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如此陌生而奇異：感官與審美的地理學》是人文主義地理學家段義孚集中探討審美的一本著作，展示了感覺與美在我們的個人及社會生活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美不僅僅是文化的一個側面，而是居于其核心——既為其驅動力，同時也是其終極目標。全書的探索由個人與其物質世界的關系開始，隨后一步一步深化，從對構成審美體驗的基本要素（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的逐一檢視，逐漸過渡至對更廣泛、更復雜的人類活動的探究，包括藝術、建筑、文學、哲學、音樂等。本文摘自該書，澎湃新聞經新行思授權發(fā)布。

感覺與審美之間的差異——不加思索地生活在多種感覺的環(huán)境中，與專注地運用一種特定感覺模式之間的差異；較為隨意的日常感知與探究性鑒賞之間的差異——反映了思維發(fā)揮積極作用的不同程度。在這一連續(xù)漸變的范圍中，審美體驗占據了其中間的一大部分：過多的情感，對日常生活的過度沉浸，對單一感官模式的過度專注，或對抽象思維的過度運用，都會削弱甚至破壞它。

本章和下一章將探討兩種多感官現實。兩種都很復雜，一種由身體經驗，另一種由思維構建。一種是自然事實或未經規(guī)劃的建筑環(huán)境，另一種多少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創(chuàng)造。世界之所以具有多感官刺激性，不僅是因為它本來如此，還因為我們人類是這樣規(guī)劃它的。由此，我們將首先考慮未加思索的經驗和生物事實，然后逐步轉向更復雜的人類創(chuàng)造——從聯(lián)覺中多模態(tài)的體驗，到創(chuàng)造性地使用隱喻和明喻時的混合經驗模式；從基于對隱喻性語言和圖像能力的深刻理解而構建的象征空間，到極其復雜的美學—道德狀態(tài)的構建。

多感官體驗

我們對近處環(huán)境的體驗是多模態(tài)的。近處的事物可以觸摸，或許還可以品嘗、嗅聞、聆聽和觀看；它具有一種現實的稠密質地，這種現實是由長期持續(xù)的多重感知所確認的。然而，隨著距離拉遠，各種感官會逐一失去作用：首先是觸覺和味覺，然后是嗅覺，接著是聽覺，直到最后只剩下視覺。隨著距離觀察者越來越遠，知覺領域在“變薄”：在鼻子嗅不到氣味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耳朵還能分辨出低沉的車流聲；再遠一些，聲音慢慢淡去，只留下一個寂靜的場景。距離越遠，世界看起來就越簡單，人們也就越容易以評估—審美模式而不是“沉醉”模式來感知它。在這種情況下，心理距離和地理距離存在一種平行關系。難怪人們普遍認為視覺才是真正的審美體驗。在近距離環(huán)境中，心理上的距離很難拉開，因為在那里，人們往往會被感官激起的情感所征服，還因為當幾種感官同時發(fā)揮作用時，需要特別努力才能注意到一種效果而不是另一種效果，或者它們共同構成的復雜微妙之處。

盡管如此，只要刺激不是過于強烈，我們還是能夠從美學角度欣賞近處環(huán)境中的某些物體。壁爐中的火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鹗巧屎瓦\動，是噼啪作響的聲音、香味和溫暖?；鸱路鹩猩话?，它能夠按摩和刺激我們的大部分感官，讓我們感覺自己還活著。但我們也可以充分地抽離，把它作為一個客體來思考。當我們深深地靠在扶手椅里，燈光調暗，窗簾關上，我們在燃燒的木炭前奢侈地烤著火，呼吸著它的香氣，聽著火焰溫柔的噼啪聲，凝視火焰的舞蹈。跟爐火不同，鄉(xiāng)村不僅僅是環(huán)境中的一個元素。它就是環(huán)境，同樣也能提供多感官刺激。如果我們不熟悉鄉(xiāng)村，可能會主要關注其視覺特點；但如果我們熟悉鄉(xiāng)村，對它習以為常，那么非視覺的特質就可能凸顯出來。約翰·考珀·波伊斯（John Cowper Powys）是這樣說的：

設想在下一個無事的夏日午后，你悠閑地漫步在一片怡人但也平淡的風景中。你將立刻意識到的——且比你對任何色彩或形狀或聲音的意識要強烈得多——是那一天的氣味。接下來，在你的注意力集中到任何一樣特定物之前，你會生動地感知到那一天的觸感。我指的是空氣的冷或暖，你腳下土壤散發(fā)出的冷或暖，尤其是風吹在你裸露的皮膚上的感覺。但第三點是最關鍵的：那一天的味道。

波伊斯所說的“味道”是各種感官的綜合魅力，或者用他自己的更實在的話說，是“反復咀嚼感官的滿足”。

聯(lián)覺與聯(lián)覺傾向

聯(lián)覺是一種奇特的生理—心理反應，僅部分依賴于外部刺激。當一種感官模式（如味覺或嗅覺），刺激激活了另一種感官模式（如聽覺或視覺），這就是聯(lián)覺。一種常見的聯(lián)覺形式是“彩色聽覺”即聽到一個聲音的同時產生一種色彩的視覺。人類話語中的元音激發(fā)的彩色圖像具有驚人的連貫性。音高與圖像亮度之間的聯(lián)系更常見。例如，低沉的嗓音、鼓聲和雷聲等低音會產生黑暗的圖像，而尖細的聲音、小提琴聲和女高音則會產生白色或明亮的圖像。另外，音高與圖像的大小和形狀之間的關聯(lián)也很常見。高音細小、尖銳、鋒利，而低音深重、渾圓、巨大。

聯(lián)覺是高度個人化和具體化的。有人曾對弗朗西斯·高爾頓說，在他看來是，字母A總是棕色的。而對詩人亞瑟·蘭波來說，A卻是黑色的。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自幼便具有（或說患有）高度的音色聯(lián)覺。對他來說，英語中的長音a帶有“枯木的顏色，但法語中的a則讓人聯(lián)想到拋光的烏木”。有一位俄羅斯記者說，每一種聲音都帶來光和色的體驗，有時還會帶來味覺和觸覺的體驗。聽一個人講話的時候，他說：“你的嗓音多么的清脆，多么的黃?！甭?lián)覺增強了這位記者的記憶力。他遇到的每個物體都深深印在他腦海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因為雖然只有一種感官受到刺激，但其他感官也同樣被激活，于是便加深了他的印象。當這位記者離開他接受記憶測試的研究所時，一位科學家無心地問：“（下次來時）你不會忘了回研究所的路吧？”“瞧您說的，”這位記者回答道，“我怎么可能忘記呢？不是有這道柵欄嗎，它有種咸咸的味道，手感很粗糙；它還有種特別尖銳刺耳的聲音……”

真正的聯(lián)覺很罕見；但聯(lián)覺傾向——一種感官受刺激后，會引起一種與其他感官模式相關的情緒——是很常見的。納博科夫稱法語的a像“拋光的烏木”，我們可能會覺得這是詩意的幻想或一種特殊心理紊亂的表現。但另一方面，我們大多數人又認為把鼓聲或雷聲這類低音與黑暗聯(lián)系起來，把高亢或尖細的聲音與白色或明亮聯(lián)系起來，并沒有什么奇怪。高音細小、尖銳，而低音巨大、渾圓，這一點我們也并不覺得奇怪。真正的聯(lián)覺者在聽到滾滾雷聲時，會真的看見一個黑暗的圖像——一個黑暗的形狀。而我們其他人只會感覺到聲音以某種莫名的方式給我們帶來了“黑暗而巨大”的感覺。

查爾斯·奧斯古德（Charles Osgood）的研究表明，聯(lián)覺傾向在不同語言和文化中廣泛存在。在對英美人、納瓦荷人和日本人的一項研究中，他發(fā)現三個群體都會感覺“快”是輕薄、明亮和彌散的；“重”是低沉、陰暗和距離近的；“安靜”是水平的；“喧鬧”是彎彎曲曲的。世界的“感覺基調”似乎在任何地方都是相似的，不論語言和文化上存在何種差異。

我們尚不清楚為什么會存在跨文化的聯(lián)覺傾向。部分答案可能在于人們彼此相通的基本身體體驗。奧斯古德認為：“當一個產生噪聲的物體接近或被接近時，視角的增加是與響度的增加同步的，物理世界原本就有這樣的特點?！边€有部分答案可能有賴于神經生理學解釋。無論原因是什么，我們都是在特定的感覺基調中體驗世界的，如果不存在感覺基調，人類的現實就會變得非常貧乏。因此，世界的質感和活力正是聯(lián)覺的結果。然而，聯(lián)覺經驗本身并不是審美。我們不會特地停下來，對鼓聲喚起的“黑暗圓潤”感到驚奇；感官的融合是一種習慣性的行為，我們早就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了。然而，聯(lián)覺或聯(lián)覺傾向的心理能力，是隱喻感知、語言改變事物和召喚事物的力量以及（普遍意義上）人類理解和欣賞的原始基礎。

隱喻

一個聯(lián)覺者可能會說一些聽起來很有詩意的話，比如說“你的嗓音多么的清脆，多么的黃”，但其本人可能并不是一個想象力豐富的人，對隱喻和詩歌也知之甚少。人們通常認為，詩歌需要人具有非常形象化的想象力。事實上，詩歌語言中的隱喻喚起的與其說是形象，不如說是意境、氛圍和思想。我們說一個可愛的年輕女子“她是一朵玫瑰”。像之前那位俄羅斯記者那樣的極端聯(lián)覺者可能會覺得這個比喻毫無道理。把玫瑰和女人放在一起，哪里有相似之處？比起年輕女性，玫瑰花可能更像卷心菜，但西方文化中的成年人理解這種修辭時卻沒有任何問題。

幼兒的聯(lián)覺比成年人更強。這種傾向的生物學優(yōu)勢在于，聯(lián)覺令物體更生動，更容易記憶，兒童更容易對世界的物質性和現實性產生信心。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對聯(lián)覺的依賴越來越少，而對靈活的語言資源的依賴則越來越多。兒童的比喻多是感知性的而非理念性的?；羧A德·加德納說，幼兒可能會把修女描述成“企鵝”，但他們并不能輕易理解“鐵石心腸”或把愛比作夏日這種心理—理念性比喻。假以時日，進入青年時代，他們將能理解這些修辭，其中有些人還會創(chuàng)造自己的修辭。

語言中充斥著大量靜態(tài)的隱喻，而使用這些隱喻的人卻不知道它們最初如何延展、豐富了意義，也不知道它們對感知和行動繼續(xù)產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在這一點上，那些認為自己使用語言時平淡無奇的人，就跟那些把多感官體驗當作理所當然的聯(lián)覺者一樣。一個因習以為常而變得無聊的世界，可以因新的比喻復蘇——新的觀察、感受和理解方式。當我們遇到或創(chuàng)造出這樣的比喻時，我們既能認識到它是全新的，但同時又會感覺到它與我們存在的某些持續(xù)的部分相關。盡管一個新的比喻顯然是某個人頭腦的產物，卻似乎根本就不像一種發(fā)明，而像一份禮物——對現實的入侵。

某些觀看習慣是人類普遍共有的。比如“大地母親”和“天空父親”還有以解剖學來拆解地球：巖石是骨，土壤是肉，植物是這宇宙生物的毛發(fā)。英語中許多地貌的命名也吸收了這種解剖學參照：比如headland（岬角）、foothill（山腳）、volcanic neck（火山頸）、the shoulder of a valley（谷肩）和the mouth of a river（河口）。借動物來修飾人應當也很普遍。我們用某些簡化修飾詞來捕捉一個人的性格或行為特點，比如“catty”（“像貓一樣的”），“bullish”（“像公牛一樣的”），或者“piglike”（“像豬一樣的”）。被稱作“豬”很讓人受傷，就算試圖安慰自己“那無非是陳詞濫調——老掉牙的比喻”，也無濟于事。某些比喻，無論好壞，都能觸動我們內心深處的某些東西，并具有持久的力量。把某人叫作某種動物，總是會引發(fā)某種情感—審美反應，盡管不同動物代表的意義及預期的反應可能因文化而異。

顏色也有廣泛的隱喻作用。有些顏色似乎具有基于聯(lián)覺或共同經驗的普遍意義：如紅色代表溫暖和活力，淺藍色代表涼爽。有些顏色則傳遞出不同的意義，取決于它所在的文化背景：例如，黃色在中國是一種代表至高威望的帝王之色，但在西方卻似乎充滿負面含義——如“You are yellow”（“你是個膽小鬼”）或“yellow press”（“低俗小報”）。還有一些顏色根據上下文語境不同，代表著不同的意義：“你是綠色的”的意思可以是“你很天真”或“你生病了”或“你很嫉妒”。

關于位置的隱喻也是超越文化的：“我是中心”只能表示“我很重要——我是應該受尊敬的人”；“我是邊緣的”在任何語言中都傳達著一種低姿態(tài)。

象征與象征空間

隱喻向后延伸到聯(lián)覺傾向，向前則延伸到象征：一個方向是變成自動反應；另一個方向是變成文化和積極想象力的產物。象征證明著人類有讓一種東西代表另一種東西的能力。象征可以是抽象的、非人性的，比如“用x代表……”，它也可以是有形的、能引起情感共鳴的，比如基督教十字架或一個國家的國旗。對這些抽象或有形符號的理解依賴于豐富的文化背景。與隱喻不同，隱喻可以在靈光一閃之間把彼此并不相似的實體聯(lián)系起來，并照亮兩者，這一過程并不需要更深入的思考，而象征則是類比推理向外延展的結果。柏拉圖接受了他所在時代的微觀世界隱喻——人體是宇宙的相似物。然而，他并沒有止步于這一隱喻，而是著手建立了一整套宏偉的關系模式，試圖協(xié)調從極小到極大的宇宙各組成部分，并在這一過程中將人體變成了一個多層次的象征。

象征空間貢獻了一些人類想象力發(fā)揮作用的很好的例子。當空間將人類和社會事實與自然事實緊密結合在一起時，它就變成了象征性空間。象征性空間是一種精神造物，是生活秩序的必要構件，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也是一種實用的嘗試；但它也始終飽含諸多美學價值，如平衡、節(jié)奏和情感。符號空間有不同的基礎，規(guī)模大小也各有不同。有些空間的基礎是中心—外圍的網格和基本方位，其尺度小至一枚神圣煙斗，大至一個國家，這類空間似乎都與人類的實踐、思想和想象息息相關，因為這種空間遍布世界各地——新世界、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非洲、歐洲、中東和亞洲。無論它出現在何處，其中心與基本方位的空間框架都包含其他象征，可能包括顏色、動物、季節(jié)或氣象現象以及人類社會類別與社會活動的組合。不同社會的復雜程度不同：規(guī)模更大、更復雜的社會往往擁有組織更清晰、裝飾更精美的空間。個體能站在象征空間之外并保持充分的距離來欣賞其規(guī)模、意義和美感的程度也不同。在每種文化中，只有少數人在某種程度上充當著教師的角色，能夠自如地用語言表達群體的價值觀：根據文化的不同，他們可能是巫師、藥師、朝臣或學者。但該群體內所有參與儀式的成員應當都對正在進行的活動——比如朝太陽升起的方向祈禱——有一種感覺，伴隨著一種恰當感，一種事情做得很令人滿意、很正確的感覺，一種受福且美好的感覺。

《如此陌生而奇異：感官與審美的地理學》，[美]段義孚著，王如菲譯，新行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