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出現了一批被稱為“全職兒女”的群體。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何雨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并在2024年9月的《中國青年研究》雜志上發(fā)表了題為《“全職兒女”：是暫時現象還是持續(xù)趨勢？——從代際發(fā)展不平衡的角度進行審視》的文章，全面剖析了這一現象。

研究的契機源自今年1月，《中國青年研究》邀請何雨探討“全職兒女”問題，何雨欣然接受。何雨特別關注青少年的精神世界、情感狀態(tài)、社會期望和角色定位等問題。在博士學習階段，他便已圍繞青年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青年探索》《青年研究》等雜志上發(fā)表了多篇相關論文。何雨的研究為我們理解“全職兒女”現象提供了重要視角，無論這種現象是暫時的還是長期的，都將對社會發(fā)展產生深遠影響。

何雨

以下為何雨的講述——

“全職兒女”為何是一種“文化變態(tài)”？

“全職兒女”把本應屬于自然生物身份的“兒女”變成一種社會職業(yè)身份，以之刻畫特殊階段所出現的一種脫離常態(tài)的親子關系社會現象?！皟号敝诟改福且环N天然的生物屬性，但不同尋常的地方就在于“全職”，即把“兒女”職業(yè)化。這一親子關系中的變態(tài)現象打破了主流文化關于親子關系的規(guī)定性，即，“兒女”，并非職業(yè)，更不可能全職。對于主流文化來說，到了生命周期的一定年齡階段，親子分離才是常態(tài)，兒女或是組建家庭，或是擁有獨立生活來源，才是常態(tài)。作為一種“文化變態(tài)”，全職兒女就是對主流問題的悖離，并由之帶來了一系列全新的問題。

我在對“全職兒女”群體的深度調研中發(fā)現，“全職兒女”和父母的關系大概分為兩類。

對于經濟條件較好的父母來說，暫時性的全職兒女能夠帶來更多的家庭共同生活，延續(xù)家庭的溫馨，享受親子團聚的美化時光。此前由于學業(yè)或工作被淡化的親子關系有了一個補償的機會。

而對于經濟條件一般或較差的父母來說，親子關系會有比較大的緊張。畢竟，父母的贍養(yǎng)能力也一般，再疊加對子女前途的憂慮，這種緊張是不令人意外的，全職兒女們的心理壓力也很大。

“全職兒女”與“啃老族”和日本的“平成一代”都不同?！翱欣献濉睘橐环N徹底的自我放棄與躺平，也是父母沉重的負擔，大概率會成為終其一生的生活方式。全職兒女更多的是生命周期中就業(yè)與成家的一種暫時性受挫，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現象。更重要的是，“全職兒女”與父母并非是完全的依附關系，而是帶有了契約式的交換關系，即，兒女要以自己家務勞動，作為換取“全職”的條件，并非是對父母之愛的無償占有。除此之外，大多數的全職兒女仍然在積極地尋找機會，試圖走出家庭，走向社會。

與日本“平成一代”相比，中國式全職兒女并非親子關系的主流形態(tài)，對于大多數人來說，也并非主動選擇的結果。一旦宏觀的經濟社會環(huán)境出現積極變化，涌現更多的機會，那么絕大多數人會相繼走出全職兒女狀態(tài)，回歸到常態(tài)化的社會網絡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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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職兒女現象背后是權力的代際轉換失效

理解全職兒女現象，代際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自變量。也與中國式現代化演進軌跡的非均衡有關。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作為一個重大歷史進程福澤了50-80后群體；而全面深化改革，則恰逢國外動蕩、國內深層次矛盾集中涌現，帶來了社會機會總體性收縮，導致90后、00后代際群體就業(yè)承壓。根據文獻分析，中國式全職兒女是一個相當晚近的現象，大概開始于疫情期間，并在近兩年發(fā)酵，疊加內卷刺激，而成為一個突出的社會現象。

中國人在成年后繼續(xù)依靠父母撫養(yǎng)是一種異?，F象。形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就是發(fā)展機會的社會總供給出現了萎縮，而對這種發(fā)展機會的社會需求仍然處于高位。

我還觀察到，“全職女兒”現象有自身的性別特殊性，它疊加了就業(yè)與婚戀的雙重困境?；閼傩掠^念，帶來了婚戀匹配失衡，導致大量優(yōu)質剩女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全職女兒”。如果婚戀市場正常，女性能夠及時成家，即使沒有工作，成為全職家庭主婦，但至少也走出了全職女兒的困境。畢竟這個社會對于全職主婦的包容，要遠高于全職女兒，因為全職主婦要承擔起家庭照顧的責任，而全職女兒依然要家庭來照顧。

“全職兒女”現象背后是權力的代際轉換失效。此前，在家庭領域，父權享有權力的絕對性，然而，現代化的展開，讓子輩權力大幅提升，特別是成年后的子輩在家庭領域享有更大話語權。而全職兒女現象告訴我們，父輩也許做好了權力向子輩轉移的準備，但子輩卻未必能接受這一權力。一個正常的、現代的家庭關系，應該是父輩與子輩權力的雙面奔赴，彼此理解，達成共同的行動選擇，不該是父輩單方面的施壓，也不該是子輩的自行其是。在此意義上，“全職兒女”，或是源于父輩責任的過度延長，或是源于子輩義務的難以實現。

這里值得一提的是，有人可能認為，“全職兒女”不就是西方的“間隔年”文化嘛，我認為，這兩種現象都是青年人在畢業(yè)后未能按部就班地參加工作或成家立業(yè)。不同點在于，“全職兒女”是被動的，充滿了不確定性，與社會宏觀環(huán)境具有較大的關聯度；而后者更多的是主動選擇，有著明確的職業(yè)規(guī)劃，基本上與宏觀社會環(huán)境的變化關聯不大。所以我認為兩者區(qū)別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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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幫助“全職兒女”們？

對于具體家庭來說，主要是影響了家庭自身的再生產。成年之后，代際之間的分離，是親子之間責任與義務的分離，而新的子代個體不再成家立業(yè)，圍繞這一常態(tài)化生命周期安排展開，那么家庭的形態(tài)自然會產生變化。

對于社會來說，一個潛在的可能是影響社會穩(wěn)定。宏觀環(huán)境的收縮，導致社會矛盾以全職兒女的形式內化成為家庭矛盾，然而，由親子關系緊張所引發(fā)的家庭矛盾，一旦超過了一定的臨界值，會再次變成社會矛盾。

總體來看，我們要對“全職兒女”們多一分包容性，多一點建設性。多一分包容性，就是說這個現象更多的是一種暫時性現象，是個體生命周期正常展開所遭遇的暫時性困境。盡量少一點指責，少一點批判。多一分建設性，就是既要看到這一新現象中的積極因素，又要為走出這一困境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或是智識上，或是政策上，或是資源上的等等。

結構性問題需要在結構中得以解決。一旦宏觀環(huán)境趨好，發(fā)展機會的社會總供給得到有效擴充，那么走出全職兒女現象也就是大概率事件。

改變這一現狀的根本出路在于有效壯大機會的社會總供給，讓愿意工作的人能夠有工作的機會。此外，一個兜底工作在于，要為暫時遭遇困境的全職兒女家庭提供必要的支持，特別是零就業(yè)、弱就業(yè)的困難家庭，要形成體系化的保障。

對于社會來說，要形成友善、寬容、互助的環(huán)境，對于亟需幫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社區(qū)工作要下沉，對于轄區(qū)內的全職兒女家庭有更多的跟蹤與服務。發(fā)揮鄰里之間紐帶作用，守望相助。對于家庭來說，核心是要處理好親子關系，有事好好說，有話好商量。對于個人來說，要始終保持能動性，居家不躺平，在做好家務的同時，繼續(xù)充電充實自己，積極尋找走出家庭、回歸社會的機會。

人生活在結構中，受結構制約。結構的變化，必然會投射到個體身上，成為個體行動選擇的新的約束條件。我在未來也會繼續(xù)關注“全職兒女”現象演進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新現象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