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印刷術(shù)的發(fā)祥地，也是活字印刷的故鄉(xiāng)。但在印刷史研究中，有一個遺憾常伴左右，那就是一直未能發(fā)現(xiàn)中國早期的活字特別是金屬活字實物?，F(xiàn)在，隨著一批宋元時期的青銅活字回流中國，這一遺憾得到彌補。

2018年春，有文物收藏者從日本購回九十七枚原為羅振玉舊藏的古代銅活字，并邀請國內(nèi)版本學、金屬學、錢幣學、印刷史等學科的學者進行鑒定研究。3月8日，來自國家圖書館的李致忠、謝冬榮、趙前，中國錢幣博物館的周衛(wèi)榮、楊君，中國人民大學的宋平生，故宮博物館的翁連溪，北京大學的辛德勇，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韓琦，北京印刷學院的施繼龍，金融時報社的艾俊川等十一位學者，在北京召開“中國早期青銅活字重大發(fā)現(xiàn)學術(shù)論證會”，就各自先期研究成果進行交流。與會學者初步認定，這批活字是中國古代青銅活字，制作年代在宋元時期，它們被發(fā)現(xiàn)，學術(shù)意義重大。

這九十七枚銅活字均有不同程度的銹蝕，按照形狀、規(guī)格、大小等可分為五種類型。中國錢幣博物館和北京印刷學院的學者們通過手持式X射線能譜儀、超景深視頻顯微鏡等技術(shù)手段，對活字的金屬成分和鑄造狀態(tài)進行檢測分析，確定這些活字均由銅鉛錫三元合金翻砂鑄造而成，與相似銹蝕狀態(tài)的中古時期銅錢的合金配比相似，鑄造方法相同。

中國古代鑄錢所用銅合金，分前期的青銅和后期的黃銅兩個階段，二者之間的界限在明代嘉靖朝：嘉靖以前的鑄銅基本都用銅鉛錫合金青銅，從嘉靖開始使用以鋅礦石或單質(zhì)鋅為主要配料冶煉的銅鋅合金黃銅。明代采用黃銅鑄錢后，大量鑄銅行業(yè)也逐漸用黃銅代替青銅，銅活字也應不例外。因而學者們大致推定，這批青銅活字鑄造的下限應在明朝中期。

從存世狀態(tài)看，這些青銅活字是出土的，其銹蝕礦化程度為判斷埋藏年代提供了更多依據(jù)。活字基本都是灰綠色外觀，表面有層皮殼，銅活字角部和邊緣破損處表層脫落，露出鮮艷的灰綠色氧化肌體，脫落層是深度礦化層，剝落的表層下，還有不均勻的礦化層，再里層才是青銅合金本體。這種如同“年輪”的狀態(tài)，是青銅活字銹蝕氧化歷程的產(chǎn)物。比照存世青銅實物特別是古代青銅錢幣，對了解這些青銅活字的坑口和銹蝕年份有借鑒意義。從坑口看，中國長江中下游和華南地區(qū)較容易出土這類灰綠色、半干半濕坑的青銅錢幣；從年份看，明代前期的“洪武通寶”“永樂通寶”等是最晚的具有這種特點的青銅鑄幣。學者們據(jù)此推測，這些青銅活字的入土時間大致在明代以前，它們應是宋元時期的活字。

版本學者對活字字體風格的觀察研究，呼應了從金屬學和錢幣學角度提出的論斷。他們指出，這些銅活字印出的字，字體與宋元時代的浙刻本相似，因而其鑄造時代應在宋元之間。

更多學者指出，雖然尚未發(fā)現(xiàn)宋元時代的銅活字印書，也未發(fā)現(xiàn)明確的記載，但從社會和技術(shù)背景看，當時使用銅活字印刷的條件已經(jīng)成熟。早在北宋慶歷年間（1041-1048），畢升就發(fā)明膠泥活字；宋元古籍中也有對木活字、錫活字印刷的記載；上世紀出土了多種西夏文的活字印刷品，有的時代相當于南宋，說明活字印刷此時已普遍應用；明代流傳下來很多用“活字銅版”印刷的書，文獻中也數(shù)見銅活字印刷記載，雖然學術(shù)界對“活字銅版”究竟是銅活字還是錫活字尚有不同意見，但對明代金屬活字印刷發(fā)達并無異議。明代的金屬活字印刷技術(shù)成熟，應該有更早的源頭。從青銅鑄造方面看，到宋代我國已有上千年的鑄幣史，并已采用翻砂鑄造，銅錢也是鑄有文字的小器物，與銅活字的鑄造方法完全相同，鑄錢為鑄字做好了技術(shù)準備。因此，宋元時期使用青銅活字印刷是順理成章的事。至于為何后來很長時間內(nèi)未見采用銅活字印刷，有學者認為，這是因為油墨等技術(shù)難題未能解決，銅活字使用效果不佳而被棄用。目前鑒定的這批青銅活字可能是試驗品。

在古代漢字文化圈，除中國外，朝鮮和日本也使用過銅活字，尤以朝鮮使用時間久、印制書籍多。學者們將這些銅活字與朝鮮、日本現(xiàn)存各類銅活字及印刷品進行仔細對比，指出它們并非現(xiàn)在已知的朝鮮和日本古代銅活字，而且多數(shù)活字與朝鮮古活字的形制不同，反映出不同的設計思想和工藝要求，特別是其中五枚字身帶有穿孔的銅活字，恰與中、朝古籍中記載的中國古代金屬活字形制相同。

元人王楨在他的《農(nóng)書》中附記當時活字印刷情況時說，“近世又鑄錫作字。以鐵條貫之作行，嵌于盔內(nèi)，界行印書?！闭f明在1300年之前，中國的金屬活字已經(jīng)具有穿孔，在排印時用鐵條將一列活字穿起，防止它們左右移動。朝鮮學者李圭景（1788-1856）在《鑄字印書辨證說》（《五洲衍文長箋散稿》卷二十四）一文中對比中國和朝鮮的鑄字印刷技術(shù)時說：“中原活字，以武英殿聚珍字為最，字背不凹而平，鉆孔貫穿，故字行間架，如出一線，少不橫斜矣。我國字式，則或大或小，或厚或薄，又凹字底，不鉆不貫，故字行齟齬?！爆F(xiàn)存朝鮮古活字均“不鉆不貫”，益證帶有穿孔是中國活字獨有特征。這五枚活字，可以確定是中國古代銅活字。

與銅活字一起保存的，還有一件“假預證”，即臨時保管證，由日本東京帝室博物館（今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前身）于大正元年（1912）十二月開具，寄給居住在栃木縣的和賀暲次郎。這份文書說“清國大學士”羅振玉拿來商龜骨文片六十八片、宋銅鑄字九十七個，申請由博物館收購，現(xiàn)暫時保存。學者們鑒定了“假預證”的真實性，查考了羅振玉旅居日本的情況，指出“假預證”的紙墨、信封為百年前舊物，文字為當年體式，內(nèi)容符合羅振玉行跡及他因經(jīng)濟壓力而在日本售賣各類文物的實情；和賀暲次郎確有其人；帝室博物館最終未收購這批甲骨與活字，致其流落民間。這批青銅活字原由羅振玉收藏并攜至日本是可信的。羅振玉是高水平的文物收藏和鑒定家，他關(guān)于這批活字是“宋銅鑄字”的鑒定意見值得重視。

不同領(lǐng)域的研究結(jié)論指向共同的年代和地域——宋元時期的中國。這讓參加“中國早期青銅活字重大發(fā)現(xiàn)學術(shù)論證會”的學者一致認為，這批活字可初步認定為宋元時期的青銅活字。他們并認為，這是中國早期銅活字首次被發(fā)現(xiàn)，具有重大的文物和學術(shù)價值，填補了印刷史研究中的空白。圍繞這些青銅活字的深入研究，應該盡快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