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租界昭示的法帝國性格

上海浦西市區(qū)的原法租界，道路干凈清爽，兩邊滿是法式梧桐、花園洋房、咖啡館與畫廊。事實上，在晚清到民國期間，這里的法租界就已經(jīng)是一個高檔社區(qū)了。相形之下，當時的英租界給人的印象就比較淡薄（外灘多的是高樓大廈，更像一個純商業(yè)區(qū)）。這里就有一個問題：同為租界，為什么英租界看起來就沒有法租界那么宜人？

法國漢學家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在《上海史：走向現(xiàn)代之路》一書中回答說，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英法兩國在租界管制上的理念、做法完全不同。用白吉爾書中的話來說，“公共租界采用大不列顛的自由主義制度，法租界則奉行雅各賓派的傳統(tǒng)。一邊是商人寡頭挖空心思維護自身的利益，另一邊則是專制官僚自稱要為共和理想服務。”

大致來說，公共租界的管理方式是商人自治。對這些商人，英國領事告誡道：“在華英商應該自強自立，要懂得依靠自己的力量。一旦放棄了這種態(tài)度，過多地依靠國家?guī)椭麄兙筒辉偈瞧髽I(yè)家……不再是英國人?！边@個商人自治組織工部局（公共租界的領導機關）對市政建設興趣乏乏。該租界的公共設施由私人投資，以獲取盈利為目的，這樣就既不充足也不普及（有也只供外國僑民使用，盡管在十九世紀后期已經(jīng)有大量中國人選擇生活在租界）。

但是在法租界，情況就兩樣了，奉行的是巴黎的垂直行政管理。白吉爾指出：“如果說公共租界的地位更加接近于自由港的地位，那么法租界則像是一塊受巴黎政府管轄的殖民飛地?！狈ㄗ饨绻郑ǚㄗ饨珙I導機關）董事會雖然是納稅人選舉產(chǎn)生，但要聽命于法國領事。法租界的年度行政預算是在巴黎規(guī)劃制定，由法國外交部直接派發(fā)，市政建設的經(jīng)費也得到了法國國內(nèi)的支援。相比起英國商人，在滬的法國商人要少得多，行政官僚、醫(yī)生和傳教士居于僑區(qū)的領導地位，其主要活動并不是求取利潤，也不具備同巴黎抗衡的動機與實力。所以相比工部局，公董局更像一個巴黎派出的政府機關，有“大政府”的氣魄。

這當然源自法國大一統(tǒng)的政府集權(quán)傳統(tǒng)，但公正地說，法國人對其屬民，確實也要比英國人來得更“一視同仁”。雖然紆尊降貴，但是公董局或多或少地表示出對整體利益（租界的中外居民）的某種關心?！袄?，自1862年起，法租界就有計劃得進行公共道路和堤岸的建設。反觀公共租界所開辟的公園，直到1928年都禁止華人入內(nèi)?！庇直热?，在公共租界，自來水由私人運營，向私人開放，而在法租界，則是面向全體免費的。這出自法國大革命時代共和理想的遺澤：人人平等、社會進步和理性規(guī)劃。

在這種普世性格的共和理想光照下，法租界在1914年就引入了兩名中國士紳進入公董局擔任咨詢董事，這一舉動比起公共租界要早十二年。

以上并不是在說，法租界的治理要比英租界好，只是想指出，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從上海法租界的治理模式上可以看出整個法蘭西帝國的方略與性格。

二、是什么在推動法國的海外帝國擴張事業(yè)

在繼續(xù)敘述之前，需要對法蘭西帝國做一個簡單的介紹與辨析。

我們這邊講起法蘭西帝國，浮想在腦中的景象總跟拿破侖扯不開關系：拿破侖?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開創(chuàng)了法蘭西第一帝國（1804—1814），他的侄子路易-拿破侖?波拿巴即拿破侖三世（Louis-Napoléon Bonaparte，1808—1873）建立了第二帝國（1852—1870）。但如果從法國海外殖民史的角度來講，則法蘭西的帝國史可不止有這短短近三十年，而是另外有一套時間設置。

一般我們認為，自十六世紀中葉以來，法國在兩個長時間段中拓展并保有一個殖民帝國：1534年至十八世紀晚期是第一殖民帝國時期，1830年到二十世紀中晚期則是第二殖民帝國時期。在它的頂點，法蘭西帝國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幾個帝國之一，占據(jù)一千萬平方公里以上的土地。

法蘭西第一殖民帝國是從十六世紀早中葉開始的，當時，在與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和英國的競爭中，法國開始在北美、加勒比海和印度建立商貿(mào)點與殖民地。從一開始，法國人的殖民行為就與英國人非常不同。日后德意志帝國的首任宰相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打趣道：“法國有殖民地，但沒有殖民者。”俾斯麥雖然評論的是他那個時期法國人的殖民行為，但征諸歷史也是非常準確的。

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在其有關法國北非殖民地的文章中寫道：“法國，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它領土的范圍，它的富饒，一直以來都位列大陸強權(quán)中的頭等。陸地一直是展示它力量與榮耀的國家舞臺。海上貿(mào)易只不過是它存在的附屬品。海洋從未激起，也永遠不會激起那些航海和商業(yè)民族對其會有的那種尊敬和國家情緒。海洋事業(yè)從未吸引法國的重視，也沒有獲得財力或人才方面的幫助。”[參見耶魯大學政治學者Jennifer Pitts翻譯和編纂的托克維爾文集《論帝國與奴隸制》（Writings on Empire and Slavery）。——編者注]

除了少數(shù)商人與冒險家，很少有法國人愿意出海定居。拿法國北美殖民地新法蘭西的重要據(jù)點魁北克來說，1763年法國在七年戰(zhàn)爭中失敗，將其割讓給英國人，當時魁北克的法裔人口總共才有五萬到八萬人（其他地方最多再有兩萬人），而英國的北美十三殖民地總?cè)丝谝呀?jīng)達到了兩百萬，實在是眾寡懸殊。

由于缺乏足夠的殖民者和足夠的商業(yè)與社會刺激，法蘭西第一殖民帝國無比脆弱。當英國人以海養(yǎng)海，獲得海上霸權(quán)之后，法國在連串海外戰(zhàn)爭（從1740至1748年間的奧地利王位繼承戰(zhàn)，到1793至1815年拿破侖指揮法國軍隊對抗反法聯(lián)盟的系列戰(zhàn)爭）中就居于下風，并逐漸喪失了絕大部分海外殖民地。強勢如拿破侖?波拿巴，考慮到法國在北美的大片領土并無人居住因此難于保衛(wèi)之后，也只能在1803年，無可奈何地將路易斯安那以極低價格出售給新生的美國。

拿破侖埋頭建設自己的大陸帝國無暇他顧（其帝國旋起旋滅，無足道），之后復辟的路易十八（Louis Stanislas Xavier，1755—1824）在位差不多十年（1814年4月至1815年3月，1815年7月至1824年9月），坐守困城也沒有什么海外作為。直到1830年，法國才幾乎從零開始重啟其海外征服事業(yè)。當年，法國入侵了北非的阿爾及利亞，并在其后的十七年里征服、控制了這片土地。這成為法蘭西第二殖民地帝國的肇始。

但一開始，代表商業(yè)寡頭掌權(quán)的路易?菲利普一世（Louis Philippe I，1773—1850）其實對海外征服并不感興趣，是到了拿破侖三世時期，法國才真正用心投入到這項事業(yè)上來。拿破侖三世自覺繼承了叔父的事業(yè)，所以對對外冒險頗感興趣（而且法國經(jīng)濟在他的統(tǒng)治下有一個迅速成長期，他也建立了一支頗有能力的官僚隊伍，所以有此資本）。在他的統(tǒng)治下，法國在北非、西非、墨西哥、印度支那和敘利亞等地都有行動。到拿破侖三世統(tǒng)治結(jié)束時，法國海外領土的面積增加了兩倍，達到了一百萬平方公里。

但是第二帝國真正的成長則是在第三共和國時期（1870—1940），帝國的面積較前增加了十倍（主要是在北非、西非和印度支那）。這有幾個重要理由。其一，自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政治動蕩終于落下了帷幕。在此之前，法國始終有足夠多的國內(nèi)問題要處理，沒有精力放在海外事業(yè)上。其二，普法戰(zhàn)爭（1870—1871）的大災難大大刺激了法國人，甚至可以說徹底改變了法國人對海外帝國事業(yè)的態(tài)度。這可以再分別細說。

首先，法國人有迫切恢復大國地位、走出屈辱的心理動機。在有些學者看來，法國的帝國主義態(tài)度明顯是由民族主義所推動的。曾經(jīng)兩度擔任法國總理的茹費理（Jules Ferry，1832—1893）是殖民事業(yè)的堅定支持者，他強調(diào)：“如果一個人只是呆在后院，就不能成為一個強大的力量?！彼J為：“所有的歐洲大國都在實施殖民擴張政策，我們也必須這樣做……法國不能只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她也必須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在歐洲的命運中行使屬于她的所有影響力。她必須在世界各地傳播這種影響力，帶去她的語言、習俗、旗幟、武力和精神?！?/p>

其次，當時德國無論在人口還是出生率上面都要遠遠超過法國（法國1871年的人口年增長率為0.3％，是整個歐洲最低的），法國需要在外部尋找人力資源充實自己。當時的普遍認知是，“為了拯救一個小法國，必須有一個更大的法國”。在一戰(zhàn)時，帝國動員數(shù)百萬海外屬民為法國而戰(zhàn)為這一動機提供了證明。

最后，由于普法戰(zhàn)爭恥辱性的失敗，法國的軍人有挽回顏面的需要。任教于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社會學系的英國學者克里山?庫馬爾（Krishan Kumar）在自己的近著《帝國雄圖》（Visions of Empire：How Five Imperial Regimes Shaped the World）中描述了法國軍人的這一愿望：“在撒哈拉沙漠和印度支那的叢林中，他們將消滅1870年至1871年的恥辱。此外，他們敏銳地感到這項任務降臨到他們身上，他們既有最大的需要，也有最好的機會。他們經(jīng)常主動采取行動，對巴黎文官政府的指令置若罔聞。”

那么還有沒有經(jīng)濟上的原因呢？盡管有一些法國殖民主義者提出，“殖民政策是工業(yè)政策之女”，法國需要出口與投資的市場，所以要對外擴張。但庫馬爾指出，經(jīng)濟數(shù)據(jù)并不支持這種說法。1882至1886年間，法國與殖民地的貿(mào)易只占法國對外貿(mào)易總額的5.71%（到了1909至1913年，上升到10.2%），而同時期英國與其殖民地的貿(mào)易要占到英國對外貿(mào)易總額的三成以上。法國的對外投資的重心是奧斯曼土耳其、東南歐、俄國和南美洲，也不是自己的殖民地。在1900年，法國對外投資的71.1%是在歐洲（俄羅斯就占了25%），只有5.3%的投資是花在了法國自己的殖民地身上（到了1914年，終于上升到8.8%）。正因為如此，庫馬爾尖銳評論說，在法國的帝國英雄萬神殿中，商人們是缺席的，他們的位置由士兵取而代之。

與此相似的情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居住在法國殖民地中的法國人只有七十萬，其中五十萬還集中居住在阿爾及利亞。在有些法國殖民地，法國居民的人數(shù)甚至要少于其他歐洲人。在法蘭西帝國極盛時期，它包括12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6500萬屬民，但是居住在這個帝國中的法國人為數(shù)甚少。

因此，推動法國海外帝國擴張事業(yè)的，并不是殖民者所帶來的社會與經(jīng)濟動力，因為它就是一個官方行為，其目的是政治性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威望的考慮。

三、法蘭西民族國家的建設方略

在《世界帝國史：權(quán)力與差異政治》（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一書中，美國歷史學者簡?伯班克（Jane Burbank）和弗里德里克?庫珀（Frederick Cooper）對帝國給出的定義是：“帝國是一個龐大的政治單元，是擴張主義的，或在歷史上擴張至廣大領土上的，在兼并/整合新人群時仍維系區(qū)隔/差異和等級制度的政體?！?/p>

作者使用這個定義當然是為了凸顯與民族國家的不同：他們認為，民族國家高舉其人民的共同性，而帝國則承認其多元人口的不同；民族國家傾向于同化/驅(qū)逐以求一致，而帝國則海納百川，自覺維持其屬民的多樣性，實施多重治理，從而凸顯其屬民的各自差別。應該說，這個定義是人們對帝國的主流認識。

法蘭西帝國（尤其是第二帝國）與這種主流認識并不相符。如果說帝國是“多元”加“等級制”的結(jié)合，那么法蘭西帝國則在相當程度上堅持“同化”與“大一統(tǒng)”。在所有這些帝國中，法蘭西帝國似乎最有天下范，所謂“四海之內(nèi)，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法國的帝國架構(gòu)與治理術(shù)混合著直接統(tǒng)治、同化政策與共和主義理想。如果說所有的帝國都努力在世界上復制自己的話，那么法國人的復制沖動是最顯著的。

下文將詳談法蘭西帝國的這種治理術(shù)及其后果，這里要解決的問題是，為什么法蘭西帝國會有這種“非帝國”的表現(xiàn)？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這在法國歷史上是一種成功經(jīng)驗，法國過去成功將內(nèi)部紛繁復雜的多種文化、族群統(tǒng)合成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

從歐洲歷史上看，法蘭西無疑是最典型、最成功的一體民族建構(gòu)案例。法蘭西實際上是從北部一塊地方（不超過現(xiàn)法國版圖的一半）逐步擴張而來的。以下是依序落入法蘭西懷抱的諸區(qū)：

十三世紀，說奧克語（Occitan）的郎格多克(Languedoc)；十五世紀，說奧克語的阿奎丹（Aquitaine）與普羅旺斯；十六世紀，說布列塔尼語（Brezhoneg，凱爾特語族，很像威爾士語）的布列塔尼；十七世紀，說巴斯克語（Basque）的納瓦拉（Navarre），說奧克語的貝阿恩（Béarn）、部分巴斯克地區(qū)，說加泰羅尼亞語（Catalan）的魯西永（Roussillon）與塞爾達涅（Cerdagne），說德語的部分阿爾薩斯（Alsace），說弗萊芒語（Flemish）的部分弗蘭德斯（Flanders），說奧依語（langue d'o?l）的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十八世紀，說德語的洛林（Lorraine），講意大利語的科西嘉和孔達維內(nèi)森（Comtat-Venaissin）；十九世紀，說意大利語的薩伏伊（Savoy）和尼斯（Nice）。

所以，法蘭西也是一個人口眾多、族緣復雜的國家，其國家邊緣生活著布列塔尼人、科西嘉人、巴斯克人、弗蘭德斯人、阿爾薩斯人等等，他們的文化、語言各具特色，同法蘭西人并不相似。直到1863年，根據(jù)法國的官方調(diào)查，還有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國民是不說法語的。當時的旅行者從北到南的法國之行常常以“這個地方?jīng)]有人會說法語”的抱怨為人所銘記。

在這樣一個國家，國家認同其實是很成問題的。1706年，一位旅行者發(fā)現(xiàn)馬賽人不承認他們是法國人。遲至十九世紀中后期，還有相當一批上述各地方的遺民心懷故國，抵制法蘭西化。正如一位觀察者所言，在許多地方，“法蘭西是被容忍的，而不是被接受的”。（France was suffered，not accepted.）

這些“外國人”是怎么變成法國人的呢？

首先，法國大革命對“法蘭西人民”的形成有極大影響。在法國大革命中，革命者確實決定創(chuàng)造一種“法蘭西人民”。他們的對策是賦予所有人平等的公民權(quán)利與個人自由，廢除各地的封建特權(quán)，實現(xiàn)社會階層流動，用“共同意志”而不是血緣來定義民族。

在1789年11月23號國民公會辯論中，一位貴族革命者在談到猶太人地位的時候說道：“對作為個人的猶太人，我們給予（國民應有的）一切。”這種反封建、平等與自由的革命理想與實踐確實能吸引一部分人，阿爾薩斯和洛林人就“在革命和戰(zhàn)爭的錘煉下逐漸傾向于法國”。盡管他們說德語，但在革命理想的感召下卻發(fā)展出來極大的法國認同。當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吃這一套。1794 年，另一位革命者在國民公會陳述: “地方分權(quán)主義者和迷信分子講的是下布列塔尼語，外逃貴族和敵視共和者講的是日爾曼語，反革命分子講的是意大利語，宗教狂熱分子講的是巴斯克語?！睋?jù)其語義，自然是把持上述語言的部分人排除在“法蘭西人民”之外。

法國（賦權(quán)之外）的第二方略，就是同化，這意味著否認那些古老的文化團體的自治權(quán)利。在那句“對作為個人的猶太人，我們給予一切”的名言之前，還有一句“對作為一個民族的猶太人，我們什么也不給”。正如羅馬尼亞裔美國歷史學家尤金?韋伯（Eugen Joseph Weber，1925—2007）在其著作《從農(nóng)民到法國人》（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1870–1914）中指出的那樣，西部、東部和中南部的廣大農(nóng)村地帶的法國化是到十九世紀下葉才完成的。這一目標的達成，首先要歸功于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體制，在這個體制下，行政高度集權(quán)，全國劃分成一百個小?。總€省只相當于中國的一個縣大?。瑤缀跬耆陌屠璧闹?。第三共和國再使用四種手段進行民族整合：普及義務教育、工業(yè)發(fā)展、政治參與、普遍義務兵役。隨著強制法語教育的普及、全國市場的交融、基于階級的黨派政治動員以及各地士兵進入軍隊這個大熔爐，隨著時間慢慢過去，上述地方才終于培養(yǎng)出了法國認同。

簡而言之，法國的民族國家建設方略是：賦權(quán)換忠誠，政府直接接觸民眾，以國家主義、世俗化行政一視同仁地實現(xiàn)“想象的共同體”。這一方略是如此成功，以至于當法國人進行海外擴張的時候，他們信心滿滿地認為，如果學校和軍隊可以將農(nóng)民變成法國人，他們就可以以同樣的方式將土生土長的外國人變成法國人。他們認為，強大的中央共和國家可以克服族群認同的障礙，用共和政治認同取代地方認同，化多元帝國為統(tǒng)一國家。而且說老實話，法蘭西帝國內(nèi)外的同化基本上是處于同一個時間段的，這樣就更起著相互促進的作用。

官僚政治傳統(tǒng)則構(gòu)成了法帝國“大一統(tǒng)”外貌的另一個原因。美國政治學者邁克爾?羅斯金（Michael G. Roskin）在其暢銷名作《國家的常識》（Countries and Concepts: Politics, Geography, Culture）一書中曾經(jīng)這樣描述法國的政治文化：“個體意義的法國人愛好自由，而公眾意義的法國人卻知道他（她）需要理性、秩序且非個人的規(guī)則?！?/p>

這一點在法國的國家結(jié)構(gòu)上體現(xiàn)得分外明顯。在舊制度下，法國就已經(jīng)具有了政治與行政權(quán)力高度集中的特征。自大革命以來，法國的政治架構(gòu)也始終保持著“統(tǒng)一和不可分割”的外形，法國的地方單位自治權(quán)力相當稀少，中央直接插手地方政府的決策則是常態(tài)，任何重大的項目與行動都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認可和財政支持。當法國進行海外擴張的時候，就自然而然地把這一傳統(tǒng)帶到了帝國管理習慣之中。（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