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對哈佛大學的最新攻擊與“哈佛精神錯亂綜合征”

特朗普政府與哈佛大學的戰(zhàn)爭不斷升級。據(jù)央視新聞報道，美國國土安全部5月22日表示，特朗普政府已暫停哈佛大學招收國際學生的資格。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克里斯蒂·諾姆在致哈佛大學的一封信中表示，哈佛大學的學生和交流訪問者項目（SEVP）認證即日起被撤銷。5月23日，向馬薩諸塞州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提起訴訟，稱特朗普政府禁止其招收國際學生的決定是對哈佛大學違抗白宮政治要求的“違憲報復”，將對哈佛大學和7000多名簽證持有者造成“直接且毀滅性的影響”。同日，美國馬薩諸塞州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一名法官對特朗普政府禁止哈佛大學招收國際學生的政策發(fā)出臨時限制令，要求在舉行聽證會之前“維持現(xiàn)狀”。

當?shù)貢r間2025年4月17日，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哈佛大學，示威者舉著標語抗議總統(tǒng)特朗普對哈佛大學的攻擊。

在此背景下，哈佛大學前校長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2001-2006年間任哈佛大學第27任校長，1999-2001年于克林頓總統(tǒng)任期內(nèi)任美國財政部長）日前接受了《政客》（Politico）的專訪。薩默斯過去經(jīng)常對哈佛大學提出批評，但在特朗普近期對哈佛大學的一系列攻擊中，他堅定地站在哈佛大學一邊，他表示：“勇氣和投降都具有傳染性。我很高興哈佛選擇了勇氣。因為如果幸運如哈佛都無法抵擋專制的步伐，還有誰可以呢？”

薩默斯在訪談中表示，特朗普政府對哈佛大學下達的國際學生禁令是迄今為止最嚴重的一次攻擊。如果它被允許生效，對哈佛大學乃至美國在世界上的形象都將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創(chuàng)業(yè)精神的流失也會帶來經(jīng)濟損失——像谷歌首席執(zhí)行官Sundar Pichai、微軟首席執(zhí)行官Satya Nadella這樣的人都是曾在美國大學就讀的國際學生。美國的國家安全也會被削弱，畢竟二戰(zhàn)的勝利是憑借美國大學中移民科學家的科學創(chuàng)新而取得的。這也會損害美國大學的教學質(zhì)量、學生的學習體驗以及在實驗室、數(shù)據(jù)中心以及圖書館里取得的進展。將美國與世界上97%的生活在美國之外的人口隔離開來注定會帶來失敗。

他還指出，這一禁令明顯違反了《第一修正案》——其所采取的方式是對政治對手的懲罰性報復，以及《行政程序法》——該法案要求政府在剝奪一所機構(gòu)的重要生計之前，必須履行舉辦各種聽證會等正當程序。薩默斯認為，在這一事件中，哈佛大學擁有壓倒性的理據(jù)，并且應該盡可能強有力地在法庭上和公共輿論中加以闡明。

關(guān)于特朗普為何將攻擊美國知名學府作為其第二任期的首要任務，薩默斯指出，從1930年代的德國，到戰(zhàn)后大部分時間的阿根廷，再到里根首次競選加州州長的時期，都可以看到右翼民粹主義者對大學的攻擊。在他看來，特朗普對大學的攻擊和他尋求與德國選擇黨等反民主政治勢力的結(jié)盟是一脈相承的。

薩默斯曾就反猶主義、過度的身份政治、缺乏政治多元性以及需要更有力地為美國國家安全提供支持等問題對哈佛大學提出過批評，認為大學應該進行改革，然而令他擔心的是，特朗普政府在這些問題上采取的強硬策略可能反而會造成改革的倒退，因為這些改革的反對者可以將自己的意圖掩蓋在對特朗普的抵制當中，而不去處理深層次的實質(zhì)問題。

對于過去十年間隨著捐贈基金的膨脹，哈佛大學和其他美國名校之間展開的吸引來自富裕家庭的學生的“軍備競賽”是否有悖于教育的使命這一問題，薩默斯指出他在任期間改變了哈佛的政策，讓家庭年收入在8萬美元以下的學生可以免交學費或無需向家庭借貸，這一政策后來被廣泛效仿，如今70%的哈佛學生都能獲得經(jīng)濟援助。在哈佛大學和其他許多名校，父母沒有大學文憑的學生比例在過去幾十年里大幅上升。從經(jīng)濟管理到衡量機會平等再到提升人類健康，哈佛大學的確在尖端科學上投入巨大，但在薩默斯看來，美國大學相互競爭，力爭上游，吸引最優(yōu)秀的學生和教師，這正是美國的一大優(yōu)勢。在特朗普政府開始對留學生采取懲罰性行動之前，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學生中有極高比例選擇美國作為留學地就是這一優(yōu)勢的證明。

當?shù)貢r間2025年4月17日，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一位教職員工從哈佛庭院走出時手持標語，抗議特朗普總統(tǒng)對哈佛大學的攻擊。

薩默斯進一步談到，按照特朗普政府重出口輕進口的重商主義邏輯，高等教育理應是其想要支持和扶持的行業(yè)。遺憾的是事實并非如此。特朗普政府對美國高等教育的攻擊，正在加強其他英語國家大學的競爭地位。盡管損害已經(jīng)造成，但薩默斯仍然對美國大學的深厚韌性抱有信心，他相信只要美國人民能夠重新認識到大學是無價的國家資產(chǎn)，而大學也認識到其必須與社會大眾的利益建立更廣泛的聯(lián)系，美國大學就能夠以積極的方式走出這段艱難的時期。

薩默斯的訪談刊出的同一天，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知名科普作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紐約時報》發(fā)表了“哈佛精神錯亂綜合征”（Harvard Derangement Syndrome）一文。平克同樣強調(diào)了自己過去對哈佛大學的公開批評，并且在文中對該校在傷害學術(shù)自由、缺乏觀點多元性、反猶主義言論等方面確實存在的過失進行了細致全面的檢點，同時詞情懇切地再三說明局部存在問題絕不意味著整個系統(tǒng)都已病入膏肓，哈佛大學乃至整個高等教育的價值在今天仍然是毋庸置疑的。

平克指出，作為美國歷史最悠久、最富有、最著名的大學，哈佛一直以來都備受矚目。在公眾的印象中，這所大學既是高等教育的縮影，也是滋生對精英不滿的天然磁石。他將特朗普政府對哈佛大學的全面攻擊與心理學中的“分裂（splitting）”癥狀相提并論，出現(xiàn)這種癥狀的病人會采用一種非黑即白的思維模式，將生活中的他人要么視為天使要么視為惡魔。治療這些病人需要采用辯證行為療法，幫助他們了解到大多數(shù)人都同時擁有優(yōu)缺點，當他人令其失望時，他們需要為自己感受到的不適留出空間，而不讓這種不適左右對其人的整體看法。在平克看來，國家在處理其教育和文化機構(gòu)時，迫切需要這種相稱感。盡管哈佛大學存在嚴重的弊病，但哈佛是一個歷經(jīng)數(shù)個世紀發(fā)展而來的復雜體系，必須不斷應對各種相互競爭的和意料之外的挑戰(zhàn)。恰當?shù)闹委煼椒ㄊ窃\斷哪些部分需要哪些治療，而不是切斷它的頸動脈，看著它流血而亡。

平克認為，特朗普政府對哈佛大學的打擊背后的真正動機在于破壞行政部門之外作為影響力中心的公民社會機構(gòu)，即萬斯在2021年放在演講標題里的“大學就是敵人”。但他也承認，人們有理由擔心大學存在接受反饋和改進自身的機制薄弱的問題，但這并非只能通過政府的強制手段予以解決。他在文中提出了一些建議，包括大學可以授予外部“訪問”委員會更大的權(quán)力；大學領導層應該審慎地利用來自校友、捐贈者和記者的謾罵來檢驗自己是否的神志是否清明；管理委員會應該更多地關(guān)注大學事務并承擔更多責任。

文章進一步指出，哈佛在過去近兩年間經(jīng)歷的磨難已經(jīng)促成了諸多改革，包括采取機構(gòu)中立的政策，不再對不影響自身運作的問題發(fā)表高談闊論；對擾亂秩序的抗議活動劃定了界限，并將建立集中執(zhí)法機制，使違規(guī)者無法選擇陪審團或指望院系取消其裁決；文理學院取消了招聘時要求申請者提交“多元化聲明”的規(guī)定，院長也要求各項目主管報告其部門的觀點多元化程度；違規(guī)的中心正在接受調(diào)查，這些中心的負責人已被撤換；校長鄭重接受了特別工作組的報告，表明反猶主義問題得到了嚴肅對待；一份新的課堂協(xié)議要求學生對挑戰(zhàn)其信仰的思想持開放態(tài)度。平克透露出了希望哈佛大學能夠與特朗普政府達成和解的愿望，他特別提到，上述改革中的很多舉措都是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始之后進行的，并且與他的要求有所重疊，“但如果你站在傾盆大雨中，特朗普先生讓你撐傘，你不應該僅僅為了激怒他而拒絕”。

“好母親”迷思

今年母親節(jié)前夕，《衛(wèi)報》刊登了一篇題為“德國的母親節(jié)提醒我做母親是一場戰(zhàn)斗，而我并不適合”的評論文章。作者卡羅琳·沃爾費爾（Carolin Würfel）是一名作家、編劇和記者，她在文中寫到，在沒有家庭主婦傳統(tǒng)的民主德國長大的經(jīng)歷讓她尤其難以接受母親角色。童年時，作為孩子的她見證了“母愛如同戰(zhàn)場——不僅僅是與孩子需求的斗爭，更是母親內(nèi)心更激烈的沖突：一方面渴望愛與養(yǎng)育，另一方面渴望自主”。因為曾經(jīng)親眼目睹，她不相信自己可以化解這場斗爭，也不相信那種可以兩者兼顧的迷思。

即使沒有和沃爾費爾一樣的成長經(jīng)歷，當下很多女性也對生育望而卻步。近日，《華盛頓郵報》刊登了一篇書評文章，題目是“很多女性‘就是不想’生孩子。這些書沒有責怪她們”。作者貝卡·羅斯菲爾德（Becca Rothfeld）指出，美國的出生率在2023年降至歷史最低點，盡管一些自由派人士認為可以通過為女性提供更多物質(zhì)支持來扭轉(zhuǎn)這一趨勢，但大量證據(jù)表明，生育阻力并非出自經(jīng)濟動機。皮尤研究中心去年七月的一項研究顯示，50歲以下、不想生孩子的美國成年人中，57%的人表示“就是不想”（64%的女性和50%的男性將此作為放棄生育的主要原因），44%的人表示“想專注于其他事情”，而經(jīng)濟問題僅排在第四位，有36%的人提及。

美國芝加哥，一名醫(yī)生在醫(yī)院對孕婦進行超聲波檢查。

羅斯菲爾德認為，盡管出生率的下降有著多方面的因素，但女性“就是不想”生育與一種長期以來被奉為圭臬的社會觀念有著莫大的干系，即女性要成為成功的母親，就必須犧牲自身的利益和人格，全心全意為子女付出。而今年出版的三種新書都對這種偽科學展開了抨擊：歷史學者漢娜·澤文（Hannah Zeavin）的《母親媒介：二十世紀的冷熱育兒》（Mother Media: Hot and Cool Parent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IT Press，2025.4）一書，在整個20世紀的時間跨度內(nèi)檢視了母性與科技的關(guān)系；詩人南希·雷迪（Nancy Reddy）的《好母親迷思：破除關(guān)于如何做一個好母親的陋見》（The Good Mother Myth: Unlearning Our Bad Ideas About How to Be a Good Mom，St. Martin’s，2025.1）和產(chǎn)后護理醫(yī)生亞歷克斯·博倫（Alex Bollen）的《母職：掙脫壞科學和好母親迷思》（Motherdom：Breaking Free From Bad Science and Good Mother Myths，Verso，2025.3）則結(jié)合了自傳和歷史，展現(xiàn)了懲罰性的期望如何持續(xù)殘害著新媽媽們。

文章指出，這三本書存在一些重疊，例如都提到了依戀理論和20世紀中期頗受歡迎的兒科醫(yī)生斯波克博士（Dr. Spock），但關(guān)注點各不相同，采用的語調(diào)也很不一樣。澤文關(guān)注的是科技如何在增強母性的同時也對其造成了威脅，該書有著很高的學術(shù)性和哲理性，充滿了迷人的歷史線索，其中包括對被監(jiān)禁人口的實驗和對漫畫書的社會恐慌；雷迪的書是一份溫情而動人的案例研究，揭示了突破醫(yī)學邊界的壞理論所造成的影響；博倫則討論了更多的當代錯誤觀念，涉及神經(jīng)科學、母乳喂養(yǎng)等等，對母親面臨的巨大壓力進行了深入探究。三位作者不約而同地對那些強化母親角色的性別歧視觀念背后的可疑且不負責任的科學展開了探索。

文中寫到，澤文采用的整體框架能夠為我們理解這個問題提供有益的支撐，澤文認為對母性的規(guī)范取決于邊界的協(xié)商，當核心家庭在20世紀初成為社會組織的主導模式時，“舊式的多代家庭生活被重新理解為對年輕家庭的侵犯”。當核心家庭被視為一個不可滲透的單位，外來者就變得可疑起來。誰是入侵者，誰是自己人，就成為了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20世紀初無處不在的保姆到了20世紀30年代不再被認為是可接受的母親替身。而機械搖籃和后來的電視機等技術(shù)，有時被認為是可行的替代品，有時卻被認為是有害甚至危險的。

澤文和博倫都指出，在20世紀初，“科學育兒”模式占據(jù)主導地位，其追隨者們恪守“嚴格的喂養(yǎng)和睡眠規(guī)律”；1946年，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開創(chuàng)了一種略微寬松的傳統(tǒng)，他勸告焦慮的父母們“相信自己。你比你認為的懂的更多?！比欢P(guān)于女性可能毀掉自己的孩子的災難性警告依然存在。

滿足母性的社會標準茲事體大，澤文提到，過時的理論常被用于支持撤銷監(jiān)護權(quán)的決定，有色人種女性尤其時刻面臨與孩子分離的風險。與此同時，好母親的角色幾乎不可能實現(xiàn)，大多數(shù)母親必須工作，因而難以提供被博倫描述為永恒標準的“持續(xù)的、不間斷的關(guān)愛”。雷迪還指出，好母親的形象通常“被想象成白人、異性戀者、已婚者和中產(chǎn)階級”，這種模式默認將大多數(shù)母親排除在外。此外還存在觀念上的自相矛盾，女性被敦促“相信自己”，同時又被指示依靠專家。澤文指出，1950年代，女性同時因為太過冷淡（這讓她們成為“冰箱母親”）和過度關(guān)愛（這讓她們成為“窒息母親”）受到指責。

澤文、雷迪和博倫共同指出了關(guān)于母性的三大核心迷思：第一，如果母親沒有全身心地投入，就會毀掉孩子的一生；第二，只有做母親才是女性真正的天職；最后，壞科學將母親和嬰兒視為孤立的二人組合。雷迪寫道，依戀理論的鼻祖、精神病學家約翰·鮑爾比（John Bowlby）最初是研究兒童犯罪問題的，但他的研究中沒有任何“關(guān)于父親或大家庭的信息，也沒有考慮兒童的住房條件、就學情況或家庭收入”。因此，正如博倫所觀察到的，“對母親和孩子之間個體關(guān)系的關(guān)注轉(zhuǎn)移了我們對貧困和種族主義等社會弊病的注意力。”三本書都提出了另一種在各個文化和時代都最為常見的育兒方式，即“共同育兒（alloparenting）”，這一實踐要求征用大家庭網(wǎng)絡和其他社區(qū)成員共同完成艱難的育兒工作。

文章最后寫到，人們很容易將上述殘酷的母性迷思視為過去式。然而只要看一眼這個世界，就會發(fā)現(xiàn)它們的持久力量。1980年代末，鮑爾比在臨終前曾主張關(guān)閉日托中心，他希望此舉能迫使女性重新扮演主要和近乎唯一的照顧者角色。僅僅四年前，現(xiàn)任美國副總統(tǒng)萬斯在一篇與人合寫的評論文章中提出了幾乎相同的觀點以反對時任總統(tǒng)拜登的托育政策，理由是“孩子們在家里與一位家長共度一天顯然會更快樂、更健康”。萬斯的共同作者最近告訴《紐約時報》：“我們不能回避這樣一個事實，即孩子與媽媽的連結(jié)是與生俱來的?！?/p>

羅斯菲爾德指出，保守派嘗試扭轉(zhuǎn)出生率下降的策略顯然是加倍宣揚讓母親身份不受歡迎的母性迷思，但她很懷疑這種策略能否成功，畢竟如果“想要”生孩子就意味著會被生吞活剝，那誰又能責怪那些“就是不想”生育的女性呢？她寫道，“任何認真對待提高出生率的人，總有一天不得不認識到，只有讓女性可以不僅僅是母親，她們才能被說服成為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