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4日，斯洛伐克考門斯基大學、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東方語言文學教授馮鐵（Raoul David Findeisen）先生因病醫(yī)治無效，與世長辭。次日清晨，消息傳來，同人們莫不深表痛惜。直至數(shù)天之后的今天，相信仍有許多他的同事、朋友、學生和我一樣，可能不愿意相信這一切竟然是真的。

但回想起來，我和馮鐵教授，也只見過幾次面。每一次似乎都匆匆忙忙，都是在一起抽煙、閑聊，順便談談學問而已。當然，這里的“順便談談”，乃是形容談話氣氛的愉快、輕松，其實不過仍是我向這位前輩學者求教。這些或長或短的談話，除了給予我學問、思想上的啟迪，他那種屬于北歐人特有的簡單、自然、本真的氣質(zhì)，也給人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不過，印象最深的是去年秋天，秋高氣爽，并見藍天白云，是時，上海魯迅紀念館舉行第三次中國現(xiàn)代作家手稿研究會議，馮教授攜妻子魏艾悟博士同來參加，其另一來自瑞士的友人也受邀出席。

馮教授的這位友人，其貌不揚，但聽完報告才知道真不簡單。長達數(shù)十年的時間里，他只用心做一件事，就是建置瑞士一大作家的手稿數(shù)據(jù)庫。當日會上，其仔細演示各種珍稀資料，詳為說明其設計、考慮，儼然蔚為大觀。而馮教授發(fā)表的論文，則是有關周作人譯、魯迅?！渡裆w記》譯稿的一篇專論，雖然未能全部寫完，但及其主體部分來看，和王錫榮先生此前關于此一手稿的研究互為補充，適可構成對這篇早期周氏昆仲合譯手稿之研究的重要貢獻，當時也曾有熱烈討論。

會后某一天，王先生假座小天鵝賓館，設宴招待馮教授一行，我有幸叨陪末座，席間照例談起我們正在進行的魯迅手稿整理與研究項目。當晚，馮教授興致甚濃，提供了許多極精彩的建議。記得他首先談及手稿研究在西方學術界已發(fā)展出不同的學術傳統(tǒng)，而對中國古代手稿（也被稱為“抄本”、“寫本”）的研究，是在這一延長線上進行的，相較而言，有關近現(xiàn)代作家、學者手稿的研究較少，目前還在開疆拓土。在我看來，這也與中國學術界的情況接近，對于古人手稿、手跡的研究，不僅我們擁有一漫長的傳統(tǒng)，且至今是上古、中古文史研究的重要領域，而近現(xiàn)代手稿，幾乎處于無人問津之境地。個中原因固然復雜，但對于年輕學者而言，應如何因應，是繼續(xù)引介西方流行理論學說，拾人牙慧，還是立足于中西固有之學術傳統(tǒng)，發(fā)為新聲，真堪省思。

馮教授還認為，為便于促進中外學術交流，尤其是對中國近現(xiàn)代手稿研究的發(fā)展，可以在充分理解、把握中國文獻學、古典學奧義的基礎之上，引進西方的手稿研究理論、方法，編制中西方手稿研究關鍵詞，翻譯西方學者的相關典范之作等等。這些建議，當時眾人咸以為然，但要具體做起來，卻也難度不小，非一朝一夕即可完成。雖然如此，我想，諸位老師、朋友聽馮教授一席話，定有耳目一新之感。

在這之前，馮教授在中國發(fā)表過多篇論文，并在沈衛(wèi)威教授的協(xié)助下，由南京大學出版社翻譯出版了《在拿波里的胡同里——中國現(xiàn)代文學論集》。全書收集了馮教授以其所謂的“辯證批評”為方法，而完成的關于魯迅及其他現(xiàn)代作家、“夫婦作家”的比較文學研究、翻譯研究、手稿研究的十余篇論文，大致代表了其二十多年的研究旨趣。不止此也，是書始自一魯迅研究，通過將其生平傳記的研究、心理分析及魯迅文本流傳、校勘等的討論，重述了魯迅文學之為一種“世界文學”的誕生過程，訖自茅盾《子夜》版本譜系及文本形成過程之研究，這一編排方式，似亦可用作讀者觀察其學術歷程的一把鑰匙。這一歷程，即是其自博士論文選擇以魯迅研究為題，后陸續(xù)拓展研究范圍，直至進入手稿研究等領域，卓然有成，洵非易事?？赡芤驗樗牢覍ο嚓P議題有所準備，曾請我寫一書評，但由于種種原因，卒未能踐約。

《在拿波里的胡同里》（本文作者提供）

《在拿波里的胡同里——中國現(xiàn)代文學論集》是馮教授在中國大陸出版的唯一一本專書，其他專書、編著、論文大多都以德文出版。這里頭，《魯迅研究資料匯編研究》（Lu Xun. Texte, Chronik, Bilder, Dokumente）、《瑞士巴塞爾煤山高中圖書館中國部藏書目錄》（Inventar der China-Bibliothek des Gymnasiums am Kohlenberg Basel）、《中國現(xiàn)代文學作者筆名錄補遺續(xù)編》（Amendments and Additions to the List of Pen-Names of Modern Chinese Authors）及《中國接受尼采資料目錄續(xù)編》（Addenda zu einer Nietzsche-Bibliographie für China）都是我特別想拜讀的，但至今未能翻譯成中文出版，不過，僅此幾種，或可幫助大家理解其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取向，與流行的理論批評迥然有異。

后來，等他讀到我關于魯迅研究的唯一一篇文章，竟然青眼有加，多所勖勵，并熱情邀我為其擔任主編的《斯洛伐克東方研究》（Studia Orientalia Slovaca）雜志撰稿，實出人意外。而我自己，老早也想請其做一訪談，作為“現(xiàn)代文學文獻學者訪談計劃”的一個部分，奈何乘桴浮于海，既欲為稻粱謀，則瑣務纏身難免，且想到是采訪一位年富力強的學者，大可不必著急，因此也就一拖而再拖，漸漸敷衍了下來。今年年初，他曾將自己修改完成的關于《神蓋記》的長篇論文，投稿《現(xiàn)代中文學刊》，主編陳子善先生一直也想著盡快刊出，但直到前不久，終于才找到一位合適的譯者，戮力從事，可惜無法經(jīng)由其過目審定了。事實上，及至得知自己罹患重病的幾個月之前，他還在緊鑼密鼓地，籌備著即將到來的六十歲生日，為此，我們許多人，都替他感到高興，但包括他本人在內(nèi)，誰都沒有料到，他會走得這么早。

作為歐洲漢學界的中堅、作為以實證主義和文獻學取向從事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代表性學者，馮教授在中國的同事、朋友、學生很多，我自己頂多算是其熟識的后學之一。不過，即便是這樣，接到王先生請為撰稿的通知，仍感義不容辭。這不僅是因為馮教授的去世，是研究界的一個重大損失，更是由于，從我個人的情感、認知的角度來說，研究現(xiàn)代文學版本、手稿、目錄等等，既非時髦學問，從前懸想海外，尚有一位前輩學者可以請益，使人少感寂寞，從今后卻天人永隔，無以為念。世界之大，學林之深，如馮教授者，有幾人歟？今追憶諸事，歷歷如在目前，馮教授卻已作古，此情此景，豈是“天妒英才”、“痛悼斯人”寥寥數(shù)語所能形容？

懷著這樣的心情，我冒昧地寫下上面這些話，按照中國人的習慣，聊作心香一瓣，敬獻于馮教授的靈前。愿馮教授在天堂得到安息，愿他鐘愛的魯迅研究、手稿研究、現(xiàn)代文學文獻研究志業(yè)，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繼續(xù)發(fā)展，成為人類文明永續(xù)的遺產(chǎn)。

2017年11月15日謹撰于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