為廉價的救贖之旅,而是將其變成一次冷靜的考古發(fā)掘。每一鏟下去,揚起的都是存在主義的塵灰。這讓人想起那些偉大的“不可靠敘事”經(jīng)典,但植根于藏地語境,它產(chǎn)生了獨特的化學(xué)作用:當信仰體系遭遇現(xiàn)代性個體創(chuàng)傷,那份“業(yè)”與“罰”的沉重,便獲得了超越地域的普世重量。

美學(xué)的對峙:拒絕糖果,奉上苦茶
在技術(shù)美學(xué)上,影片完成了一場徹底的“降維打擊”。
當主流商業(yè)片沉迷于飽和度過高的調(diào)色、轟鳴的杜比音效與快速剪輯的糖衣時,《月光里的男孩》選擇了絕對的克制,乃至一種謙卑的“退讓”。攝影師范超的鏡頭,如呼吸般跟隨人物,大量使用自然光效。那片月光,既是物理的光源,更是心理的刻度,丈量著愧疚的深度與寬度。草原的遼闊沒有被用來制造壯美奇觀,反而成為一種反襯,襯托出人心角落里那一小團陰影的濃得化不開。
聲音設(shè)計更為精妙。它幾乎“消極”地對待音樂,卻將環(huán)境音——風聲、遠處的犬吠、夜晚無邊無際的靜默,提升至敘事主體的地位。這種“靜默的喧囂”,構(gòu)成了影片獨特的心跳。它不是要你“看”一場戲,而是要你“浸入”一種狀態(tài)。小演員久美江措的表演,正是在這樣的美學(xué)容器中,爆發(fā)出驚人的力量。他的每一絲惶惑、每一次隱忍的顫抖,都未被任何技術(shù)浮夸所干擾,直接撞擊觀眾的心房。這證明,最高級的表演,恰恰在于對“表演感”的祛魅。

市場的暗流與文化的刺點
這部電影的出現(xiàn)與發(fā)行路徑(全國藝聯(lián)專線),本身就是一個值得剖析的文化事件。
在票房至上、類型固化的市場紅海中,它像一尾沉默的深水魚,其存在本身即是一種提問:電影是否必須提供即時爽感?講述一種“邊緣”的經(jīng)驗,是否注定是市場的邊緣?數(shù)據(jù)顯示,近年來國際電影節(jié)體系對華語藝術(shù)片的遴選,愈發(fā)傾向于《月光里的男孩》這類具備內(nèi)在哲學(xué)追問與文化特定性的作品。它入圍華沙國際電影節(jié)主競賽、獲金雞獎雙提名,不僅是榮譽,更是一種信號:中國電影的厚度與多樣性,正存在于這些敢于偏離主航道的探索之中。
然而,它的“危險性”也在于此。它拒絕被簡單歸類為“兒童片”或“少數(shù)民族電影”。它將一個關(guān)于普遍人性弱點“怯懦、誤解、不敢直面”的故事,放置于一個文化特異性極強的語境中,從而形成了羅蘭·巴特意義上的“刺點”,它刺痛了我們習慣于被撫慰的神經(jīng)。它讓我們意識到,真正的文化理解,不是穿著民族服飾的翩翩起舞,而是承認并進入他者,乃至過去的自我,那同樣復(fù)雜、晦暗、充滿矛盾的精神密室。

那月光,最終照向何處?
最終,這部電影的價值,遠超一次觀影體驗。
它是一面鏡子,照見我們時代某種精神的匱乏:對“復(fù)雜性”的耐心缺失,對“結(jié)論”的匆忙索取。導(dǎo)演達杰丁增及其團隊,以近乎苦行的創(chuàng)作姿態(tài),守護了影像作為一種沉思媒介的尊嚴。當扎西在片尾的月光下,與過往、也與自己達成某種和解時,那和解并非一片暖色的虛無,而是理解了生命本就由誤解與修正、罪疚與承擔交織而成的清冷真相。
“愛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路的兩旁,隨時撒種,隨時開花……”這份東方的、內(nèi)斂的慈悲,貫穿影片始終。它不吶喊,不控訴,只是凝視,然后理解。
走出影院,城市的霓虹依舊喧囂。但那片來自草原的月光,已如一枚冰冷的刺青,烙在觀者的視覺記憶里。它提醒我們:所有急于給出的答案都值得懷疑,所有輕易獲得的慰藉都質(zhì)地輕薄。真正的成長,或許就是學(xué)會與生命中那些無法彌補的“誤傷”共存,并借著那束清冷的光,看清自己真實的模樣。脆弱,但可能因此,才顯得真實。
這束月光,是達杰丁增這一代電影人交出的答卷。它不夠“娛樂”,卻足夠鄭重;它挑戰(zhàn)觀眾的惰性,卻饋贈以審視自我的力量。在眾聲喧嘩中,堅持發(fā)出這樣一道寂靜而鋒利的光,或許,正是一部電影所能履行的最高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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