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疫情開始后，全美的中小學教師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在過去的一年里，教師們經受了文化戰(zhàn)爭的攻擊，學生行為的惡化，以及無休無止的健康和安全法規(guī)變化。許多教師承認，自己每周的工作時間超過了50小時，已經到達甚至超過了他們所能承受的極限。越來越多的教師受困于超高的工作強度、較低的工資以及校內外的壓力；他們中的一些人選擇了離職，另一些人則在苦苦支撐。許多教師坦言對未來感到悲觀，而教師隊伍不斷縮減的現狀似乎驗證了這一觀點。本文原載于《新共和》，作者Stephen Noonoo。

當地時間2022年1月14日，美國芝加哥，人們走上街頭抗議線下教學，要求學校進行線上授課。

萊斯利·艾倫（Lesley Allen）永遠不會知道究竟是什么導致了她去年秋天最后一次恐慌癥的發(fā)作。

當她在緬因州南貝里克（South Berwick）的中學指導一群學生脫下口罩休息時，她感到了一種壓倒性的恐懼。她的焦慮激增，心臟仿佛要從胸腔里跳出來，她的左臂麻木了。她想，我心臟病發(fā)作了。

但在前往護士辦公室之前，艾倫意識到必須找個人來照看自己的課。

這并不是她第一次有這樣的感覺。在幾周前的一次焦慮癥發(fā)作后，她的醫(yī)生給她安裝了心臟監(jiān)測儀，并要求她做心臟超聲波檢查。結果顯示一切正常，她的心臟很好。她的醫(yī)生證實，這是又一次恐慌癥發(fā)作。與焦慮不同，恐慌癥發(fā)作通常沒有誘因。它們會突然發(fā)作，經常伴隨著強烈的恐懼感，以及心跳加速、胸痛和呼吸困難等身體癥狀。

這次在柏油路上的發(fā)病，是艾倫第三次經歷恐慌癥了。她經歷的所有恐慌癥都是在大流行后發(fā)生的，其中兩次發(fā)生在學校。

艾倫回憶道：“我的醫(yī)生說，‘你需要采取措施’，這種情況一直在發(fā)生”。

因此，她做出了決定。一個月后，在課堂上教學了14年的她離開了教學崗位。她幾乎可以肯定，她再也不會回到這份她曾經熱愛的工作中去。這份工作已經開始消耗她的自我價值，并使她幾乎每天以淚洗面。

“我只是感到絕望，”她說。“我想，如果我不能集中精力教書，那我就失敗了。這對我的心理影響很大。”

不過，如果說在那“艱難的最后一年”里有一絲安慰的話，那就是她認識的每個教師都在經歷同樣的艱難時期?！坝蟹浅６嗟睦蠋熢谑褂每菇箲]藥物，”她笑著說，“這是完全合法的，但我們過去常拿它開玩笑。問問對方，‘你早上在咖啡里加料了嗎？’我們不得不采取措施來應對這種集體焦慮。我們都意識到了這一點?！庇袝r，當她覺得恐慌癥要發(fā)作時，幾滴藥就能讓她的心率平靜下來，足以讓她熬過一天。

即使在一切順利的時候，教書也是一份要求很高的工作。在大流行之前，教書和護士被稱作壓力最大的職業(yè)。自從疫情開始沖擊這個行業(yè)以來，情況變得更糟了。根據蘭德公司2021年6月的一項調查，教師可能是當下壓力最大的職業(yè)，該調查發(fā)現，除其他因素外，教師報告抑郁癥狀的可能性幾乎是其他成年人的三倍。顯然，教師們不僅已經達到了他們的極限，而且已經超過了極限。這個長期以來一直與低工資和士氣低落作斗爭的職業(yè)正面臨著危機。

兩年前，當大流行首次來襲時，教師被譽為“第一時間做出反應的人”、“英雄”。帕頓·奧斯瓦特（Patton Oswalt）和戴夫·格羅爾（Dave Grohl）等名人對他們大加贊賞，各地焦急的父母的驚訝之情也得到了呼應。人們暫時恢復了對這一職業(yè)的尊重，但這種尊重轉瞬即逝。隨著疫情的持續(xù)，來自各方的壓力不斷堆積。在過去的一年里，教師們經受了文化戰(zhàn)爭的攻擊，學生行為的惡化，以及無休無止的健康和安全法規(guī)變化。

在離職之前，艾倫忍受了所有這一切。她看著自己的學校氣氛變得越來越糟糕，因為工作量激增，家長指責他們向學生灌輸知識，并從批判性種族理論等右翼話語中尋找線索。行政人員不假思索地在家長面前訓斥教師。壓垮艾倫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學校領導決定在大流行病的高峰期全面改革學校的評分系統(tǒng)，并拒絕了艾倫要求額外規(guī)劃時間的請求。她說：“當時在教師間流傳的笑話是，教師們的標簽應該是‘有點創(chuàng)意行嗎’（Be Creative）和‘自己弄明白吧’（Figure It Out），因為我們沒有得到任何幫助。”

與人們的預期一樣，結果是令人失望的：一場心理健康危機將使成千上萬的教師提前幾年離開教室。

最近，我與十幾位像艾倫一樣的教師進行了交談，他們離開了工作崗位，因為教學工作對他們的身心健康、人際關系和自尊心造成了巨大的傷害。更不用提他們所承擔的有毒的、難以承受的、有時甚至是不正常的工作條件。

貝瑟妮·柯林斯（Bethany Collins）在洛杉磯地區(qū)的中學任教超過8年，在休完她的產假后，她被告知自己不能再請病假，她于1月離開了教學崗位。她所在的學區(qū)告訴她，她不能再請帶薪假了，即使她或她的女兒的新冠檢測呈陽性也不行。她說：“當我和孩子們在一起時，我甚至都心不在焉，我的心理健康的糟糕程度超出了我的預期，我像是溺水了一樣?！?/p>

去年12月，艾米麗·麥克馬漢（Emily McMahan）放棄了她在北卡羅來納州盧瑟福頓（Rutherfordton）12年的特殊教育教師生涯。此前，她告訴治療師，她的工作感覺就像一個監(jiān)獄，是肉體和精神上的雙重折磨。大多數晚上，在下班后，她會獨自坐上幾個小時，試圖調整自己的狀態(tài)。但這并不是永遠奏效的。她說：“我無法與我的家人接觸。我沒有時間鍛煉、沒有時間做飯。因為這份工作，我放棄了生活中所有給我?guī)砜鞓返氖虑椤！?/p>

布魯克·巴林杰（Brooke Barringer）曾是加州雷德伍德市（Redwood City）的一名五年級教師。她出現了意料之外的體重下降和消化問題。她的健康問題嚴重惡化，以至于她賣掉了自己的車，選擇在沒有找到新工作的情況下辭職。除了焦慮之外，科羅拉多州西敏寺的小學教師查琳·博爾斯（Charlene Boles）還患有頭痛、胃病和心跳加速，她無法解釋這些癥狀。埃莉·威爾遜（Ellie Wilson）在華盛頓特區(qū)教四年級，在12月離職之前，她的焦慮情緒突然變得隨時可能爆發(fā)，這意味著其他老師要從自己的班級中抽身出來照看她的班級。

還有斯蒂芬妮·休斯（Stephanie Hughes），她在北卡羅來納州的一所小學教了四年書，今年夏天搬到印第安納州。進入新學校后，她的心理健康出現了問題，她努力適應著新課程，以及更頻繁布置考試等要求，這些舉措的目的是幫助學生彌補在大流行病中拉下的課程進度。她的身體對持續(xù)的焦慮和疲憊做出了反抗，她的恐慌癥發(fā)作，最后在校長辦公室里哭了起來，當時他們正努力尋找前進的道路。

“很明顯，情況不會有任何好轉，學校的節(jié)奏也不會放緩，我沒有時間在精神和情感上照顧自己”，休斯反思道：“作為一名老師，你總是被告知，‘這是為了孩子’；‘這很難，但你是為了孩子們’。我最近才意識到，我待在教室里是在傷害他們。我不能給孩子們他們需要的，因為我甚至都沒能照顧好自己”。

教師的糟糕情況

幾個月來，包括全國教育協(xié)會在內的倡導團體一直在強調教師的情況有多么糟糕。今年1月，當全國教育協(xié)會對3000多名教師進行調查時，幾乎所有的人都說職業(yè)倦怠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超過一半的人表示計劃比預期提前離開教學崗位。而該協(xié)會2021年8月對教師進行調查時，只有37%的人表示打算離開。大多數人贊成簡單的解決方法，如雇用更多的教師，為學生增加更多的心理健康支持，當然還有提高工資，因為教師的工資普遍很低。

研究人員甚至創(chuàng)造了一個術語：“教師薪酬懲罰”，指的是教師的平均收入比會計師、記者、檢查員和計算機工程師要低20%左右，而上述這些職業(yè)都需要相似技能和教育背景。蘭德公司對近1000名前公立學校教師進行了調查，其中近三分之二的人表示，工資是他們離開學校的一大因素。

全國教育協(xié)會主席貝基·普林格（Becky Pringle）在調查結果發(fā)布時表示，“學校人員短缺并不新鮮，但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人員危機，涉及校內各個工作類別。如果我們真的想讓每個孩子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成長支持，那么我們全國各地當選的領導人現在就需要解決這個危機?！?/p>

擔心職業(yè)倦怠導致教師的大規(guī)模流失并不夸張，但這一結論目前還缺少足夠的數據支持。根據經濟政策研究所統(tǒng)計的聯(lián)邦就業(yè)數據，在大流行期間，公共教師隊伍的人數似乎已經縮減了近7%。不幸的是，聯(lián)邦政府和各州都沒有可靠的教師離職記錄，這使得該數字難以確認。

全國許多地區(qū)的教師離職情況較往年相比變化不大，不過各地區(qū)的數據有所不同。在得克薩斯州奧斯汀市，年中的教師辭職人數上升了約11%。在伊利諾斯州，四分之三的督學表示教學短缺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在領英（LinkedIn）網站上，去年離職并轉崗的教師人數也增加了三分之二。

換句話說，最糟糕的情況可能還沒有到來。追蹤教師隊伍人口結構變化的研究人員發(fā)現，與20世紀80年代相比，這個行業(yè)的經驗越來越少，且更不穩(wěn)定。這一現象的出現甚至要早于比大流行。進行這項研究的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理查德·英格索爾（Richard Ingersoll）說："我的預測是，我們將看到一個巨大的離職潮。人員流動和人員流失率將導致巨大的短缺?！?/p>

對學校來說，幸運的是，不是每個想辭職的人都會真的離開。但他們中的一些人會離開，而留下來的同事將遭受更大的士氣打擊。對于下一代教師而言，這意味著什么尚不清楚。但根據聯(lián)邦教育法第二章的數據，即使是在2019年，大流行前夕，從教師準備課程畢業(yè)的學生人數相比十年前大約減少了25%。就在幾年前，研究人員還對入學人數和社會對教師職業(yè)的興趣下降敲響了警鐘。自疫情開始以來，一些教育學院的入學率已經出現了兩位數的下降。這一切都表明，“未來的教師們”開始重新考慮他們的選擇，而且這已經持續(xù)了一段時間。對于一個40%以上的新教師會在頭五年內離開的行業(yè)來說，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前景。

過度工作

如果教師的工作狀況如此糟糕，為什么他們中的許多人不選擇辭職，而僅僅是考慮離開呢？簡短的答案是，如果你是一個拖欠著賬單的教師；一個單親家長，或者你需要照顧一個有健康問題的親人，那么辭職（甚至是離開一份對你的精神健康造成傷害的工作）都可能是你負擔不起的特權。在這個近五分之一的教師需要干第二份工作的國家，選擇辭職需要一個完整的后備計劃，尤其是對于那些缺少社會保障的教師而言。

米歇爾·金德（Michelle Kinder）解釋道：其他的教師，尤其是那些從未做過其他工作的教師，不過是習慣了高強度的壓力和艱苦的工作條件。她是一名持執(zhí)照的專業(yè)顧問，與人合著了一本名為《全部》（WHOLE）的書，講述了學校如何幫助教師減輕慢性的長期壓力。她說：“你的基線發(fā)生了變化。你開始覺得自己每天經歷的一切都是正常的。對一些人來說，轉換到一個可以更好地照顧自己心理健康的環(huán)境的想法是更加可怕的，因為它是未知的?！?/p>

當地時間2022年3月7日，美國紐約市公校校園。

但那些沒有離開的人（即便他們想要離開），正身處在“產生精神和身體問題”的風險中。詹妮弗·莫斯（Jennifer Moss）在為她的書《職業(yè)倦怠的流行病》（The Burnout Epidemic）進行研究時發(fā)現了這一點。該書調查了包括教師在內的許多職業(yè)，并將這種情況定義為一種職場抑郁。

根據瑞典精神病學家瑪麗·奧斯伯格（Marie ?sberg）和其他學者的研究，莫斯得出結論：職業(yè)倦怠往往從小事開始，并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形成。隨著職業(yè)倦怠越來越嚴重，其影響也越來越大?！澳憧赡軙馐芨叨鹊慕箲]、抑郁和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她說，“你會看到自殺率的上升。這一切是災難性的，是嚴肅而重要的。這不僅僅是發(fā)發(fā)牢騷、說‘我想要更多地確保工作與生活之間能夠平衡’?！?/p>

在去年發(fā)表的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對300多名現任教師進行了調查，確定了導致大流行時代教師職業(yè)倦怠的主要因素，包括對生病感到焦慮、與難以相處的家長進行溝通以及與要求過高的管理者打交道。職業(yè)倦怠在不同群體中普遍存在。這種倦怠在不同種族、不同地區(qū)、不同工作經驗、進行面對面教學或虛擬教學的受訪者中普遍存在，而且他們的感受驚人地一致。弗吉尼亞州克里斯托弗·紐波特大學的教育學助理教授蒂姆·普雷斯利（Tim Pressley）說：“不管你是一名新教師還是一名有30年工作經驗的老教師，你們的職業(yè)倦怠分數都非常相近。新冠病毒讓每個人身處在相同的困境下，人們表示‘這很累人。這讓我們精疲力竭?！?/p>

對教師來說，他們經歷的職業(yè)倦怠與其他職業(yè)有所不同。事實上，美國最著名的教師不滿問題專家之一、鮑登學院（Bowdoin College）教育部主席多麗絲·桑托羅（Doris Santoro）很少使用“職業(yè)倦怠”一詞，她更喜歡“士氣低落”（demoralized）這一詞匯。很多教師進入這個行業(yè)并非是為了報酬，他們需要其他獎勵來維持工作，但最近他們卻很少受到嘉獎。

桑托羅說：“許多教師從事這項工作，是為了尋求一種道德上的滿足?！彼诖罅餍星俺霭媪恕妒繗獾吐洹罚―emoralized）一書，書中描述了十多名教師發(fā)現自己陷入了一個無情的、抗拒變革的體系中。桑托羅指出：“如果我們不能為教師們找到一種通過教學來追求道德滿足感的方式，他們就會到其他地方去追求道德滿足感?！?/p>

生存模式

凱特琳·摩爾（Kaitlin Moore）是一個似乎注定要成為老師的孩子。她在納什維爾長大，經常和妹妹一起在學校玩耍，她喜歡在黑板前占好位置。在大學里，她想她可能想教幼兒園，但最后選擇了三、四年級，在這個年齡段，孩子們開始擁有了自己的個性。她回憶起在自己長大的地方附近的一個郊區(qū)教書的頭五年：“我們有那么多的笑聲，那么多的樂趣?！彼J為這很好地描述了她在新冠爆發(fā)前的教學生涯。

她最美好的教學記憶來自于這一時期，與一只蜘蛛有關。它在上課時從天花板上滑下來，但沒人能夠著它。不久之后，學生們開始叫它弗蘭克。她說：“這只蜘蛛成了我們課堂上的寵物。孩子們會說，‘看，摩爾女士，弗蘭克回來了’。我告訴他們，‘是的，它呆在高處，它知道我不會抓它?！?有一天，當摩爾當著全班面重新布置公告板時，弗蘭克掉了下來，幾乎落在了她身上。“我討厭蜘蛛，我想都沒想就踩了上去，但孩子們全都大喊著，‘不’”，她說，“我記得那太有趣了，我們形成了自己的內部笑話。在教學之間，我們有自己的小社區(qū)。這是我最懷念的部分?！?/p>

在疫情期間，這些珍貴的時刻幾乎消失不見了。在虛擬學習的間隙，學生和老師都很少通過zoom來進行交流，更別提說笑了。

當去年秋天恢復線下課程時，摩爾自愿為那些選擇不返回校園的學生提供虛擬教學。學校仍然讓她每天來上課。然而，學校的網絡經常中斷，情況變得非常糟糕，她不得不開始在家里錄制課程，并將其發(fā)布在網上作為備份。她的工作量增加了一倍，這讓她筋疲力盡。

與此同時，管理人員拒絕了她居家工作的請求，并告訴摩爾，教師必須輪流負責照看吃午飯的孩子們，并接送返回校園的學生。幾乎每天都有會議，不是關于學生的心理或身體健康，而是關于他們的考試成績。對于憂心忡忡的管理者來說，學生的考試分數永遠都不夠高，他們都很清楚——在田納西州，高風險考試（high-stake test，其結果會給學生帶來相應的獎賞或懲罰的考試, 通常指的是那些形形色色的標化考試）在評價學校表現，以及決定教師是否能獲得加薪的評估中至關重要。

“因為我很擅長我的工作，導致我被分配到的工作越來越多。我根本沒有時間去減壓，也沒有五分鐘的時間坐下來歇口氣”，摩爾說道。

她整理了自己的問題，并通過有邏輯的方式向她的管理人員提出了問題，希望尋找解決方案。新的課程不適合她的學生；在進行虛擬學習的情況下，最重要的教師評估系統(tǒng)還沒有更新；她正在與精神與身體的疲憊作斗爭。作為回應，一位管理者告訴她，如果她尋求幫助，要么是她不知道自己身為一名教師該做什么；要么就是她對自己的工作不夠投入。

摩爾說，“我稱之為情感勒索。他們告訴你，‘這是為了孩子’、‘你這樣做是為了孩子’。如果你不想做這些事情，那么一定是你不夠愛孩子?！?/p>

摩爾發(fā)現自己每天課間都會在廁所里哭泣。她增加了與治療師的額外會談，醫(yī)生給她開了抗焦慮的藥物。在家里，她無法在不發(fā)火的情況下與丈夫交談。大多數晚上，她會在天黑之前就坐在沙發(fā)上睡著。她承認，世界上沒有任何工作值得這樣“付出”。

她強迫自己完成了這一學年，但在去年5月學期結束后不久就裸辭了。直到最后，她仍然喜歡和孩子們呆在一起。但是，低工資，加上脾氣暴躁的行政人員、常常給她發(fā)電子郵件建議她改進教學的苛刻家長，讓她不可能繼續(xù)工作下去。

經過幾個月的求職，她在一家教育公司找到了一份全職客戶支持工作。這是一份好工作，有靈活的工作時間和為她設定合理期望的經理。她甚至不必再為自己的用品付錢了。然而，在離開教室近一年后，她仍然有揮之不去的焦慮，這種焦慮會莫名地涌現出來。

摩爾記得自己曾告訴她的治療師，“我以為改變工作會減輕這種情況。”但她的治療師回答說，直到最近，她一直在“生存模式”下工作。她不斷地工作，甚至沒法花時間，簡單地坐下來感受自己的情緒。

當地時間2022年1月5日，美國伊利諾伊州，芝加哥所有公立學校的線下課程被取消，此前教師工會投票決定恢復線上學習，以防止奧密克戎毒株的進一步擴散。

教學結束后的生活

任何從事過辦公室工作的人都知道其中的弊端，尤其是在過去的幾年里，遠程工作是孤獨且孤立的?！氨环糯蟮钠诟小背Ｊ谷似v不堪，每天都充滿了不必要的忙碌。但沒有人會認為教師工作也擁有辦公室工作的問題，因為教師的工作對孩子們的生活產生了影響，所以常常被當作一種職業(yè)來崇拜。

然而，前教師們卻把朝九晚五的生活看作“世外桃源”，那些工作充滿了靈活性和對工作者的尊重。在蘭德公司對前教師的調查中，約有60%的人找到了教育行業(yè)以外的工作，他們表示自己是被工作的靈活性和更好的報酬所吸引。畢竟，教師已經習慣了這樣一種環(huán)境：僅僅是接個電話或上個廁所就需要做大量的計劃。

“我喜歡能夠擁有自己的夜晚和周末，”緬因州的前教師萊斯利·艾倫說。自從她離開了教學崗位后，她的恐慌已經不再發(fā)作了，她的整體身心健康也得到了改善。如今，她在一家與教育無關的公司擔任教學設計師，她的熱情是如此具有感染力。艾倫說，“在學校我有著很多焦慮，所有的期望和不確定性讓我不適。現在我在家里舒適地工作，我絕對喜歡現在這樣的工作?！?/p>

在辭職前的那個夏天，艾倫微調了她的簡歷并開始申請工作。作為計劃的一部分，她聘請了達芙妮·戈麥斯（Daphne Gomez），這位前教師在2019年開展了一項名為教師職業(yè)教練（teacher Career Coach）的咨詢業(yè)務。該業(yè)務已經與7000多名教育工作者合作，僅在Instagram上就積累了近80000名粉絲。

為了取代昂貴的一對一輔導，戈麥斯提供在線課程，幫助教育工作者完善他們的簡歷，學習其他領域的技能。她的客戶經常會在戈麥斯那里找到有用的資源，客戶們說，戈麥斯是一個有同情心的人。作為一名前教師，由于焦慮和對自己身心健康的擔憂，戈麥斯選擇在2017年辭職。在辭職后，她在微軟找了一份顧問工作，為學校做演講，為員工提供培訓?；顒咏Y束后，老師和校長會在停車場和她打招呼。他們想知道她是怎么走出來的，適合前教育工作者的職業(yè)有哪些，以及她能否幫助他們探索自己的職業(yè)前路。

戈麥斯解釋說：“人們總是在私下里向我咨詢這些問題。這時我才意識到：為什么我們要鄙視那些正在開辟新職業(yè)道路的人呢？在其他行業(yè)內，開辟新職業(yè)道路甚至會受到鼓勵。”

她的一些客戶確實想留在教育領域，成為教師教練、課程設計師，或為教育技術公司工作（通常是從事銷售和客戶支持的工作）。其他人則希望有一個新的開始——她的客戶在博物館擔任策展人，在醫(yī)院擔任教育項目負責人，在軟件公司擔任工程師，以及在大公司擔任培訓師和項目經理。

過去的一年是戈麥斯和她的咨詢公司最忙碌的一年。盡管她不確定這是因為教師的離職潮，還是因為市場營銷和客戶的推薦。這一切都是她從客戶和絕望的教育者那里聽到的。她說：“我覺得現在有很多老師處于崩潰邊緣。他們中的許多人并不想離開學校，這是他們的最后選擇。”

但她補充說，離開這個崗位和工作本身一樣令人沮喪，因為教師往往被視為一個終身職業(yè)。對于教師來說，離開他們的學校社區(qū)、他們的同事和學生是一種沖擊。很多人難以擺脫這種內疚感。

然而，另一方面，許多人發(fā)現在教書以外還有另一種生活，它可以充實個人。田納西州前教師凱特琳·摩爾在換了新工作的5個月內幾乎沒有休息過一天。她想給人留下一個好印象，教書給她留下了一種無情的職業(yè)道德。但她突然發(fā)現，自己可以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

“我的經理說我應該請一整個星期的假，不用簽到，”她說，“這是前所未聞的，因為即使在學校，也總是有學校戲劇、識字之夜和算數之夜。作為一名教師，你理應辛苦。但在我的公司，他們說，‘這非常不健康。請不要這樣做?！?/p>

喘口氣吧

就這篇文章接受采訪的大多數教師都認為，關于疫情下的教學中最困難的部分不是2020年3月的騷亂，也不是在沒有培訓或準備時間的情況下被迫投入緊急的遠程學習。那時，教師們之間有一種友情——沒有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每個人都在努力。在家工作也不是沒有好處的，一位老師甚至發(fā)現，沒有消防演習、遲到的學生和校方例行通告的干擾，老師們更容易平靜下來。

對大多數人來說，最困難的時期是第二年，學生們開始慢慢回到教室，而學校則在要求教師“支持線下教學的學生”與“支持在家學習的學生”之間搖擺不定。學生們也經歷了自己的心理健康危機，帶著大量的社會情緒和行為問題回來，而行政人員則加倍努力提高考試分數和縮小學習差距。同理心消失了，幾乎沒有人關心教師的心理健康和感受。

我交談過的教師說，他們感到被無能的行政人員忽視、很多人遭受了不合理的微觀管理（micromanage，指管理者試圖插手所有的細節(jié)）、不被家長尊重，并管理者試圖讓他們認為當前的工作量和工作期望是合理的。大多數人承認每周工作超過50小時，這最終耗盡了他們的心理健康。

一位教師被她所在的地區(qū)要求獨自學習一個新的數學軟件，并在下周將其介紹給學生。有幾位教師回憶說，他們被行政人員告知要進行自我照顧，結果卻被剝奪了個人休假的權利，這真是一種殘酷的諷刺。除了身心疲憊之外，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市的一名前中學教師霍利·艾倫（Holly Allen）在今年1月份辭職，她痛苦地表示，她的校長要求她“即使校園里沒有學生的情況下，也不要在午休時離開，這樣一來學校的停車場看起來總是滿的”。艾倫說，你有沒有這樣的經歷，當你跑完一些樓梯后，你有幾分鐘感到無法呼吸？我每天有9個小時都有這種感受”。

因擔心病假用完而辭職的新媽媽貝瑟尼·柯林斯（Bethany Collins）在永遠離開教室之前，收到了一名七年級學生的手寫信件。她等了一段時間才敢打開，然后她哭著給丈夫打了電話。

“學生告訴我，她喜歡我的課，我激勵她成為一名教師，”柯林斯回憶說，“我想告訴她，‘請不要這樣做?！斘蚁肫饘W生，想起我對他們生活的期望時，我唯一希望的，就是他們能從工作中感到快樂和滿足。據我所知，在目前這種瘋狂的情況下，沒有一個老師是快樂或滿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