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洶涌的輿論對司法提出批評，一種慣常的論調便浮出水面，那就是輿論會綁架司法。

輿論真有這么大的作用嗎？

對于認為輿論綁架司法的人，我想問：有哪一個熱點案件，是輿論導致了冤情，令案件的處理背離了正義的原則呢？是聶樹斌案、格吉勒圖案，還是念斌投毒案、趙作海案，甚或佘祥林案、天津老太販槍案？假如沒有輿論對司法的監(jiān)督，那么在司法領域中，權力之手是會伸得更長，還是有所收斂？

建設法治國家，首先要約束權力，輿論在這方面功不可沒。法治不是普法教育，不是天天今日說法，夜夜法制節(jié)目，單方面要求百姓知法守法是刻薄寡恩的法家，而非以限權為己任的法治。法治的基本精神是對一切權力的限制。

在所有的國家權力中，刑罰最為可怕，它直接針對公民的人身、財產(chǎn)和自由，甚至生命，如果這種權力腐化濫用，后果不堪設想。如培根所言，一次犯罪不過是污染了水流，而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卻是污染的水源。相比隨時可能被濫用的刑罰權，犯罪對社會的危害其實微不足道。

法律人應該足夠的理性，但是理性必須受制于良知的約束。圣雄甘地說，有七樣東西能夠毀滅人類，一種是沒有道德原則的政治，一種是沒有是非觀念的知識。

1942年1月20日，柏林郊區(qū)，萬湖別墅，漫天飛雪，第三帝國的最高級別官員召開了一場會議，史稱“萬湖會議”。在這場會議中，納粹出臺了針對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法”，與會者制定了一個詳細的各國屠殺猶太人的分配清單，德國人以其特有的理性和嚴謹在這座風景秀美的別墅中勾圈劃點，精心策劃，分配指標，殺人居然精確到個數(shù)。與會的15人中，有8人擁有博士學位，而且大部分是法學博士。會議持續(xù)了九十分鐘，最終導致六百萬猶太人的生命終結。

作為法律人，我們接受了太多技術主義訓練，擁有很多的法律知識。但是，如果沒有良知的約束，法律技術主義比法盲更可怕，這種技術主義惟權力馬首是瞻，為權力的需要提供各種精致的論證，充分奉行領導的看法就是“根本大法”。

法學是一種關于權利與義務的科學，而權利和義務與道德規(guī)范有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無論如何定義法律，法律在原則上都不能超越社會良知的約束。刑事懲罰的一個重要依據(jù)就是在道義上是否值得懲罰，因此，任何人都有權利就此發(fā)表看法，這不取決于他的職業(yè)、他的學歷、他的財富，而只是因為他是一個人，一個擁有理性和良知的人。

如果刑法問題只有法律人士才可以發(fā)表見解，如何保證這少數(shù)群體不會受到權力的收買呢？在納粹德國，就有許多法律學者以學術的名義，將犯罪與道德完全剝離，視犯罪為一種“疾病”，罪犯也就成了“病人”，當犯罪和疾病被等量齊觀，那么專家就可以將任何讓政府不爽的行為冠以“疾病”的名義對其實施強制性的“治療”。對此，“病人”以及民眾都無法質疑，因為專家使用的是“治療”、“疾病”等專業(yè)概念，對于這些專業(yè)概念，普羅大眾根本沒有發(fā)言權。

馬克思?韋伯早就預見了這一切。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結尾，他發(fā)出了先知般的預言：“縱欲者沒有心肝，專家沒有靈魂”，這不幸成為了事實。當我立志以學術為業(yè)，我就要不斷地告誡自己應當知道將靈魂安放何處。

無可否認，輿論有可能為某些勢力所利用，西太后般對義和拳的利用在歷史屢見不鮮。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也一再提醒人們警惕多數(shù)人的暴政，并認為這是民主制度的悖論，如果不妥善處理好這個問題，民主將會被其自身所摧毀。

但是，托氏又很高興地發(fā)現(xiàn)，在美國，對抗這種問題的最有效武器就是法律界，“當美國人民任其激情發(fā)作，陶醉于理想而忘行時，會感到法學家對他們施有一種無形的約束，使他們冷靜和安定下來。法學家秘而不宣地用他們的貴族習性去對抗民主的本能，用他們對古老事物的崇敬去對抗民主對新鮮事物的熱愛，用他們的謹慎觀點去對抗民主的好大喜功，用他們對規(guī)范的愛好去對抗民主對制度的輕視，用他們處事沉著的習慣去對抗民主的急躁。法院是法學界對抗民主的最醒目工具?！?/p>

沒有感性的理性是冰冷的機器，沒有理性的感性則是狂熱的激情。法律人應當平衡理性與感性。既要超越輿論的偏見與盲目，防止多數(shù)人的暴政，也要尊重輿論的感性表達。

法律承載著人類共通的道德規(guī)范，理應尊重每個個體的尊嚴，通過正當程序讓正義在每個個案中得到踐行。如果一種輿論為人所蠱惑利用，突破人類基本的道德良知，踐踏個體的尊嚴，法律必須超越這種偏見。

但與此同時，作為理性的法律人，我們需要輿論去喚醒我們的感性，以免良知在技術主義的深淵中沉睡不醒。

愿我們可以不嘲笑、不悲嘆、不咒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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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中國，不在宏大的敘事，而在細節(jié)的雕琢。在“法治的細節(jié)”中，讓我們超越結果而明晰法治的脈絡。本專欄由法律法學界專業(yè)人士為您特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