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tǒng)版本學(xué)研究的核心，一在于正經(jīng)，一在于正史。正經(jīng)、正史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基礎(chǔ)典籍。對這些基礎(chǔ)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是學(xué)術(shù)創(chuàng)新的基礎(chǔ)。圍繞正經(jīng)、正史的版本進行的研究，自然是重中之重。

二十世紀正史的整理有兩次高潮。第一次是張菊生先生主持的商務(wù)印書館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使舊日秘藏之宋元舊本化身千百，普通人也能夠讀到，極大地推動了學(xué)術(shù)研究的進步。后來點校本《二十四史》多有以百衲本為底本的。這次整理也間接推動了正史版本研究的發(fā)展?！稄堅獫翟鱿嬲摃郀匪?，《校史隨筆》所載，乃至《百衲本二十四史?？庇洝匪F列，沿流討源，沾溉后人。第二次是中華書局點?！抖氖贰??！抖氖贰泛汀顿Y治通鑒》的點校，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顧頡剛在齊魯大學(xué)國學(xué)研究所任教時，即提出詳細規(guī)劃，并開始推動實施。但因時局和條件限制，不能實現(xiàn)。真正實施開來，已經(jīng)是1949年建國以后了，直到七十年代末方完成這一工作。今天讀者所參用者，最常見的就是這套點校本。這兩次整理各具特色，目的都是為了整理出一個好的讀本。兩個整理本是二十世紀古籍整理的兩個標桿，但都不是最好的榜樣。商務(wù)印書館輯印百衲本不無改字，中華書局點校本不以一本為主而各從其是，所改之字，所從之本，今日看來頗有值得商榷之處。

張菊生先生《百衲本二十四史?？庇洝肥指灏贁?shù)十冊，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由當年親歷校史的王紹曾先生主持整理出版，可以看出當日校史之苦心。中華書局點?！抖氖贰?，當時格于形勢，提倡?？庇浀暮喖s，反對繁瑣化，致使大量的校記未能反映在當時的整理成果中。原始校勘記保存至今者，有王仲犖先生《宋書?？庇涢L編》，出校有9100余條之多，而點校本《宋書》出校僅2600余條?！端螘？庇涢L編》對《宋書》脫文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校補，但王先生版本意識不夠濃，往往只說“一本作某”，未能一一明示所據(jù)之本。今覆校諸本，甚至有時沒有任何一個版本與之相合，惜不能起王先生于九泉以問究竟了。近年中華書局新出修訂點校本《宋書》，對這個“一本”問題，并未指出如何承用王仲犖先生的?？背晒??！抖氖贰返恼砼c研究工作仍在路上，整理本只能算一個讀本，并非一個定本。點校本屢次重印，每次重印都有或多或少的挖改。山東大學(xué)已逝教師朱正義先生所批中華書局第一版的前四史，指摘錯訛甚多，復(fù)核2010年左右印本，多已剜改。點校本《二十四史》出版后，盛行于世，讀正史者甚至校古書者率以此為圭臬，不知點校本之外還有其他舊本，其中不能盡如人意處無法否定。

日本著名學(xué)者尾崎康先生的《正史宋元版之研究》，2018年3月中華書局出版了喬秀巖、王鏗編譯增訂本，可以說是近年正史版本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今天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工作正在進行中，《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一書，為點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訂提供了必要的參考，具有重要的學(xué)術(shù)意義。

尾崎康先生1991年應(yīng)邀在北京大學(xué)講版本學(xué)，講義由陳捷女士譯成《以正史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1993年由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一個薄薄的小冊子，可是勝義紛披，多有發(fā)明。其中對《漢書》《后漢書》黃善夫刻本都存在劉元起修板重新刷印本，而不是像以往所認識的黃善夫、劉元起各刊刻有《漢書》《后漢書》，就是一個重要發(fā)現(xiàn)。

這部《正史宋元版之研究》是1989年汲古書院出版的《正史宋元版の研究》的增訂漢譯本，涵蓋了《以正史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的主要內(nèi)容。

版本研究的任務(wù)大概分三個方面：一是版本斷代，二是版本源流，三是版本的得失。

在正史版本的斷代和源流的梳理上，尾崎康已經(jīng)有了長足的進步。這種進步是建立在方法的進步上的。尾崎康拋棄了以往單一研究某一史、某一本的方式，而是系統(tǒng)性地來看正史的版本，發(fā)現(xiàn)了正史版刻許多共性的特征和前后嬗變的特有標志。尾崎康綜合運用刻工、避諱、版刻字體、前人著錄等要素對所經(jīng)眼宋元版正史典籍進行研究。

宋板書有具體刊刻年代者甚少，往往需要綜合各種因素來確定其刊刻之時段，考避諱即是其中必要的手段之一。當朝皇帝名諱是否回避，這一問題存在爭論。日本島田翰論紹興覆刻本《毛詩正義》引《禮記》云：所謂卒哭乃諱，生不諱也。尾崎康先引用諸家論述，又舉史書避諱情況云：“避諱缺筆，首先要考慮官刻本與坊刻本之差異，官刻本較嚴謹，坊刻本較疏忽。分時代論之，南宋初期蓋因多出覆刻北宋版，缺筆往往至仁宗名諱止，更往后，則高宗諱‘構(gòu)’字或作‘今上’，或作‘今上御名’者，往往而在。是知今上避諱乃是通例。依此類推，北宋蓋亦然，雖北宋刊本稀少，不得以實例論證?！睂嶋H上，島田翰所見紹興間覆刻北宋本《毛詩正義》，于紹興時皇帝御名及嫌名亦加規(guī)避，如構(gòu)、搆、覯皆諱，蓋島田翰偶失檢也。尾崎康又云：“避諱止供旁證而已。”官刻避諱謹嚴，坊刻之本則較為隨意而不能周遍，避諱對于版刻之斷代，只能作為一個參照，而不應(yīng)作為主要依據(jù)，“止供旁證”自是作者甘苦之言。

尾崎康又利用東禪寺《萬壽大藏》、開元寺《毗盧大藏》及思溪《圓覺大藏》及其刻工，為確定宋版史書的刊刻時代提供證據(jù)。尾崎康云：“刊記無疑是確定刊刻時代之直接證據(jù)。然宋元版不具刊記者居多，或有刊記而非彼時所刻。既無刊記可據(jù)，則推論刊行時代，當以分析刻工為最妥?！捅彼文┠纤纬跗诙裕稏|禪》、《開元》、《思溪》三部大藏經(jīng)，因大都可確定刊年，而且有大量刻工名，參考價值最大。”特別是利用日本所藏《毗盧藏》、《思溪藏》，利用刻工論舊稱北宋景祐刊三史及咸平本《吳書》刊刻時間和地點，較前人多有發(fā)明。

用《毗盧藏》刻工論三史刻書時間，首見《中國版刻圖錄》?！吨袊婵虉D錄》云何時何地刻板，尚待后證。日本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則推斷為刻于杭州。尾崎康又重檢日本所藏《毗盧藏》、《思溪藏》刻工，確定《史記》《漢書》刻于兩宋之交，《后漢書》《吳書》當刻于紹興十年左右。尾崎康補充證據(jù)謂刻于福州或杭州為妥當。他在前人基礎(chǔ)上提出新的見解：“舊稱景祐本《后漢書》，與行格截然不同之舊稱咸平刊《吳書》之間，居然有十七名刻工名相一致，而且景祐本三史并咸平本《吳書》之刻工又互見于北宋末南宋初開雕之福州開元寺《毗盧大藏》。據(jù)此可證此四史之刊刻時間，不在景祐或咸平，而在其后百余年兩宋之交?！?這是尾崎康在前人基礎(chǔ)上，利用新材料得出的自己的新結(jié)論。

尾崎康綜合考慮出版傾向、版刻特點、文本內(nèi)容等因素，將南宋時期福建刻本分作前期、中期、后期，具有一定的開創(chuàng)意義。

論南宋初期福建刻本，尾崎康認為“此期建安坊刻本亦較中后期優(yōu)良，?？钡窨叹^細致，所謂‘瘦金體’字體頗具特色”。又以《史記》為例云：“日本所藏《史記》與《后漢書》，亦屬同類?！妒酚洝窞槲涮锟茖W(xué)振興財團杏雨書屋所藏一百三十卷十四冊，具有紹興庚申‘邵武東鄉(xiāng)朱中奉宅’刊記。此正南宋初期建刊本，卷一首三葉字體正如《版刻圖錄》所收錄諸本，而其下漸顯‘直重’傾向，或因此本于現(xiàn)存南宋初期建刊本中時間最早，故有差異亦未可知。然通觀全書，卷次愈后，字體愈潦草，后半部刻字甚為粗糙，若僅見后半部字體，難以認定其為紹興一〇年刊本。建本往往有此例，如書陵部藏紹興一七年刊《初學(xué)記》，情形正同，前后字體迥異?！?

論建本前期向中期轉(zhuǎn)型之風格，尾崎康云“至中期，建本字體變粗大剛硬，絕不似瘦金，但與前期字體仍有共同特點”。又以乾道蔡夢弼本《史記》為例：“（宋乾道建安蔡夢弼本《史記》）《版刻圖錄》所載書影，大致與原件同大。據(jù)觀字體，較上述南宋前期建刊《史記集解》稍劣，可謂南宋前期建刊本之典型風格漸失，始見趨向中期建刊本特點之萌芽。影印陶氏百衲本則字體印象不同，乍見不似南宋前期建刊本，頗疑影印失真。不知為影印時縮小所致，抑或因清末影印技術(shù)不善之故?！?

在尾崎康之前，對建本字體總結(jié)者，如《書林清話》云：有一種橫輕直重者，謂之宋字?！吨袊婵虉D錄》云南宋初期建安刊本字體近瘦金體，獨具風格。尾崎康對前人成果并未盲目因襲，而是根據(jù)實際情況得出自己的結(jié)論：“南宋建本，此類字體不僅橫輕，且整體輕盈，微顯右上勢，謂遒勁有力似不相稱，謂娟秀則頗覺恰當?！薄敖ò搽x京師稍遠，刻本有獨特字體，且正史較多?！逼渲姓摷白煮w、刀法者，尤為重要。對字體之刀法的論述，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總結(jié)覆刻本刀法特征，二是總結(jié)建本不同時期的刀法特征，并嘗試為建本的版刻時期斷代。

關(guān)于宋刻本刀法的問題，清代中期版本學(xué)發(fā)展，以黃丕烈為代表的版本學(xué)家即對宋板刀法多有留意。民國時張元濟校史已經(jīng)多申其說（見《校史隨筆》），又謂“審別宋版，只看刀法”（此說見毛春翔《古書版本常談》）。傅增湘、趙萬里亦多加論述。尾崎康在張元濟、趙萬里等人的基礎(chǔ)上，察其細微，使舊時“觀風望氣”能有所依憑。他對宋板風貌的總結(jié)，特別是刀法的討論加入了自己的體會，因而有了較大的進步。

尾崎康鑒別版本亦注意到版刻刀法問題，如比較《史記》日本杏雨書屋藏北宋刊本與文學(xué)古籍刊行社影印南宋初覆北宋刻本，即論及刀法問題：“比較兩者刀法，此本豐潤而甲—B本（南宋初覆北宋刊本）尖銳，又如荊字之‘刂’，此本與甲—B本寬度明顯不同?！碑斎缓笫烙八慰?，刻意仿刻，反致仿宋刻精美程度多高于宋本，此為制造文物之舉非傳刻行銷之事，故不臚列。尾崎康又舉南宋初期覆刻本，如所謂景祐刊《漢書》、紹興九年紹興府刊《毛詩正義》、紹興九年臨安府刊《漢官儀》，紹興九年臨安府刊《文粹》，紹興府刊《外臺秘要方》等，總結(jié)北宋本與南宋覆刻本之差異，云“北宋板字體圓潤秀麗，南宋版將其影寫，上版重雕，線條具直線化傾向，稍有右上勢，給人方峭犀銳，粗線條之感。南宋覆刊本字體自有其魅力，然與北宋原刊本之間存在明顯差別。此乃覆刊版刀法自然之理”。

古籍鑒定“觀風望氣”，實際有一定的科學(xué)依據(jù)。這種依據(jù)在哪里呢？“風”和“氣”的依憑在字畫上，字畫的表達全在刀法的運用上。刀法的問題，在于下刀的次數(shù)不一，運刀的力度大小懸殊，最后展示出來的效果自然有別。這種分別，就是所謂的刀法。清代所盛行的影宋刻，無不精美，乃是臨寫上板，不惜工本開雕，刻工自然而然從容下刀，纖毫必現(xiàn)，故覆宋本多勝于原刻。宋世覆宋板，自然不會再經(jīng)臨寫上板，大概直接將原書拆散上板，取其茍省，故筆畫之間下刀次數(shù)減削，對筆意展示亦多有不同，再經(jīng)刷印，則字體板滯，刀法自然不同。此實與版刻鑒別息息相關(guān)。尾崎康在前人的基礎(chǔ)上更深入細致地討論利用刀法，為鑒定提供依據(jù)，是符合版刻實際的。

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分緒論編、綜論編和解題編。其 “解題編”是一部較為詳實且成功的書志實踐成果，對中國古籍善本書志的編纂具有示范意義。清代以來藏書志的撰寫，近來崔建英編撰版本志的提法和《明別集版本志》的撰寫，以及沈津《美國哈佛大學(xué)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的撰寫，都在探索藏書志的撰寫體式。古籍著錄，怎樣寫好書志，到底什么要素為必須要素，值得我們進一步地探索，要求繁不失之于瑣碎，豐贍而有條理，簡不失之于單薄，文約而能綜括。尾崎康的正史版本研究基本上對影響版本鑒別和版本源流的要素都進行了把握。如刻工的一一核對著錄，行格版式的著錄（這對于正史源流具提示作用），對題署的位置、正文與注文的格式等詳細著錄，以及對同一版本的不同印本的考察，皆巨細不遺，因而多得其真。尾崎康撰寫的史部善本書志的體式有示范意義，其他部類的典籍都可以用這種方式進行系統(tǒng)性的研究，撰作版本志。?？瓢姹狙芯亢湍夸浘幾?，應(yīng)該是將來的版本學(xué)、目錄學(xué)發(fā)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無論是刀法還是格式位置，都是形式上的版本鑒定。對版本源流的最終梳理，離不開?？?，特別是各本之間的對校，這最能發(fā)現(xiàn)諸本之源流及優(yōu)劣。在這一點上，還有較多的余地。所以，真正地對諸史各個版本進行徹底清理的話，需要匯校眾本，臚舉異同，如阮元《十三經(jīng)注疏?？庇洝分?，則諸本之優(yōu)劣可明，文字之是非可斷。在匯?；A(chǔ)上形成的定本，一定是一個具有時代特色的讀本。尾崎康論諸史版本，設(shè)若多加校勘之功的話，則會取得更多的發(fā)現(xiàn)。

當然，正經(jīng)正史的版本研究是個重點也是個難點，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已經(jīng)解決了諸多難點，偶有小誤，白璧微瑕。論南北監(jiān)本《二十一史》較為詳實，然未能校核諸本，所述諸本源流不能無誤。如明嘉靖南京國子監(jiān)張邦奇刊《史記》，尾崎康謂其本源出黃善夫本，實際張邦奇本源出元大德集解索隱本，又附入正義。大德本亦自有刪削，非自嘉靖時始也。張玉春《史記版本研究》已詳論之，今不具列。尾崎康論萬歷大字本《晉書》引用聶文《晉書版本演化考》云非源出池州本。聶文云萬歷本《晉書》多與南、北監(jiān)本相合，殊不知南、北監(jiān)所刊正史多出于宋元舊板，非泛泛坊刻之本可比。與南北監(jiān)相合，正說明其本源出宋本，并不能說其本源出南北監(jiān)本。尾崎康誤采此條入于說明之中，蓋未審爾。檢此萬歷大字本《晉書》前三卷，諱字即有朗、殷、玄、讓、貞、徵、敦、敬、慎諸字。萬歷本《晉書》源出池州本無疑。傅增湘曾取校此本，趙萬里《中國版刻圖錄》也認為萬歷大字本《晉書》源出池州本。但其底本當時或有缺佚，故偶有卷帙文字與池州本不相合。此是未細考源流、?？蔽淖侄加惺Р?。

論白鷺洲書院本《漢書》為元代本，實際傅增湘已先言之，非尾崎康獨得之秘。白鷺洲書院本《漢書》，以往皆目為南宋嘉定刊本，如張元濟、劉承幹等。吳興劉氏嘉業(yè)堂又取以覆刊行世。趙萬里《中國版刻圖錄》已有疑問。尾崎康云：“《漢書》刊記之‘甲申’當嘉定一七年?！栋婵虉D錄》一九六〇年初版據(jù)《吉安府志》云白鷺洲書院淳祐辛丑建，疑‘甲申’當是元世祖至元二一年。并以刻工與已知南宋中期吉州地區(qū)刻工無一相合，為其旁證。然終因不得積極證據(jù)，未敢斷定為元初刊本?？忠?qū)嵎撬伟?，而說又未定，一九六一年修訂本刪除此條，不著錄此版。筆者最近于上海圖書館得睹《再造善本》影印白鷺洲本，見其字體風格不似南宋嘉定刊本，知刊刻時間較嘉定一七年至少晚一甲子，當為元代覆刻本?？坦っ^之以往采錄諸刊本元代刻工尚不吻合，仍可考慮其中或有參與元代西湖書院修補南宋前期刊八行本注疏、兩淮江東轉(zhuǎn)運司刊《三史》等版本之役者?！蔽财榭涤指鶕?jù)刻工，綜合考慮，認為白鷺洲書院本出于元刊。實際傅增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在其之前已定為元至元二十一年白鷺洲書院刻本。

又正史的編刊與宋代科舉之關(guān)系，鮮被研究者所重視，尾崎康亦然。正史的編刊，離不開學(xué)術(shù)發(fā)展之大勢，也與歷史的進程密切相關(guān)。值得注意的是，正史的編刊與宋代科舉制度的施行有絕大關(guān)系。宋代科舉有三史科、子史時務(wù)科，有論有策，皆多出于正史。觀《全宋文》中兩宋策論設(shè)喻之處，取譬之事，多源出正史，可以一一覆按。故經(jīng)史刊板與天水一朝制度之關(guān)系尚有進一步探討的余地?！段褰?jīng)正義》和三史之?？倍ū荆擞靡院馕娜∈?。北宋端拱校定《五經(jīng)正義》，南宋初兩浙東路茶鹽司合刻諸經(jīng)注疏，皆因科舉之需而定之官本。對兩浙東路茶鹽司刻諸經(jīng)注疏合刻本到底編刊了幾部，學(xué)術(shù)界尚有爭論，實際上，編刊的部數(shù)，檢《貢舉條式》即可知。終南宋之世，《儀禮》無經(jīng)注疏合刻之本，皆因科舉摒除《儀禮》，不列入貢舉必用之中而已。北宋創(chuàng)立，科舉開三史之科，故《史記》與前、后《漢書》之校勘尤為重要。景德間校定三史，《史記》成?？庇浳寰?，前、后《漢書》成校勘記六卷。正經(jīng)、正史一直是科舉所備，故有官本，有坊本，傳刻不絕。此科舉與正史刊刻傳布之絕大關(guān)系。凡此皆讀者所宜關(guān)注并留意探索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