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歷史學家、蜚聲海內(nèi)外的先秦史研究專家、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中國先秦史學會原副會長、上海大學博物館（籌）首任館長、上海大學第一屆學術委員會委員、歷史系原主任、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原主任、華東師范大學原中國史學研究所所長謝維揚先生，因病于2025年11月5日22時在上海逝世，享年79歲。

謝維揚先生1947年6月出生于上海，1997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68年8月至1978年9月在黑龍江省國營農(nóng)場工作，1978至1984年就讀于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師承著名歷史學家金景芳先生，先后獲碩士、博士學位，是吉林大學培養(yǎng)的第一屆歷史學博士。1984年12月從吉林大學畢業(yè)后，就職于華東師范大學中國史學研究所，先后任研究室主任、所長。2001年到上海大學文學院工作，曾任歷史系主任、上海大學博物館（籌）首任館長，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謝維揚教授

謝維揚先生畢生從事中國古代文明與先秦歷史研究，先后任教于華東師范大學、上海大學，出版專著《周代家庭形態(tài)》《中國早期國家》《至高的哲理》和《結構人類學》等多種專著和譯著，發(fā)表學術論文數(shù)十篇，主編《王國維全集》（全二十卷）及《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等多種學術文集。謝維揚先生的代表性學術成果，涉及中國國家起源、周代家庭形態(tài)、古史文獻學、先秦思想文化等研究領域，曾多次獲得國家教育部及上海市人文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在學術界產(chǎn)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謝維揚先生潛心治學，學問通達，貢獻卓著，在周代家庭形態(tài)、中國早期國家及古史史料學研究等方面，推出了極有創(chuàng)見且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學術成果。他的古史研究，具有扎實的文獻功底、深邃的理論思維、廣闊的學科視野和鮮明的學術創(chuàng)新意識，對推動中國古史研究及古代國家文明研究的不斷深化，具有重要的學術引領價值，在帶動古史研究話語體系創(chuàng)新方面，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朱鳳瀚先生評價，謝維揚先生的古史研究“展現(xiàn)了對相關重要問題的深邃思考，眼界宏闊而又立論謹嚴，誠為驚才絕艷，深刻影響了幾代學人”。

謝維揚先生的古史研究，具有如下三個方面的突出貢獻：

一是堅持傳承與創(chuàng)新并重，具有多學科交融的寬廣視野。謝維揚先生的古史研究，在繼承金門史學傳承的基礎上，注重多學科融合與學術創(chuàng)新，突破了歷史學、人類學、考古學等學科壁壘，在推動中國古史研究社會科學化方面，做出了重要推進，為理解早期中國社會、國家與文化，提供了極有學術價值的系統(tǒng)分析工具。

二是致力于本土話語構建與國際化對話的有機統(tǒng)一。他的代表作《周代家庭形態(tài)研究》和《中國早期國家》，立足扎實的文獻學基石，以開放視野研究中國古史，展現(xiàn)了本土學術與國際對話的結合，通過對中國案例的深度研究修正西方理論，既避免了盲目套用西方范式，又積極參與國際學術對話，充分體現(xiàn)了“中國學問”與“世界性問題”的有機結合。他在著述中提出的“血緣政治”“早期國家多樣性”等概念，成為了國際學界研究非西方文明的重要參考。

三是具有鮮明的方法論創(chuàng)新意識。謝維揚先生的古史研究，兼顧文獻深度與理論高度，既扎根中國傳統(tǒng)學問，又具備跨文化比較研究的國際視野，極大地深化并拓展了古代中國社會與國家形態(tài)研究的學術視野，他注重以學術研究的方法論創(chuàng)新推動古史研究的系統(tǒng)性理論重構，在“中西對話”中凸顯出了中國歷史的獨特路徑，為中國古史研究提供了范式轉(zhuǎn)換的典范，在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自主構建方面，作出了極有價值的典范性學術貢獻。

謝維揚先生所著《周代家庭形態(tài)》，打破了傳統(tǒng)古史研究的考據(jù)局限，將人類學（如氏族理論）、社會學與歷史文獻學結合起來，從家庭結構、親屬關系、婚姻形態(tài)等角度切入，通過梳理商周金文與傳世文獻，重構了周代貴族與平民家庭的差異形態(tài)，揭示了周代社會基層組織的運作機理；他對“宗子”“分封”與“家庭權力”的分析，揭示了周代宗族不僅是血緣單位，更是資源分配與政治治理的核心載體；他強調(diào)周代宗法制度并非簡單的血緣殘留，而具有血緣組織與政治權力的交織性特征，是維系早期國家穩(wěn)定的核心機制，為理解中國古代社會的“家國同構”格局，提供了實證基礎，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古代社會史研究從制度描述向結構-功能分析轉(zhuǎn)型，為構建本土化的中國早期社會演進理論提供了典范。

謝維揚先生所著《中國早期國家》，在系統(tǒng)梳理了西方學者克賴森（H. J. M. Claessen）“早期國家”理論、塞維斯等人“酋邦”理論的基礎上，將西方人類學和政治學的“早期國家”及“酋邦”概念，系統(tǒng)引入中國古史研究領域，并堅持從中國史料出發(fā)，與之展開深度學術對話，打破了中國古史研究領域長期以來的相對孤立的隔絕狀態(tài)。在書中，他通過系統(tǒng)的理論梳理，分析酋邦向國家社會的過渡性與非過渡性特征，進而從古史文獻梳理與考古資料分析相結合的視角，梳理史前中國早期政治組織形成演化過程，并對夏、商、周三代早期國家的歷史演進及其轉(zhuǎn)型過程展開系統(tǒng)分析；他區(qū)分了中國“早期國家”進程的“典型”與“非典型”的分型構想，強調(diào)中國早期國家形成路徑（如集權化、血緣組織的延續(xù)性等）的獨特性，挑戰(zhàn)了西方國家起源理論中的“血緣組織被地緣組織取代”的普適性話語，使得國際學術界得以正視基于古史文獻和考古資料所構建起來的中國早期國家的生成敘事，成為中國學者參與全球社會科學理論討論的標志性成果。

謝維揚先生晚年提出了“古史史料學”概念，是其學術生涯的一次重要升華。他的“古史史料學”研究，直面中國古史研究中的核心瓶頸，并嘗試提供一套系統(tǒng)性的解決方案，體現(xiàn)了他的史料批判與方法論建構方面的高度學術自覺。他強調(diào)，古史文獻學研究，要注重“史料分層”與“文本生成語境”的分析，提出了“古史建構的雙重性”特征（即歷史事實與后世意識形態(tài)的疊加），推動了學界對傳統(tǒng)文獻的去偽存真與合理運用。他所倡導的古史史料學研究，將問題意識與理論導向相結合，積極整合甲骨文、金文與戰(zhàn)國簡帛（如郭店楚簡、上博簡），強調(diào)“二重證據(jù)法”的深化應用，有效克服了古史研究的考據(jù)碎片化傾向，推動古史研究從“史料學”到“歷史解釋學”的升華，對當代年輕學者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為未來推進相關研究做出了典范。

謝維揚先生在古史研究領域的方法論自覺，是一種貫穿于理論、史料與話語三個維度的、清醒的、持續(xù)的自我審視與建構意識。他不僅是一位古史研究者，更是一位古史研究方法的反思者與革新者。他的學術自覺意識，將古史研究的深度提升到了方法論意識和認識范式建構的維度，有效推動了古史研究的不斷深化和學術話語體系的不斷創(chuàng)新，為中國學界提供了“批判性吸收國際理論”和“基于本土材料建構分析概念”的雙重示范。他晚年的“古史史料學”構想，更是為如何在大量新出土文獻面前保持學術的嚴謹與創(chuàng)新，指明了方法論的方向。他在古史研究中所展現(xiàn)出的強烈的方法論自覺意識，以及為此付出的理論努力，對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古史研究話語體系，必將產(chǎn)生深遠而積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