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19日是魯迅先生逝世87周年紀念日。作為中國的文化巨匠，魯迅是永遠說不盡的存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群曾評價：“魯迅是具有民族精神源泉性的作家，他開創(chuàng)了中國現(xiàn)代文化。”

回望一個世紀，不同的時代孕育了不同的魯迅解讀。錢理群教授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學科承前啟后的第三代學人代表，是一位歷史的“在場”者。近年來，錢理群教授一直在做現(xiàn)代文學研究、魯迅研究領域的“學人”研究，并以《有承擔的學術》為書名，將文章集結出版。在他看來，“學術研究”的討論和總結，最后要歸結到“學人”身上?！皩W人”的影響比“學問”的傳授更重要，更根本，更帶基礎性。

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有承擔的學術》中關于王瑤、王富仁和王得后三位先生的研究個性、學術貢獻與歷史地位。錢教授說：“他們對我‘一生的影響’，不只是學術道路，更是人生道路的精神影響?！?/p>

Part 1

“尋找你自己”：王瑤先生的魯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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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節(jié)選，原刊

1989年，王瑤先生與弟子錢理群、陳平原、溫儒敏聊天。

王瑤先生在很多場合一再強調(diào)他的文學史研究（包括中古文學史與現(xiàn)代文學史研究）在方法論上受到魯迅的影響。其實，這種影響也存在于王瑤先生的魯迅研究中。

王瑤先生在幾篇文章中，一再引述魯迅的下述意見：“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tài)，這才較為確鑿”；“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王瑤先生因而強調(diào)：“從一個作者的全部作品來研究，詳細占有材料，并顧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tài)，是啟發(fā)讀者獨立思考和避免片面性的重要方法?！痹敿毜卣加信c論題有關的一切可能占有的材料，可以說已成為王瑤先生研究工作的基本出發(fā)點。

我們今天讀王瑤先生《論魯迅作品與外國文學的關系》這樣的皇皇大文，不能不驚嘆，王瑤先生對有關材料的銳意窮搜，竟至如此的全面與詳盡，從論文，到書信、譯文、序跋、附記、編校后記，到回憶文章，幾乎無一遺漏。

正是在廣泛地占有材料的基礎上，王瑤先生對魯迅作品與外國文學關系的考察，視野才如此地開闊，從時代背景、思想出發(fā)點、選擇標準，到不同時期的不同選擇對象，從“表現(xiàn)手法”“格式”的吸取、體裁的借用、“諷刺藝術”的借鑒，到文學語言、文體的影響，直到理論原則的總結......無不在論述之列，但卻無羅列材料與蕪雜之嫌，因為唯有這樣多層次、多側面地全面展開，才能充分地顯示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那一代先驅者“放開度量，大膽地，無畏地，將新文化盡量地吸取”的胸襟與氣魄，也有助于我們?nèi)娴乜偨Y前輩的歷史經(jīng)驗。

王瑤先生在《魯迅古典文學研究一例》一文開頭，就引述了魯迅在與友人通信中，對一篇論文的批評意見：“此乃文學史資料長編，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識者，資以為史，亦可用耳?！蓖醅幭壬f：“這里，魯迅指出了在文學史研究中，既須掌握充分的資料，又必須具有’史識’?！边@自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提示：盡可能地占有材料（特別是第一手原始資料），固然是一切科學研究的起點與前提，但不能代替“研究”本身，而且如王瑤先生對魯迅意見的體會，“資料有時可以借助于別人搜集的成果，’史識’則必須研究者具有獨到的見解”。在這個意義上，對于“材料”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獨立“研究”，是更重要、也更困難的。

王瑤先生更進一步申說，所謂“史識”，即是“從大量資料中找出它們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所謂“找出它們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就不能停留于對客觀材料的直觀把握上，而必須通過理性思維，進行理論的抽象與概括；這既是對事實材料的某種“脫離”、飛躍，又是對其內(nèi)在本質、聯(lián)系的深入把握。

王瑤先生十分重視“理論的抽象與概括”這一環(huán)節(jié)，以為在一定的意義上，這是決定科學研究水平的關鍵。王瑤先生雖然也很重視藝術感受力在文學研究中的重要意義，但他以為創(chuàng)造性的理論思維是更為重要的，因此對重感受而忽視理論概括與邏輯的印象式的批評與研究，持相對的保留態(tài)度；這大概與王瑤先生所受馬克思主義理論訓練有關，也是構成王瑤先生研究個性與風格的一個重要方面。

王瑤先生再三告誡青年研究者，寫學術論文不能像編織毛衣一樣，只是羅列與平鋪材料與觀點，而要像留聲機一樣，從各種材料與觀點的內(nèi)在聯(lián)系中“拎”出一個“中心”（“針”）來，一切材料與觀點都圍繞著這個“中心”（“針”）轉。這自然是王瑤先生治學的經(jīng)驗之談，卻顯然受了魯迅的啟示；王瑤先生所說的“中心”，實際上也就是魯迅所說的“史識”。

錢理群教授 （杜夢薇/攝）

魯迅對于王瑤先生具有特殊的、多方面的意義。作為思想家、文學家的魯迅是作為文學史家的王瑤的研究對象。作為人的魯迅，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代表、精神界的戰(zhàn)士的魯迅，對于王瑤先生的影響是更為深遠、也更為重要的。王瑤先生正是通過魯迅的中介，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魏晉風度”，以及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化的集中代表“五四精神”，取得了內(nèi)在的精神聯(lián)系。或者說將魯迅的精神化為自己的血肉，從而成為“魯迅式的知識分子”，在自己的學術工作中，實現(xiàn)了“做人與作文（作研究）的統(tǒng)一”，形成了一種精神的力量：這正是王瑤先生學術研究的魅力所在，并足以啟示后代。

文章來源：《“尋找你自己”——王瑤先生的魯迅研究》《史家的風范——王瑤先生的研究個性、學術貢獻與歷史地位》

Part 2

王得后：“古板和梗頑”的魯迅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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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節(jié)選，原刊

拍攝于2023年3月 左起：錢理群、趙園、王得后、陳平原。（陳平原提供）

富仁曾經(jīng)談到，“我們這些搞魯迅研究的人”，都免不了有些“古板和梗頑”(《我和魯迅研究》)。在我的心目中，得后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代表?！肮虐搴凸ｎB”已經(jīng)滲透于他的魯迅研究之中，成為一個鮮明特色：他“認定”魯迅的四大特點，由此決定了他的四大選擇，而且“古板”到毫不變通、“梗頑”到底的程度。

其一，他認定：魯迅是一位獨立的思想家，具有“以立人為出發(fā)點、歸宿與中心”的自己獨有的思想體系；魯迅更是一位在現(xiàn)當代中國少見的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思想家。當下中國思想、學術界的問題不在于對魯迅的“神化”，而是對魯迅思想的原創(chuàng)性、前瞻性，其對中國與世界的現(xiàn)實與未來的作用與影響，估計遠遠不足；而一個“養(yǎng)育了魯迅的中國”，遲早會“愈來愈承認魯迅，信服魯迅，接受魯迅”。由此決定了“王得后式的選擇”：“以魯迅思想作為基本信念，以研究和傳播魯迅思想為自己的歷史使命”，而且如果再有“來世”，也還要研究和傳播魯迅思想。

其二，他認定：作為一個“看透了大眾靈魂”的思想家、文學家，魯迅自己的靈魂、內(nèi)心世界也是極其“復雜，豐富”、極具“個性”的，而且具有某種“隱蔽性”和“矛盾性”。這也就決定了研究魯迅，不能只停留在魯迅外在思想的簡單概括上，而要通過魯迅的各種文本(不僅是公開發(fā)表的論著，也包括私人通信和日記)來探索魯迅的內(nèi)心，他的情感世界、心理世界，他的獨特個性、內(nèi)在矛盾、最隱蔽的方面，并且和魯迅進行情感、心理的交流，靈魂的對話：這對于魯迅研究，學術研究，是更為根本的。

正是出于對魯迅思想的超前性，思想和內(nèi)心的豐富性、復雜性、隱蔽性、矛盾性的充分體認，也是對自己和自己這一代知識準備、修養(yǎng)的嚴重不足的清醒認識，得后把自己定位為“講述魯迅的人”：“以如實全面梳理魯迅的原文原意為追求”，并且選擇自己的魯迅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從魯迅著作中搜索、匯集魯迅對某個問題的看法；盡可能讀懂魯迅的原意；注意揭示其多層面、多層次的結構與系統(tǒng)”。而且“不懂就是不懂，自我存疑；絕不斷章取義，用摘句來構建所謂‘一家之言’”。得后因此對自己的魯迅研究的局限，有高度自覺意識，反復自己強調(diào)并不真正、全面懂魯迅，只是在某些方面有所體認而已。他拒絕過度宣揚所謂“學術成就”，把相關論著命名為《魯迅研究筆記》，并非一般的謙虛，而是一種十分難能可貴的學術清醒。

魯迅，1935年攝于大陸新村寓所附近

其三，他認定：批判性和獨立性是魯迅最基本的精神。魯迅對一切文明形態(tài)，對現(xiàn)實社會的現(xiàn)存形態(tài)，對他自己，都堅持肯定中的否定，進行無情批判。這就決定了他在中國與世界的思想、文化領域里，都是獨異的存在，是另一種可能：他的不可替代的意義與價值就在于此。

得后也因此選擇了要以魯迅的批判精神進行獨立的魯迅研究。他反復強調(diào)，并且追求魯迅研究者應有的“特操”：“不唯上，不阿世，不講情面，不為流行時尚觀點所左右”。他最感欣慰的是，盡管自己前半生曾屈服于各種外在和內(nèi)在的壓力，但在進入魯迅研究領域以后，就再也沒有成為魯迅所深惡痛絕的“理想奴才”；盡管自己的學術成果有限，但也從未人云亦云，始終堅持獨立思考，說自己的話，“并不平庸”。

其四，他認定：魯迅是一位“以其獨特思想認識人生，并從事改良這人生的實踐型的思想家”，魯迅選擇雜文作為主要文體，就是為了使自己與現(xiàn)實人生，與中國人的精神發(fā)展建立起更緊密的聯(lián)系。得后因此要求自己的魯迅研究也要“具有某種實踐性的品格，以改造中國人和社會為指歸”。他給自己定的研究目標是：“講魯迅，接著魯迅往下講，往下做”，而且主動創(chuàng)作“魯迅式的雜文”，作為“往下講，往下做”的具體實踐方式。

錢理群先生為南京魯迅紀念館題字

文章來源：《“古板和梗頑”的魯迅守望者——王得后《魯迅研究筆記》前言》。

Part 3

富仁：“文化守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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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節(jié)選，原刊

2014年，老友聚會。左起：王培元、王富仁、王信、王得后、錢理群、趙園。

我和富仁是同代人，不僅是因為我們年齡相當，我只比他大兩歲，更因為我們都是“文革”結束后第一屆研究生，可以說我們是同時出現(xiàn)，更以相近的姿態(tài)，展現(xiàn)在魯迅研究和現(xiàn)代文學研究學術界的。富仁的博士論文《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一炮打響，迅速得到學術界的承認，在我們這一代魯迅研究者看來，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富仁也就成為新一代魯迅研究、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中的一個標志性人物。

富仁這篇博士論文的主要追求，是如何沖破將魯迅研究與現(xiàn)代文學研究納入政治革命的既定研究模式，努力揭示作為思想家與文學家的魯迅的獨特性，即“回到魯迅”；同時又更關注魯迅思想的獨立創(chuàng)造性，并以魯迅思想作為新時期思想啟蒙運動的重要資源的高度自覺：這些，都是八十年代包括我在內(nèi)的許多中青年魯迅研究者的共同追求，實際上形成了魯迅研究、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新學派。這樣，我們的學術研究，從一開始就成為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思想啟蒙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富仁和我們的研究成果，一經(jīng)發(fā)表，立即在社會上，特別是青年一代中，得到熱烈的回響，其影響遠遠超出了學術界。那時候，富仁在北師大講魯迅，我在北大講魯迅，還有很多朋友在其他高校講魯迅，我們都把自己的教師使命，也是研究者的使命，定位為“溝通魯迅與當代青年的橋梁”，于是就有了我后來在回憶中所說的“‘我—學生—魯迅’之間的精神的共鳴，生命的交融，那樣心心相印的課堂氣氛，只有那個時代才會有，此后就很難重現(xiàn)了”。

這或許有八十年代特定時代的特殊性，確實很難重現(xiàn)；但在我看來，其內(nèi)在的精神，即學術研究的生命特質，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以及研究成果的接受者讀者之間的生命的交融，是具有普遍性的，至少是構成了學術研究的一個派別，我稱為“生命學派”的基本特征。而富仁正是這一學派的開創(chuàng)者、最重要的代表之一。

但我們的成長也并非一帆風順：富仁的博士論文具有顯然的挑戰(zhàn)性，在得到廣泛好評的同時，也引起一些學術同行的反感，他們就借助于政治的力量，對富仁進行“革命大批判”。而我們當時都認為，對富仁的批判，實際上是對我們這一代人的批判。富仁在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訪(后來以《魯迅改變了我的一生》為題在網(wǎng)上發(fā)表)時說，他因此卷入了政治斗爭的旋渦之中，這是他所不愿意的（如北大中文系的《唁電》所說，富仁是魯迅說的“精神界的戰(zhàn)士”，與實際政治斗爭既有聯(lián)系，又有一定距離），但也是他參與開創(chuàng)的生命學派的學者的共同宿命：他們的研究所具有的現(xiàn)實感與批判性，注定了只能作為“異類”存在，并不斷被“特別關照”。

當富仁和我都步入老年。我發(fā)現(xiàn)，富仁的研究與寫作，越來越具有“文化守夜人”的意味——這是富仁提出的概念，他曾寫有《中國文化的守夜人——魯迅》一書，現(xiàn)在他自己也在為中華民族文化（“新國學”）守夜，為魯迅文化守夜：在不斷發(fā)表關于“新國學”的長篇力作的同時，還寫出了《中國需要魯迅》這樣的專著。他也在“接著魯迅往下做”。

我自己，在把研究的重心轉向更具歷史與現(xiàn)實批判性的當代政治、思想、文化研究的同時，也在更自覺地堅守魯迅思想文化陣地。

就像我在《魯迅與當代中國》“后記”里所說，幾十年來，富仁和我，以及我們的相知者，“從來不為（魯迅的）批判者的高論、喧囂所動，依然我行我素，以魯迅的韌性精神，到處講魯迅，一有機會就講魯迅，樂此而不?！?。

我們?nèi)绱藞?zhí)著、固執(zhí)地堅守，許多人是不理解的，我們經(jīng)常遇到“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的質疑。但我們自己是有充分理由的。富仁在他最后的講話《魯迅改變了我一生》里，談到在所謂新世紀，魯迅研究再也不能給研究者帶來名和利，而成了一種“社會承擔”。

想走、該走的都走了，紛紛另求出路；留下的，就都是與魯迅有著生命的血肉聯(lián)系的，就像富仁所說，“魯迅給了我生命，我的生命就是要維護魯迅文化的價值。維護住魯迅，就有我自己的存在價值。維護不住魯迅，我王富仁就是一個毫無價值的人”。而這樣的生命共同體的體認，絕非盲信，而是理性的選擇，并且有著深厚的歷史內(nèi)涵。

所謂“魯迅給了我生命”，就是說魯迅使我們成了“獨立知識分子”：“盡管我很弱小，但我在精神上并不萎靡。我站著走到死，我不會跪著爬著上前走一步。這是一個最根本的東西，是魯迅給了我一種內(nèi)在的精神力量?！?/p>

更重要的是，我們對魯迅文化自身的價值和力量，始終充滿信心；在我們看來，對魯迅的意義，根本不存在許多人非難的“過度闡釋”的問題，而是認識遠遠不夠的問題。

富仁在《中國需要魯迅》里說：“我可以斷言，在今后二十年內(nèi)，不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上，魯迅將贏得更多的同情和理解。他的價值和意義，也將表現(xiàn)得更加鮮明和充分”，這是代表我們的共識的。而且隨著中國社會的發(fā)展，會得到更多人的認同：

今天，許多人在面對和思考當下中國現(xiàn)實時，都越來越意識到，中國的問題，不僅有體制方面的一些問題，也有國民性改造的問題。這就意味著魯迅的命題正在成為中國改革必須面對的一個核心性的問題，今天還需要新的思想啟蒙。富仁說，“我們現(xiàn)在這個時期是一個魯迅精神和魯迅作品獲得人們的理解和同情最多、也最深刻的時期，并且這個趨勢還在繼續(xù)發(fā)展著”。他是有充分理由做出這樣的判斷和預言的。因此，我們這些魯迅精神和文化的堅守者，既不斷受到質疑，但在根本上又不是孤獨的，而且我們又是彼此攙扶的。

現(xiàn)在，富仁走了，我還活著。我早就說過，活著就是為了最后完成和完善自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堅守魯迅的精神與文化。現(xiàn)在，這又成了“幸存者的責任”。我還會這樣繼續(xù)走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文章來源：《“知我者”走了，我還活著——悼念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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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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