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性不是缺陷，而是人的存在方式

人具有三重脆弱性：人的身體在生物層面上具有脆弱性，表現(xiàn)為機體必然會經(jīng)歷疾病、衰老與死亡，無法完全抵御外界的傷害與內在的退化；在社會層面上，身體處于制度、家庭與人際網(wǎng)絡的深度依賴之中，容易因經(jīng)濟狀況、資源分配或社會排斥而暴露于不平等和風險；在體驗層面上，個體對病患、疼痛、失落與不確定性的主觀感受使心理呈現(xiàn)出易受沖擊、需要關懷的狀態(tài)。

這三重脆弱性共同說明：人不是一個孤立而堅固的存在，而是處于生命有限性、社會關系和主觀經(jīng)驗交織的脆弱場域之中。

“脆弱性”（vulnerability）是人類存在的基本條件。個體并非孤立自主的“理性主體”，而是時刻處于相互依賴、暴露在外與受影響的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既揭示了人的易受傷害性，也凸顯了對他人和社會支持的根本性需求。脆弱性不僅體現(xiàn)為生物學的有限性，更嵌入社會結構與文化意義之中。

過往，我們把脆弱性看成人的缺陷。在現(xiàn)代性敘事中，“脆弱”常被理解為人之不完滿的象征。從笛卡爾的理性主體到康德的自主人格，哲學傳統(tǒng)普遍強調理性、自控與獨立，形成了一個以自主、理智、堅強為核心的人類理想圖像。在這種觀念下，脆弱性被貶抑為“需要他人幫助”“情感化”“失控”的表現(xiàn)，因而需要被克服、被治愈或者被隱藏。

然而，隨著20世紀現(xiàn)象學、存在主義與后結構主義的發(fā)展，這一“強主體”神話逐漸被解構。哲學家們開始意識到：人的存在總是被暴露于他者、世界與時間之中——我們會受傷、會老去、會失去，也會被他人的目光、語言和行動所塑造。

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指出，“此在”（Dasein）之所以為此在，在于其“在世存在”（In-der-Welt-sein）。存在從來不是抽象的孤立狀態(tài)，而是始終處于與世界、他人和事物的關聯(lián)之中。所謂“暴露”（exposure），正是這種存在方式的體現(xiàn)：人總是在與他者共在（Mitsein）的情境中顯露自身。也就是說，海德格爾相信，“存在于世”本身即意味著對世界與他者的暴露。這種暴露狀態(tài)并非軟弱，而是一種生成性的條件：人通過與他者的相遇而成為自己。每一次暴露，都是一次生成。

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在其現(xiàn)象學中強調，身體并非封閉的客體，而是一種向世界開放的結構。身體通過感知與行動與世界交織，既是經(jīng)驗的出發(fā)點，又是他者得以進入的門戶。正是在這種“可被觸及”的狀態(tài)中，主體得以被世界塑形，世界也通過身體而顯現(xiàn)。身體的開放性意味著人類存在的根本脆弱：我們無法完全掌控自身的邊界，無法阻斷他者的凝視或觸碰。但正是這種無法自足的“被暴露性”，構成了人與世界發(fā)生關系的契機。

伊曼紐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指出，主體并非以“我思故我在”的封閉自我為起點，而是從他者的面容（le visage）中被召喚，被迫作出回應，從而成為倫理的主體。倫理不是自我內在的屬性，而是在關系中被喚起的存在方式。列維納斯提出“面對他者的面孔”之倫理，要求我們承擔一種源源不斷的責任，即使這種責任超出了我們主動選擇的范圍，這一切正是建立在對脆弱性的認知之上。

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通過交往行動理論強調，人類的社會存在本質上依賴于相互溝通、理解與共識的形成。這種對他者理解與互動的依賴，實際上體現(xiàn)了社會存在的脆弱性：個體無法脫離他者而獨立生成意義或行動，其行為和認知都在溝通網(wǎng)絡中被塑造和限定。

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則從生命政治的角度指出，脆弱性與“裸命”（bare life）狀態(tài)緊密相關，社會結構與政治權力創(chuàng)造了使個體處于脆弱與無意義狀態(tài)的條件。對于阿甘本而言，脆弱性源于個體暴露于主權決策和權力行使的風險之中，而非人類本身的內在屬性。如果現(xiàn)代國家的權力機制將生命政治策略與主權權力強化結合，使生命轉化為“裸命”，那么生物倫理學必須成為保護脆弱個體的工具。

由上可知，脆弱性是一種對世界開放的存在狀態(tài)：它意味著依賴、感受與回應的可能性，沒有脆弱，也就沒有關系、感情與意義。脆弱性既是主體生成與倫理責任的基礎，也是社會依賴性與政治權力結構的體現(xiàn)。甚至，在后人類主義與全球危機（疫情、戰(zhàn)爭、生態(tài)災難）背景下，脆弱性不再僅僅是個體的經(jīng)驗，而是人類共同體的普遍境況。正如哲學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言：“我們以相互依賴的身體存在于世界上，因此都處于受損的可能之中。”

如果說阿甘本強調的是生物倫理學如何面臨挑戰(zhàn)，需對脆弱群體善加保護，并質疑將生命轉化為“裸命”的主權權力，那么，巴特勒在《脆弱不安的生命》（Precarious Life, 2004）與《戰(zhàn)爭的框架》（Frames of War, 2009）兩書中，則致力于將脆弱性從倫理維度擴展到政治層面。她指出，所有生命都是脆弱的，但社會結構決定了哪些生命被看見、被哀悼，哪些生命被忽視、被遺忘?！按嗳跣允瞧毡榈模姆峙涫遣黄降鹊??！蹦承┤后w（如老人、殘障者、移民、少數(shù)族裔等）被系統(tǒng)性地置于更高的受損風險之中。而在戰(zhàn)爭、難民危機、疫情與性別暴力中，某些群體的脆弱被制度性遮蔽。因此，承認脆弱性不僅是道德感知的覺醒，更是對社會正義的政治呼吁。

在巴特勒看來，真正的倫理政治在于：讓“不可見的生命”重新變得可識別；讓被否認的脆弱獲得公共承認；讓“共情”轉化為“共責”（shared responsibility）。所謂“不可見的生命”，指的是那些被社會忽視、邊緣化或遭受暴力威脅的生命，倫理政治的任務，是通過公共承認、話語和制度，讓這些生命“可識別/可哀悼”（recognizable/ grievable），即讓社會感知其存在與痛苦。脆弱的主體（vulnerable subject）只有在公共領域被承認，其脆弱性方可獲得社會回應。同時，倫理政治不只是對脆弱的感受或同情，而是將感知轉化為行動和責任?！肮藏煛币馕吨總€人都承擔起對他者脆弱的回應責任，將倫理從情感經(jīng)驗延伸到社會實踐。

從脆弱性走向韌性

“強主體”神話逐漸瓦解，“脆弱的主體”代之浮出水面，體現(xiàn)了一種對脆弱性的正向認知。“脆弱的主體”并非指弱者或有缺陷的個體，而是指承認自己脆弱、需要依賴他者并由此承擔倫理責任的人。現(xiàn)代社會普遍強調“自我優(yōu)化”、“抗脆弱”，鼓勵個人不斷提升能力、增強獨立性。然而，這種思維模式容易忽視脆弱性作為人類共通條件的重要性。通過重新理解脆弱性，我們可以在教育、醫(yī)療、政策和技術領域實現(xiàn)更為包容、責任導向和可持續(xù)的實踐。

事實上，我主張應以“脆弱的主體”取代自由主義傳統(tǒng)中所強調的“自主而獨立的主體”。與真實的生活經(jīng)驗和人類處境相比，前者更能代表人的存在狀態(tài)。脆弱的主體應成為政治與社會努力的中心。在此基礎上所構想的國家形象，將更能回應并承擔起對脆弱主體的責任——只有通過這樣的再想象，我們才有可能實現(xiàn)一個更為平等的社會。

為此，我們需要為“脆弱性”一詞爭取一種新的理解，將其用來描述人類生存的普遍、不可避免且持久的特質，并將這一特質置于社會與國家責任的核心。這意味著，首先要擺脫脆弱性以往有限且負面的關聯(lián)，即把它等同于受害、匱乏、負擔、依賴或病理狀態(tài)等。舉例來說，公共衛(wèi)生話語中常提到“脆弱人群”（vulnerable populations），如感染HIV/AIDS的人群和絕癥人群。生活在貧困中或被關押在監(jiān)獄里的人群，也常被標記為脆弱人群。兒童和老年人則是更容易喚起同情心的典型脆弱群體。

在傳統(tǒng)醫(yī)學和心理學視角中，脆弱性往往被病理化對待，出現(xiàn)諸如“老年脆弱”、“心理脆弱”等判斷。老年醫(yī)學中的“脆弱老年人”（frail elderly）概念強調身體功能下降、免疫力減弱以及多重疾病的共存。心理學領域對“心理脆弱”個體的關注，往往集中于焦慮、抑郁或情緒調節(jié)能力低下的表現(xiàn)。病理化的脆弱性視角具有明確目標：通過醫(yī)療干預、心理治療或社會支持來修復缺陷，實現(xiàn)個體能力的“恢復”或“優(yōu)化”。

這種視角強調對抗和調優(yōu)，目標是消除或彌補脆弱。個體被要求維持某種“健康”或“自主”的標準，以符合集體對“正常生活”的期待。它極易導致社會排斥和污名化，將弱勢群體視為負擔或治理對象，而非具有回應性與主體性的人。當脆弱被還原為個體的生理或心理“缺陷”時，它便失去了作為人類境況之核心的倫理意義。唯有當脆弱被從“缺陷”轉化為“關系性”的存在維度時，社會平等與政治責任才可能獲得更為豐富而積極的詮釋。

正如女性主義法學家瑪莎·芬尼曼（Martha Fineman）所強調的，脆弱性作為揭示權力與依賴關系的重要分析工具，不僅披露了個體在社會結構中的受限處境，更指向國家與制度的積極責任。脆弱性范式強調制度的角色：它們如何分配資源、特權、利益與負擔，以及制度自身可能面臨的脆弱性?！按嗳跣苑治觥保╲ulnerability analysis）關注的是社會已經(jīng)建立并將要建立的制度結構，同時追問這些結構又是如何管理我們共同的脆弱性的。

通過將脆弱性從個體層面的病理化概念轉向社會政治層面的分析，芬尼曼提示我們，國家與社會必須通過更公平、有效、具有韌性的制度安排，來應對所有人不可避免的脆弱性。這種視角強調責任、平等與制度設計，而不僅僅是個體能力的提升或自我保護。

芬尼曼主張建立一個更具響應性的國家，這樣的國家“承認脆弱性的普遍性與恒常性，同時提供構建韌性的機制”。她寫道：“韌性是我們應對脆弱性的基本但不完全的解藥。”“韌性賦予個體從傷害或挫折中恢復的手段和能力，而個體的韌性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可支配的資源或資產(chǎn)的質量與數(shù)量?！睋Q言之，國家應當在保障形式平等的基礎上，確立一種關注結構性依賴、照護關系與社會支持系統(tǒng)的實質性平等機制，使社會能夠真正承認并回應個體的脆弱處境。

經(jīng)過重新審視，脆弱性這一概念可以作為一種啟發(fā)性工具，引導我們回過頭去檢視那些塑造其原有社會和文化意義的隱性假設與偏見。脆弱性提出了新的問題，帶來了不同的思考視角，并開啟了新的批判性探索路徑。它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國家、社會與個體之間的義務結構，使“照護”與“正義”成為公共政治的核心議題。

尊嚴源于我們對他者脆弱性的應答

理解脆弱性始于對這樣一個事實的認識：許多事件最終超出人類控制。我們的身體性意味著我們會受傷、會生病、會死亡；我們在心理層面也具有“易受傷性”，即某些內部特質或外部環(huán)境因素會增加個體對負面體驗（如焦慮、抑郁、失落、創(chuàng)傷反應）的敏感性和反應強度。假如我們因疾病或傷害而倒下，也許還會遭受經(jīng)濟和制度層面的損害，因為現(xiàn)有關系會被打斷。

在這種生物—社會—經(jīng)驗交織的脆弱性中，關懷倫理（ethics of care）得以確立。正是由于人類在生物、社會與體驗層面的不可避免的脆弱，才使得關懷、責任與互依成為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價值。脆弱性不是應當被否認或克服的缺陷，而是人類關系與責任生成的根本條件。關懷倫理通過回應他人的脆弱性來建構倫理主體性，它主張責任先于自主，關系先于個體，脆弱性因此成為倫理思考的基礎維度。

換言之，人的身體可以被理解為一個交匯點：在生物層面，它承載生命的有限性與必然性；在社會層面，它暴露于制度安排與資源分配的結構性影響；在體驗層面，它成為痛苦、依賴與情感的感知場域。三重脆弱性不僅揭示了人的存在狀態(tài)，也為關懷倫理提供了理論基礎，即：通過承認并回應這種脆弱，才能建立起真正人性化的、公正的社會關系與制度。

與習以為常的功利主義或契約論相比，從脆弱性出發(fā)的關懷倫理更能有效維護人的尊嚴。功利主義以總體幸福最大化為原則，在具體實踐中往往以“成本—效益”的計算邏輯來衡量生命價值，這種邏輯容易將人的價值簡化為可加總的利益單元，不可避免地會忽視處于弱勢與依賴狀態(tài)的個體，因為他們的“效用”難以量化，或總是被視為負擔。而契約論強調平等主體之間的理性協(xié)商，前提是個體具備充分的自主性與談判能力。然而，那些最需要被照護的人——如老人、病患、殘障者——往往缺乏平等談判進入契約的能力，他們在契約邏輯下被邊緣化甚至陷入沉默的處境。

相比之下，以脆弱性為出發(fā)點的關懷倫理，不僅將尊嚴建立在理性自主之上，而且將其植根于對脆弱的回應之中。人的尊嚴在這里被理解為一種“不因能力、效用或契約地位而受損的存在價值”，它要求社會在制度與實踐中優(yōu)先考慮如何保護和回應脆弱生命。這種基于脆弱性的倫理學轉向，使關懷不再是附屬的或臨時性的措施，而是人類社會維系尊嚴與公正的核心機制。

尊嚴的真正保障并非源于效用的最大化或契約的約定，而是源于我們對他者脆弱性的應答。多年以來，我們的文化教育人們：“不要悲傷或脆弱。如果你真的那么難過或者難受，一定要學會隱藏它。”可是，不能悲傷，不能脆弱，人又如何得享尊嚴？

所有責任的承擔，其實都意味著一個對脆弱的接納過程，愿意接受羞恥、匱乏、恐懼、焦慮和不確定的體驗。如人類行為學研究者布蕾內·布朗（Brené Brown）所說：“脆弱性是愛、歸屬感、快樂、勇氣、同理心和創(chuàng)造力的誕生地。它是希望、責任感和本真性的來源。如果我們想讓自己的目標更加明確，或者讓精神生活更加深入和有意義，那么，脆弱性就是一條道路。”

我特別想補充的是，脆弱性的道路是雙向的。孩子可以脆弱，老人可以脆弱，而在養(yǎng)育者和照護者允許他們的關懷對象顯示脆弱性的時候，自己也大可示弱。雙向的脆弱在照護中體現(xiàn)為：照護者承認自己不是全能的，而是帶著諸多有限性與被照護者同行。照護者若假裝堅不可摧，就很難真正“看到”他人的需要；只有承認自己的有限和不安，才能敏感地捕捉他人的脆弱。

有沒有意識到，照護者也可能被照護對象照護？人們往往把“照護”想象成單向的——照護者給予，被照護者接受。但事實上，照護關系經(jīng)常是雙向、互為主體的，我將此稱為“反向照護”。當我們意識到照護者也可能被照護對象“反過來照護”的時候，照護關系就從單向的“供給—接受”，轉變?yōu)橐环N共同脆弱、互為支撐的關系。

比如，我照顧我母親的過程中，盡管她那么糊涂，偶然明白時說的一句“謝謝你”，就足以讓我在勞累中感到被理解和安慰。我深信，即便是最脆弱的人，也可能以自己的方式回應他人。哪怕只是一個眼神、一聲輕輕的呼吸，都可能成為照護者堅持下去的力量?；蛘?，用列維納斯的話來講，他者的臉本身就具有呼喚力，讓人感受到責任。

只有當照護者承認自身的不安與局限時，才能真正與被照護者建立互為主體的回應關系。照護者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施予者，而是與被照護者一樣，處于相互依賴的網(wǎng)絡中。照護者與被照護者之間的“權力不對稱”只是一種假象：脆弱性不是失能，而是對依賴關系的正視與承擔；脆弱性也不是弱點，而是愛與連結的入口。

必須承認，脆弱性并不總是一種輕松、積極的體驗，但它也不是人們所說的黑暗情緒。事實上，脆弱性是所有情緒和感受的核心。情緒就是脆弱。感受就是脆弱。認為脆弱性是弱點，就等于認為情緒是弱點，感受是弱點。如果由于害怕脆弱，由于擔心代價太高，從而選擇逃避責任，就是離開了賦予生活目的和意義的東西。

真正勇敢的人不會回避脆弱，而是選擇以誠實和公開的方式面對它。重思脆弱，就是要通過擁抱不確定性和風險，來過上充足的生活。照護的力量，不是來自裝作堅不可摧，而是來自那句簡單卻真切的話——“我沒有萬能的解決辦法，但我會在這里陪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