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汀-塔倫蒂諾的電影《無恥混蛋》（2009）里，有這么一個“刻標識”的橋段。

美軍突擊隊俘獲了一名黨衛(wèi)軍士兵，布拉德-皮特飾演的奧爾多中尉在完成審訊后，用刀在其前額刻下了“卐”形的納粹標志?？套智半p方的對話，堪稱影片最耐人尋味的部分。

奧爾多：若我們放你一條生路，你回家后會做什么？

俘虜：我想給我母親一個遲來的擁抱。

奧爾多：你會脫掉這身制服嗎？

俘虜：我不但要脫掉，還要燒了它。

奧爾多：我們也不喜歡這身制服，不過我們喜歡像你這樣穿著制服的納粹，認起來比較方便。等你脫了制服，就沒人知道你曾為納粹服務，這樣就不好了，所以我要在你身上留點去不掉的東西。

納粹士兵希望以解甲歸田后應允的純良來換取奧爾多的高抬貴手，而嫉惡如仇的后者最擔心的，正是一個前法西斯的走卒、幫兇、劊子手在戰(zhàn)爭結束后換上一副人畜無害的面具招搖過市，并心安理得地享有安度余生的權利。

使作惡者永遠活在惡行的陰影里，才是真正提高了作惡成本。反之，那種一廂情愿、云淡風輕的諒解與翻篇，看似是彰顯了人道主義的胸懷，實則是對暴虐的鼓勵與縱容。

正義若是總對邪惡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總是“和稀泥，打太極”，搞“將心比心，窮寇莫追”那一套，它便不再值得人們犧牲價值去捍衛(wèi)。

《無恥混蛋》是虛構的，以極權主義秘密警察為表現(xiàn)對象的《竊聽風暴》（2006）也是虛構的，但“紐倫堡審判”是真實的，“槍口抬高一厘米”的柏林墻判例也是真實的。歷史在無數(shù)苦難背后留下的教訓，是須對體制與人性的合謀進行辯證清算，是永遠重視漢娜·阿倫特強調過的——平庸之惡是人類最本質的現(xiàn)實一種。

如果我們真在上述題旨面前理清了思路，便不難理解在《地久天長》這則文藝范本里，前計生干部李海燕身上究竟背負了多少懸而未決的社會學議題。

《地久天長》里橫亙在李海燕與劉耀軍、王麗云之間的悲劇，的確與更深層的、系統(tǒng)性的惡難脫干系，但作為強制流產事件的執(zhí)行者，李海燕絕非事后追責一環(huán)的“軟柿子”。

一個附庸作惡已久、視惡行為常事的施害者，多半不會對受害者的遭遇心生愧疚，更大概率是將自己一以貫之的加害立場，竭力圓成一類恪盡職守的美德。具體到李海燕這里，恐怕提“身不由己”都是多余的，畢竟“身不由己”的無奈從來屬于棋子，她哪里會認為自己是“棋子”呢，內心恐怕早以“旗手”自居了。

就像漢娜·阿倫特所言的，“在制造一場巨大的災難與行使更小的惡行之間，很多人都選擇了后者，但隨后他們就忘記自己是在作惡，反而以為自己阻止了一場災難”。

細究李海燕早前態(tài)度的強硬，與其說是阻止事故，毋寧說是擔憂仕途，是害怕這家人給自己添麻煩。劉耀軍與王麗云的“二胎”在李海燕的意識中，恐怕是不能算作活物的，而是一顆亟待拆除的定時炸彈。

劉家“絕后”的因果脈絡，李海燕再清楚不過——自己的兒子無心造成了劉家獨子的意外死亡，自己攜制度之名扼殺了王麗云腹中的胎兒，且后者因手術創(chuàng)傷喪失了生育能力，既是如此，她臨了那句“我們有錢了，不怕，你們可以生了”又算什么？常言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卻很難在她把自己洗得一清二白的道歉中品出多少悔意。

在我的理解中，李海燕那搖晃半生的負疚情結，不來自于道德上的深刻自省，而是源于她無力遮掩自私后累積而成的心癥。如果道歉僅僅是為了尋求原諒、獲得解脫，它便無異于鱷魚的淚滴，便形同一道目的明確的危機公關?！兜鼐锰扉L》賦予李海燕的解題思路，是把錯誤都甩給時代和體制，自己再鉆進受害者的口袋，待年光過盡，馬上相逢，一歡而散。

同樣都是私德方面余額不足，與昆汀電影里被頭刻“卐”字的納粹俘虜相比，李海燕身上只是少了那道彰明較著的印章。

電影中有處細節(jié)，或許可以構成對李海燕時常發(fā)揮“惡的主觀能動性”的佐證：美玉在跳舞時放了一首與“又紅又專”的旋律差異甚大的英文歌，李海燕都能惡狠狠地、手腳并用地威脅對方關掉。那時的她，又哪里把音樂品味不同的美玉當朋友了？又哪里認同切歌權上的眾生平等了？她不過是在濫施一個計生干部的號令，不過是在擴大化地理解一個模范先進面對普通群眾的特權。

李海燕在精神文明的“小處”體現(xiàn)出的狹隘、專橫，恰與她在計劃生育的“大節(jié)”施展的野蠻、惡毒一脈相承。這樣一種人性，放到極端的戰(zhàn)爭情景中去，不待主官一聲令下，她都能自己拎把軍刀參加殺人競賽。

所以，我無法因李海燕的辯解與死亡，自動放棄對這個虛構人物的憎惡立場，也無法認同《地久天長》對于道德重壓的疏解模式——它在人性幽暗地帶過早的班師回朝，無疑將更有價值的反思力道自斷手腳。畢竟在李海燕的信仰中，從未有過“人”的位置，它對應的只是一個個抽象的民族、集體、主義與階級，只是一場場波瀾壯闊的運動所必不可少的獻祭。祭壇之下那微弱的參與感，才是李海燕們茍活于世的養(yǎng)料。

從這個意義上看，對平庸之惡參與者的窮追猛打，本質上是批判制度之弊前不可或缺的鋪墊。這就是影評人梅雪風提出的問題——“體制也是由人組成的，如果每個人都那么無辜，那么體制的惡又是怎么來的呢？”

在對這兩種相互作用、互為表里的惡行的追問中，對李海燕式懺悔的全盤接受，無疑構成“壞制度把人變成鬼”的同義。在這個注定功虧一簣的論證過程中，“性善論”的人造前提必然會滋生幼稚的二元論，也必然會引發(fā)更為隱蔽和含混的不誠實。

我以為，這類無事無補的失真與草率，可以是一部藝術作品虎頭蛇尾的收場，卻不應再是一個文明社會蓋棺定論的立場。

魯舒天，專欄作家、影評人，在秦朔朋友圈、《騰訊·大家》、《經濟觀察報》等媒體設有專欄。本文為澎湃·湃客“眾聲”欄目獨家首發(fā)稿件，任何媒體及個人不得未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