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林不同

西鄉(xiāng)派因西鄉(xiāng)隆盛的死亡而走向衰落，與此相反，1877年5月26日木戶孝允亡故后，木戶派反而走向繁榮。明治四年（1871）末，與政界密切相關的薩摩商人五代友厚曾寫下如下語句，該句話恰恰揭示了木戶孝允死后木戶派走向繁榮的一個重要原因。

西鄉(xiāng)隆盛

大和尚（西鄉(xiāng)隆盛）所持山林，樹木當時不堪大用。大隈、木戶之林則不同，山林中有良材相助，故可謂日漸繁盛。

寫于明治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從木戶孝允死后伊藤博文、井上馨、山縣有朋等人的經(jīng)歷可以看出，五代友厚可謂一語中的。如果從政治史的角度來講，對于木戶派而言，政敵西鄉(xiāng)隆盛的兵敗身亡留下了不少政治利益，這些利益完全足以彌補木戶派最高領袖去世所造成的損失。

如果我們從整體來回顧這段歷史，就會發(fā)現(xiàn)明治維新以后木戶派的盛衰一直與西鄉(xiāng)派成反比。掌管大藏省大權的井上馨被迫辭職時，正好是巖倉使團考察歐美、西鄉(xiāng)隆盛政權留守日本之時（1873年6月）。至于1874年5月木戶孝允辭去參議之職，則是為了反對政府內(nèi)部與鹿兒島西鄉(xiāng)派聯(lián)合出兵臺灣。

另一方面，1875年初，木戶派為了“一掃芋”（即一掃薩摩）推動了“大阪會議”的召開，此時“臺灣出兵”剛剛結束沒多久。而當同年9月江華島事件爆發(fā)時，木戶派再度陷入孤立，他們擔心鹿兒島的西鄉(xiāng)隆盛借機生事，不得不向政府內(nèi)的薩摩派妥協(xié)。按照這個邏輯來推斷，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出1877年西鄉(xiāng)隆盛的魯莽叛亂給木戶派帶來了怎樣的活力。

“野蠻芋賊”

舉例而言，遠在柏林的駐德公使青木周藏聽聞木戶孝允亡故的消息后，給伊藤博文寫了封信。信中摻雜了對西鄉(xiāng)派趨于劣勢的欣喜，以及對本派統(tǒng)帥木戶孝允亡故的悲嘆。兩種感情在信中的比例非常微妙，頗為耐人尋味。首先，他設想了西鄉(xiāng)軍的敗北，并以此為前提討論了戰(zhàn)后的處置問題。

據(jù)聞野蠻芋賊毫無悔悟投降之意，繼續(xù)于日隅〔日南、大隅〕日南位于九州島宮崎縣，大隅是指九州島最南端的大隅半島。——譯者注邊陲抗戰(zhàn)，……不言而喻，賊徒投降之日，決不聽取所謂寬大等文字，弟所祈望者，宜早日徹底實現(xiàn)討伐之功，自明治十一年起，三十五縣之政治純?nèi)粴w于一途。

在本書引用的眾多史料當中，雖然有不少史料都用“芋”代指西鄉(xiāng)派，但是“野蠻芋賊”這種表述還是頭一次出現(xiàn)。由此我們可以管窺木戶派對西鄉(xiāng)派的憎惡及輕蔑之情。在引文中青木周藏指出，西鄉(xiāng)派投降后，政府絕對不要聽取“寬大”處分等意見，應把鹿兒島這個“獨立王國”降格為普通的“縣”，真正實現(xiàn)全日本的統(tǒng)一。

雖然青木周藏主張對西鄉(xiāng)派采取徹底鎮(zhèn)壓的態(tài)度，但是對于民權派（民選議院派），他的態(tài)度卻包含著兩種含義。他把民權派定位為“文明開化狩獵之獵手”?！矮C手”是指聽從“狩獵師”的命令把獵物從草木中驅(qū)趕出來的“狩獵助手”。負責打死獵物的是“狩獵師”，即長州一派。在他看來，過分壓制民權派可能會影響“文明開化”的進程。

西鄉(xiāng)派被稱為“野蠻芋賊”，民權派被類比為聽命行事的“狩獵助手”，從青木周藏的語句中可以發(fā)現(xiàn)，長州派（木戶派）自視甚高，精英意識很強。可能讀者一時間會覺得難以置信，在此舉例如下。

高知近況如何？三千五百萬人民中，或羨慕共和之政體，或單單主張民權者，除高知縣以外尚有許多。然則此類人士相當于文明開化狩獵之獵手，若強行壓制此等人員，狩獵師反而會令獵物逃脫。故，依愚弟所見，朝廷不宜對其過分壓制。

不過，青木周藏還在信中指出，高知的民權派隱藏著僅次于西鄉(xiāng)隆盛等人的武裝力量，因此應注意防備。他從報紙上得知，板垣退助等人的舊土佐藩藩兵，即當時的高知縣士族“儲備八千余槍支”，建議鎮(zhèn)壓完鹿兒島后，軍隊應在歸來途中順便把高知縣的槍支全部沒收。

在1874年以來的日本政治史中，板垣退助組織創(chuàng)辦的立志社逐步演變?yōu)樽杂擅駲噙\動政治結社的核心。然而在此之前，從1868-1869年的戊辰戰(zhàn)爭到1871年的廢藩置縣、再到1873年的“征韓論政變”，板垣退助等人的武裝力量是僅次于薩摩、長州的“革命軍”（本書第四章中的“第一官軍”）。青木周藏提議，應解除鹿兒島和高知的武器裝備，并把其他地區(qū)的民權運動發(fā)展成“狩獵助手”。

西南戰(zhàn)爭中政府軍形勢一片大好，正當青木周藏興致勃勃地繪制新時代的藍圖時，他收到了木戶孝允的死訊。木戶孝允稱得上是長州倒幕派的最高統(tǒng)帥，而青木周藏則是長州倒幕派的一員。如下段落引自青木周藏的同一封書信，對此，我們又該如何理解？

木戶孝允

弟聽聞松菊〔木戶孝允〕木戶孝允，號松菊，去世后也被稱為“松菊木戶孝允”“木戶松菊”“松菊木戶公”?！g者注春日以來狀況不佳，五月廿六日薨逝。無論為公為私，均遺憾不已?！玳w下所知，弟亦亡翁生前厚庇中之一人，一向承蒙眷顧，忽聞薨逝，不得靈前長別，抱憾之情，千千萬萬。依愚弟所見，亡翁遠行，或?qū)⒍嗌贍窟B全國政策，抑或者吾方優(yōu)勢尚在。以上種種，如今有賴閣下〔伊藤博文〕與世外兄〔井上馨〕斡旋處理。國事操勞，諸多事宜還需學習，遙祈諸事無恙，為國多加保重。

青木周藏緬懷了木戶孝允生前給予的關照，深切表達了哀悼之情。但是在信中，他并不認為木戶孝允的去世會導致長州派勢力衰落。雖然引文中只出現(xiàn)了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的名字，其實青木周藏還在信里祝福品川彌二郎、山縣有朋、山田顯義、三浦梧樓等長州派軍人前程似錦。

急需重建的日本財政

如前文所述，明治四年（1871）薩摩商人五代友厚對于木戶孝允的“山林中有良材”一事頗為眼熱。當木戶孝允去世之后，這些良材反而長勢更好，在各個領域發(fā)光發(fā)熱。換言之，西鄉(xiāng)派因西鄉(xiāng)隆盛的死亡而走向衰弱，木戶派卻沒發(fā)生類似的情形。

伊藤博文

青木周藏在信中列舉了伊藤博文和井上馨這兩個名字，認為這兩人將挑起木戶孝允留下的大梁。筆者已在前文指出，井上馨此時正在倫敦。大阪會議以來，井上馨堅持研究漸進的“立憲制過渡論”，即使身在倫敦也沒放棄學習。西南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不久，井上馨給病中的木戶孝允寫信，斥責道：

縱使身體抱恙，如今年齡尚且不滿五十〔45歲〕，私以為兄臺畢生之一大事務，若乃明確立法行政之區(qū)別，編制constitution of monarchy〔立憲君主制〕，削減中央權，樹立人民代表議政之風，則形成習慣，勿使人民、職業(yè)蒙受政府之害。

前文中筆者已經(jīng)指出，井上馨的信件雖然提供了豐富的史料，但是他的文章語法有時令人費解。簡而言之，井上馨責備木戶孝允，認為木戶孝允還沒到五十歲，就算生病了也不該放棄他自己定下的“畢生之一大事務”，即建立“明確立法行政之區(qū)別”的立憲君主制。

筆者在引用井上馨的信件時把constitution of monarchy翻譯為“立憲君主制”，可是原文中與“立憲君主制”搭配的動詞不是“樹立”或“確立”，而是“編制”，這點有些奇怪。或許應該把它理解為“欽定憲法的編制”。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如第五章所述，木戶孝允自從明治五年（1872）一月抵達華盛頓后，五年間一直在努力完成“畢生之一大事務”。

信中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對于木戶孝允“畢生之一大事務”，比起木戶孝允本人，他的弟子作者在原文中用了“弟子”一詞。不過木戶孝允1833年出生，井上馨1836年出生，兩人年齡相差不大，而且木戶孝允和井上馨都曾在長州藩藩校明倫館學習，沒有入學吉田松陰主持的松下村塾。木戶孝允在明倫館學習期間，吉田松陰在明倫館執(zhí)教，故而木戶孝允曾跟隨吉田松陰學習兵學。井上馨則是因為和松下村塾的學生伊藤博文等人關系密切，常被誤傳為松下村塾的學生。也就是說，木戶孝允和井上馨不存在師徒關系。作者應該只是想用“弟子”一詞強調(diào)井上馨從木戶孝允處獲得思想理念上的指導?！g者注井上馨反而更加熟知。并且在這個時間點，西南戰(zhàn)爭剛剛爆發(fā)，井上馨斷言道，制定憲法這件大事需要耗費數(shù)年，縱使再久也在所不惜。他向木戶孝允表達了他的決心，內(nèi)容如下：

小生三年留學期間終歸無法實現(xiàn)，故此時恰可反復鉆研，且三年間土地人民必然不會消失，〔歸國之后〕必將成為兄臺之左右手，倘若不能達成畢生之目標，則死不瞑目?！?/span>

既然身在倫敦的井上馨明確提出，他的目標是制定欽定憲法，明確區(qū)分行政和立法的權限，在此基礎上“削減中央權，樹立人民代表議政之風”，那么我們可以斷定，井上馨在木戶孝允去世以后繼承了木戶派的這一路線。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也就能夠理解為何大約四年后井上馨會告訴福澤諭吉，政府打算召開國會。反而是大吃一驚的福澤諭吉顯得并不了解木戶派的內(nèi)情。

然而，木戶派，尤其是井上馨的基本政策并不僅僅是引入立憲制。如第三章所述，井上馨同時還主張實行穩(wěn)健的財政政策（“健全財政論”）。1877年10月6日，伊藤博文剛剛協(xié)助大久保利通鎮(zhèn)壓完西鄉(xiāng)隆盛的叛亂，接著就從國內(nèi)給井上馨寫信，告知政府財政因鎮(zhèn)壓內(nèi)亂而變得極為緊張。如本章第3節(jié)將介紹的那樣，西南戰(zhàn)爭引發(fā)的財政困難直接影響到了大久保利通身故后大久保派的動向。就連本非經(jīng)濟史專家的筆者都能從這封信中了解到財政問題的大致情形，在此引用相關內(nèi)容如下。

只恨亂后處分之時，難事百出，苦思焦慮。會計賬目已定，私以為兄必頗為擔心，特此奉上，敬請一覽。

征討費用剛達三千八百萬日元，就已立即補充不足。如今尚需八百萬日元方能成事。如此算來，總額已接近五千萬日元?！M用之高，實乃巨額，甚為棘手。然則眼前唯有竭力克服。推察前途，頗為戰(zhàn)戰(zhàn)兢兢。

一方面，大阪會議以來的政敵西鄉(xiāng)隆盛在西南戰(zhàn)爭中兵敗身亡；另一方面，日本財政瀕臨破產(chǎn)，急需重建。面對這樣的情況，井上馨已無法繼續(xù)在倫敦安心學習。西鄉(xiāng)隆盛自盡后過了兩個星期，井上馨給伊藤博文寫信，要求政府下達讓他立刻回國的指令。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木戶孝允死后，當井上馨決定同時擔當起立憲制和健全財政這兩條路線的大任時，他的“立憲制論”比起“大阪會議”前后以及1877年3月給木戶孝允寫信時，顯得有些趨于保守。

雖然他在1877年3月寫給木戶孝允的信件中說要“削減中央權，樹立人民代表議政之風”，但是到了翌年2月，他在寫給山田顯義的信中強調(diào)：“既不采用非常之republican〔共和主義〕，亦不實行強化人民之權、政府掌握少許權力、依從人民異議之政治?！碑斎?，有可能井上馨只是因為收信人不同而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然而也有可能是因為他繼承了木戶孝允的地位，深感責任重大，故而變得更加慎重。

得知西鄉(xiāng)軍敗北后，井上馨就催促身在國內(nèi)的伊藤博文幫忙下達命其回國的指令。1878年5月14日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僅僅過了19天，井上馨就從倫敦出發(fā)，7月14日回到日本。一方面是因為薩摩的黑田清隆與長州的伊藤博文聯(lián)名發(fā)來電報，要求他“盡快還朝”；另一方面未嘗不是因為井上馨自己急于回國。

本文摘錄自《未完的明治維新》，[日]坂野潤治 著，宋曉煜 譯，社科文獻出版社2018年9月，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轉(zhuǎn)載，現(xiàn)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