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作家約瑟夫·弗蘭克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撰寫的系列傳記現(xiàn)在被公認為是傳記作品在二十世紀取得的一項重大成就，在以各種語言撰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記中，這也許是最佳作品。

在努力撰寫這部傳記的漫長過程中，弗蘭克還根據(jù)他對西方思想的敏銳見解撰寫了一些文章、書評和隨筆，闡述當西方思想透過俄羅斯棱鏡反映出來時如何改觀變形以及如何被賦予新的意義和內(nèi)涵。多年來，俄羅斯與西方之間的這種相互影響深深吸引了弗蘭克，同時也為這些論文提供了焦點。

近期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上海貝貝特引進出版的《透過俄羅斯棱鏡：文學與文化隨筆》一書，匯集了弗蘭克撰寫的二十篇文章，它們涉及孕育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偉大小說的文化以及二十世紀初期俄國形式主義者的批評理論，后者的觀念至今仍然塑造著我們對俄羅斯文學和世界文學的看法。本書的內(nèi)容包括對雅各布森和巴赫金的著作的評價，也包括對一些與俄國形式主義批評理論和思想發(fā)展有關(guān)的著作的評價。這些文章匯集在一起展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某種富有力量的批評才智，它們涉及的問題因弗蘭克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而產(chǎn)生，但是，對這些問題的討論極大地超越了這位小說家個人所處的時代和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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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與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部重要的長篇小說，人們或許可以感覺到，他的天賦在這部小說中以最純粹、最清晰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流放西伯利亞（一八五○至一八六○年，其間在苦役營里度過了四年）歸來五年后，他開始創(chuàng)作這部小說，那時他與哥哥米哈伊爾在六十年代初期共同編輯出版的兩份文學時事評論雜志中的第二份剛剛倒閉不久。這部小說的創(chuàng)作正值一個個人極度痛苦的時期，當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生活突然遭遇滅頂之災，他正竭盡全力尋找一個新的立足點進行重建。他患有肺結(jié)核的第一任妻子——曾經(jīng)被他稱為“紅裝騎士”，某些性格特征在卡捷琳娜·伊萬諾芙娜·馬爾梅拉多娃身上表現(xiàn)出來——在長期病危、歷盡令人心碎的病痛折磨之后于一八六四年四月病故。幾個月后，與他合作默契共創(chuàng)事業(yè)的哥哥米哈伊爾突然去世。盡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哥哥去世后就像古代的奴隸一樣拼命工作竭力維持他們的《時世》雜志的運轉(zhuǎn)，但事實證明他的努力是徒勞的，而且使他背上了巨額債務。

由于在圣彼得堡被債主逼債，他希望去歐洲旅行得到一些清靜。以前在歐洲小住曾經(jīng)使他的癲癇癥狀有所緩解，他還期待與年輕作家阿波利納里婭·蘇斯洛娃重聚。他對蘇斯洛娃依舊懷有強烈的感情，一直與她保持通信，仍未放棄使她回心轉(zhuǎn)意的希望。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八六五年春天忙于為這次旅行四處籌集必要的資金，并且設法從為幫助貧困知識分子和大學生而設立的文學基金會（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八六三至一八六五年間擔任該組織管理委員會的秘書）弄到了一筆貸款。他還與幾家期刊接觸，提出了創(chuàng)作一部新小說的想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寫給《祖國紀事》雜志主編安·亞·克拉耶夫斯基的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了新小說的構(gòu)思：“我的小說題為《醉鬼》，與當前的酗酒問題有關(guān)。它不僅涉及這個問題，而且表現(xiàn)它衍生的所有問題，尤其是描寫酗酒成風的情況下家庭以及兒童教育等一系列問題。”他還說，小說至少有三百頁篇幅，可能更長；他要求預付三千盧布稿費，對于他這種地位的作家來說，這比通常的標準低得多。盡管由于急需放棄了作家的自尊心，他的要求仍然遭到拒絕。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求助于一個名叫Ф.Т.斯捷洛夫斯基的冷酷無情的出版商，后者向他支付他要求的稿費，作為交換，他允許后者出版他的三卷本作品集；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保證在一八六六年十一月一日以前向斯捷洛夫斯基提供一部新作，至少是一部中篇小說。如果作者沒有履約，斯捷洛夫斯基就獲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未來所有作品的出版權(quán)，為期九年，不必支付任何報酬。

我們無法確定《醉鬼》的創(chuàng)作計劃是否比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封信中的寥寥數(shù)語有所進展；他敷衍的語氣使人相信，他可能頂多只是草草記下了一些初步想法。此外，這些話表明他在構(gòu)思一部典型的社會問題小說，可是，在其文學生涯的這個階段，他對寫作這種小說幾乎沒有什么興趣。不過，這樣談論這部小說也許只是為了加強它可能產(chǎn)生的新聞時事效應對一位持懷疑態(tài)度的編輯的吸引力，也許還因為克拉耶夫斯基曾在二十年前發(fā)表過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創(chuàng)作的此類作品，例如《窮人》和《誠實的小偷》，這些作品以深刻感人的同情筆觸描寫了無法自拔的醉鬼。然而，學術(shù)界一致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為《醉鬼》積累的所有素材最后都被用在《罪與罰》中與馬爾梅拉多夫一家有關(guān)的輔助情節(jié)上。

與斯捷洛夫斯基簽訂的合同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夠在把大部分稿費分配給債主、繼子帕沙和已故哥哥的一大家子人之后出國旅行。途中他在威斯巴登短暫停留，希望在那里通過賭博充實一下錢包，不料很快就把所剩不多的錢輸光了。因為無力支付旅館的賬單，為了等待使他可以重新踏上旅程的錢匯來，他在這個德國溫泉療養(yǎng)地足足滯留了兩個月。從他寫給不久以前來到威斯巴登看望他后剛剛離開的阿波利納里婭·蘇斯洛娃的一封信中摘錄出來的下面這一段內(nèi)容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集中反映了他的心情：

我的情況糟糕透頂；不可能比這更糟糕了。此外，肯定還有另一些我尚未得知的不幸和壞消息?！以谶@里住著仍然沒有飯吃，這已經(jīng)是我第三天以早晚的茶點充饑了——讓人不可思議的是：我其實并不想吃飯！最糟糕的是他們對我處處設限，晚上有時不給我蠟燭，［尤其是］在先前的蠟燭快燃盡時，就連最短的蠟燭頭也不給。不過，我每天下午三點離開旅館，直到六點才回來，以免別人覺得我根本沒有吃飯。（弗蘭克、戈爾茨坦編選，麥克安德魯英譯《陀思妥耶夫斯基書信選》新澤西州不倫瑞克，1987，第219頁。）

《罪與罰》不同版本中文版書影

正是在個人受到羞辱因而內(nèi)心極度憤怒的這個時候，我們第一次看到他想把一個故事最終寫成小說的打算——當時他肯定能夠感覺到某個拉斯柯爾尼科夫?qū)σ磺猩鐣还某鸷拊谧约盒闹斜加俊?/p>

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了一封信請求朋友亞·彼·米柳科夫向雜志推薦他的一篇小說并且爭取弄到一筆預付的稿費。他沒有具體談到小說的內(nèi)容，只是向米柳科夫保證：“人們將會關(guān)注它，談論它……我們當中還沒有人寫過這種類型的東西；我保證它有獨創(chuàng)性，對了，我還保證它有抓住讀者的力量?！笨墒?，彼得堡的雜志都不感興趣，結(jié)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在極不情愿的情況下給老對手米哈伊爾·卡特科夫?qū)懶??？ㄌ乜品蚴墙鼇磙D(zhuǎn)向保守的《俄國導報》雜志具有影響力的編輯，他也是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的出版商，不過，在這個特定時刻幸運的是，那兩位作家最近都沒有向他提供新作，于是，他接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計劃創(chuàng)作的小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文件中找到的小說家這封信的草稿讓我們看到了他這部新作最初的基本構(gòu)思。

他把這篇小說稱為“一起罪案的心理報告”，犯罪的是“一個被大學開除的年輕人，出身于小市民階層，生活在極度貧困中”。他受到“周圍環(huán)境中流行的‘不成熟’的離奇思想”的影響，“決定”通過殺死一個靠典當放高利貸的老太婆“一舉擺脫自己令人厭惡的處境”。

［她］愚蠢而且病態(tài)，貪得無厭……兇狠邪惡，吞噬別人的生命，虐待妹妹，把妹妹當成傭人使喚?！八粺o是處?！薄八秊槭裁磻敾钪俊薄八龑κ裁慈擞心呐乱稽c點好處嗎？”這些問題使年輕人迷惑。為了使住在外省的母親生活幸福，為了把受雇于一戶地主人家做侍伴的妹妹從這家主人淫蕩的勾引——這種勾引使她有失去貞操的危險——中解救出來，為了完成自己的學業(yè)、出國深造，以后終生做一個正直的人，堅定不移地履行“對人類的人道義務”，他決定殺死她。即使人們真的能把對一個耳聾、愚蠢、邪惡、病態(tài)的老太婆——她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活在世上并且可能在一個月之內(nèi)自然死亡——采取這種行為稱為犯罪，他所履行的“對人類的人道義務”最終也會“抵償”他的罪行。

陀思妥耶夫斯基還說明了他打算如何安排故事情節(jié)。殺人之后一個月過去了，“沒有人懷疑他，也不可能有人懷疑他”，但是，“犯罪的整個心理過程就在這一段時間里逐漸展開，殺人兇手面對著無法解決的問題，突如其來的種種意想不到的情感折磨著他的心靈。天堂的真理、人間的法律產(chǎn)生了作用，結(jié)果，他最終不得不投案自首”。驅(qū)使他這樣做的是“與人類疏離的孤獨感”，他在犯罪之后切身體驗到的這種感覺一直折磨著他。最后，“罪犯決定承受苦難為自己贖罪”。陀思妥耶夫斯基還說，報紙最近刊登的與受過教育的年輕一代的各種犯罪行為有關(guān)的報道使他確信“我的主題一點也不離奇古怪”，他還列舉了兩起大學生在冷靜思考并精心計劃之后所實施的謀殺為例。（《陀思妥耶夫斯基書信選》，第221—2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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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可能最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密切關(guān)注的報刊上的此類報道激發(fā)了他的想象力，使他產(chǎn)生了創(chuàng)作一篇可以迅速完成并且能夠暢銷的小說的想法。但是，如果他是這樣捕捉到最新的轟動一時的素材的話，那是因為他長期專注于犯罪與良心這個問題，而且還因為，由于六十年代一代俄國激進分子試圖在更加“理性的”基礎上建立新的道德規(guī)范，這種問題已經(jīng)成為亟需解決的現(xiàn)實問題。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苦役營服苦役那幾年使他直接接觸到人類經(jīng)驗的一個令人恐懼的廣闊領域，他朦朧地感覺到可能存在著一個可怕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人的行為完全不是由善惡標準控制的。例如，他在苦役營回憶錄《死屋手記》中寫道，在幾乎都是殺人犯的農(nóng)民囚犯身上，沒有任何明顯的“內(nèi)心痛苦”的跡象，這讓他感到非常震驚。但他同時注意到，“幾乎所有囚犯都在睡夢中胡言亂語”，他們的夢話通常都與他們殘暴的過去有關(guān)。也沒有任何農(nóng)民囚犯拒絕接受評判他們的道德規(guī)范；在復活節(jié)禮拜儀式上，他們?nèi)枷鹿蚱砬蠡降膶捤　?/p>

真正讓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可怕的根本不是哪個農(nóng)民囚犯，而是一個聰明、英俊、受過良好教育的上流社會成員。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道，這個名叫帕維爾·阿里斯托夫的囚犯是個“典型的最令人憎惡的人，他證明一個人可以沉淪墮落直至墜入萬丈深淵，可以毫不費力、毫無悔恨地泯滅自己的一切道德情感”。阿里斯托夫是個奸細和告密者，他被送進苦役營是因為誣告各色人等策劃反政府的陰謀，然后用幫助秘密警察誘捕他人所騙取的賞金花天酒地。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當?shù)赖乱?guī)范土崩瓦解或者遭到破壞時，這種墮落隨時都有可能發(fā)生；在苦役營的所見所聞還使他相信，這種墮落發(fā)生在受過教育的精英當中的可能性比發(fā)生在民眾當中的可能性要大得多。當斯維德里蓋洛夫這個人物——他完全是拉斯柯爾尼科夫另一個玩世不恭的自我——第一次出現(xiàn)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為《罪與罰》所作的筆記中時，給他起的名字是：阿里斯托夫。

約瑟夫·弗蘭克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

不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記》中還提到另一類受過教育的人，但他并沒有把這一類人與同營的任何其他囚犯相提并論；我們似乎可以合理地認為這是通過想象反映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情況，他默默地對自己年輕時的革命熱情進行了反思。（我們應當記得，這種熱情的產(chǎn)物包括煽動一場血流成河的農(nóng)民革命的計劃。）這一類人與農(nóng)民罪犯截然不同，后者可以犯下野蠻的殺人罪，卻“從不……反省自己所犯的罪行……甚至認為自己做得有理”。另一類犯罪者是“受過教育的有良知、有覺悟、有感情的人。在受到任何懲罰之前，內(nèi)心的痛苦早就足以將其折磨至死。他因自己的罪行而產(chǎn)生的自責比最苛刻的法律還要嚴厲無情得多”。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即將交給卡特科夫發(fā)表的小說的主人公的人物原型。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犯罪主題和良心問題深深吸引肯定是由這些直接印象和思考造成的，加之他熱衷于閱讀莎士比亞、席勒、普希金、雨果和狄更斯等作家的作品，他們的作品一次又一次有力地體現(xiàn)了這一類問題。但是，由于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俄國社會文化思潮的動蕩變幻，他的注意力特別集中。激進分子迫切要求發(fā)動革命并且堅信一場革命將在不久的未來爆發(fā)，他們同時忙于重塑構(gòu)成道德規(guī)范的整體觀念。受到杰里米·邊沁和約翰·斯圖爾特·穆勒的功利主義學說——卡爾·馬克思認為這種學說是中產(chǎn)階級為資本家的自私自利進行的辯護——的影響，俄國激進派最重要的思想家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公開表示，“理性利己主義”比基督教信仰所宣揚的傳統(tǒng)良心觀念更為可取。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因此，人們喜歡一切對自己有利的東西；自我犧牲的概念是有害的無稽之談；不過，人們通過運用理性將認識到，他們的最大利益在于使他們的個人利益與絕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幸福達成一致。由于激進分子天真地相信理性思考的力量可以控制主宰人類精神的一切潛在沖動，所以，在從西伯利亞歸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他們這些思想是最愚蠢、最危險的幻想。因此，他在六十年代初期創(chuàng)作的主要作品（《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死屋手記》《冬天記錄的夏天印象》《地下室手記》）全都試圖揭露這種功利主義信條的局限性和危害性。

實際上，如果尋找某種一般的模式來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歷經(jīng)流放的磨難后所創(chuàng)作的作品的特征的話，我們可以認為這些作品是一種辯證混合物：他把他在觀察和自我審視的受難歲月所領悟的東西應用于歸來之后所面對的激進知識分子的理論。在西伯利亞時期積累的印象——當然包括他對自己的過去的反思分析——顯然包含在他后期的所有作品中。但是，他從來沒有僅僅為了呈現(xiàn)這些印象本身而描述它們（即使是在以新聞特寫的形式寫成的《死屋手記》中）；他的作品總是以激進知識分子哲學信條的道德含義為目標。這兩種因素的結(jié)合以及它們之間的張力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兼具顯著的人性深度和哲學思想的高度。他估計了激進意識形態(tài)對人性必然包含的真實成分——在西伯利亞，這些真實成分的存在給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可能產(chǎn)生的影響。他采取的做法是，富有想象力地預測這些激進理論的具體行為后果并以他在早期作品中已經(jīng)顯示出來的那種無與倫比的心理描寫天賦戲劇性地表現(xiàn)它們。

（《透過俄羅斯棱鏡：文學與文化隨筆》約瑟夫·弗蘭克/著，戴大洪/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上海貝貝特 2024年2月版）

新媒體編輯：傅小平

配圖：歷史資料

原標題：《透過《罪與罰》這道棱鏡，文豪如何走出人生低谷丨夜讀·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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