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一部名為Payitaht: Abdülhamid的電視劇在土耳其上映。這部講述了奧斯曼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位：1876-1909）末期的歷史劇，不但在土耳其熱映，還迅速傳播到阿拉伯世界，獲得了廣泛關注。作為阿拉伯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媒體，卡塔爾半島電視臺的阿文網(wǎng)站多次出現(xiàn)了關于該劇的文章（報道、采訪、博客等等）。雖然卡塔爾半島電視臺可能會宣稱自己刊載的文章并“不代表本臺立場和觀點”，但這些文章的內容總是流露出對主人公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推崇。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新奧斯曼主義的符號

這部頌揚奧斯曼蘇丹的歷史劇，能夠在卡塔爾半島電視臺上得到積極回應，反映了土耳其“新奧斯曼主義”在阿拉伯世界的反響，也體現(xiàn)出阿拉伯人對奧斯曼帝國的認知正在發(fā)生改變。在傳統(tǒng)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敘事中，16世紀以來奧斯曼帝國對阿拉伯世界的統(tǒng)治被視為異族侵略，摧殘了阿拉伯的文化，阻礙了其社會進步。例如，納賽爾曾在公開講話中表示，“奧斯曼殖民主義試圖奴役阿拉伯人，試圖消滅阿拉伯民族主義，但未得逞。西方殖民主義試圖以十字軍戰(zhàn)爭消滅阿拉伯民族主義，也沒有得逞”。而對于君主制國家，亦是如此。例如，今天約旦的哈希姆王朝自然不會否定當年與奧斯曼帝國的戰(zhàn)爭。

但這種貶斥奧斯曼帝國統(tǒng)治的歷史觀，如今正在動搖。今年1月，埃及著名的奧斯曼史專家穆罕默德·哈爾布在接受卡塔爾電視臺采訪時就表示，受猶太復國主義和英國等西方國家的影響，埃及等阿拉伯國家的歷史教學大綱對奧斯曼帝國存在嚴重的歪曲，呼吁阿拉伯人應該根據(jù)可靠的原始文獻，了解真正的奧斯曼帝國，因為“奧斯曼帝國的歷史是伊斯蘭歷史乃至人類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這位在伊斯坦布爾大學獲得學位的埃及學者，剛剛在去年12月被授予了土耳其納吉布文學獎。也許這個獎項對很多讀者來說較為陌生，但出席頒獎儀式的土耳其總統(tǒng)埃爾多安，卻是當今國際舞臺上叱咤風云的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在頒獎儀式上，埃爾多安感謝穆罕默德·哈爾布將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回憶錄翻譯成阿拉伯文。這或許就反映出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新奧斯曼主義”中的符號學意義。

就土耳其自身而言，作為一個歷史人物或符號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反映了埃爾多安總統(tǒng)的新奧斯曼主義傾向。Payitaht: Abdülhamid這部電視劇上映不久后，土耳其議會的前議員Aykan Erdemir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批評這部電視劇與埃爾多安的“陰謀論加反猶世界觀”極其相符。而埃爾多安并不掩蓋自己對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緬懷。去年2月，也就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逝世100周年之際，埃爾多安特意召開會議，稱贊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是近150年來土耳其最具戰(zhàn)略眼光之人，并批評歐洲人和“世俗土耳其人”對這位蘇丹的誹謗。為此，埃爾多安呼吁對其生平進行重新研究，并宣稱土耳其共和國是奧斯曼帝國的延續(xù)。不久后，埃爾多安還在一場集會上問他的支持者：“你們看電視劇Payitaht了嗎？”并引用劇中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臺詞——“但凡危害本國的情況，其背后都來自西方的指令?！?（“本國”一詞來自英譯“this nation”，筆者不懂土耳其文，不確定這個詞對應的原意是指奧斯曼帝國還是伊斯蘭烏瑪，或是別的什么，姑且譯之為“本國”。）

而就“新奧斯曼主義”在阿拉伯世界的反響而言，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符號學意義可不僅僅體現(xiàn)在一部電視劇上。近兩年在卡塔爾半島電視臺上出現(xiàn)了多篇關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博客文章。這些博主雖然多是阿拉伯人，但他們結合強烈的現(xiàn)實關懷，為這位蘇丹正名。

對抗歐洲侵略和抵抗猶太復國主義的穆斯林領袖

自上世紀中葉以來，以色列的建國和擴張嚴重危害了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權利。再加上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稱之為“古都斯”，即圣城）作為伊斯蘭教的第三圣地，以色列就成了阿拉伯世界乃至廣大伊斯蘭世界的眾矢之的。雖然在歷次中東戰(zhàn)爭中，以色列都在軍事上占盡了風頭，但卻在政治上被廣大中東國家孤立，長期處于“賤民”地位。而以色列在中東地區(qū)難以擺脫“賤民”般的孤立處境，恰恰反映出其在阿拉伯世界乃至伊斯蘭世界所遭遇的仇視。此外，對以色列和猶太復國主義的仇恨，還承載和催化著對西方的怨恨。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位期間，正值猶太復國主義方興未艾之時。同時，歐洲列強對奧斯曼帝國的威脅依舊存在。如此，對現(xiàn)實政治的關懷，就大量摻雜到關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歷史敘事當中。而卡塔爾半島電視臺的博客作家，就普遍贊揚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遏制猶太復國主義試圖占據(jù)巴勒斯坦的陰謀。

敘利亞作家達爾杜舒在今年2月10日，也就是哈米德二世逝世101周年之時，發(fā)表博文予以緬懷。他雖然沒有明確表示要為這位蘇丹正名，但開篇就烘托“廢帝”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臨終前凄涼而又從容的狀態(tài)，接著便引用阿拉伯“詩王”艾哈邁德·紹基的對哈米德二世的哀悼之詩，奠定了全文的悲情基調，哀婉之意，溢于言表。對于哈米德二世踐作之初便解散議會，后又強化秘密警察的措施，達爾杜舒視為他應對國內外敵對勢力的反應。尤其是奧斯曼境內反對蘇丹的陰謀，達爾杜舒歸因于歐洲列強試圖從內部瓦解奧斯曼帝國的手段。在達爾杜舒看來，帶有西方思想的軍校學生成了歐洲列強的工具，并具有共濟會背景。此外，達爾杜舒認為猶太復國主義也參與到推翻哈米德二世的陰謀當中。如此，推翻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便成了西方的陰謀，失去了革命敘事下的正義性，也表達對哈米德二世的同情。此外，達爾杜舒多次以“哈里發(fā)”代指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體現(xiàn)了他對這位奧斯曼蘇丹作為伊斯蘭世界領袖的認可。

）的功績，例如反對白益王朝和法蒂瑪王朝。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紀的白益王朝和法蒂瑪王朝也是伊斯蘭國家，只不過是什葉派?？梢?，薩萊比所說的“烏瑪”，似乎局限在遜尼派。

達爾杜舒代表了相當一部分阿拉伯作者的看法。例如，黎巴嫩歷史學家哈萊古認為西方猶太人以朝圣為借口，向巴勒斯坦移居，引發(fā)了哈米德二世的警惕，為此下達了限制措施。為此，西方猶太人聯(lián)合共濟會推翻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此外，約旦歷史作家阿茲·丁·歐麥爾和敘利亞詩人哈吉法·阿拉吉亞也都肯定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對于猶太復國主義覬覦巴勒斯坦的抵制。

此外，半島電視臺的高產博主，埃及學者侯賽因·達基爾認為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雖然勵精圖治，但卻難逃罵名。就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1882年埃及反英起義中的角色而言，達基爾駁斥了關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同意英軍占領埃及的說法。達爾基認為恰恰是埃及的民族解放運動從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那獲得了支持，也正是這種支持，引發(fā)了英法的軍事介入。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不畏強暴，加大對埃及民族解放運動的支持。

徘徊于宗教與民族之間的身份認同

有人（R. G. Khouri）說，當今阿拉伯世界有五大幽靈：1. 拿破侖；2. 赫茨爾和貝爾福；3. 凱末爾；4. 納賽爾；5. 撒切爾和里根。而在短短兩年的時間里，作為阿拉伯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媒體，卡塔爾半島電視臺的阿文網(wǎng)站出現(xiàn)了大量關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文章。似乎又有一位歷史人物要成為阿拉伯世界乃至整個中東地區(qū)的一個符號。

而這些文章，無論是報道，還是采訪或是博客，大部分都在或明或暗地為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平反正名。即便卡塔爾半島電視臺只是單純的報道、發(fā)表，但至少這也成為一個緬懷奧斯曼蘇丹的平臺。這或許反映出卡塔爾與土耳其的親密關系，也體現(xiàn)了土耳其在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影響力，使得其國內的新奧斯曼主義回響在阿拉伯世界的輿論當中。

但更重要的是，對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緬懷，或許體現(xiàn)了宗教認同正在阿拉伯世界進一步碾壓傳統(tǒng)的阿拉伯民族主義。盡管阿拉伯世界內部紛爭激烈，但在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中，奧斯曼時代還是被廣泛視為一個黑暗時期。而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帶有世俗主義色彩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明顯傳入低谷，西方世界所說的“政治伊斯蘭”登上地區(qū)政治舞臺。如今，卡塔爾半島電視塔出現(xiàn)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熱”，不過是在公共領域反映出阿拉伯知識界對過去那種民族主義歷史敘事的修正和背棄。昔日被視為異族統(tǒng)治的奧斯曼帝國，如今被相當一部分阿拉伯人當做他們自己的故國，予以緬懷。

當然，懷古不等于復古。不能因為上述現(xiàn)象就武斷地認為緬懷奧斯曼帝國就成了當今阿拉伯世界和土耳其的主流認識，更不能腦洞大開，認為奧斯曼帝國會重新以一個主權國家的面貌出現(xiàn)在中東大地上。且不說新奧斯曼主義在土耳其和阿拉伯世界也是備受非議，即便就緬懷奧斯曼帝國的阿拉伯人而言，他們或許只是出于對阿拉伯世界現(xiàn)狀的不滿，故而將自己的身份認同由阿拉伯人延伸到穆斯林，進而將對統(tǒng)一與富強的憧憬，寄情于祖輩們所歸屬的“上國”（奧斯曼帝國自稱“上國”，用阿語表達為?????? ??????）。但這都不意味著阿拉伯人就真正盼望土耳其人再來管理他們。從卡塔爾半島電視臺的信息同樣可以看出，泛阿拉伯情懷仍然是廣大阿拉伯人難以割舍的情懷，只不過他們有很多人厭倦了當年納賽爾所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既然對阿拉伯的身份認同難以割舍，那還能多少阿拉伯人會真正歡迎非阿拉伯人的統(tǒng)治呢？且不說新奧斯曼主義在土耳其本國的狀態(tài)。

但歷史的發(fā)展往往會脫離人們預測未來時所依據(jù)的軌跡。一部分阿拉伯人對奧斯曼帝國的懷念，雖然并不意味著他們盼望帝國的重建，卻折射出一種超越國家間既有主權和邊界的身份認同，甚至可能還連帶著他們對這種主權、邊界以及既有地區(qū)秩序的不滿和憤恨。從這點來講，往往被視若冰炭的泛伊斯蘭主義與泛阿拉伯主義又是何其相似。如此，無論是在土耳其還是阿拉伯世界，新奧斯曼主義背后所蘊含的身份認同，未必不會因為事態(tài)的變化，而演變成一股強大的政治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