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一詞在我們中國古代文本中頻繁出現(xiàn)，諸如“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以成人之美”等等，我們都從小聽到大，充分體現(xiàn)了中國人對君子的仰慕。那我們天天掛在嘴邊的“君子”，到底從何而來呢？為什么幾千年來，中國人一直把它當作人品的“天花板”？

追溯君子概念的源頭，其雛形可在周代禮樂文化中尋得蹤跡。西周初年，周公“制禮作樂”，構建起一套規(guī)范社會運行的秩序體系。在禮樂制度下，士大夫階層需遵循“博學于文，約之以禮”的行為準則，既要掌握詩書六藝的學識，又要踐行孝悌仁義的德行，這種“文”與“德”的雙重要求，正是君子形象的早期輪廓。周代的士大夫們以道德修養(yǎng)為立身之本，通過踐行禮樂規(guī)范獲得社會認可，開啟了中華文明“以德行立身”的人格傳統(tǒng)。

與小人相比，君子的關鍵在于德行，而非地位。君子不一定是身居高位的，但他在德行上有自己的操守，使君子成為我們仰慕的對象。在中國古代，君子的定義較為寬泛，所謂“君子不器”，就是說君子不應該成為像器具那樣的人，不應該成為工具人。器具往往一器一用，比如桌椅板凳、鍋碗瓢盆、飛機輪船等一個器具一個用途，互相不能融通。若要精準概括君子的核心特質，清華大學的校訓頗具代表性。校訓源自《周易》乾坤兩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其中，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八個字，我認為是對君子狀態(tài)的高度凝練。清末民初，國學大師梁啟超先生在清華大學發(fā)表演講，他期望清華學子能夠成為君子，成為自強不息的人，成為厚德載物的人。此后，這八個字便被清華大學定為校訓，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學子朝著君子的標準努力奮進。

“自強不息”是君子面對困境時的生命姿態(tài)，代表一個人直面挑戰(zhàn)、奮勇向上的精神。它并非簡單的努力奮斗，而是一種在逆境中不低頭、在挫折中不放棄的堅韌品格。從孔子“發(fā)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治學態(tài)度，到屈原“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執(zhí)著追求；從司馬遷忍辱負重著《史記》的堅韌，到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擔當，古往今來的君子，無不以“自強不息”為人生信條。正如自然界中，松柏經(jīng)霜雪而不凋，雄鷹歷風雨而更健，君子亦需在磨礪中成長，在競爭中前行。

“厚德載物”是君子對待他人與社會的處世智慧，彰顯中華文明包容萬物、兼濟天下的博大胸懷。所謂“厚德載物”，大地以寬廣的胸懷承載萬物，君子亦當以寬厚的德行容納他人。體現(xiàn)在待人接物上，是“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的善意；體現(xiàn)在人際交往中，是“君子和而不同”的包容；體現(xiàn)在社會責任上，是“達則兼濟天下”的擔當。因此，一個人在自強不息的同時，也不能只顧著自己勇毅前行，同樣需要有和諧共處、兼容并包的智慧。唯有以厚德待人，才能凝聚人心、匯聚力量，實現(xiàn)個人與社會的共贏。

時至今日，君子之道依然在我們的生活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若無“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厚德載物”便會淪為軟弱妥協(xié)，失去支撐德行的力量；若無“厚德載物”的包容胸懷，“自強不息”則可能變成自私自利的爭斗，偏離君子的正道。兩者看似對立，實則相輔相成，只有完美結合，才構成了理想的人格畫像。對內，以“自強不息”錘煉自我，追求學識與德行的不斷提升；對外，以“厚德載物”待人接物，踐行社會責任與道德?lián)敗o論是面對工作中的挑戰(zhàn)，還是生活中的困境，君子“坦蕩蕩”與“有所為有所不為”，都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精神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