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奧斯曼帝國解體和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一百周年，國內學界對此進行了大量回顧和反思，如黃民興教授所言，這兩次事件對于中東地區(qū)具有劃時代的影響。如果說從1299年奧斯曼王朝的建立算起，到1922年最后一位蘇丹被廢黜，奧斯曼帝國史加起來有六百二十三年，如果從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算作帝國的形成，到1918年帝國解體，奧斯曼帝國前后有四百六十五年的歷史。無論是六百二十三年，還是四百六十五年，它都在中東、東歐、北非等廣闊的范圍內實現了“奧斯曼帝國治下的和平”（Pax Ottomanica）。

帝國解體后在中東、北非、巴爾干和高加索等地誕生了二十八個民族國家，這些國家和人民之后在不斷探索適合自己的發(fā)展道路，但卻始終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先是英法填補權力真空，成為中東地區(qū)格局的主宰者，隨后是美蘇在中東地區(qū)爭霸，地區(qū)國家面臨選邊站的困境。蘇聯解體和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在中東地區(qū)一家獨大，地區(qū)國家必須唯美國馬首是瞻。阿拉伯之春的爆發(fā)使得沙特、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地區(qū)國家的作用凸顯，尤其是土耳其在敘利亞問題、巴以問題、難民問題等中東熱點問題上的作用變得愈來愈重要。因此，國內學界近兩年關于土耳其及奧斯曼帝國的譯作不斷推出，說是“土耳其熱”或者“奧斯曼帝國熱”也不為過。

此前，國內對奧斯曼帝國的著作與譯作都非常稀少，關于奧斯曼帝國的通史就更為罕見，帕特里克·貝爾福（Patrick Balfour）的這本《奧斯曼帝國六百年：土耳其帝國的興衰》（The Ottoman Centuri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urkish Empire）恰好可以填補這一空白，成為國內奧斯曼帝國研究的絕佳入門書。帕特里克·貝爾福在西方學界常常被稱為金魯斯爵士（Lord Kinross），是知名的中東歷史研究專家，尤其專長奧斯曼帝國史和土耳其現代史。除這本《奧斯曼帝國六百年》之外，他關于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的傳記《阿塔圖爾克：現代土耳其之父凱末爾傳》（Atatürk: A Biography of Mustafa Kemal, Father of Modern Turkey）也值得譯介，為中國讀者理解現代土耳其政治與歷史提供重要參照。

《奧斯曼帝國六百年》是一本接近八百頁的大部頭，但閱讀體驗非常流暢，絲毫不覺得艱澀，這既和貝爾福娓娓道來的文風有關，也離不開翻譯者的辛勤努力。全書分為七個部分共四十章：帝國的黎明（六世紀-1453）、新拜占庭（1453-1481）、帝國之巔（1481-1566）、衰敗之種（1566-1699）、死敵俄羅斯（1699-1789）、改革的時代（1789-1876）、末代蘇丹（1876-1923），大致以重大的歷史事件或者重要的蘇丹逝世為分界線，如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陷，1481年征服者默罕默德二世逝世，1566年立法者蘇萊曼大帝逝世，1699年奧斯曼帝國與俄羅斯帝國簽訂《卡爾洛維茨和約》，1789年塞利姆三世繼位并開啟改革時代，同時恰逢法國大革命爆發(fā)，1876年奧斯曼帝國制定第一部憲法從而開啟憲政時代，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建立等。歸結起來，本書主要回答了四個問題：奧斯曼帝國是如何崛起成為一個世界性伊斯蘭帝國的？奧斯曼帝國是如何走向衰弱的？奧斯曼帝國是如何進行救亡圖存的？奧斯曼帝國的歷史給我們的啟示是什么？

奧斯曼帝國如何崛起成為一個世界性伊斯蘭帝國？

為何一個弱小的奧斯曼公國可以迅速發(fā)展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帝國？這必然與奧斯曼帝國所采取的一系列內外政策相關。與同時期的歐洲國家相比，奧斯曼帝國建立了高效率的中央集權專制主義，所設立的各種機制可以用來維護和保障帝國擴張所需要的軍事力量、行政架構以及財政來源等。

一是奧斯曼帝國的軍事力量領先于同時代的對手。與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相比，突厥人在皈依伊斯蘭教后就毫無保留地投入圣戰(zhàn)之中，且從擔任雇傭兵開始，就善于接受新式武器，如火器、大炮等。1453年奧斯曼帝國攻破君士坦丁堡的城墻，就有賴于引入烏爾班大炮，而歐洲對手則依然采用古老的方式、帶著浪漫主義的精神作戰(zhàn)，對土耳其人的戰(zhàn)斗技巧、出色的紀律性，以及他們的訓練、情報系統(tǒng)和戰(zhàn)術毫無所知，對輕裝上陣的步兵和騎在馬背上的弓箭手會有怎樣的機動性也不熟悉，這使得奧斯曼人在最初的幾個世紀里可以橫掃歐亞大陸。

二是帝國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軍事奴隸制度。帝國于1403年就制定了“童子充軍”（devshime）制度。帝國在各個被征服的地區(qū)征募條件合適的基督徒男孩，讓其離開家庭，并在成長過程中改信伊斯蘭教，在接受完嚴格的軍事和宗教訓練后，這些男孩被組建成為一支軍事過硬、紀律過強并且只對蘇丹本人效忠的部隊，即“耶尼切里”（Yeni Ceri），也稱為“新軍”或“近衛(wèi)軍”。這些基督徒奴隸最開始還只是在軍事領域里發(fā)揮作用，但很快就控制了帝國政府的各個行政機構，從征稅官、封地所有者、行省長官到維齊爾，甚至可以被擢升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維齊爾（即宰相）。

與歐洲國家相比，奧斯曼帝國君主決定通過基督徒代理人來管理他的子民，這確實非常標新立異。由奴隸士兵組成奴隸軍隊，由奴隸將軍來指揮，然后為奴隸國王和奴隸王朝服務，其中的邏輯看起來非常不可思議，但細想卻別有一番道理。帝國君主如何能夠找到既可靠又可以信賴的軍事奴仆和民事奴仆，同時確保他們的權勢不能做大以免挑戰(zhàn)君主的權勢呢？年輕的異教徒是個絕好的選擇，這些奴隸在文化上與自己的原生家庭和背景隔絕，經過皈依伊斯蘭信仰大多會痛恨自己的父母，即便以后在帝國內身處高位卻仍然無法形成自己的小團體，無論獲得何等恩寵，獲得多大權力，終其一生都是主人的私人奴隸。如此，奧斯曼帝國的君主就將軍事和行政權力全權掌握。

三是帝國推行了較為寬松的宗教和民族政策。奧斯曼帝國建立了“米勒特”（Millet System）制度或曰“宗教共同體”來管理宗教少數派，其中包括東正教徒的米勒特、亞美尼亞人的米勒特、猶太人的米勒特，還有穆斯林的米勒特，這些宗教少數派人群可以保留自己的法律和習慣，每一個米勒特的宗教領袖負責幫助中央政府管理其成員，并約束其行為，這較之同時期基督教歐洲的統(tǒng)治者還是寬容的多。因此，當奧斯曼帝國東征西討時，無論是希臘人還是斯拉夫人，塞爾維亞人還是保加利亞人，都更愿意接受奧斯曼人的統(tǒng)治，對他們而言，與其接受天主教的迫害，還不如接受奧斯曼帝國更為寬松的統(tǒng)治，畢竟奧斯曼帝國的窮光蛋都要比歐洲基督教世界里任何一個國家里的窮人都更有機會得到財富、權力和尊榮。這也是奧斯曼人很少強迫被征服的居民改信伊斯蘭教然而改宗者卻眾多的一個重要因素。

更為重要的是，奧斯曼帝國的擴張時代與最初十位蘇丹的雄才大略是分不開的。在將近三百年的時間里，帝國涌現了如此眾多的開疆拓土者，這在歷史上也是比較罕見的。這些蘇丹大多有在各省擔任總督的鍛煉機會，在其父逝世后大多通過與眾兄弟進行競爭而奪得大位，在統(tǒng)治安納托利亞和巴爾干等地區(qū)時多以寬容之策來吸引能工巧匠，并且在軍隊和官僚機構出現沖突時有足夠手段加以制衡，因而他們在掌握了絕對權力后能夠持續(xù)地向歐洲的基督教世界發(fā)起圣戰(zhàn)。

奧斯曼帝國是如何走向衰弱的？

蘇萊曼大帝去世后，奧斯曼帝國在歐洲也幾乎停下了征服的腳步，勒班陀戰(zhàn)役的失敗打破了土耳其人不可戰(zhàn)勝的形象，兩次圍攻維也納均無疾而終也表明帝國的軍事征伐已經到了極限。1683年奧斯曼帝國圍攻維也納引爆了長達十余年的奧地利戰(zhàn)爭（1683-1699），敗北后在1699年簽署了《卡爾洛維茨條約》，結束了奧斯曼帝國對哈布斯堡王朝近兩百年的軍事壓迫。此份條約的簽訂，連同1718年簽訂的《帕薩洛維茨條約》，確認了奧斯曼帝國在歐洲勢力的退潮，從此奧斯曼帝國與西方關系逆轉，從攻勢轉為守勢，也開啟了帝國的漫長衰弱期。

奧斯曼帝國走向輝煌是和最初十位蘇丹的雄才大略分不開的，但隨后的歷任蘇丹鮮有可堪大任者，這與帝國繼承制的變異息息相關。奧斯曼王朝歷史上就有皇室內部手足相殘的傳統(tǒng)，但在征服者默罕默德二世時期，兄弟相殘的傳統(tǒng)被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此后每一位剛繼位的蘇丹都會不折不扣地遵守這條法令，以這種冷酷無情的方式保證君權的獨一無二。蘇萊曼大帝甚至通過屠戮子嗣的方式改變蘇丹大位的繼承人選，這遠比兄弟相殘的行為更加惡劣，其造成的后果是接替其大位的只能是能力格外低下，遠遠遜色于前代的蘇丹。巴耶濟德一世（1389-1402年在位）曾獲得“雷霆”的名號，默罕默德二世（1451-1481年在位）被稱為“征服者”，蘇萊曼一世（1520-1566年）被當做“立法者”，而后世蘇丹的名號大多是負面的，如“酒鬼塞利姆”“瘋子穆斯塔法”等。這些后世蘇丹大多被幽禁在皇宮中，再也沒有出外進行鍛煉的機會，這導致他們沉溺于宮中的生活，登基時大多統(tǒng)治能力不足，權力旁落到后宮和大臣之手。

隨著蘇丹權力的衰落，行政機關、軍隊、書吏和烏萊瑪階層等統(tǒng)治階層諸多力量之間的平衡不復存在，各派力量也開始爭權奪利。大維齊爾逐漸取代蘇丹掌控了所有行政權力，甚至一部分軍事權力。帝國軍隊也出現分裂，最初由西帕希騎兵和近衛(wèi)軍步兵組成，但前者慢慢不再具有軍事價值，越來越容易違抗命令，拒絕參戰(zhàn)，即便參戰(zhàn)也會逃離戰(zhàn)場，這也使得其憑借“蒂瑪制”（timar）獲得的封地被逐漸沒收，導致新地主階層的崛起，但即便這些西帕希騎兵能夠保住封地，也會想法將封地傳給自己的兒子，實現土地的世襲。后者的兵源隨著穆斯林的加入而出現更大改變，內部團結和集體精神受到動搖，加上近衛(wèi)軍也被允許可以結婚生子，在軍事征伐變少的情況下還可以從事手工業(yè)，使得近衛(wèi)軍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世襲化。于是，當蘇丹日漸軟弱后，無論是西帕希騎兵，還是近衛(wèi)軍都頻繁地起來造反，有時兩者互相合作，有時兩者之間展開斗爭，最終近衛(wèi)軍在內斗中獲勝，導致軍隊內部的巨大不平衡。到了十七世紀晚期，由于近衛(wèi)軍無法跟上歐洲軍事技術的發(fā)展，已經不再是帝國的有效捍衛(wèi)者。

帝國的財政在這一時期也面臨巨大的危機。如張錫模所言，奧斯曼帝國就像是一部掠奪機器，對外征服以及由此而來的外部積累構成了帝國財政的主要來源，而且是維持整個帝國軍事與行政活力的動能所在。一旦外部征服遭遇到阻礙，向北遭遇歐洲列強，向東遭遇波斯，那么帝國財政來源只能往賦稅承包著手，結果導致農民承受的壓力大增及地方諸侯權力的崛起。對農民而言，一旦承受不了壓力就必然會離開土地，進行遷移，對帝國的忠誠也隨之減弱，這在巴爾干地區(qū)的基督徒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對地方諸侯而言，權力的擴張也意味著必須要挑戰(zhàn)與篡奪中央的權力，并且伺機兼并其他的地方諸侯。

帝國經濟走向惡化還與當時的國際經濟環(huán)境有著重要的關系。地理大發(fā)現削弱了奧斯曼帝國作為控制主要商道的中間人地位。廉價的美洲白銀涌入歐洲和中東，導致十六世紀后期物價的普遍上漲。中東地區(qū)長期以農業(yè)為主，非常依賴歐洲與遙遠東方的轉口貿易，因此很難提供更多有市場競爭力的商品，加上奧斯曼帝國的軍事貴族對商業(yè)不甚關心，對生產也興趣缺失，從而使得帝國的市場都被西方商人和帝國內部的基督徒商人所主宰，即為西方的貿易特權制度（capitulation）。

可以說，帝國早期擴張的力量根源也同時成為帝國中晚期衰退的主要來源，不過奧斯曼帝國雖然離歐洲較近，但卻沒有陷入立即衰弱的境地，這一方面是由于同時期的歐洲在宗教和政治層面都處于分裂狀態(tài)，甚至還曾經尋求過奧斯曼帝國的援助，另一方面是由于奧斯曼帝國與法國建立了較為長久的盟友關系，可以借此抵抗其他歐洲力量的反撲。隨著歐洲國家體系的建立和俄羅斯帝國的強勢崛起，奧斯曼帝國的存亡就變成了“東方問題”，當極度虛弱的奧斯曼帝國不再構成對外部的威脅，它就逐漸變成了其他國家加以利用的目標。

奧斯曼帝國是如何進行救亡圖存的？

奧斯曼帝國到它最后解體之前還有一百多年的時間，始終處于不斷內外作戰(zhàn)的煎熬之中，其中1789年拿破侖指揮法國軍隊攻打埃及是這一系列內外戰(zhàn)爭的開端，也是帝國進行改革的開端。此后，英國人和法國人彼此關注，兩國又都很在意俄國人，這使得西方勢力插手干預中東的心臟地帶，這和歷史上土耳其人與法國結盟，只和奧匈帝國和俄國打交道不同，現在需要同時應付四強。奧斯曼帝國的節(jié)節(jié)敗退淪為外交人士口中的“東方問題”。在這個階段，奧斯曼帝國的存亡不只是依靠奧斯曼軍隊的頑強抵抗，同時還取決于另一個新因素，那就是歐洲列強為避免俄羅斯做大而插手干預，以及奧斯曼政府越來越懂得辨識這些對立勢力并且能從大國博弈中獲利。

西方武力的沖擊使得奧斯曼帝國必須進行改革以應對這些挑戰(zhàn)。這個改革進程在開始的時候純粹是軍事性的，因為最迫切的問題是要在一個由武力強大的歐洲主宰的世界中生存下去，但是創(chuàng)建新軍無法只靠雇用教官和購買武器來解決訓練和裝備上的問題?，F代軍隊需要由受過教育的軍官來指揮，因此需要教育改革；現代軍隊需要體制保障，于是引發(fā)行政改革；現代軍隊需要工廠進行裝備生產和供應，于是引發(fā)經濟改革；現代軍隊還需要支付軍餉，于是引發(fā)財政改革。這一觀點在《中東兩千年》中也有詳細敘述。

除軍事挑戰(zhàn)外，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等歐洲新觀念的傳入對帝國內部的基督教族群帶來了更為直接和重要的影響。最先遭到民族主義浪潮沖擊的是希臘人和塞爾維亞人，接著是其他的巴爾干半島民族，最后是亞美尼亞人。這些基督徒少數族群希望擁有與主體穆斯林平等的權益，希望能夠保留“米勒特”舊秩序下的特權與自治地位，甚至希望獲得完全的獨立或者在自己的民族土地上享有自治形態(tài)的政府。當然，不同的民族實現了不同的政治目標。希臘最先爆發(fā)民族獨立運動，受到了西歐民眾的同情，最終在英、法、俄三國的軍事干預下于1830年正式成為獨立國家，埃及在穆罕默德·阿里帕夏統(tǒng)治下走向自治，受希臘獨立影響，同屬東正教徒的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與羅馬尼亞人也在外部勢力干預下謀求獨立，與之相比阿拉伯人與亞美尼亞人對帝國來說還算是更為忠誠些。

為了緩解這些內憂外患，奧斯曼帝國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先是大力支持奧斯曼主義的思想，在這一框架下，帝國內所有群體無論種族、語言和宗教，均能自主地發(fā)展，從而建立一種“奧斯曼人”的集體身份認同，但以失敗而告終，帝國的大片歐洲領土喪失。隨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蘇丹訴諸于泛伊斯蘭主義拯救帝國，企圖以宗教喚起帝國甚至整個世界穆斯林群體的支持，但再次以失敗而告終。在奧斯曼主義、伊斯蘭主義無法拯救帝國的情況下，青年土耳其人只能訴諸土耳其民族主義（泛突厥主義），以族裔喚起土耳其人甚至全世界突厥人的支持。從奧斯曼主義到伊斯蘭主義，從伊斯蘭主義到土耳其民族主義，帝國的改革派嘗試了各種道路，但道路的可選擇性也越來越狹窄，一旦奧斯曼的認同無法維持，那么帝國的解體也就變得難以避免。

奧斯曼帝國的歷史給我們的啟示是什么？

如伯納德·劉易斯所言，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可以說是伊斯蘭世界在西方沖擊下的總撤退，此后的一百年里中東秩序再也無法恢復到“奧斯曼帝國治下的和平”。然而，舊的秩序已經被打破，但新的秩序卻遲遲未能建立起來。姑且不說舊秩序是好還是壞，但是“奧斯曼帝國治下的和平”在中東、巴爾干、高加索及北非地區(qū)已經運作了四百多年甚至六百年的時間。奧斯曼人在這幾百年里建立了一個長久維持的政治結構以及運行良好的政治體制，同時也創(chuàng)造了一種政治文化，使得每個族群和每個個體都知道自己的位置、權力及權位的限度。

當然，奧斯曼帝國建立的這套體系也有各種問題，但總體來說仍然可以運行，即便是失去基督教臣民的忠誠與接納后，仍然被絕大多數的穆斯林子民所接受。這套體系甚至在帝國最后的幾十年有所復興乃至進步，然而隨著帝國加入一戰(zhàn)及隨后的戰(zhàn)敗，帝國政府已然崩潰，領土亦分崩離析。從這一個角度而言，同為老大帝國的清朝避免了同奧斯曼帝國一樣的分裂命運實屬一件幸事。

緣何那些先前總是被伊斯蘭教常勝軍大敗的可憐兮兮的異教徒，現在卻贏了天下？緣何伊斯蘭教的軍隊會在奧斯曼人的手中落敗了呢？一個原因就是奧斯曼帝國在到達頂峰之后就再未出現有雄才大略的統(tǒng)治者。蘇萊曼大帝之后是接連二十五位無法與其前輩相媲美的蘇丹，他們的統(tǒng)治能力時好時壞，雖然有時候會得賢相（大維齊爾）的輔佐使帝國獲得喘息之機，甚至出現短暫復蘇，但整體上一直處于持續(xù)的、不可逆轉的衰落之中，概因這些蘇丹不再擁有治理國家的意愿和能力，從以往帝國的主宰者淪為帝國的奴仆。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奧斯曼帝國對西方基督教世界取得的文明成果一概漠視，不屑一顧，這與伊斯蘭教后來的封閉性有很大關系。在穆斯林看來，伊斯蘭教是繼猶太教、基督教之后最后的天啟宗教，后兩者代表的宗教文明是一種過時的文明，而伊斯蘭教建立的文明則是終極的至善。伊斯蘭世界曾經為西方文明的復興，無論是物質上的，還是思想上的，都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根據奧斯曼人的歷史觀，穆斯林持有上帝的真理，并負有神圣的任務，要把真理帶給其他人，帝國最初的戰(zhàn)無不勝與輝煌時代更是強化了這一神圣使命，因此歐洲所謂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宗教改革運動等在奧斯曼帝國無半點痕跡。等到帝國軍事征服活動減弱后，奧斯曼人就必須得適應這種緩慢而又痛苦的調試過程，但有時這種適應還得依賴基督教世界的幫助甚至是善意。

就改革的內容來看，單純的器物改革無法拯救帝國，仍需制度上的學習，這是帝國融入歐洲國家體系的必然要求，然而問題是歐洲并未準備接納放棄伊斯蘭體系的奧斯曼帝國。如戴維斯所言，奧斯曼帝國的改革分了三個階段。第一個時期為奧斯曼帝國軍事現代化，史學家稱其為西化的開端（1789-1876）。因無法找到引進西方軍事制度背后的合理性基礎，國防現代化不能成功。第二個階段為力圖用奧斯曼主義對抗西方沖擊時期，史學家稱之為“從專制到革命”（1876-1909），引進的西方理性精神與伊斯蘭教發(fā)生廣泛而激烈的沖突，所謂奧斯曼主義根本無法立足。第三個階段為帝國解體，這是所謂“從帝制到共和”（1909-1923）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凱末爾和少數軍人利用土耳其民族主義建立了一個民族國家，但它根本不可能保留昔日奧斯曼認同和文化。這也使得帝國的解體變成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