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葉圣陶主編的《國文雜志》從1943年的第一卷第三期至第二卷第六期，陸續(xù)刊登了呂叔湘編撰的《筆記文選讀》，先后擇取劉義慶《世說新語》、李肇《國史補》、沈括《夢溪筆談》、蘇軾《志林》、莊季裕《雞肋編》、陸游《老學庵筆記》、周去非《嶺外代答》、周密《癸辛雜識》和《武林舊事》等九部筆記體著作，逐一介紹其內容、體例、版本、流傳等情況，并從各書中選錄若干條目，原著中無標題的還根據(jù)內容代為擬定，最后則附以詳盡的“注釋與討論”。在最后一次登載時，同時發(fā)表了葉圣陶的《談語文教本——〈筆記文選讀〉序》，扼要闡明呂叔湘的編選旨趣：“專選文言，為的是希望讀者學習文言，達到精熟的地步。文言之中專選筆記，筆記之中又專選寫人情，述物理，記一時的諧謔，敘一地的風土，那些跟實際人生直接打交道的文字，為的是內容富于興味，風格又比較樸直而自然，希望讀者能完全消化，真實得到營養(yǎng)?！边B載的內容經過匯總潤飾，由文光書店于1946年正式出版。卷首除了冠有葉序之外，又新增呂叔湘的自序，提到“筆記文種類繁多，選錄的時候也大略定了個標準：搜神志異及傳奇小說之類不錄，證經考史及詩話文評之類也不錄”，隨后幾乎原封不動地迻錄了葉氏所作的概括，顯而易見對這番介紹相當認可。

呂叔湘：《筆記文選讀》，文光書店，1946年版。

盡管預先設定的讀者主要是初涉文言的中學生，可是在選注過程中，呂叔湘依然盡心盡責，毫無懈怠。在打頭陣的《世說新語》部分，他就直言不諱地批評道：“坊間別有注本，節(jié)錄劉注，略有增益，而紕繆錯出，如‘桓公北征’條，以‘金城’為今甘肅地；‘桓南郡好獵’條，釋‘會當被縛’為桓氏一門將有受縛之日，殆率爾成書，不足為法者?！彪m然并未明言，但指摘的對象應該就是崔朝慶選注的《世說新語》（商務印書館，1935年）。此書被列入商務印書館的“萬有文庫”及“學生國學叢書”，在當時流傳極為廣泛。崔氏在《小序》中議及《世說》一書，“句或鉤棘，語近方言，千數(shù)百年來，未能有人厘正，美猶有憾”，大有舍我其誰的氣魄，可動起手來，大體上仍依傍梁代劉孝標的舊注，無所發(fā)明而屢有疏漏。呂叔湘也選錄了這兩條，指出“金城”應該是“地名，當時屬丹陽郡江乘縣，地當京口（鎮(zhèn)江）與丹陽（南京，東晉國都）通道”，祖籍江蘇丹陽的他，對這些地方自然再熟悉不過了；又注明“會當”意為“總有一天要”，“注意此句已換主語，‘你動不動要捆人，我有一天要被捆’”，與強作解人的崔注相較，不僅更為準確貼切，還善解人意地提醒讀者應該注意的細節(jié)。

有時貌似簡單尋常的文句標點，呂叔湘應該也花費過不少精力。如《老學庵筆記》部分的“東坡食湯餅”條，記蘇軾、蘇轍兄弟于遷謫途中買湯餅（即面條）共食，蘇軾不嫌粗惡，片刻即盡，蘇轍卻置箸而嘆，難以下咽，“秦少游聞之，曰：‘此先生“飲酒但飲濕”而已?！弊⑨屩刑匾庹f明，“飲酒但飲濕”一句出自東坡《岐亭五首》之四，詩中尚有“我如更揀擇，一醉豈易得”云云。讀者藉此不難推知，秦觀正是巧妙地借用東坡本人的詩句來稱贊他隨遇而安的處世態(tài)度。數(shù)十年之后，《老學庵筆記》有過一個完整的校點本（中華書局，1979年），上引數(shù)句卻被整理者胡亂標作“秦少游聞之曰：‘此先生飲酒，但飲濕法已?！焙喼辈恢?，讓人難以索解。呂叔湘在讀了該校點本后，專門寫過一則札記，糾正標點和?？敝械氖枋В骸啊嬀频嫕瘛翘K東坡的一句詩，應加引號，中間無逗號。蘇東坡在黃州的時候喝不到好酒，只好不計較好壞，所以說‘飲酒但飲濕’。‘已’字疑應為‘也’。津逮秘書本‘法’作‘而’?！?span style="color: rgb(128, 128, 128);">（《讀宋人筆記十種》五《老學庵筆記》，收入《標點古書評議》，商務印書館，1988年）若非早年有過認真細致的翻檢查考，恐怕很難如此信手拈來。相形之下，校點本的整理者就顯得有些魯莽滅裂了。

對于筆記類著作，呂叔湘并非淺嘗輒止，而是一直保持著濃厚的興趣，陸續(xù)寫過不少讀書札記。其中一篇商討《夢溪筆談》句讀的文章（《讀宋人筆記十種》十《夢溪筆談》，收入《標點古書評議》），就引起該書整理者胡道靜的注意，在修訂舊著《新校正夢溪筆談》（中華書局，1957年）時曾鄭重致意，感謝“前輩呂叔湘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指正了幾處重大的標點錯誤”（《重印夢溪筆談校證敘記》，載《夢溪筆談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并引錄《筆記文選讀》中的一些注釋以供讀者參詳。由此可見，葉圣陶當初在序言中竭力表彰呂氏“用心那么精密，認定他在指導讀者‘讀文言’，處處不放松”，確實所言非虛，并無夸張溢美。

值得注意的是，在每篇選文的注釋之后，呂叔湘又別出心裁地設有“討論”，其目的正如自序中所說的那樣，“除一部分和詞句的義蘊有關外，大率以引發(fā)讀者的經歷見聞和所讀文字相印證為宗旨，希望能幫助養(yǎng)成一種比較良好的讀書習慣”。這番良苦用心也讓葉圣陶大為贊賞：“他的指導又往往從所讀的篇章出發(fā)，教讀者想開去，或者自省體驗，或者旁求參證；這無關于文言不文言，意在使讀者讀書，心胸常是活潑潑地，不至于只見有書，讓書拘束住了。”就討論所涉及的范圍而言，往往不拘一格，因勢利導，的確很能彰顯“活潑潑”的特色。如《志林》部分選了《記承天寺夜游》，討論中評說道：“此篇寥寥數(shù)十字，而閑適之情畢見，其意境可與陶淵明之‘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相比，但淵明未曾一語道破，更見含蓄，此則詩與文不同也?！庇忠暾f：“東坡自稱為‘閑人’，須略說數(shù)語。唐宋貶官之制：或降級改任邊遠之地，如韓愈之貶潮州，柳宗元之貶永州是；若予以有名無實之官，而復加何處安置字樣，則謫而近于戍矣。貶官而猶有職守，仍不得為閑；謫降而本郡官承朝中之意加以監(jiān)束，致言動皆不自由，亦仍不得為閑。東坡之在黃州，既無職守，復無拘箝，則真閑人也。然亦須人自能靜心澄慮，方能享此閑福，若得失在懷，悔尤縈夢，雖有閑適之境，亦無閑適之情，此東坡所以謂世少閑人如吾兩人者也?！被蛱崾疽饩诚喾露鴻C杼各異的作品，以便讀者進一步尋繹比較；或逐層剖析作者的特殊境遇和微妙心態(tài)，引導讀者設身處地去領略個中意趣，都做足了功夫，而絕不敷衍了事。有些討論還直接聯(lián)系現(xiàn)實，如《雞肋編》“馓子”條述及宋代走街串巷售賣熟食的小商販，“必為詭異標表語言，然后所售益廣”，呂氏由此議論道：“各種叫賣之聲實在是個很有趣味的東西。所用詞語有形容恰當可味的，也有像此所說‘詭異’可笑的。在聲調方面，有比較直率的，也有悠揚可聽的，小樓深巷，偶然飄過一兩聲，往往令人神往。（現(xiàn)在的大廉價用銅鼓喇叭大吹大擂，或用播音器傳送一些惡俗音樂，只能叫人掩耳而過。）讀者能學說一種否？”娓娓道來，隨意點染，本身就已是沖淡雋永的小品，讀來饒有情趣，耐人尋味。

既然稱之為“討論”，編撰者自然不該持有定見，而應當鼓勵讀者各抒己意。如《老學庵筆記》中的“不了事漢”條，記施全刺殺秦檜未遂，反遭擒被誅，行刑之時，“觀者甚眾，中有一人朗言曰：‘此不了事漢，不斬何為！’聞者皆笑”。注釋中最初并未詮說“不了事漢”的含義，討論部分則一口氣列出三項：首先，“秦檜當政，力主和議，自來評論，不一其說，試綜述當時形勢，下一斷語”；其次，“此故事中所反映一般民眾對于秦檜之態(tài)度如何？試就此事申論政府與民意之關系”；最后，“暗殺是否政治上有效之手段？何種政制之下可以不致有暗殺之事？”不久就有讀者致書雜志編者（載《國文雜志》第二卷第四期），指出“‘了事’、‘不了事’本為宋代成語”，原文中語帶雙關，“一方面固然指刺秦不成為不了事”，“同時也等于說‘這個愛國軍人還不應該殺嗎！’聞者皆笑，因為這話表面上罵施全，而實際上卻把秦檜罵得入骨三分，無話可辯”。呂叔湘在結集之際尚未及采錄其說，待重印時就從善如流，在《三版跋》中大段摘鈔來信作為補正。這位讀者的態(tài)度無疑是同情施全而憎惡秦檜的，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南宋以來輿論的主要傾向。但仔細玩味討論中的措辭，似乎并沒有如此愛憎分明，而是留有一定的余地以供商榷研討。事實上確實有人并不認同早有定讞的評價，呂思勉在早年所撰《關岳合傳》（中華書局，1916年）中就強調，秦檜“不惟非奸臣，且為靖康末之勞臣，建炎時之忠臣”，應該“但責其公罪，而不誣及其私德”（見該書第十一章《秦檜》）。爾后在《白話本國史》（商務印書館，1923年）中仍然持同樣的主張，以為“和議的在當時，本是件必不能免的事”，“然而主持和議的秦檜，卻因此而大負惡名”，并鉤稽排比相關史料詳加分析，認為“秦檜一定要跑回來，正是他愛國之處；始終堅持和議，是他有識力，肯負責任之處”（見該書第三篇第一章第二節(jié)《和議的成就和軍閥的翦除》）。呂著在當時多次重印，發(fā)行量極大。而呂叔湘在1932年至1935年期間曾擔任過蘇州中學圖書館館長，親力親為撰寫過不少書評，應該也留意過自己本家的這些專為中學生撰著，甚至直接利用中學授課講義增補而成的論著。他本人后來還專門考釋過秦檜將岳飛等人定罪時所說的“莫須有”一詞（收入《語文雜記》，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強調其意即“恐怕有”，帶有測度疑問的意味，不能望文生義地理解為語氣專斷蠻橫的“不須有”或“必須有”。語意理解的細微差異，大概也會或多或少影響到對相關人事的評判。而此事歸根到底，就像呂思勉后來所感慨的那樣，“其實欲言民族主義，欲言反抗侵略，不當重在崇拜戰(zhàn)將，即欲表揚戰(zhàn)將，亦當詳考史事，求其真相，不當禁遏考證也”（《三反及思想改造學習總結》，轉引自李永圻、張耕華：《呂思勉先生年譜長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嚴肅的學術研究本不應設置禁區(qū)，惟有提供自由平等的研討空間，才能不斷深入復雜隱微的歷史。

呂思勉：《白話本國史》

由于選材精當，注釋確切，討論的內容也頗能益人心智，所以《筆記文選讀》問世之后大受歡迎，文光書店在短短數(shù)年中就印行過三版，此后還有其他出版社在刪去部分內容之后改版刊行。呂叔湘晚年對這部耗費過不少心力的小書依然情有獨鐘，又交付語文出版社在1992年再次付梓，不僅依據(jù)新見資料予以修訂，如《夢溪筆談》部分“重印時參考文物出版社影印元大德刊本、中華書局排印胡道靜校注本”，《武林舊事》部分“重印時參考中華書局校點本”；還恢復了此前被刪略的一些內容，因而在《重印題記》中指出，這一次“基本上恢復了原來的面貌”。遺憾的是，新版中并沒有收入葉圣陶的序言，不便于讀者了解其當年撰著和出版的背景。不過在其身后編輯的《呂叔湘全集》（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中，所收《筆記文選讀》就以新版為準，毫無疑問已將此視為定本。

《筆記文選讀》，語文出版社，1992年版。

呂叔湘在《重印題記》中回顧了先前刊印時的波折：“五十年代以后曾經先后由新文藝出版社、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印過，他們互相授受，然后給我通知。在屢次重印過程中，篇目有所刪減，注釋之后的‘討論’則一概削去。既成事實，我也無可奈何?！睂Τ霭嫔缥唇浽S可就擅作主張，顯然有些耿耿于懷。然而，興許是時間隔得太久，記憶不免偶有舛誤。比如所謂的“新文藝出版社”，其實應該是“古典文學出版社”。該社在1955年曾征求他的意見，率先重印過此書，為此他還另外撰有新序一篇（新版中也未收入）。而古典文學出版社和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均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先后刊行此書只是利用原有紙型重印或是依照舊版修訂重排，嚴格來說并不能算不同出版社之間的私相授受。《重印題記》中又稱：“現(xiàn)在重印，所刪六篇，恢復了三篇。”也與事實不符而容易引起誤解。此前數(shù)次重印時被刪去的篇目數(shù)量并不相同，古典文學出版社1955年版僅刪除三篇，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年版相沿未改，而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中則多達八篇。好在此類細節(jié)無傷大雅，可以暫置勿論。倒是那些篇目究竟為什么會遭到刪略，其內容和價值究竟如何，還是值得略作探究分析的。

最初被古典文學出版社刪除的三篇為《夢溪筆談》的“以券招夷”條，《嶺外代答》的“海外黎蠻”和“款塞”兩條；在此基礎上，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剔除了《夢溪筆談》的“地圖”條，《雞肋編》的“俚語見事”條，以及《嶺外代答》的“欽州博易場”“蠻刀”“蠻馬”諸條。究其內容，絕大多數(shù)都涉及境內的少數(shù)民族，還有一些則提到與高麗、交阯等周邊國家的外交、貿易關系。原著作者受到“夷夏大防”觀念的影響，在文中或輕慢地斥之為“蠻夷”，或流露出居高臨下的驕縱姿態(tài)。在新時代和新局勢下，這些地方勢必讓出版者擔心會有所違礙，而不得不防患于未然，以免無端惹是生非。即便是語文出版社的新版，也僅恢復了被上海古籍出版社刪去的那五篇?？磥黼m已今非昔比，可呂叔湘本人也不免心存顧慮。實際上，原作者的立場并不代表選注者的意見。早年留學英倫攻讀人類學的呂叔湘，此前曾翻譯過美國人類學家路威的《文明與野蠻》（生活書店，1935年），在《譯者序》中尤為推崇此書“以破除‘文明人’之自大狂為主旨”，“對于自命為天之驕子的白種人，特別是他們里頭的種族主義者，抨擊不遺余力”，不難推知他對“夷夏”觀念的態(tài)度。在選注這些筆記時，他也時常注意引導讀者，討論“海外黎蠻”條時，就指出作者記錄黎族人歃血、斫石、折箭等習俗，“凡此諸事，在科學昌明之今日，皆可謂為迷信”，“然人為理性之動物，初民亦無絕無理智者，特應用乖方，終遭棄斥耳”，“吾人不得以其為‘迷信’而遂不推究其思考之過程也”，絕無絲毫歧視偏見。有些注釋迄今仍然頗有參考價值，如“款塞”條所記多為瑤族人口頭俗語，其中提到“男行把棒，女行把麻”，呂叔湘便指出：“‘男行’即‘男子們’之意，‘女行’同。‘把棒’或是指鄰里守望，‘把麻’當是謂紡織女紅。”要言不煩而能釋疑解惑。而多年之后問世的楊武泉《嶺外代答校注》（中華書局，1999年），對此卻闕而未注。楊氏在《周去非與〈嶺外代答〉——校注前言》中聲稱，“此書之校注，自宋以來，尚未之前聞”，“故對于這樣一部有重要史料價值的書，校定其文字，詮釋其詞語，疏通其內容，指明其失誤，以服務于讀者，在當今整理古籍以適應學術發(fā)展的新時代，顯然是很有必要的”，所言極是，但全書在詞語詮釋方面卻多有闕略，看來也并不知道呂叔湘選注過此書。日后若能再做修訂增補，似乎可以采摭一下《筆記文選讀》。楊氏在《校注凡例》中還提到，“原書對一些少數(shù)民族族稱有污辱性之文字偏旁者，依現(xiàn)代情況改正之”，或許和先前出版社刪汰《筆記文選讀》部分篇目一樣，有著迫不得已的苦衷，這樣做雖然情有可原，終究并不符合“整理古籍以適應學術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范。至于《筆記文選讀》，盡管新版已經“基本上恢復了原來的面貌”，可日后改版重印時，倘若能將被刪略的其余三篇，以及葉圣陶1943年所撰序言、呂叔湘1955年所作新序等，悉數(shù)蒐輯起來作為附錄，以便讀者參酌，則不僅可以由此略窺世事的遞嬗遷變，更不至于令前輩學人付出的艱辛徒勞枉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