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9-12日，美國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亞洲地區(qū)年會（簡稱“AAS-in-Asia”）在印度尼西亞日惹的加查馬達大學（Universitas Gadjah Mada）舉行。亞洲研究學會成立于1941年，是一個非營利性的學術組織，其宗旨是通過國際交流、人脈網(wǎng)絡、出版發(fā)表、研究支援和職業(yè)發(fā)展等方式推動亞洲研究，會員多達8000人，主要分為中國和中亞、東北亞、南亞、東南亞四個研究區(qū)域。

每年春季，亞洲學會在北美舉行規(guī)模盛大的年會。自2014年起，亞洲學會在不同的亞洲國家或地區(qū)選擇某一學術機構作為在地合作伙伴，每年夏季共同舉行亞洲地區(qū)年會（疫情期間停辦）。相比春季年會而言，亞洲地區(qū)年會規(guī)模略小而主題更集中。盡管如此，本屆日惹年會仍有來自4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的多達1400多名學者參加，連續(xù)三日逾30場分組討論和各類活動同時進行，仍會使參加者（尤其是初次線下參加者如我）大開眼界。

開幕式合影。美國亞洲研究學會 圖

第三次來到印尼

其實早在2020年，AAS-in-Asia原定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而我當時就在該校歷史系攻讀研究型碩士。本想著乘地理之便參會，雖說我們分組討論的投稿被接受了，但后來因為種種原因，會議移師日本舉行，又遭遇疫情改為線上，參與感不免打了折扣。轉眼間，我來到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讀博。因為亞洲研究學會不接受獨自投稿，要求整個分組討論的計劃書提案——包括主題、摘要，組織者、發(fā)表者和討論者的個人信息，以及各篇論文的標題和摘要。學會還強調(diào)“多元性”，體現(xiàn)在所屬單位、國籍和性別等，學術合作也得頗費心思。去年下半年學會在各網(wǎng)站發(fā)布會議通知，有同在法國留學的朋友提議組隊參會，于是我們便再度一試。之后幾經(jīng)周折，我終于申請到學校的旅費資助，于7月6日從巴黎踏上中轉兩次、逾20小時的旅途。

其實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代華南區(qū)域史和法國殖民史，與印尼或昔日荷屬東印度無直接關系，以前兩次到印尼多少有些“誤打誤撞”。2017年，第十二屆潮學國際研討會在印尼坤甸舉行，我提交了一篇有關赤坎潮州會館的論文，于是就在既不懂印尼語又不懂潮州話的情況下勇闖陌生國度。在首都雅加達中轉停留期間，走到舊市政廳廣場，看到當?shù)孛癖婒T著彩色自行車在昔日殖民建筑前不停繞圈，好不快樂。整座城市人口龐大，交通擁擠，污染嚴重，有著似曾相識的發(fā)展中國家勃勃生機。坤甸在大海另一邊的加里曼丹島上，仍有規(guī)模不小的華人社區(qū)。猶記大家乘船游覽卡江時，當?shù)貙W生唱歌助興，留下“赤道之城”的難忘印象。后來與會者又組團去小城山口洋考察，聽藥店商家講述華文教育的艱難，聯(lián)想到家鄉(xiāng)湛江多個農(nóng)場的印尼歸僑難僑故事，從此開始留意海外華人的歷史與現(xiàn)狀。

2020年2月望加錫考察，當?shù)貥逢犜谔旌髮m演奏。吳子祺 攝

2020年初，當時在荷蘭萊頓大學讀博的徐冠勉要去印尼望加錫考察，邀我從香港出發(fā)。愛好美食和烹飪的我聽說此行將追溯海參食用史，激發(fā)莫大勇氣。望加錫在更遠的蘇拉威西島上，明代福建帆船已駛到此地，定居下來的閩南人一邊與布吉人（Bugis）交易，一邊應對荷蘭人的殖民擴張，所以他們既建立宗祠廟宇，又擁立“甲必丹”和“瑪腰”等領袖。在鹿特丹堡的博物館，冠勉向我介紹布吉人的船，昔日他們捕撈和熏干海參的活動范圍可達澳洲北岸，而這種被華人視作補品的海產(chǎn)又隨季風運至中國，連成全球史。20世紀初的南洋華僑受到中華民族思想的鼓舞，強化對祖國的向心力，一時間華校紛紛建立。民國時期，中國政府在望加錫設立領事館，更促進了文化建構和文化認同。當我翻閱20世紀三十年代的《錫江報》，再對照經(jīng)歷種種變故后望加錫廟街的文化傳承難題，頗有一番感慨。1957-1960年接受廈門大學函授教育的何燦濂老師是當?shù)厝A人社區(qū)的文化名人，他邀請我們參加春節(jié)晚會，其在一個節(jié)目是男女合唱《南屏晚鐘》。在異國他鄉(xiāng)聽到這首南洋情調(diào)的歌曲本已頗有感觸，不料曲中竟有微小改動——變成“思鄉(xiāng)有什么用”，其中幽微，真是發(fā)人深思。

而第三次來印尼，我大致知道日惹曾是爪哇古都，文化底蘊豐富，于是也做了心理建設，盡量把前兩次對華人社區(qū)的關切放在一邊，要多用心感知不同文化。利用參會間歇參觀了日惹的三處世界文化遺產(chǎn)，確實大有收獲。印尼的古代史深受印度宗教文化的影響，公元9-10世紀，爪哇島中部的夏連拉特王國和馬塔蘭王國并存，前者推崇大乘佛教，后者信仰印度教，分別建造了婆羅浮屠（Borobudur）和普蘭巴南（Prambanan）兩處大型宗教建筑群。

從普蘭巴南遠眺默拉皮火山。吳子祺 攝

與此同時，兩國統(tǒng)治者保持某種兼容并蓄的態(tài)度，又相互聯(lián)姻強化關系，所以婆羅浮屠和普蘭巴南在建筑藝術尤其是雕刻方面有諸多相通之處，1991年被選為世界文化遺產(chǎn)。去年加入名錄的“日惹的宇宙中軸線及其歷史地標”以18世紀建造的蘇丹國日惹城為主，王宮、紀念碑和鹿臺坐落于從火山延伸至海洋的南北中軸線上，體現(xiàn)了伊斯蘭文明與爪哇文化的宇宙信仰。

日惹蘇丹王宮內(nèi)，舞者正在練習。吳子祺 攝

在歷史演變的激蕩交融中，留下了豐富的藝術和工藝，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上的哇揚皮影戲（Wayang）、格里斯劍（Keris）和巴迪克蠟染（Batik）均以日惹為重要的傳承地，在呈現(xiàn)爪哇歷史文化的Sonobudoyo博物館新樓，我們可以看到多項非遺的精美特質(zhì)及其在現(xiàn)代生活的活力。而這座面向王宮的博物館，最早是由荷蘭殖民者所創(chuàng)辦的爪哇學會（Java Instituut）于1935年投入開放。如今在原來的西方考古學和民族學基礎上，展示新的研究成果和印尼的國族自豪感，著實令人眼前一亮。

Sonobudoyo博物館有關紡織技藝的陳列。吳子祺 攝

荷蘭人四百多年的殖民史始終圍繞著熱帶作物的商品價值，荷屬東印度不僅為印尼留下了遼闊版圖，還激發(fā)了民族主義。終老于印尼的本尼迪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5-2015）在《想象的共同體》一書中以精彩文筆論述了多股力量如何相互配合，動員民眾從而建立民族共同體乃至現(xiàn)代國家的過程，也是我們理解印尼現(xiàn)當代史的重要參考。而日惹曾是印尼獨立革命期間的共和國臨時首都，在蘇丹的支持下，蘇加諾等領導人在此留下深刻印記。在紀念1949年3月1日收復日惹的紀念碑后，新近完成修繕的弗登堡（Vredeburg）亮出了印尼遺產(chǎn)辦事處（Indonesian Heritage Agency）的神鷹標志，城堡里面的展覽介紹了19至20世紀印尼人民反抗侵略、民族覺醒、爭取獨立和武力抗爭的事跡。一如安德森所分析，報紙、電報、傳單和廣播等在其中發(fā)揮了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促進了印尼共和國的建立。

AAS亞洲年會見聞

加查馬達大學正是創(chuàng)立于印尼獨立戰(zhàn)爭時期，如今已發(fā)展為一所學科全、規(guī)模大的高等學府，據(jù)聞在印尼國內(nèi)排行前三。亞洲研究學會落地日惹，選擇加查馬達大學作為在地合作伙伴，是明智之舉。為了籌辦本屆AAS-in-Asia，大學發(fā)動數(shù)以百計的師生參與會務工作，將地標性的大禮堂用作主會場，開閉幕式都有精彩的熱情洋溢的致辭和富有特色的舞蹈演出。各分組討論則在社會科學學院和管理學院的教室進行，每間教室都有學生在場協(xié)助，樓下亦有人負責咨詢、引導和準備餐食。難怪本人導師之一、漢學家陸康教授直呼：“勞動力太多了！我們在法國都得自己干。”

本屆年會主題“潛在的歷史，顯現(xiàn)的影響”，似乎暗喻著東南亞多脈絡歷史與深遠地影響當代生活，但其實這不能涵蓋數(shù)百場分組討論、圓桌論壇和工作坊等活動。或說，如此多元化的與會者及其研究課題，怎能凝聚一個具體確切的主題？然而，這也恰恰是亞洲研究學會的魅力所在——換一個房間，便是跨學科跨區(qū)域；同一場分組討論，也有不同學術路數(shù)和研究方法的碰撞。三日議程中，每日都分為四個分組討論時段（約一個半小時），逾30場平行進行。得地利之便，有關印尼和東南亞的報告占了本屆年會的一大部分，甚至可說是重點領域。

9日上午，萬恩教授（花襯衫者）在注冊處。美國亞洲研究學會 圖

開幕式后的首個時段，我特意給一位老朋友捧場。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歷史系的邁克爾·萬恩（Michael G. Vann）教授早年專門研究法屬印度支那殖民史，他與插畫家合作的《河內(nèi)捕鼠運動：帝國、疾病、現(xiàn)代性在法國殖民地越南》是一部廣受好評的暢銷書。我與萬恩教授相識于2018年在西雅圖舉行的法國殖民史學會年會（他曾做過會長），次年他受邀到廣東湛江參加第二屆廣州灣國際學術研討會，從殖民史角度啟迪租借地研究。幾年不見，萬恩教授轉換了方向，正在進行有關東南亞博物館的研究項目。他的報告《博物館中的謀殺：再現(xiàn)冷戰(zhàn)時期印尼、越南和柬埔寨的暴力》基于其在多家博物館的實地考察和相關訪談，細致解讀博物館中場景復原和遇難者照片等展陳的意涵，揭示國家意志、群體暴力和歷史記憶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從文化史的角度回應冷戰(zhàn)研究所關心的議題。萬恩教授的演講相當引人入勝，體現(xiàn)了美國區(qū)域研究的實用主義和決策參考的傳統(tǒng)，也符合當下強調(diào)理論創(chuàng)新的學術趨勢。茶歇時候，萬恩教授與我敘舊，這位身材魁梧的沖浪愛好者因受傷初愈，此次未能攜板同行。他感慨中美關系的起起落落，并說博物館研究項目結束后，他會繼續(xù)做法國殖民史研究，期待再到中國參會。

歷史學家芭芭拉·安達雅（Barbara Watson Andaya）給我的沖擊不可謂不大。當我拿著會議手冊走進“定居、貿(mào)易和信仰：以海事角度看東南亞，1500-1900”分組討論，看到一位身穿紅袍的女士站著發(fā)言，時而踮起腳尖，表情和肢體動作豐富，霎時間我還以為走錯房間。其實這是點評環(huán)節(jié)，她正在評論香港理工大學杭行副教授等三位報告者的論文。安達雅教授任教于夏威夷大學，研究領域?qū)挿海褂枚嗾Z種材料，不受限于國別和地理邊界，而三篇論文均涉及近代和近代早期華人在東南亞的活動，因此她的評論既到位又有啟發(fā)性，并有效引導報告者與觀眾的互動。當時我覺得這位精力充沛的學者似曾相識，想起2020年亞洲地區(qū)年會時，安達雅教授是時任亞洲研究學會會長，做過大會發(fā)言。后來我在另一場分組討論再次見到她，她就安靜地坐在后排認真聽。在夏威夷大學從教逾30年的安達雅夫婦本月初剛剛榮休，她還以飽滿熱情繼續(xù)參與年會，可見她持之以恒的學問追求。

與會者回應芭芭拉·安達雅教授的評論。吳子祺 攝

有關南海和東南亞海域的討論推陳出新，是本屆年會的熱門議題之一。“現(xiàn)代早期亞洲港市的動力”分組討論旨在回應學界近30年來有關港口政體（port polity）的理論。來自印度薩維特里巴伊·普爾大學的拉迪卡·塞尚（Radhika Seshan）報告有關馬德拉斯（Madras，今金奈）的城市建設史，她的研究使用了多語種地圖。17世紀葡萄牙和荷蘭已在印度東南海岸建立據(jù)點，在貿(mào)易競爭之中，英國東印度公司建立圣喬治堡，逐漸發(fā)展為港口城市，同時面臨法國人在海外殖民擴張中的爭奪。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在馬德拉斯共同居住，英國人如何規(guī)管？這正是拉迪卡·塞尚所關心的研究問題。日本龍谷大學的大久保翔平研究荷蘭殖民統(tǒng)治下的巴達維亞，他的報告聚焦1740年紅溪慘案（荷蘭殖民政府大肆屠殺巴達維亞華人）后華人社區(qū)的恢復重建。學界有關巴達維亞的研究已有不少，以萊頓大學包樂史教授（Leonard Blussé）為代表的學者，從大量的荷蘭文檔案中揭示殖民者和占據(jù)經(jīng)濟優(yōu)勢地位的華人之間存在既合作又互不信任的張力，也有學者利用碑刻等中文資料進一步考察華人社區(qū)的分合。而大久保翔平博士回顧和吸收前人研究，加強數(shù)據(jù)的整理和分析，以圖表疊加地理空間等可視化方法分析慘案后巴城內(nèi)外華人社區(qū)迅速恢復的過程及其移民來源。他指出，此后華人更多居住在城外，而城內(nèi)則呈現(xiàn)更多元的不同種族混居情形。評議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徐冠勉指出，本場的報告從不同案例和不同角度回應“世界主義”論題，近代早期的東南亞港市中，這意味著生意機遇和沖突暴力并存，如何從本地視角繼續(xù)延伸，仍有待大家思考。

“感官與環(huán)境：探索中國與全球熱帶地區(qū)的多感官聯(lián)系“分組討論。吳子祺 攝

學者之間的交流互動值得留意，常常激發(fā)新知。大久保翔平和徐冠勉是老朋友，曾同在雅加達做田野考察，大會第三日，再次見到他們互動。當時徐冠勉在“感官與環(huán)境：探索中國與全球熱帶地區(qū)的多感官聯(lián)系”分組討論做題為“肉身聯(lián)系：900-1350年間丁香、中國感官文化與全球熱帶地區(qū)”的報告，探討宋元時期原產(chǎn)于香料群島（今印尼東部）的丁香是如何通過海洋貿(mào)易輸入中國，成為文人雅士追捧的外敷香劑，進而化為藥用的過程。丁香在中國嗅覺文化中留下鮮明印記，這種熱帶作物的“能動性”也為知識的生產(chǎn)和流通，乃至后來中國與歐洲殖民擴張的相遇留有討論空間。提問環(huán)節(jié)，大久保翔平指出徐冠勉聲言超越單一文明中心主義，但主要使用的還是中文材料。徐冠勉則回應他非考古學家，印尼等國缺少同時代文字記載亦是實際困難。這種善意批評無疑是有益的，也說明中國學者參與全球史的討論仍是任重道遠。評論人是新近加盟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的曹寅副教授，一直積極倡導全球史。在另一場他主持的分組討論“殖民時期亞洲的流動性與非流動性，1860-1960”中，來自印度、新加坡、英國和美國的學者依次報告不同族群如何在東南亞（尤其是英屬殖民地）流動，他們受到殖民政府何種干預和限制，又有什么應對辦法。曹寅副教授的主持和評論都很有活力，調(diào)動現(xiàn)場活躍氣氛，促進學術討論。

亞洲史的再思考

在法國留學，每當見到越南學者的講座信息，我都會格外留意，想知道他們?nèi)绾慰创退伎挤▏趁袷贰淼接∧釁?，我也提醒自己有必要聽聽東南亞學者的殖民史研究，了解他們看待本國遭受西方殖民侵略之過往的態(tài)度。本屆年會多見“解殖”、“后殖民”等議題，在“解殖理論與馬來世界”和“后殖民歷史建構在東南亞”等分組討論中，基本匯集了東南亞的主要族群——馬來族、爪哇族、印度族、華人，這正是我想聽到的“本土聲音”。來自雅加達、正在英國劍橋留學的布賴恩·梅爾基奧（Brian Melchior）介紹印尼獨立后共同肩負重寫本國歷史、參與國家建設重任的兩位歷史學者，他們都在海外取得學位，卻在敘述角度和研究方法上有分歧，在不同程度上面臨蘇哈托軍事政權的“愛國主義”壓力。

“解殖理論與馬來世界”分組討論 。吳子祺 攝

其中，生于泗水華人家庭的吳福涵（1933-2007）從小接受荷蘭文教育，印尼獨立后他作為歷史學家積極支持單一國族認同和同化憲章，晚年又接納自己的華人身份，其個人軌跡與印尼國家歷史書寫相互糾纏，是一個值得深究的人物。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的本杰明·吳（Benjamin Goh）關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馬來亞大學的歷史教育，在獨立運動風起云涌之際，馬來亞大學歷史系的幾位英國教授提出編撰亞洲中心、為馬來世界而作的世界史，取得若干進展。然而1957年馬來亞聯(lián)合邦獨立后，其與新加坡的分歧始終難以彌合，馬來亞大學的吉隆坡校區(qū)和新加坡校區(qū)也因此飽受政治張力影響，最終分設兩所大學。加上1965年新加坡獨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國都需要在教育上強化國家認同，導致原有的世界史計劃曇花一現(xiàn)。劍橋大學的喬納森·楊（Jonathan Yong）基于社會學的種族關系理論，通過收集媒體和自媒體資料以及訪談，指出馬來西亞華人處于種族少數(shù)地位的情況下，依然能夠發(fā)展出關于文化缺陷和種族新自由主義的種族意識形態(tài)。他認為，研究非西方（尤其是美國之外）有關種族歧視的案例，可以推動學科的理論建設。

上述關于“殖民”的報告和討論令我頗為耳目一新，身為學者，當我們研究與自己密切相關的課題，很難完全超脫國籍身份和文化認同，東西方之間的社會勢差歷經(jīng)沉淀且無處不在。但這種如影隨行的影響有可能轉化為某種優(yōu)勢，助我們做出有新意的成果。我此次參會論文是關于二十世紀初生活在廣州灣租借地的一位法國業(yè)余漢學家，中國史、法國殖民史、漢學，這些要素加起來使我在本屆年會的“邊緣”屬性更突出。不過，有機會在亞洲研究學會的平臺報告研究進展，總歸是有意義。由于議程密集和平行沖突，有不少精彩題目未及一一到場去聽，只能在事后交流中了解大概。比如上海交通大學任軼副教授組織的“中國在亞洲及其他地區(qū)的文化、經(jīng)濟和科學交流”分組討論上，她與另外三位南京外國語學校的中學同學（都有海外留學經(jīng)歷）分別基于各自學科背景做報告，集中發(fā)出中國學者的聲音，是為佳話。而在“協(xié)商治外法權：國際貿(mào)易、帝國建構和制度變遷”分組討論中，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張志云、上海海關學院的助理教授江家欣、廣西師范大學講師侯彥伯先后發(fā)言，分別通過國家、組織和個體層面的具體案例分析治外法權特權在1860年代和1930年代的構建和廢除的重要節(jié)點，呈現(xiàn)西方列強在華特權興廢過程中多方的角力。此外，廈門大學周衍丞、清華大學葉泳妍等關于東南亞史的報告皆為有益嘗試。

任軼、吳子祺在主會場合影。卞洋 攝

三天的年會中，有一場活動尤其令人感動，那就是“濱下武志的學術貢獻：從亞洲角度探索全球史”圓桌討論。濱下教授從事史學研究和教學近五十載，發(fā)表了多篇重要論文，亦有多部著作問世，是享譽中外的著名學者。他提出亞洲本位的歷史認知視野，重視空間性，強調(diào)各地域之間多角聯(lián)系，尤其海洋是重要的交流場域。

濱下武志的學術貢獻：從亞洲角度探索全球史”圓桌討論合影。吳子祺 攝

濱下教授還強調(diào)研究者應體察研究對象的同時代主觀認識，辨別歷史事件所包含的各種脈絡。難能可貴的是，濱下教授的史論洞見無不出于多年來踏踏實實的史料工作功底。會后有幸與濱下教授乘同一航班飛往新加坡，路途上他聽聞我的研究課題，便準確提到法國巴黎、艾克斯、南特等地的幾家檔案館與我相關，他都曾去過查資料，真是相當用功。本場圓桌討論由京都大學的Robert Hellyer組織和主持，發(fā)言的學者來自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qū)，新加坡、日本和美國，他們或曾受教于濱下教授，或是其同事，分別從不同角度論述濱下的史學成就，感謝他給予的啟迪和幫助。東京大學城山智子教授聚焦濱下教授有關“亞洲經(jīng)濟圈”的論述，貨物、商人和白銀的流通構成了19世紀全球化的要素。北卡羅來納大學（UNC Charlotte）助理教授杜丹以中美貿(mào)易史為例，認為濱下教授有關匯豐銀行商業(yè)交易的研究能為學者提供借鑒，繼而深入考察地方口岸與全球市場之連結以及國際貿(mào)易史。南洋理工大學助理教授郭根維回顧濱下教授有關海外華人華僑的研究，以宏觀視野考察華人商業(yè)網(wǎng)絡的進路值得延續(xù)。臺灣“中研院”鐘淑敏研究員則講述濱下教授歷次向該院圖書館捐贈藏書的故事，贊揚他嘉惠學林的善舉。張志云教授結合自身研究經(jīng)驗，指出濱下教授以《海關市場》為代表的近代中國海關史成果激勵許多學者關注19世紀以降的經(jīng)濟變化，深入研究人物史、科技史和殖民史等新課題。

閉幕式，參會者與加查馬達師生共舞。美國亞洲研究學會 圖

像亞洲研究學會年會這類的大型學術會議上，學界觀點往往有所分歧，有人批評題目太龐雜，這么多學者聚在一起無異于社交場合。就個人而言，有時置身于一群陌生學者之間確實感到彷徨，卻也很慶幸重逢和結識朋友。而在學術層面，本次參會是一次相當有趣的經(jīng)歷。我既增長見識，接觸到若干前沿理論，還能從不同領域的跨學科互動中汲取經(jīng)驗，有助反思自己課題——多多少少有賴于亞洲研究學會對“多元”的倡導和要求。在“全球南方”成為熱門話題的當下，印尼是機遇與角力競爭并存的熱土。我們來到日惹開會，固然欣賞當?shù)氐呢S富文化遺產(chǎn)，或者也會有關于國際合作交流的思考，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一份力量。

作者系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博士生，得到國家公派留學基金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