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6日，由華東師范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院主辦，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華東師范大學遠讀批評中心承辦的“言與文的現代轉型——意義、方法與可能性”講座在華東師范大學普陀校區(qū)格致樓301會議室舉行。講座由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杜氏中國文化講席教授商偉主講，華東師范大學黃銳杰副教授主持，華東師范大學羅崗教授、毛尖教授、羅萌副教授、陳琦講師、澎湃新聞記者丁雄飛老師及華東師范大學博士和碩士研究生張楊思頡、蘇恩祺、嚴奕潔參與了對談。

在講座中，商偉教授將言與文的現代轉型追溯至清代，回顧了切音字改革時期的“言文一致”實踐，以及這一實踐如何引出了民國和五四時期以統(tǒng)一語音為訴求的語文改革活動。然后，他通過對雍正的正音舉措的分析，來回答這樣兩個問題：清帝國內部是否存在統(tǒng)一語言的需求與動力？雍正推行官話的努力是否預示了現代國家的訴求？

雍正是清史研究中的一個標志性人物。在許多人眼中，康熙皇帝不僅宏圖大略，而且相對開明。他對西方科技心存好奇，對耶穌會包容有加，在涉外事務上既有原則又靈活務實。而雍正則頒布禁教令，逆轉了康熙的政策；此外，他看上去偏狹固執(zhí)，猜忌多疑，十三年的雍正朝因此盡顯專制主義的種種弊端。在中國史的研究中，一些學者往往不假思索地使用馬基雅維利、孟德斯鳩、黑格爾等人關于“東方專制主義”的理論話語，卻很少意識到，這些歐洲思想家之所以發(fā)明了這一理論，一部分原因正是通過將東方王朝（從奧斯曼帝國到中國王朝）設置為迥然不同的他者，以完成他們關于歐洲近現代國家的歷史敘述與理論建構。而雍正的所作所為似乎為東方專制主義說提供了一個方便的證據。

這一說法所帶來的問題很多，不可能在此逐一說明。商偉教授在講座中提醒我們注意，皇權絕不等于政權?；实酃倘豢瓷先ブ粮邿o上，仿佛可以為所欲為，但這并不意味著清王朝的政府是強大而有力量的。事實上，清王朝不僅缺乏行之有效的中央財政系統(tǒng)，也缺乏對基層社會的直接管理能力與自上而下的社會動員能力。清代的地方治理向來是學界關注的一個焦點。朝廷任命的文官去地方赴任，基本上依靠兩類人來管理地方事務：一是他們個人聘請的幕客，以及家人和親戚，二是當地的胥吏和衙役。幕客和胥吏都不是由朝廷來任命的，也不享受朝廷的俸祿。他們?yōu)楣蛡蜃约旱牡胤焦俟ぷ鳎瑫r也對地方官負責。這可以說是帝國(empire)的“間接統(tǒng)治”(indirect rule)方式的一種特殊體現：朝廷將地方治理的責任委托給地方官，并且與他們個人之間達成了一種責任制關系。盡管清朝的疆域空前廣闊，人口激增，文官的編制卻始終不變，甚至與十二世紀的宋朝不相上下。從這個意義上說，大清帝國是小政府的一個極端例子。

這一體制固然有助于朝廷減少政府開支，但它的種種弊端卻也日益彰顯，在曠日持久的太平天國之亂中更是被加倍地放大和凸顯出來。晚清知識分子從不同的立場出發(fā)，對清王朝表示不滿并做出批評，無論如何概括都難免掛一漏萬。商偉教授著重指出這一點：在他們當中的許多人看來，問題顯然并不是什么集權專制，而恰恰在于清王朝無法有效地行使他們所期待的國家職能。他們面對的是這樣一個現實，即清廷在行政、財政和軍事等諸多方面都疲于應對，力不從心，甚至不得不依賴地方武裝來平定內亂，造成了孔飛力所說的十九世紀后期的“鄉(xiāng)紳軍事化”現象，并進而演變?yōu)槎兰o上半葉的軍閥割據。應對危機的辦法導致了新的危機，而在四分五裂的危機狀態(tài)下又如何能成功地抵御外侮呢？有鑒于此，他們呼吁建立一個強大的、具有集中管控力和全社會動員力——包括迫在眉睫的軍事動員力——的現代國家體制。晚清思想界和知識界對現代國家的向往，固然投射了他們急切的現實訴求，但也在更深的層次上揭示了現代國家的一些內在特質，而這些特質無疑正是清王朝的地方統(tǒng)治模式所不具備的，與清帝國內部多元化和兼容性的社會、宗教、文化和語言系統(tǒng)，也有著本質性的差異。

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偉教授指出，雍正皇帝的一系列改革舉措，在清代乃至歷代王朝中都是獨具特色的，可以說體現了具有前瞻性的“現代”國家意識。例如，清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雍正下令福建、廣東督撫及各級教官訓導學子學習官話，并要求“凡系鄉(xiāng)音讀書之處”皆聘請官話教官，不通官話者不得參加科舉考試。次年又在閩、粵地區(qū)設立正音書館，從而將這項規(guī)定制度化了。官話由此成為入仕的先決條件。雍正皇帝諭內閣曰：

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福建、廣東兩省之人，仍系鄉(xiāng)音，不可通曉。夫伊等以見登仕籍之人，經赴部演禮之后，其敷奏對揚，尚有不可通曉之語，則赴任他省，又安能于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乎。官民上下，語言不通，必使吏胥從中代為傳述，于是添飾假借，百弊叢生，而事理之貽誤者多矣。且此兩省之人，其語言既皆不可通曉，不但伊等歷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伊等身為編氓，亦必不能明白官長之意，是上下之情，捍格不通，其為不便實甚。

這項規(guī)定為什么如此重要呢？其中一條原因正在于它有悖于傳統(tǒng)，體現了不同于帝國體制的關注，這些關注因此格外引人矚目。問題恰恰在于：為什么清代帝王中，只有雍正提出了統(tǒng)一官音的舉措，并且付諸實施？

事實上，清廷通常并不特別關注地方官能否與地方鄉(xiāng)紳和當地百姓進行有效的口頭交流。他們更擔心地方官與當地勢力瀣沆一氣，形成利益同盟，與朝廷離心離德。根據官制的規(guī)定，任何人不得在離家鄉(xiāng)500里范圍內出任地方官，以免地方官與當地鄉(xiāng)紳聯(lián)手壟斷地方事務，并從中漁利。此外，傳統(tǒng)帝國的行政體制是以文書為媒介來運作的，信息的口頭交流并非當務之急。而官員與百姓之間，就更無面對面口頭溝通的必要。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一體制設計無疑是具有合理性的。

但雍正所見不同，也自有他的顧慮。他特別重視語言，比從前任何一個帝王都更強調官話對于王朝統(tǒng)治的重要性。他大力推行官話教育，首先是為了保證朝廷發(fā)布的信息可以通過口頭交流而在官僚系統(tǒng)內部通行無礙；其次是為了防止地方官因語言隔閡而受制于當地豪紳和世襲胥吏，以此加強中央對地方的管控并改善行政治理的效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雍正認為地方官只有精通官話，才能有效地行使上通下達的行政功能，一方面確保他們可以“深悉下民之情”，另一方面又令“身為編氓”的平頭百姓也能夠“明白官長之意”。

雍正在推行官話，統(tǒng)一語音這一點上用心良苦，體現了他有關地方治理的新想法。而他對官話、方言，以及言文關系的理解，也有別于傳統(tǒng)的認知。上述要求因此顯得既不近情理，也不切實際：首先，由于其滿族背景的局限，他無法體察閩、粵等地讀書人學習官話的實際困難，對閩、粵方言的悠久歷史與文化地位也缺乏足夠的了解和尊敬。他當然更不明白，他所推崇的官話不過是一種行政語言，在歷史起源和文化底蘊上完全無法與閩、粵地區(qū)的方言相比。其次，雍正在說到漢字書寫時，認為“字音”是“四海如一”的，而忽略了中國歷史上的“言文分離”現象：一旦落實在誦讀上，字音便有賴于方言的發(fā)音，尤其是地方精英所使用的方音，即所謂“紳談”，因此并不存在具有絕對普遍性和高度標準化的統(tǒng)一發(fā)音。實際上，雍正本人也意識到，讀書人“只因用鄉(xiāng)語讀書，以至字音讀慣，后雖學習官話，亦覺舌音難轉。”但正因為如此，對讀書人來說，改用官話讀書不僅是難以接受的，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也是行不通的，更不可能在短期內奏效。此外還有最后一點，那就是雍正嚴重低估了方言在實際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誠如他所說，“五方鄉(xiāng)語不同”。既然如此，哪怕地方官能說一口流利的官話，又如何做得到“使下民共知而共解”呢？除非他假設編入戶籍的民丁都可以通過官話來交流，而這在當時是難以想象的。實際上，雍正對官話的理解主要出自滿族皇室的教育背景與學習經驗。平田昌司教授指出，有清一代，朝廷從未對官話做出明確的定義。官員操習的所謂官話實際上南腔北調，同質性與標準化的程度都不夠高。這一點很快就從正音實踐的失敗中得到了印證。

商偉教授總結說，雍正的正音嘗試是史無前例的，同時也不乏前瞻性，預示了接近現代國家的治理觀念。因此，這一舉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難以獲得成功的。雍正強調政府治理與信息傳遞都有賴于統(tǒng)一的官話語音，尤其是強調了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務必掌握官話。這表明他已經敏感地意識到了帝國體制的某些內在問題，尤其是帝國體制下的地方治理的局限性。需要強調說明的是，在官話的基礎上統(tǒng)一語音正是雍正的一貫主張。他在閩、粵地區(qū)搞正音試點，希望成功之后在其他地區(qū)推廣：“通行凡有鄉(xiāng)音之省，一體遵行?！?/p>

雍正希望造成天下試子皆說官話的局面，而這并不僅限于漢人，他在滿族學校中也一以貫之地大力推行官話教育。影響所致，滿族貴族的滿語、滿文水平都出現了滑坡，雙語教育變得難以為續(xù)。至乾隆中期，這一勢頭已變得無可逆轉，乾隆皇帝一再重申滿語滿文的重要性也無濟于事。與此相關的還有一個經常被忽略的事實，那就是滿語、滿文自身也在與時俱進，尤其是在與官話和漢字的互動中發(fā)生了顯著變化，與十七世紀之前已不可同日而語。無論如何，正是在滿族皇帝統(tǒng)治下的王朝，滿族人最終失掉了自己的語言和文字，其中雍正時期構成了一個轉折點。從現代民族國家的族裔認同和代表性政治的立場來看，這一現象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但它又在相當的程度上預示了對現代國家管理的訴求，其復雜成因與深層邏輯都足以發(fā)人深省。

除此之外，雍正皇帝還推行了其他的改革措施，包括“火耗歸公”。其目的是為了在財政、稅收和行政等方面，加強朝廷對地方的有序管理。這一改革無疑觸及了帝國體制中更為深刻、也更為復雜的方面，盡管雍正仍無力解決地方治理的結構性問題。重要的是，就其指向而言，火耗歸公與雍正的正音措施是基本一致的。從這個角度來理解雍正推行官話的正音實踐，為我們提示了一個先見之機，以此窺視現代國家有別于傳統(tǒng)帝國的一個重要側面。這是一個清朝帝制及其不滿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