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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逝世一百四十年|許志強重讀《巴黎圣母院》:克洛德副主教墮落之謎

浙江大學文學院世界文學和比較文學研究所教授 許志強
2025-11-07 11:35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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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克多·雨果(1802-1885)

根據(jù)雨果小說《巴黎圣母院》改編的同名音樂劇和電影,都出現(xiàn)一個問題,克洛德副主教的角色顯得扁平化和臉譜化,未能傳達其思想內涵。是否人物形象太過深奧,而視聽藝術一般說來是難以承擔再現(xiàn)的任務?

這里要談的不是文學名著的改編問題,而是文學形象的釋讀問題。我們看到,對雨果筆下的反派角色認知流于片面,不僅是影視劇改編存在這個現(xiàn)象,文學評論似乎同樣也未能幸免。

國內文學史教程論及這個形象,多從教會和禁欲主義的意義來談,認為是“人性在禁欲主義壓抑下的扭曲和墮落”,“深刻地反映了天主教會的虛偽和墮落”(見毛信德、吳笛、蔣承勇主編:《外國文學簡明教程》,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09年)。期刊論文和導讀文章也多采用類似的觀點。人物被冠以“虛偽”“狠毒”“卑劣”“獸性”等字眼。從反派角色的定義講,概括是正確的,但也忽略了人物的思想屬性和文化內涵。

約翰·德林瓦特主編的《世界文學史》談到這個人物,認為是“情節(jié)劇中的浮士德”。這個說法有點新意,我們這里還沒有這樣來定性??上兄挥羞@一句話,未見展開論述。

以“浮士德”來類比,至少提醒我們,這位反派角色是別具人格深度的。《巴黎圣母院》的思想性及其精深的文化母題,還需要通過這個人物作一番審視。

《巴黎圣母院》的敘述有兩個層面,作為情節(jié)劇的愛情故事和作為歷史小說的時事演義??寺宓赂敝鹘淌锹?lián)結兩個層面的樞紐人物。

鄭克魯譯本《巴黎圣母院》

首先看第一個層面??寺宓赂敝鹘淌菚蓄^號反面角色(第二號是路易十一),此人占有愛絲梅拉達不成,便操縱法院判她死刑。一個可怕的占有狂、迫害狂。加西莫多最終將此人從圣母院樓頂推下去摔死,讀者感到大快人心,這個結局符合惡有惡報的原理。

圍繞對愛絲梅拉達的愛,“五角戀”的情節(jié)劇可以分出兩組人物,也就是說四個男人愛一個女孩,愛的方式是不同的,一種是非占有性的愛,一種是占有性的愛,前者是加西莫多、詩人格蘭古瓦,后者是克洛德副主教和軍官菲比斯。所謂占有性的愛也有區(qū)別,克洛德副主教是瘋狂的占有欲,軍官菲比斯是輕浮的占有欲。正如愛情小說通常揭示的那樣,瘋狂的占有欲最具破壞性,愛戀不成便毀滅之。性格陰鷙、只手遮天的克洛德副主教,他是愛絲梅拉達命運的毀滅者,最終也毀滅了他自己,毀于其自身的邪惡。

音樂劇、電影和連環(huán)畫的改編多半是沿用了情節(jié)劇這條主線。實際上不難看到,臉譜化現(xiàn)象并不是影視劇改編造成的,而是小說原本就有的一個特點,源于浪漫情節(jié)劇的創(chuàng)作設計。

善美的吉卜賽女郎,輕浮的花花公子,深情的駝背敲鐘人,陰毒的黑衣主教;每個主要人物均可用一個形容詞錨定。這種特點很適合改編成影視劇和連環(huán)畫,形象的紋理無須太精密,但是筆觸遒勁,栩栩如生,富于表現(xiàn)力。

雨果小說的一大特點是臉譜化,帶有舞臺藝術的夸張、濃烈的特色。所謂“美丑對照原則”正是一種強調戲劇性和對比度的原則,激發(fā)讀者喜怒哀樂的強烈體驗。故事的倫理意義在人物配置的過程中設定,通過善惡美丑的人格化表征釋放出來,其倫理意義無須解釋便能昭然若揭。

小說利用戲劇的長處,依賴臉譜化的情節(jié)劇張力,并且注入詩人的奇情異想。吉卜賽女郎和駝背敲鐘人的故事,其浪漫怪誕的悲情元素,激起讀者的同情、遐想和嘆息。

克洛德副主教是墮落的教士、陰險的政客、無情的漢子,這是角色的定位。讀者不僅需要一個可憎的反面角色,而且需要一個位高權重的反動派,看他從高高的神壇跌落,感到由衷的快意和震撼。

《巴黎圣母院》不只是一出情節(jié)劇??寺宓赂敝鹘滩恢皇且粋€通俗劇里的反面角色。

這是一部視野開闊、意境深邃的歷史文化小說。它描寫十五世紀巴黎的生活和習俗,上至皇室宮廷,下至草民乞丐,是用了現(xiàn)實主義筆法描繪歷史畫卷,而它對巴黎城建和建筑藝術的研究,則富于閎深的文化批判色彩。小說書名不取作《鐘樓怪人》或《駝背敲鐘人》,而是取作《巴黎圣母院》,可見其構思的立足點是在于歷史文化空間,取的是一個凌空鳥瞰的視角。

勃蘭兌斯在其著作中論及《巴黎圣母院》,這樣寫道:

他給這座大教堂賦予了靈魂,吹進了他的精神的氣息,使它變成了一個活生生的存在。好像一個科學家從一根脊椎骨重新重新塑造出一個完整動物,雨果的頭腦以大教堂為起點,構想出年湮代遠、久已消失的巴黎的全貌。(見[丹麥]格奧爾格·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第五分冊《法國的浪漫派》,李宗杰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

勃蘭兌斯著《十九世紀文學主流》

圍繞大教堂編織的故事,兼具情節(jié)劇的離奇巧合的劇情、狂歡會的俚俗生動的色彩、歷史小說的政治黑幕和底層邏輯、傳奇劇的煉金術師的魔力。大教堂是情節(jié)載體,兼具歷史性和傳奇性,呈現(xiàn)“史詩”的氣象。

克洛德副主教是大教堂主管,他和養(yǎng)子加西莫多占據(jù)了這座建筑,前者神出鬼沒,后者飛檐走壁,他們倆是有趣的一對。如果不是愛上愛絲梅拉達,這父子二人和凡俗世界是不相干的。在雨果筆下,大教堂的神秘風貌是由父子倆分擔,一個是體現(xiàn)中世紀科學的靈性,一個是體現(xiàn)石頭建筑和青銅排鐘的靈性,二者都是靈性的化身,具有超世俗性質。

大教堂構成空間的內外二重性區(qū)分。非世俗的內部空間成了被關注、被窺探的中心,而空間的外沿是指向城市社群??臻g的內外區(qū)分表征了精神的遺世獨立。父子二人是怪誕而脫俗的角色,走在街上都會被小孩子扔石塊。尤其是克洛德副主教,他在神職人員和善男信女當中出現(xiàn),其嚴厲和孤僻令人望而生畏。宗教禁欲主義的專斷和肅殺,在他身上得以體現(xiàn)出來;他在教堂內部空間占據(jù)一個孤立而神秘的質點,和外部群體意識并不發(fā)生關聯(lián)。

讀者喜歡“怪物”加西莫多而多半不喜歡克洛德副主教。聾啞駝背的加西莫多盡管怪異,本質上卻并不和世界對立,他是一個孩子氣的有情感的“怪物”。克洛德副主教雖然也富于情感,他寵溺弟弟,收養(yǎng)棄兒加西莫多,堪稱是慈愛的兄長和養(yǎng)父,實質卻非諧俗之人,而是俗世性情和俗世欲望的對立面?;蛘哒f,他是大多數(shù)讀者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tài)的敵對者,體現(xiàn)內外空間的剛性區(qū)分。

讀者代表群體意見和大眾情感,當然是不會喜歡克洛德副主教。而這實在是個不凡的人物,單從其追求知識、厲行真理而言,他就應該受到景仰。

此人自幼便是勤謹?shù)膶W生,十六歲精通奧秘神學、繁瑣神學和法規(guī)神學,兼習人文性質的學科,數(shù)學、音樂、文學、醫(yī)學、天文學等,好學深思并且天賦卓異,以其學識品行而在教會中早早獲得升遷。說克洛德副主教是宗教禁欲主義的犧牲品,此乃膚淺之論。淵博的學識有賴于苦行,靈性升華必須以禁欲為前提,成就精神生活的嚴肅和純粹??梢哉f,克洛德副主教體現(xiàn)了禁欲主義孤高自持的一面?!敖髁x”不應該是一個貶義詞。

尼采在評價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時指出,天主教教階制滋生了腐敗,但也有效規(guī)范了精神的絕對權威,讓精神王國高于世俗王國。用尼采的觀點看,克洛德副主教正是代表著教會權威,一種超世俗的精神主導權和話語權。

這樣一個反世俗的教士卻墮落為爭風吃醋的好色之徒,原因何在?

禁欲主義的壓抑是一種解釋。這種解釋帶有弗洛伊德的泛性欲主義色彩,未必不合情理,但是未能顧及人物形象的深層意涵,忽略了其超世俗立場發(fā)生轉變的內在成因,故而還不具有真正的說服力。

克洛德副主教的墮落顯得像是一個謎。

教士惑于美色而淪陷,這是近代西方文學常見的主題。教士也是人,這種“墮落”屬于人性的范疇,并非不可理解。在禁欲主義環(huán)境中,性壓抑和中年危機會以兇猛之勢反彈,導致精神破防、行為失范,此種現(xiàn)象無需弗洛伊德理論便可得到解釋,談不上半點神秘。

克洛德副主教的問題顯然還不止于此。可以說,在遇見愛絲梅拉達之前他就已經(jīng)顯露精神崩潰的征兆。準確說來,他的惑于美色并非墮落之因,而是其形而上墮落的一個中間環(huán)節(jié),以肉欲蘇醒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

“形而上墮落”是一個古怪的說法,但這是人物的精神特質(即其神秘性)所預設的軌跡,表明這種墮落是深奧的,是基于哲學而非純世俗的邏輯。在這部小說中,形而上墮落只發(fā)生在克洛德副主教身上,其他人物不僅不可能有,就連理解其性質的能力也都不具備。

所謂墮落之謎便是在這個意義上而言。讀者(評論家)的理解往往是限于普泛的人性層面,甚至都不會把它當做是謎一般的現(xiàn)象。然而,克洛德副主教是神秘的,其墮落首先是表現(xiàn)為靈性的悲劇而非情欲的悲劇。靈性的悲劇才是這個故事的重點。

《巴黎圣母院》第四卷第五章敘述克洛德副主教的成長和生平,交代說,人類合法的知識已不能滿足其智力活動,“他相繼體會過知識樹的所有蘋果,出于饑餓或者厭惡,最終咬住了禁果”;神學、藝術、法學和醫(yī)學,這“四大學問的智慧”不能讓他飽足,于是他便“以自己的靈魂去冒險”,投入煉金術師的魔法王國。

在雨果筆下,克洛德副主教的形象被賦予了浮士德故事的主題:把靈魂抵押給魔鬼,以此獲得超自然神力。他跨越合法知識的界限,成為“蛇咬自己尾巴的古代象征”。也就是說,一個學識淵博的副主教放棄了對十字架的虔誠,墮落為秘術的崇拜者。

這種墮落并無外部污染的跡象,純然是以靈性和科研的發(fā)展為向導,是由人物的出類拔萃的求知欲所決定,也是被當時的學術框架和知識來源所規(guī)定。

(克洛德副主教)博學,想象力熾熱,出于對教堂意義、對它的傳說、對它所包容的內涵,對散布在正面塑像的象征含義,就像在隱跡紙本中第一篇文字隱藏在第二篇文字底下一樣,熱愛著這座教堂;一句話,是出于對教堂向智力永遠提出的謎。

智力謎題便是如何找到提煉黃金的點金石。他在圣母院樓頂密室里通宵達旦從事的是這項實驗。

克洛德副主教的“偽善”是在于其科學探索與宗教身份之間的反差。他的靈魂是越界的,不僅遠離世俗也背離教會,在世俗和宗教的雙重意義上都失去靈魂的合法依據(jù)。他是個極端孤獨的人,是徹底的偽善者。“偽善”的第一層意義是指其思想有悖于天主教教義,而他卻不得不披著教士的外衣;第二層意義是指其工作性質不能用宗教解釋也不能用世俗利益解釋,因此其真實面目是讓人難以洞穿的。

這種煉金術并非如奧維德在《變形記》中嘲諷的彌達斯國王對物質財富的追求,倒是接近于榮格和米爾恰·伊利亞德的著作中所說的追求精神升華的歷險。

庫瓦蒂埃又叫了起來:“當然,堂克洛德,煉金術無疑有它的理由,但為什么要咒罵醫(yī)學和星象學呢?”

“你們的人學,毫無價值!你們的天學毫無價值!”副主教目空一切地說。

“希波克拉底,這一個夢;烏拉尼亞,這是一個夢;赫爾墨斯,這是一個思想。黃金,這是太陽,造出黃金,就是成為天主,這是唯一的學問?!?/span>

克洛德副主教否定了占星術和醫(yī)學,把中世紀煉金術的奧秘置于首位,即制造黃金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學問,制造黃金便是意味著在造物的意義上獲取終極智慧。

煉金術的宗旨體現(xiàn)了唯物主義的至高意圖(中世紀科學和現(xiàn)代科學的唯物主義意圖是一致的),即參透造物主造物的結構。因此,把克洛德副主教比作浮士德是不太恰當?shù)?,浮士德與魔鬼合作,要超越有限的物質知識,但他并未試圖“成為天主”,而克洛德副主教的夢想是與天主比肩,成為宇宙奧秘的洞悉者和主宰者。

1467 年,克洛德抱著卡西莫多站在巴黎圣母院的臺階上,1889 年繪。

從這個人物的戲劇化描述中我們看到,靈性的悲劇體現(xiàn)為一出知識的悲劇。他以極高的智慧和不懈的努力鉆研學問,將古希臘科學和中世紀科學加以綜合,結果卻是無功而返;他認為藝術和醫(yī)學“毫無價值”,天文學“毫無價值”,而他孜孜以求的煉金術同樣也是虛妄,他的探索走進了死胡同。形而上探索的失敗構成其悲劇的主因和墮落的前提。因此,他的悲劇首先是靈性的悲劇,有著世俗性的追求難以企及的高度,而他的墮落則是表現(xiàn)為縱向垂直的墜落,是靈魂崩潰的向下遞解過程,嚴格說來是一種形而上的墮落,首先應該從宗教哲學的意義上來理解和闡釋。

以往的解讀局限于禁欲主義的偽善和壓抑,這就模糊了形象的特質,掏空了其哲學內涵,弱化了悲劇的思想深度。一個狂熱的求知者如何變成真理的僭越者?真理的僭越者如何喪失其靈魂的活力?他的知識、苦難、希望和拯救具有何種超越性的意義?克洛德副主教的形象引發(fā)相關的思考。這位頭號反派角色是將一張思維的大網(wǎng)覆蓋在故事上面。

可以這樣斷言,形而上探索的失敗導致了精神的虛無,而精神耽溺于美色便成了一種替代性的慰藉之尋求;換言之,狂暴的知識權力欲轉化為露骨的愛情權力欲,克洛德副主教對愛絲梅拉達的追求既是出于拯救靈魂的需要,也是體現(xiàn)了其一貫的權力主宰的欲求。

可悲的是,奧秘學的探索失敗,在愛情中尋求靈魂拯救的希望也落空。愛情不屬于他。愛絲梅拉達的真愛是菲比斯。一個禿頂、陰沉的老男人是不會引起她興趣的,而暴力脅迫只會激起她的反感和憎惡。愛情是青春的感性光芒的領域,不會眷顧于丑陋的肉體和殘破的靈魂。高深的知識和發(fā)達的權勢也未能助他一臂之力,反倒使他喪失道義、窮兇極惡。在愛的情節(jié)劇中,他是喪心病狂的可悲角色。

他對愛絲梅拉達說,“你主宰了我的靈魂,我就要主宰你的生死”。他確實能夠主宰一個小女孩的生死,把她送上絞刑架。但對于靈魂來說,這種宰制是無力的,只能以自我的絕望告終。

克洛德副主教如果能夠退一步,像詩人格蘭古瓦或駝背敲鐘人加西莫多,從實際的占有欲中抽身引退,或許他還能保住靈魂的清純,至少保住那一份愛的情感。但他壓根就沒想過這么做。極端的權力欲是他的天性,試圖占有不可占有之物乃是其欲望的本質和邏輯。

某種程度上講,也是由于他的貧困才加劇了歇斯底里的占有欲。因為他已經(jīng)一無所有,愛情成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的絕望也包含著令人憐憫的性質。

我們看到,作家對這個人物的描繪是并不簡單的;他把知識和苦難的故事分派給他,塑造了一顆高深莫測的心靈,而其內心的苦難則是尋常的經(jīng)驗所不可比擬的。

為什么說人物是貧困而令人同情的?這就要講到該篇的文化哲學主題,和人物命運相關的一種語境和敘述。

《巴黎圣母院》穿插了不少建筑藝術的話題,關于巴黎城建的歷史,關于石頭建筑的發(fā)展史,埃及建筑、印度建筑、羅曼建筑和哥特建筑的變遷。讀者或許認為這些知識軼事的鋪陳是閑筆,刪去并不妨礙故事講述,反倒顯得更加緊湊。但是細讀就會發(fā)現(xiàn),它們并非一般意義上的題外話。

《巴黎圣母院》1831年第一版中的插圖

請看小說第五卷中的描寫——

“天哪!您所說的是什么樣的書啊?”

“這里有一本。”副主教說。

他打開房間窗戶,用手指著巨大的圣母院教堂,教堂在星空下襯托出兩座塔樓、石頭的拱頂突角和怪模怪樣的屋頂?shù)暮谏粲?,仿佛一個巨大的雙頭斯芬克斯安坐在城市中間。

副主教默默地看了一會兒巨大的建筑,然后嘆一口氣,朝桌上打開的印刷書籍伸出左手,憂郁的目光從書本掃視到教堂,“唉!”他說,“這一個將要扼殺那一個?!?/span>

他好像沉浸在深深的思索中,站在那里,折攏的食指擱在紐倫堡有名的印刷對開本上。然后他加上這句神秘的話:“唉!唉!小東西要壓倒龐然大物。一顆牙齒要戰(zhàn)勝一個身軀。尼羅河的老鼠要咬死鱷魚,箭魚要殺死鯨魚,書會扼殺建筑!”

克洛德副主教在說什么?

他在昭示一個預言。

他在書桌上攤開一本古登堡印刷廠印制的宗教格言集,說“這一個將要扼殺那一個”。所謂“這一個”是指書籍,“那一個”是指圣母院。也就是說,書籍將取代建筑而成為文化表達和文化傳播的載體,石頭建筑所代表的宏大敘事及象征意義凋萎了,這是對時代發(fā)展前景的預告。

十四、十五世紀是古登堡印刷術誕生和普及的時代,是技術革命引領文化大變革的轉折點。書中提到古登堡是別有寓意的。進步的啟蒙主義認識到這場變革包含的積極意義,給歷史的轉折點賦予晨光熹微的樂觀色彩,而文化保守主義則秉持相反的立場,認為是文明大破壞的前兆,新事物即將問世,社會動蕩也會如影隨形。

預言家克洛德副主教見微知著,從書本和建筑的對峙中洞見歷史趨勢。他說,民族將要取代神權,印刷術將要取代建筑術,以神權開始的文明將要以民主而告終(在第五卷第二章中,雨果詳細論述了這個思想)。

也就是說,文化世俗主義沖擊的是精神權威的主導權和話語權;思想表達將失去其神秘性和秩序性,淪為民主時代的眾聲喧嘩;“中世紀的太陽完全西沉”,新時代的文明則蓬勃發(fā)展,活力四射,但是格調卑下。用尼采的話說,精神將變成大眾,然后變成群氓。克洛德副主教比尼采更早預見到這個趨勢,他說:“唉!唉!小東西要壓倒龐然大物……”他以“憂郁的目光”凝視“巨大的圣母院教堂”,用先知的語言提前報道文明瓦解的結局。

克洛德副主教并非虔誠的教徒,他維護的不是宗教而是神權;他是從文化哲學的立場看待這場巨變,從文化和文明演變的一個大視野中預見到神權衰落的性質及后果。

此人不僅是學識精湛的煉金術師,也是思想敏銳的文化哲學家,稱他是文化先知并不為過;斯賓格勒、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本雅明、葉芝等,這些人對文化危機的洞見也并未超出克洛德副主教的思想范圍。(如果克洛德副主教活到現(xiàn)在,他大概是會以“從古登堡到谷歌”為題,對又一波媒體技術革命的歷史文化意義發(fā)表高見。)

毫無疑問,克洛德副主教的憂郁也蘊含著對自身宿命的認知。神權的基座已然喪失確定性和穩(wěn)固性,奧秘學的探索分明是走進了死胡同,因此在靈魂和學問的雙重意義上陷入愁苦。這種源于大視野的先知的悲愁感,或可稱為“萬古愁”,難以慰藉,無可依托,深不見底。

他對愛絲梅拉達表白道:

噢!如果你愿意,那就好了……噢,我們會多幸福??!我們逃走——我讓你逃走——我們去一個地方,我們尋找大地上陽光最燦爛,樹木最蔥郁,碧空最明朗的地方。我們相愛,我們的心靈互相傾注,我們有互相不可饜足的渴求,在這永不枯竭的愛情酒杯中不斷地共同止渴!

克洛德副主教對愛絲梅拉達的愛情,是其靈魂中殘存的希望。這點希望破滅,他就真的是一無所有了。他不信天主,不信未來,只求愛情能夠拯救靈魂,幫他逃脫苦難。而他的愛情除了暴躁的占有欲便乏善可陳,并無救贖的可能。

這個人物的悲劇有著一個深廣的思想涵蓋面。可以說,他的命運也是文化先知的命運。離開文化哲學的語境和母題,就難以理解其心靈的沉痛和空虛,難以深入認知其“偽善”和“邪惡”的內在邏輯。

雨果和他的孫輩

我在如下三個方面作簡要總結:

其一,克洛德副主教是個邪典人物,代表超世俗的智慧和超善惡的觀念。同時代作家巴爾扎克、司湯達等都未能夠塑造這樣一個形象。雨果的文化遠見和思想深度在人物塑造中體現(xiàn)出來,但他并沒有贊同一種超善惡的立場,而是將其筆下的非凡人物判處死刑,否決其道德冒險的意義,這是他和尼采等后世存在主義作家的區(qū)別。他的世界觀、宗教觀和道德觀與虛無主義思想判然有別,這一點很值得探討。

其二,《巴黎圣母院》對石頭建筑的連篇累牘的評述包含精深的文化母題。作者將故事發(fā)生的時間安排在十五世紀是大有深意的,從文化意識形態(tài)的角度講是頗可加以闡發(fā)的。相關研究對此還缺乏關注,尚未作出有效分析。

其三,音樂劇和影視改編未能還原一個豐滿的邪典人物形象,如上所述,歸根結底是源于形象釋讀的問題,恐怕還不完全是視聽藝術的局限性所致。因此,影視戲劇改編還是有潛力的,如何在舞臺上再現(xiàn)一個更為立體的克洛德副主教形象,有待于進一步探討和實踐。

    責任編輯:丁雄飛
    圖片編輯:張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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