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底盡頭：穆旦傳》，易彬著，上海文藝出版社丨藝文志，2025年2月版，654頁，128.00元

文學作品是史料嗎？很少有歷史學家會爽快地給予肯定的回答。盡管《小說鑒史》《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家庭羅曼史》等具有分量的史學著作已經(jīng)證明，文學作品蘊含的歷史信息遠比想象的要多，但它身上的主觀色彩甚至虛構特性始終難以被人忽略。相對于現(xiàn)實主義小說與歷史學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復雜糾葛，相較于古詩或史詩研究中形成的“詩文證史”傳統(tǒng)，現(xiàn)代詩似乎完全與歷史學無緣：它蘊含了作者太充沛的主觀情感，它的形式又太過自由，甚至可能成為作者蓄意編織的語言游戲，因此不能反映現(xiàn)實歷史進程。現(xiàn)代詩作家的身份也往往被固定在文學領域。他們所處的政治—歷史背景也不會輕易與作品本身發(fā)生關聯(lián)——這被認為是文學研究得以與歷史學相區(qū)分的一大關鍵要素。

正是由于現(xiàn)代詩和歷史學之間的隔膜，撰寫詩人傳記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一項艱巨的任務。一方面，詩人通過創(chuàng)作詩歌來表達自我，因此意欲把握詩人的心靈史、還原其精神原貌，傳記作者就必須熟稔文學理論、詩歌批評等議題，并掌握高超的文本細讀技巧。另一方面，傳記畢竟不同于詩人的作品系年。它有著自己的內在邏輯。錢永祥認為，傳記“有超乎傳主一己生命的客觀意義”。傳記所記的當事人，“有意識地指認出了他所處的社會及歷史空間的特質，然后以隨俗從眾的幸福和安逸為代價，用自己的思想和生活,表現(xiàn)出人性在這樣的一個空間中有什么樣的機會、受到什么樣的限制、面對什么樣的力量和挑戰(zhàn)、以及如何去處理和-—最重要的——超越這些不斷企圖主宰、淹沒自己生命的外在力量。”記錄這類“生命典范”的傳記，“對讀者有最大的啟發(fā)和感動作用，因為它為人性的可能性，留下了一次客觀的詮釋和見證”。

《幻想底盡頭：穆旦評傳》（以下簡稱《幻想底盡頭》）是一部對詩人傳記內部蘊含的文學—歷史張力極其自覺的作品。它以大量歷史資料為基礎，通過講述穆旦的生平，展現(xiàn)了大時代下一位詩人的“豐富與豐富的痛苦”，進而探討了個體在面對時代變遷時的復雜情感與自處方式。

一、“穆旦”的浮現(xiàn)與介入時代

戰(zhàn)爭與革命交織的20世紀中國，正是一個展演了“企圖主宰和淹沒生命的外在力量”的歷史空間。1918年，查良錚出生于天津，祖籍屬海寧袁花鎮(zhèn)查氏。查良錚出生的時代，正逢家族破落的凋敝之時，其文學才華雖然在幼年稍有顯現(xiàn)，但對詩歌的興趣卻在遠離家鄉(xiāng)之后才逐步成長起來。1929年，查良錚考入天津南開學校。自此，查良錚通過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開始深刻卷入20世紀中國這個多變的歷史空間，和他所處的時代發(fā)生著難以預料的復雜糾葛。

南開學校既是查良錚介入時代的起點，也是“穆旦”浮現(xiàn)的開端。隨著“九一八”事變的爆發(fā)及日本侵華行動的步步緊逼，南開學校爆發(fā)了愛國主義學潮。對于查良錚而言，國難成為了時代的標志，而作為一名寫作者，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以筆為刀。1935年，查良錚在南開學校紀念冊上發(fā)表《談“讀書”》一文，抨擊當局所謂“讀書救國”論，號召學生以實際行動救國于危難之中。

與此同時，查良錚也開始用“穆旦”作為筆名發(fā)表詩文。作者敏銳地指出，詩人在不斷累積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的過程中，“逐漸把住了藝術表現(xiàn)的方向，作出了初步自覺的、個人化的藝術選擇”。進一步來看，這種“個人化的選擇”也受到時代風格的浸染。穆旦接受的語文教育更多地表現(xiàn)出“過渡時代”的特征。白話文的新興與國文傳統(tǒng)的執(zhí)拗彼此拮抗，書報等新式文化媒介承載的公共知識，還有同時代引入的西方文學等多重思想資源構成了穆旦的知識背景。在主動組合、揚棄的基礎上，穆旦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創(chuàng)作調性，甚至表現(xiàn)出普遍意義上的代際特征，即形成了所謂“穆旦一代”：在傳統(tǒng)和新式教育發(fā)生嬗遞的歷史時期接受文學教育的一代人。

1935年8月，穆旦入清華大學外文系就讀，救國的時代命題依然未變，甚至更為急迫?！耙弧ざ拧边\動中隨同學一起上街、呼吁抗日救國的游行經(jīng)歷展現(xiàn)著穆旦的少年情懷。青春激情的輕盈與時代命題的沉重之間的不斷變幻，是青年穆旦詩歌中的一組變量——從作者分析的這一時期“慕旦”（仰慕光明）“穆旦”（黑暗與光明對照）兩個筆名的交替使用中亦可見一斑。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穆旦的文學創(chuàng)作更深地卷入了時代，在地理空間輾轉遷移的過程中，其生命體驗被迅速擴大，其詩歌也再次展現(xiàn)出了青春與時代的雙重變奏，夾雜著青年學子奔赴遠方的歡快，卻又表露出對國族淪亡的擔憂。南遷組建西南聯(lián)大的長途跋涉中，“底層見聞”成為一個新的同時也是更為復雜的表現(xiàn)主題。途中所見百姓的民不聊生和殘酷的戰(zhàn)爭暴力映入詩人眼簾，造成的是一種直觀的“恐怖”；但詩人又贊美、歌頌他們強大的生存韌性。也正是在這里，詩人對大眾無知和愚昧的“痛感”，對自己知識人身份的“矜持”，與對他們身上可貴品質的“希望”交織在一起，作者用“滯重”形容這一形象的曖昧和多面，是極其恰當?shù)摹?/p>

充任翻譯隨遠征軍入緬的經(jīng)歷則令穆旦以最直接的方式目睹和體驗了暴力與死亡的恐怖。在精神遭遇的強大沖擊下，穆旦堅定地站到了“人”的立場上，亦即“詩人試圖以個體之良心見證時代……努力打破種種外在因素對于個體生命的規(guī)約，以不斷沖破現(xiàn)實個體嚴峻的生存境遇，‘突圍’?！边@段話精到地詮釋了穆旦那時積極介入時代的高揚姿態(tài)——但也標志了這一介入的終點。

二、“穆旦”的猶疑與回縮

如果說穆旦南遷跋涉中的底層見聞顯現(xiàn)出了知識人與大眾之間的親緣與隔膜，那么這一時代主題在慘酷的抗戰(zhàn)經(jīng)歷之后，又一次浮上他的心頭：作為在戰(zhàn)火中淬煉出來的知識人，他和同時代人一樣深刻地自覺于以文化開民智的時代使命?？箲?zhàn)勝利后，穆旦返歸北方，籌辦《新報》并任總編輯。作者明確指出，穆旦放棄大學教職轉而辦報的行動包含了他對時代、對自身擔負責任的深刻理解，即表達了詩人希望“通過現(xiàn)代媒介而將個人自由的理想轉換為切實的文化實踐活動，表達自由信念與民主訴求、倡揚社會公義”。

理想與現(xiàn)實的沖突，導致了穆旦與時代的關系發(fā)生了質變，這是因為，詩人越來越感覺到現(xiàn)實生活中那種濃重的“黑暗”——它否決了此前青年時代那種對于光明的樂觀。1947年，深涉政治旋渦的《新報》因其大膽的言論風格遭國民黨當局查封，為籌集留學所需費用，穆旦重又被拋回了瑣細零碎的日常生活中。四處奔走之后，他先是在聯(lián)合國糧農(nóng)組織代表處任口譯，又在美國新聞處當英文編輯。在供養(yǎng)家庭的經(jīng)濟壓力和惡劣的外部社會環(huán)境催逼下，穆旦很難在內心深處獲得“安定”，其職業(yè)化的寫作也一度陷入停滯。盡管如此，穆旦還是在文壇故交的幫助下通過出版詩集、雜志副刊寫作等方式進入了當時的主流文化網(wǎng)絡。

也是在這種對于時代前景的不確定和猶疑中，1949年，在好友支持下，穆旦赴美留學，并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美國詩壇的認可?？蓛H僅四年之后，懷抱著對祖國的愛和新希望，1953年，穆旦便沖破重重阻礙返回大陸，希望以自己的文學才華與譯詩向新生的共和國獻禮。然而，這次他面對的時代語境已經(jīng)完全超越了此前所有歷史經(jīng)驗的總和。作為成長于“過渡時代”的詩人，20世紀50年代政治文化語境中的“新”“舊”對峙和非此即彼的立場選擇對于穆旦來說無疑是陌生事物。政治緩慢但不可阻擋地滲透到了詩人的筆端。

正如作者所概括的那樣，歸國之后，政治磨難緊緊伴隨著穆旦，換句話說，時代語境給這位詩人造成了強大而復雜的壓力。在這部傳記中，最令人意外的同時也是最引起人注意的一點，是“穆旦”和“查良錚”的共存與轉化。簡而言之，作為“過渡時代”詩人的“穆旦”，在文化慣習和語言風格上必須加以改造，因此時時處在自我與時代相捍格的內在緊張中，從而忽隱忽現(xiàn)。與之相對，一直從事英、俄語文學翻譯事業(yè)的“查良錚”卻始終活躍在文壇。兩種形象的并存，與其說是時代壓力人為造成的“人格分裂”，不如說是在詭譎多變的時代語境中，個體尋求生存的一種應對方式，也是和時代發(fā)生關聯(lián)的隱秘通道。

政治浪潮席卷下的穆旦在晚年越來越向內回縮，不再主動介入和參與時代，但后者顯然在其寫作和行動方式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在和筆友的書信往來中，他叮囑對方將信閱后即焚，以免招惹麻煩。穆旦，一位處在邊緣的詩人，不再能夠把握和預測時代進程，相反，那些偶然的苦難——好友的離世、意外的腿傷——都能令他陷入憂郁，促使他寫下“人生本來是一個嚴酷的冬天”這樣凄涼的句子，最終在矛盾而悲哀的心境中告別了他的時代。

三、詩人的傳記

《幻想底盡頭》是一部真正的詩人傳記。首先，本書沒有止步于敘述穆旦的生平經(jīng)歷，并按照其生命歷程中所具備的不同經(jīng)驗給以恰當?shù)臍v史分期。這種敘事往往把詩人的生平淹沒在了他所處時代的環(huán)境中，難以突出詩人奇崛獨異的心靈面貌。作者并未單純以敘事形式講述這位“穿行在黑暗之境的詩人”的生涯，而是用一組問題統(tǒng)領了傳記的全部內容，那就是：動蕩紛亂的時代語境如何改變和壓抑了個體的思想與行動；與此同時，面對促狹的時代語境，個體又如何表現(xiàn)出一種充滿了糾葛、掙扎與矛盾的“時代境遇”？更簡練地說，本書通過敘述穆旦貫穿整個20世紀中國的生命歷程，進而在一般意義上探討了個體與時代之間存在的復雜關聯(lián)。在穆旦身上，他與時代關聯(lián)可以概括為“介入—猶疑—回縮”，但時代向他展開的方式卻表現(xiàn)為日益緊密地把他卷入時代的逼仄。

其次，本書沒有把詩人的文學創(chuàng)作視為洞悉傳主心靈的唯一材料。或許對于文學研究而言，作者的生存環(huán)境、生命體驗與作品內容及結構之間的關系，并不存在直接關聯(lián)。然而，正如作者所言，這部穆旦傳記的核心問題在于討論個體行動與時代壓力之間的糾纏，這就意味著，需要把穆旦的生命歷程置于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的觀察視閾中，去重新構建一個貼近歷史真實的穆旦形象。

為此，這本傳記援引了數(shù)量翔實、種類豐富的歷史材料，以多面、立體地展現(xiàn)詩人的面貌。其中最主要的材料有：穆旦的交代材料、穆旦本人的書信與日記、穆旦同時代人的回憶錄與憶往文字、作者對穆旦同時代人的口述訪談等。從種類上看，這些材料同時也是中國當代史研究中的常用史料。作者不僅仔細全面地搜集了與傳主相關的歷史資料，并給以恰當?shù)呐帕?，更運用了精當?shù)目急婀Ψ驅姺睆碗s的史料予以比對、甄別、考訂，使其敘述的關于穆旦的事實更為確鑿可信。

最后，這本傳記不僅突顯了穆旦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上的地位，更留下了點明這位詩人可能具有的世界意義的線索。作為翻譯家，穆旦是現(xiàn)代中國文化史上從事跨文化交流的先行者之一。經(jīng)他翻譯的普希金、雪萊和拜倫的詩歌，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熱愛世界文學的讀者。穆旦的經(jīng)歷表明，即便在一個政治高壓持續(xù)不斷的年代，盡管大規(guī)模的知識流通受到極大限制，文化的全球交流在那些愿意堅持的“燃燈者”手中卻始終沒有斷絕，這些隱微的思想火種為人文知識再次趨向開放和流動提供了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穆旦在他生涯中后期表現(xiàn)出的那個詩人—翻譯家的形象，對于讀者而言，始終有一種隔霧看花的朦朧。自穆旦南開時期始，到他遠赴美國為止，在同時代人回憶文字與文學刊物等史料的參證下，詩人的形象非常清楚，甚至圍繞著穆旦而形成了一個“少年中國”的人物群像。同時，作者對穆旦這一時期創(chuàng)作詩歌的細讀也構成了外在人物形象的補充，豐富了關于穆旦內心世界的“深描”。然而，這種清晰與深刻在1949年后關于穆旦行動及形象的敘述中卻難以發(fā)現(xiàn)。這一部分中，固然是由于資料本身匱乏所造成的客觀局限所致，作者以交代史料辨析過程替代了對穆旦形象細節(jié)化的描繪，使得構建穆旦形象的任務無形中被移交給了讀者。但在這層層覆疊的史料對讀中，讀者仍然可以看到一些極具心靈沖擊力的歷史細節(jié)：1966年，面目憔悴、在滿屋碎紙中翻找《唐璜》譯稿并把它緊緊握在手中的穆旦；1970年，在寒風中步行數(shù)小時，只為和妻子說幾句話、送幾包花生米和糖的穆旦；1973年，歷經(jīng)苦難卻仍然諄諄教導子女要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穆旦，等等——它們共同組成了一個生動的晚年穆旦的形象。

尾聲

詩人痖弦曾云：“詩人是真正的歷史之子”。從這個意義上說，穆旦是一位真正的詩人，他用自己的一生活出了時代的矛盾。穆旦曾用進取和積極介入的面貌應對時代。然而，隨著生命閱歷的增加，詩人介入時代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動搖，艱難維持生活的愁苦與憂慮越來越頻繁地浮現(xiàn)在詩歌語言中。1949年，新政權的建立讓穆旦感受到，一個新希望在中國誕生了。這是他在短暫遠離中國時代語境之后的“歸來”，同時也是適應一個全新的時代語境的開端。在這個個體被迫消隱的時代中，飽經(jīng)滄桑的穆旦最終吸收了政治磨難留給他的沉重遺產(chǎn)，在腿傷帶來的憂郁情緒中退避時代，選擇向內心回縮——那是一片黑暗的領地，隨著穆旦走向那里，他的生命也逐漸走到了“幻想底盡頭”。

如果說今天我們通過回顧穆旦的一生還能獲得一些教益的話，那無疑是他對寫作的堅持。不論生活境況多么艱難，不論時代壓力如何迫近，穆旦都沒有放棄寫作，不管是詩歌、社論甚至和好友的書信往來。寫作不僅是一種自我的表達，更是確立自我以抵抗虛無的方式。竹內好曾把魯迅的文學寫作指認為一種與政治相對立的、自我生成的行動。我們不妨說，寫作本身就是生成自我的一種行動。寫作者借此保持著和時代之間的連接，同時又和時代保留了距離。而那被隱藏在字里行間的思想的秘密，總是像美麗的珍寶一般，留待后來的有心者去發(fā)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