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12日至13日，由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主辦的首屆“歷史與哲學上海論壇——歷史與哲學的對話”在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同新樓成功舉行。本次論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魚宏亮、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王獻華教授發(fā)起，邀請了來自哲學、歷史學、考古學、經濟學等不同領域的十余位學者參會，共同探討歷史與哲學研究的新路徑與前沿議題。

開幕式于9月13日上午在上海財經大學同新樓舉行，由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郭美華教授主持，魚宏亮教授致辭，為論壇拉開序幕。魚宏亮教授介紹了本次論壇的緣起與目標，他說首屆“歷史與哲學論壇”借上海財經大學成立新人文學院之機隆重舉行，是上海財經大學新人文學院成立之后第一次重大學術活動。論壇強調跨學科的交流與對話，希望通過此次會議能夠在打破研究壁壘的同時，為近年來人文學科領域的重要議題提供新的討論空間。

會議現場

本次論壇上，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與哲學研究所、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與哲學系、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與國學院、北師香港浸會大學、北京大學歷史系、上海交通大學哲學院及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等十幾位學者分別就政治哲學及其與歷史的關系、歷史學的方法及歷史與價值、哲學與哲學史及一般歷史的關聯(lián)、古今中外文明的哲學反思與歷史重建等領域，進行了深刻的闡發(fā)與熱烈的討論。有意思的是，論壇四場討論及其發(fā)言次序，是由AI安排的。由于時間關系，上午兩場有五位學者發(fā)言，下午兩場有七位學者發(fā)言。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周濂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周濂教授以“政治哲學需要歷史”為題，強調哲學只有進入歷史，才能完成自身使命。政治哲學若要回應當下的理論與現實挑戰(zhàn)，必須進入歷史語境。周教授梳理了對歷史主義的經典批評，尤其是施特勞斯對“歷史主義”可能導致地方主義、保守主義與相對主義的擔憂。然而，他認為這三種風險并非歷史主義本身的邏輯必然后果，而是一種對于濫用歷史研究的方法論的警示，關鍵在于如何理解并實踐“歷史性的哲學反思”。周濂教授指出，“政治哲學需要歷史”是一項理論與實踐并重的任務：一方面研究者要誠實地面對地方性、偶然性和歷史性，解釋我們身處其中的生活與知識活動；另一方面也要保持對地方主義、保守主義和相對主義的批判警惕，以問題為導向，采取融合而審慎的態(tài)度，在理解社會現實的同時追求更公正的生活方式。在他看來，這種既保持反思又充滿希望的批判實踐，構成了后形而上學時代政治哲學的應有姿態(tài)，為哲學與歷史的深度對話開辟了新的可能。

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陳志武教授

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陳志武教授以“春秋戰(zhàn)國中的強者生存：鐵器技術何以讓秦國勝出、統(tǒng)一中國？”為題，從經濟史與量化歷史的角度解析了“春秋戰(zhàn)國中的強者生存”，借助現代計量方法與考古數據，為中國思想史、制度史等領域提供了新的視角。他強調，量化方法并非意在取代傳統(tǒng)的歷史研究，而是與之互補，尤其在數字人文與思想史結合方面的潛力巨大。通過大規(guī)模整理自漢代以來近三十萬種中文出版物的題材與結構演變，可以洞察不同時代群體的關注重點。陳志武教授總結到，鐵器技術在公元前一千年間于歐亞大陸廣泛傳播，與亞述、波斯、希臘、羅馬和秦等早期大帝國的興起存在深刻關聯(lián)。對春秋戰(zhàn)國的量化研究，不僅有助于解釋秦國統(tǒng)一的歷史邏輯，也為理解中國思想與社會演變提供了新的解釋框架。他呼吁人文學科應積極吸收量化和統(tǒng)計方法，拓寬對歷史與思想發(fā)展的認知視野。

上海交通大學哲學院余治平教授

上海交通大學哲學院余治平教授以“質文法統(tǒng)與親親、尊尊……牟宗三《歷史哲學》詮釋之得失”為題，展開其關于本次“歷史—哲學對話”的方法論思考。他指出，若要為論壇確立可持續(xù)的學術方向，首先必須把經學與哲學的關系、經學與歷史的關系以及歷史與哲學的關系的內在邏輯厘清。余教授強調經學并非站在哲學的對立面，而是對哲學的一種根基性補充。他主張以哲學作為詮釋工具進入經學：既不復歸為純粹的“古典主義”或“漢學情境”，也不放棄現代哲學的分析資源；其中的關鍵在于把哲學當作方法與視域。余教授認為，真正高水平的跨學科對話，終將匯入對文明秩序與人的共同處境的追問；研究者不僅要在學術上自洽，更要在歷史責任與公共理性上能夠經得住檢驗。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魚宏亮教授

魚宏亮教授以“歷史事實中的價值與價值中的歷史”為題，指出史學不僅是事實的考證，更承載了特定價值取向；研究者需意識到材料的留存與解釋常常會受到價值結構的引導。他肯定陳志武教授所提出的考古與量化方法對于揭示歷史機制的重要性，同時提醒量化模型預設所可能帶來的局限性。魚教授提出，史學的核心在于說明“價值如何進入歷史并塑造敘述”，從而形成“歷史中的價值、價值中的歷史”二者相融互通的研究路徑。他呼吁在快速變化的技術與制度環(huán)境中，人文學科應重建公共性的價值敘事，使歷史研究在事實闡釋與規(guī)范判斷之間保持張力。通過與哲學對話，史學不僅要積累知識，更要在思想層面回應當下社會的價值危機，為重塑集體的“真實”提供論證與方向。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劉豐教授

劉豐教授以“思想史與哲學史視域下的宋學研究”為題，對于歷史與哲學的關系展開了深入的討論。劉豐教授指出，對于中國哲學研究多以“哲學史”方式展開，而史學則強調事實考據與價值中立，兩者對同一材料往往形成不同敘述。以宋明理學為例，理學家強調“道統(tǒng)”與文化主體性，而歷史學家更關注其制度背景與觀念源流，二者對朱熹、二程及王安石的定位明顯有別。這表明，價值立場與史實脈絡之間存在著天然張力。他強調，哲學研究并非無根的抽象，同樣需要嚴謹的文本與史料支撐；而史學也無法完全剔除價值判斷。如何在“價值承諾”與“歷史真實”之間建立橋梁，是中國哲學史與思想史研究的核心課題。而本次論壇的意義正在于提供一個對話平臺，使不同學科的研究者在保持方法與邊界自覺的同時，探索價值與歷史相互生成的可能性。

下午場的報告則著重于在文明史與思想史的交匯處，對中國經典傳統(tǒng)、哲學史寫作與史學范疇進行系統(tǒng)性的反思與重構。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李若暉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李若暉教授以“道家如何出于史官——《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道家小序研究”為題，剖析該文本的邏輯結構及其背后的史學—哲學意涵。他強調，在《藝文志》所示的語境中，道家繼承了史官對“天道”的關懷，卻質疑史學將歷史歸結為可預測、可操控的成敗利害之預設，轉而強調人之有限與命運的無常。由此，道家通過“無為”將對歷史的關注轉化為對人及其內在聯(lián)系的省察：君主應以“有而不用”的方式保持與萬民的潛在關聯(lián)，而非將其現實化為壓迫性的統(tǒng)治，從而使歷史秩序在免于混亂的同時，保持其開放性與方向性。李若暉教授總結到，對于《藝文志》“道家出于史官”之說的考察，不僅關乎史官傳統(tǒng)與道家思想的淵源，更關乎如何在歷史事實與價值、政治秩序與存在意義之間建立起細致而富有批判性的解釋框架。

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郭美華教授

郭美華教授以“秩序、圣人和隱逸”為題，指出秩序是天地人以及萬物之整體的固有自在之物，而不是由圣人外在建構的主觀性規(guī)范。即使在社會關系領域，兩方及兩方以上的社會關系有著由此關系而有的規(guī)范，此規(guī)范形成的秩序優(yōu)先于關系中任何一方；關系中的任何一方既不能凌駕于關系及其規(guī)范之上，也不能凌駕于其他關系者之上。在秩序與圣人的關系問題上，儒家傾向于圣人優(yōu)先于秩序（儒家所謂圣人是類本質與秩序的完滿化與絕對化化身），而道家傾向于秩序優(yōu)先于圣人（道家所謂圣人則是領悟自身有限性并依循自然秩序自為限制的相對存在者）。郭教授強調，必須警惕孟子式儒家“圣人立法”的自我膨脹沖動。就政治-社會的治理而言，其終極目的應指向自由個體的自由生存。隱逸并非巖居穴處，而是說政治-倫理的綱常名教羅網下，自由個體生存于非名言之域（非名教所能羈羅之域）。作為人類生存的整體之域，政治之域、倫理之域、教育之域與隱逸之域必須保持相對獨立的分界，以為個體自由生存的普遍可能性提供擔保。

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李永晶教授

李永晶教授以“道家自然主義：《老子》中的哲學、歷史與心靈”為題，回應了當代科學主義的價值困境。他指出，科學一旦被絕對化為唯一的認識框架，就會容易導致工具理性膨脹、價值相對主義與意義“內卷”。為此，應以“道”為宇宙秩序的起點，同時在認識論上承認理性的有限性，從而為不可知與不可說保留空間。他主張要從“智力”轉向“智慧”，恢復心靈的開放性；李永晶教授強調對“圣”的理解應該是“圣需仰視方可望見”以及“圣對人之善在于超越私域而不強制”。圣人之得道而有之心，就是天地宇宙之心，不再是為肉體所束縛的有形個體之心。最后，李永晶教授承認這一話題不可避免會具有可爭辯性，意在為經典再闡釋與當代價值重建提供可供檢驗的討論框架。

北師香港浸會大學董鐵柱教授

北師香港浸會大學董鐵柱教授以“中國哲學史的‘僵硬’及其‘復蘇’的可能性”為題，指出傳統(tǒng)中國哲學史寫作在宏觀結構與微觀人物兩方面均呈現“僵化”問題：宏觀上，百年來的敘述模式仍多承襲胡適以來的范式，未能充分突破“朝代—人物—思想”的線性架構；微觀上，研究過度集中于“顯赫人物”，而缺乏對小人物、邊緣文本及多樣思想資源的系統(tǒng)發(fā)掘。董鐵柱教授認為，中國哲學的生命力并不在于僵化的譜系，而在于“故事—思想”的互動結構。他倡議在文獻研究中注重“人和事”的具體情境，避免以固定理論框架束縛材料解釋，同時鼓勵引入文學敘事、思想史與社會史的多重視角，拓展哲學史寫作的邊界。他特別強調出土文獻與區(qū)域資料的重要性，但提醒學界不應把這些“熱點”局限于細碎考證，而應思考其對整體格局的重構價值。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成一農教授

成一農教授以“誰的中國歷史？”為題，分享了對于“中國歷史”概念及其書寫方式的再思考。他指出，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敘述多承襲民國時期的框架，而“歷史”本身亦是近代學術語境的產物，古人并無今日意義上的“中國歷史”整體觀念。“王朝”“天下”“帝國”“邊疆”等范疇，多在近代被重新定義并納入民族國家與世界秩序的話語結構。當代史學若不反思這些預設，便易陷入某些“假問題”。成一農教授呼吁學界回到歷史語境，探究古人如何理解與書寫他們的“天下”與秩序，避免受“國家—民族”框架限制。他指出，唯有尊重材料與情境，同時保持價值判斷的自覺與開放性，跳出近代話語束縛，重建與傳統(tǒng)對話的視野，才能賦予“中國歷史”更具生命力和批判性的敘述方式。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陳赟教授

陳赟教授以“文明觀的省思與重構：以中國思想為視閾”為題，聚焦于“文明”概念的譜系學重建及其范疇邊界。陳赟教授強調，從“文明”概念的歷史語義出發(fā)，可追溯至18世紀中葉。在這一時期，“文明”概念兼具價值論的單數文明（進步、等級、目的論）與描述性的復數文明（類型學、比較敘述）兩重向度。以此為據，文明化既意味著秩序、禮貌與理性約束的生成，同時亦伴隨著活力鈍化、英雄主義退場及“文明化暴力”，揭示出文明概念本身的張力與邊界。進而他提出以中國古典“文字論”重釋文明：將天文與人文并舉，以“質—文—字”的顯-隱雙重過程建構文明。據此，“人與萬物共生”不再是前文明，而可被理解為文明的高階形態(tài)。最后，陳赟教授強調，重新審視文明并非否定其歷史效力，而是為不同的文明意識找到恰當的邊界。只有在價值判斷與經驗描述之間建立可以調適的高階框架，文明概念方能避免中心主義，為理解多元歷史與未來共生提供開放的哲學視野。

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王獻華教授

王獻華教授以“史學實踐的文明史反思”為題，系統(tǒng)闡述其近年來對“文明史”與史學實踐關系的思考。他指出，現行人文學科的許多范疇與系統(tǒng)性框架，仍深受“蒸汽機時代”的機械論與功能主義影響，導致知識被割裂為彼此孤立的領域，而文明史寫作亟須跳出對于這一路徑的依賴。以此，王獻華教授以“共域”（Ontopia）概念為切入點，強調文明應被理解為人類社會在真實“生活世界”中的生成與演化，而不僅是某種單一的進步敘事。在此視野下，史學不僅是書寫活動，更是對于“過往”進行制度化記錄與賦義的綜合實踐。最后，王獻華教授強調，史學研究應在保持價值自覺、尊重材料與歷史語境的基礎上，同時跳出既有范式、重建與文明傳統(tǒng)的深度對話，才能夠為人類文明史開辟更具開放性、更具批判精神的書寫空間。

十幾位學者發(fā)言結束后，會議進入“人文社會科學十大熱點選題推選”環(huán)節(jié)。國際學界近年來持續(xù)反思人文學科處境，近年來不同的研究范式為此次“十大熱點”評選提供了更寬廣的語境，而這次推選也能為未來跨學科研究議程匯聚意見。敏銳的人文學者，總是能跨出自己的專業(yè)界限而洞察到時代的整體問題與根本問題。此次候選議題有三大方向：一是人工智能與哲學、價值重估和政治倫理；二是歷史理論與敘事方式；三是思想史與哲學史的范式自覺。熱點評選的目標并非立即形成終極的探討命題，而是為跨學科研究搭建持續(xù)交流的平臺，激勵學界在技術變革、文明視野、史學與價值等議題上形成更具共識性和創(chuàng)造力的對話空間。

會議現場

會議總結由魚宏亮教授主持，王獻華教授致辭，總結環(huán)節(jié)中，王獻華教授指出，本次論壇不僅展示了歷史與哲學在研究方法與問題意識上的互補性，也為青年學者提供了開放對話的平臺。他指出，跨學科對話的價值在于促成真實的交流和批判性反饋，但也必須正視語境差異：若學科背景相距過遠，往往難以立即聽懂彼此的問題意識，因此需要時間與共同的“高度”來建立有效溝通的基礎。他特別提到會議設置“學術十大熱點”環(huán)節(jié)的初衷，是希望形成一種“儀式化的嚴肅”，鼓勵大家明確、精準地表述問題，并在集體修訂與討論中形成具有共享意義的議題池。這既是一次探索，也為后續(xù)研究奠定平臺。最后，王教授強調，本次會議標志著一項新的學術實踐的開端，他期待未來能夠邀請更多同道參與，同時在選題上不斷打磨，使跨學科交流真正生成共識與創(chuàng)新成果。

參會人員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