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 4 月 13 日，由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史學月刊》編輯部共同組織的“同道中原：多元視角下制度變遷與知識生產(chǎn)”青年學者工作坊，在河南大學明倫校區(qū)歷史文化學院三樓報告廳舉行。來自復旦大學、四川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華東師范大學、華中師范大學、首都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西書局、中華書局、澎湃新聞等高校、機構的二十余位專家學者列席參會，圍繞“制度變遷”“學術出版與學術選題”“知識生產(chǎn)、書寫與傳播”三個主題進行討論。

會議開幕式上，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祁琛云教授、副院長胡浩教授分別致辭。祁琛云教授對各位專家學者的蒞臨表示熱烈歡迎與誠摯感謝，指出工作坊的舉辦為青年歷史學者搭建了一個深入交流、互鑒共通的學術交流平臺，對推進學術成果共享、實現(xiàn)共同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表示河大歷史文化學院將開展更多的此類學術工作坊，將其發(fā)展為具有高質量的校際青年人才互動聯(lián)合平臺，同時歡迎各位專家進入河南大學本科生課堂進行授課，在交流中強化學院的學科建設，以“工作坊”為契機，深入探索高素質青年人才的交流機制。胡浩教授指出學術講座的常態(tài)化體現(xiàn)出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學術研究的生機與活力，本次工作坊與會的各種專家有來自高校、科研機構，也有來自出版機構的，既有歷史學方向，也有考古學、古典文學方向，且關注的研究斷代不盡相同，其目的在于打通斷代史研究的局限，聚焦具體問題的多維度、多視域探索，促進形成以優(yōu)秀青年學者為核心的學術共同體，引領歷史學前沿研究。

此次工作坊上半場為制度史專場，由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青年教師朱旭亮主持。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的副教授聶溦萌以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禮注文書與禮典編纂為切入點，指出尚書與太常是參與禮儀事務的兩個最主要機構，同時分析了該時期禮制的機構與運作流程，進而對于思考儒家的“禮”如何滲入、植根于國家行政運作體制中提出見解。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劉嘯以考訂史料為基礎，通過對隋代尚書省性質的轉變問題、隋代尚書省與九寺的關系問題、隋代門下內(nèi)史兩省的職權與地位、唐代前期的三省問題以及“三省制”學說由來等問題的探討，認為隋代尚書省在政府機構中處于權力的核心地位，制度上并不存在三省的制衡與分權，但皇權的強勢迫使三省權力平衡。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古麗巍討論了北宋元豐改“二府”體制為“三省——樞密院”體制的過程，指出元豐五年對尚書省結構、職能及運行機制有了更全面的規(guī)范，其中都省覈治省事，由于長官的特殊性，成為決策與執(zhí)行的樞紐，新制以尚書都省為首腦，由下到上“重塑”了國家行政體制。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特聘研究員洪麗珠認為易代之際的士人，呈現(xiàn)于外的是政治選擇，并非其生活與精神上的束縛，對于宋元明易代士人的研究取徑，明顯聚焦于華夷、忠君、道統(tǒng)觀下的政治抉擇與學術焦慮，并樂于采用“遺民”分類的研究方法來探討士人出處動向的種種意義，報告剖析并反思了孫克寬、牟復禮、謝慧賢和戴仁柱等學者的成果，認為應駐足反思，走出“何為遺民”的框架，推進易代士人研究的新樣貌。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周健以同光之際盛宣懷家族對于漕糧的包辦為例證，指出晚清漕運體系是非市場的體制，但又與市場產(chǎn)生復雜的關聯(lián)，從微觀來看，州縣層面的漕運體系呈現(xiàn)出市場化趨向；從宏觀來看，國家層面的漕運以供奉為外殼，呈現(xiàn)多樣化趨勢，同時也反映出政府中心轉向追求國家富強的趨勢。

工作坊中場為學術出版專場，由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青年教師陳鍇主持。中華書局歷史編輯室副主任胡珂指出歷史編輯室以傳世文獻與古籍的整理為特色，認為歷史書籍和文獻的出版，要還原歷史的真實面貌，史實考證、史料甄別、研究方法，都需要逐一考慮，確保其思想性和歷史性，表示將來會繼續(xù)充分發(fā)揚中華書局優(yōu)勢，大力開拓學術出版新氣象，并希望書局與河南大學進行深度合作。中華書局學術著作出版中心責編孟慶媛再次強調(diào)中華書局古籍整理的優(yōu)勢，指出近年來古籍整理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與在座師生分享古籍整理的心得體會，明確提出近年來古籍文獻出版要依據(jù)學術指導和依托優(yōu)秀古籍影印專題文獻，不斷發(fā)掘和激發(fā)新的學術研究方向和領域，形成良性的互動，共同促進學術的繁榮，同時也表達出書局以服務學術界、服務讀者的目的，要與學術界密切保持思想上的聯(lián)系。中西書局副總編輯李碧妍詳細地介紹了中西書局的發(fā)展歷史，分享自己從事編輯出版事業(yè)的心得體會，指出當前書局工作方向和出版書籍的重心任務，認為書籍的出版應當實現(xiàn)學術價值與經(jīng)濟價值的平衡，應當重視跨學術體系的趨向，并向在場各位師生介紹了即將出版的新書目，希望得到大家廣泛支持。

工作坊下半場為知識史專場，由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青年教師王姣主持。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陳曉偉指出，遼朝實行南北面官制這一著名的“二元政治”理論根源于《遼史·百官志》分設“北面”和“南面”兩大官僚體系，但通過破解《百官志》北面“契丹南樞密院”、南面“漢兒樞密院”兩條目重出之謎，發(fā)現(xiàn)“南北面官制”說的根基并不牢固，“行國政治”主題之下，遼朝兼有“城國”，官制蕃漢雜用，統(tǒng)治結構呈多元化，部族、州縣各有歸屬者，全國統(tǒng)設財賦路和軍事路，乃自成體系，從“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系統(tǒng)及官僚架構并非南北二元模式，而是相互交錯復合成一體的。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熊鈿將視角轉向中古相牛的學術源流與技術實踐問題，認為目前學術界對于相牛術的重視程度不及相狗術與相馬術，乃因留存資料的不平衡導致，通過勾連有限史料，可看出中古時流行的相牛術是甯戚《相牛經(jīng)》的具體實踐；從正史書志保守判斷，至遲宋代以后，傳統(tǒng)相牛術的文本和技術均不傳，明清兩代的相牛術已與中古時期明顯不同，以相牛術作為研究切面，能夠展現(xiàn)知識傳播、文本亡佚、知識性質變化的多重面相，豐富了中古知識社會的歷史圖景。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認為元明戲曲存在一種江湖騙子型道士形象，晚明汪廷訥改編鄧志謨小說《飛劍記》，將道士黃若谷改寫為《長生記》傳奇中的“王道士”，此折散出，被梨園伶人改編為折子戲，頻頻見于民間班社、家庭戲班與清宮內(nèi)廷演劇，王道士逐漸成為無能道士的通用代名，構成了曹雪芹塑造《紅樓夢》王道士形象的文化語境，王道士的代名化進程，具有俗文學的多文體互動特征，是戲曲發(fā)展至折子戲時代的標志性文學現(xiàn)象，反映了批判世俗化宗教的社會文化心理。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高晞指出19世紀霍亂在世界范圍內(nèi)有7次大流行，而其在中國、日本、朝鮮的流行時間卻并不與之一致，其在辨析傳統(tǒng)文獻資料涉及的霍亂病名的基礎上，分析病源地周邊的遞減趨勢，探索霍亂傳播的路徑，認為19世紀早期，東亞霍亂流行均是由中國傳入日本和朝鮮，中國的檢疫制度、消毒理念、現(xiàn)代醫(yī)學接受都比日本和朝鮮發(fā)展得更早，但1870年后，三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軌跡逆轉，朝鮮一貫緩慢，而中國則漸漸落后于日本。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孫青通過考察清季民初甲午陣亡將領官修史傳的諸多稿本，厘清了這些戰(zhàn)事的官方歷史敘事在與政治過程密切綰結的制度機制中形成的具體過程，討論這些生成于國家軍政事務過程的史傳文本，隨著晚清民初的政經(jīng)變動而發(fā)生的各種變化，指出中日甲午戰(zhàn)爭的歷史敘述與戰(zhàn)事的發(fā)展相伴而生，并繞織于中國修史形式萌發(fā)重大轉折之際，逐漸匯入近代知識生發(fā)機制轉型的歷史脈絡中，從而揭示官修史與帝國文書行政之間綰結、解紐及逐漸向下開放的歷史過程，構成了中國近代史學轉型的重要背景之一。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溫海清在閉幕式中致辭，他對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提供學術交流平臺表示感謝，指出工作坊以“制度史”和“知識史”為主題，照應了當前歷史學界備受關注的兩大研究領域，顯示出本次學術活動的前瞻性和引領性，制度史探究氣象宏大，知識史闡釋具體而微，都從新的視角拓寬了制度史和知識史的研究思路。同時，他對中華書局與中西書局在文獻發(fā)掘、書籍出版和學術傳播領域內(nèi)的貢獻高度贊揚，強調(diào)歷史學人要有一顆求真之心，理解歷史本身的復雜性，重視各個面向彼此之間的流通與整合，將具體研究與宏觀歷史脈絡相結合。

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耿元驪教授進行總結，他在回顧本次工作坊籌辦歷程的基礎上，極大地肯定了本次學術活動的重要意義，倡導當前史學研究要加強不同領域間的交流互動，充分挖掘史學信息，關注學術動態(tài)。他強調(diào)，歷史研究要有貫通意識，構建完整的知識結構，本次會議不僅實現(xiàn)了充分的學術交流，也極大地為在座師生拓寬了學術視野，在提升學術創(chuàng)造力、扎實推進學術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現(xiàn)實意義。

歷史學研究旨在挖掘還原真實的歷史，關照思想性和時代性，用多元化視角與多樣化方法拓寬歷史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本次工作坊以多元視角下的制度變遷和知識生產(chǎn)為主題，貼合學術前沿“大問題”，將激發(fā)更多相關學術課題的研討新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