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大選：默克爾第四次連任，極右翼政黨戰(zhàn)后首次進議院

德國大選在當?shù)貢r間9月24日舉行，根據(jù)德國電視臺一臺當日21時50分公布的最新出口民調(diào)顯示，德國總理默克爾將第四次獲得連任。但是此次局面并不太理想，德國兩大黨默克爾領導的基民盟（CDU）和舒爾茨領導的社民黨（SPD）得票率分別為32.9%和20.8%，可能雙雙遭遇歷史最差成績。而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另類選擇黨（AfD）獲得了13.1%的得票率，成為第三大黨，這是二戰(zhàn)后首次有極右翼進入德國聯(lián)邦議院。同時，組閣問題成了一大難題。社民黨（SPD）主席舒爾茨在當?shù)貢r間24日晚宣布不再尋求與基民盟（AfD）組成大聯(lián)合政府，而是讓社民黨在新一屆國會中扮演反對黨的角色。另類選擇黨（AfD）的崛起讓人十分憂慮，默克爾表示，要重新贏回那些投票給AfD的選民并認真對待他們心中的憂慮。

圖表為議會席位分配。圖片來源：德國《今日新聞》網(wǎng)站

美國左翼雜志《雅各賓》在9月22日刊出一篇訪談《默克爾效應》，受訪教授Oliver Nachtway指出，在默克爾極端中間派（radical centrist）路線下，裂縫早已開始出現(xiàn)。由于德國經(jīng)濟一直表現(xiàn)強勁，默克爾又十分專業(yè)地把歐洲移民危機和緊縮危機造成的結果成功轉移到了德國邊界之外，德國才得以展現(xiàn)出一個平靜的表象。然而，在這表象之下，德國社會同樣表現(xiàn)出像歐洲其他地方一樣的兩極分化。

默克爾自2005年開始在德國執(zhí)政至今，在德國以外的世界，她常常被看作冷淡而索然無味的——絕不像一個能連任四屆的魅力超凡的政治家。在Nachtway看來，默克爾是我們時代最有趣的政客之一。默克爾在其路線上以溫和的撒切爾主義同激進的中間主義進行交易。決定她路線的真正關鍵時刻是2003年在萊比錫舉辦的基民盟（CDU）黨代會和2005年的聯(lián)邦選舉。她在萊比錫將基民盟（CDU）引導到一條激進的新自由主義道路上，但是也因此失去了她的大部分選票。于是她不得不和社民黨（SPD）聯(lián)合執(zhí)政，而社民黨在幾年前施羅德政府時期才以“2010議程”完成了休克療法——致使520萬人失業(yè)。默克爾會快發(fā)現(xiàn)，她沒辦法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上繼續(xù)推進。所幸，德國資本主義在2005年左右開始恢復，持續(xù)削減的壓力在那時得到了緩解。

自2005年以來，默克爾并沒有以任何顯著的方式減少社會支出。事實上，她甚至允許引入最低工資和對勞動力市場進行一些最小化的重新規(guī)定。自2005年以來，她還大大放寬了基民盟（CDU）的國內(nèi)政策，抓住了許多左翼自由主義所關切的問題，如廢除義務兵役、制定了促進女性參與勞動力市場的家庭政策、婚姻平權法案等。默克爾放棄了很多保守主義的立場以扭轉來自左翼自由主義者的批評。她在難民危機之后強化了庇護法，雖然仍然在德國和國際政治的標準之內(nèi)，但至少體現(xiàn)了開放邊界的人道主義精神。

不過，德國評論者戴達衛(wèi)（David Demes）在《轉角國際》上發(fā)文指出，如基本工資、房租價格制動法等政策事實上是在聯(lián)合政府下，主要由社民黨（SPD）所推動的，在公共輿論中，卻被歸功于默克爾。甚至連婚姻平權這個由綠黨（Die Grünen）、社民黨（SPD）、左翼黨（Die Linke）一起努力而取得的成就也被默克爾所收割。默克爾自身在婚姻平權問題上投了反對票，但公眾所記得的，是她放下黨紀的決定，使婚姻平權法案在國會進行表決才有可能。

社民黨在本次出口民調(diào)中創(chuàng)下歷屆大選的歷史最低水平，舒爾茨坦言這是一場慘敗，社民黨未能爭取到傳統(tǒng)選民的支持，也未能實現(xiàn)此次的戰(zhàn)略目標。除了走不出默克爾強大的陰霾外，社民黨面臨的更大困境還有當年施羅德政府“2010議程”所留下來的政治負擔。1998年至2005年，社民黨與綠黨組成了“紅綠聯(lián)合政府”，社民黨總理施羅德推動了一系列史稱“2010議程”的改革的休克療法，促成了德國“不穩(wěn)定無產(chǎn)者”新階層的形成。施羅德政府完全破壞了社民黨作為工人階級守護者的百年形象，令人民對該黨的失望難以彌補。雖然本次舒爾茨以“是更多正義的時候了”的競選口號企圖扭轉社民黨的形象，但在解決“2010議程”這個政治遺毒上仍然不夠積極——6月的黨代會上甚至邀請施羅德前來致辭。并且，9月的大選辯論中，打“社會正義”牌的舒爾茨無從發(fā)揮其優(yōu)勢，辯論題目一直圍繞著難民和外交政策，而于此舒爾茨和默克爾并無本質(zhì)分歧。

本次大選除了聚焦于默克爾的基民盟（CDU）和舒爾茨的社會民主黨（SPD）外，最令人擔憂的則是另類選擇黨（AfD）的崛起。另類選擇黨（AfD）把自身塑造為德國各黨派中唯一反建制的黨派，加上其反難民的訴求，是對選民非常有效的動員。

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在2013年才建立，短短幾年間，已經(jīng)打入了德國16個邦中的13個議會。戴達衛(wèi)（David Demes）指出，該黨在成立之初以反對歐元為主，不愿讓德國納稅人對其他歐元區(qū)國家的債務負擔責任。事實上，該黨的創(chuàng)立人中有不少經(jīng)濟學家和大學教授，直到2015年，黨內(nèi)的新自由主義派系才被民族主義派系所壓倒。對于AfD被民族主義吞噬，曾經(jīng)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亨克爾曾公開批評指責AfD正淪為“披羊皮的新納粹主義”，并后悔“創(chuàng)造了真正的怪獸”。

AfD的一個策略是維持其溫和、理性的公共形象，這也是他們把看似溫和、開放的女性候選人魏德爾（Alice Weidel）作為第一候選人推出的一個原因。魏德爾的女同性戀身份，也是AfD借以拉票、說服對其有所顧慮的選民的重要賣點。而AfD中那些曾公開煽動種族歧視的男性則較少出現(xiàn)在公共場合，而是轉戰(zhàn)幕后去扮演關鍵角色。雖然右翼民粹政黨不一定就有納粹主義傾向，但是AfD的關鍵人物過去五年來曾經(jīng)公開發(fā)表過的言論卻應證了人們對其納粹色彩的判斷：“德國人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會在自己首都的中心立一個恥辱紀念碑的人民（針對柏林的猶太人紀念碑）”；“當法國人和英國人能以其皇帝和戰(zhàn)時首相丘吉爾為榮時，我們也有資格以德國士兵在兩次大戰(zhàn)所付出貢獻為榮”等等不一而足。

在動員上，AfD非常單一，焦點完全放在移民和難民問題上。一份研究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AfD的支持者通常有以下幾種特質(zhì)：對自己生活處境感到不滿、認為自己的社會地位較低、主觀認為自己比起上一代正在向下流動，且對暴力和犯罪感到恐懼。該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在中等以下收入族群中，沒有定期勞動合同的人更傾向投票給AfD——社會底層的相對被剝奪感和工作的不穩(wěn)定性，促使AfD的支持率在這些群體中增長?？梢?，“社會正義”本該是本次大選的焦點，但在公共輿論中卻似乎被忽略了，這也正是AfD所期望達到的效果——將選民的所有不滿引向難民身上，并回避社會正義與經(jīng)濟議題的爭論。本次總理候選人辯論中，難民議題占用了一半時間，教育、醫(yī)療、環(huán)保等其它議題，甚至未被提及。

AfD戰(zhàn)略綱領在今年年初曝光，其內(nèi)容反映出，AfD高層非常清楚自己的形象，其它政黨對其的批評正是他們所追求的，因此他們更樂意強調(diào)自己政治不正確的邊緣形象，并無時無刻不創(chuàng)造沖突以挑釁政治正確。

這種局面留給了德國左翼知識分子更傾向于支持的左翼黨（Die Linke）一個巨大難題。Nachtway指出，在難民危機之后，政治建制和媒體都開始右轉，同時，我們也能看到公民社會中潛在的群眾運動：數(shù)百萬人（以中產(chǎn)為主）參與到了難民工作中。左翼黨一方面要應對其想要執(zhí)行的左翼難民綱領的挑戰(zhàn)，另一方面，他們核心代表的群體——失業(yè)者與工人階級卻站在難民的對立面。種族主義當然在這里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國家緊縮政策也同樣塑造了很多德國人的生活經(jīng)驗——德國近幾年的福利、基礎設施等在難民的威脅下都處于懸置狀態(tài)。德國底層民眾不但面臨著在分配問題上切蛋糕時被拿走屬于他們的一塊，還要面對潛在的就業(yè)競爭威脅。選民的離心力導致左翼黨內(nèi)部呈現(xiàn)出兩極化，并以精神分裂的方式作出了回應：黨主席在政治上和難民站在一起，候選人對難民問題的回應則是恐懼。在這種情況下，左翼黨仍然能保持穩(wěn)定，對其自身而言就已經(jīng)是溫和的勝利了。 

庫爾德獨立公投的隱患

9月25日，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qū)的領導人馬蘇德·巴爾扎尼計劃舉行關于庫爾德獨立的公投。《外交事務》雜志本周發(fā)布《庫爾德獨立公投的政治》一文，作者Fantappie和Salih指出：事實上，公投結果不具法律約束力，不過庫爾德領導層公投的訴求，讓其內(nèi)部社會和外部盟友陷入困境。

這次獨立公投是庫爾德自治區(qū)自2005年以來的第二次嘗試。過去幾年，伊拉克庫爾德軍隊反擊ISIS的抵抗運動，為其領導人贏得了國際社會上前所未有的外援，也使其沿著自治區(qū)與伊拉克其它地區(qū)的邊界，擴大了原本富有爭議的、種族混居的領土。然而，隨著抵抗運動在摩蘇爾取得了高潮，國際關注將會逐漸消失。這在作者看來，是領導人發(fā)起公投的動因。

公投的訴求在伊拉克庫爾德人群中激起了深度混雜的反應。老一輩人相信公投是庫爾德人幾十年來尋求自治之抗爭的回報，更年輕的一代則視之為庫爾德領導層企圖繼續(xù)掌權的政治手段。大多數(shù)人感到不安，他們在抓住這次獨立機會的渴望與對提供這一機會的領導層的不信任之中撕裂著。包括記者和活動家在內(nèi)的民間意見領袖都公開反對這次公投，一些其它的政治力量或保持沉默、或只提供有條件的支持。不難看出這樣的現(xiàn)狀，舊衛(wèi)士——幾十年前為庫爾德地區(qū)自治而抗爭的庫爾德武裝先鋒隊那一代——已經(jīng)坐擁權力太久了，他們現(xiàn)在是強大而獨立的庫爾德斯坦浮出地表的主要障礙。

這一批掌權者在1991年薩達姆·侯賽因從伊拉克北部撤軍后，獲得了其斗爭的回報——庫爾德幾個政黨因此建立了自治的基礎。他們舉行了選舉，建立了庫爾德自治區(qū)政府，并組建了各自專業(yè)化的軍隊。然而，庫爾德斯坦民主黨（KDP）和庫爾德斯坦愛國聯(lián)盟（PUK）兩大主要政黨的斗爭，造成了庫爾德自治區(qū)內(nèi)相互競爭的行政機構出現(xiàn)，進而分裂了其歷史成就。

2003年，薩達姆倒臺后，伊拉克庫爾德斯坦取得了不少成果，促進了黨際合作，尊重民主自由。然而，一些黨的領導人卻拒絕放棄對行政機構的掌權，造成庫爾德仍然鉗制于不斷變化的政黨／行政機構的關系。新的政治力量出現(xiàn)了，但是它們卻無法取代KDP－PUK的雙重壟斷，也無法為制度改革提供有效的途徑。到了2012年，中東的區(qū)域性動蕩使KDP和PUK雙方所取得的進展都無效了，ISIS的崛起讓雙方內(nèi)部開始分裂，進而不得不更加依賴外援——KDP依靠土耳其，PUK則依靠伊朗。外國軍事援助使政黨獲益遠超出行政機構，該地區(qū)的核心矛盾因此加劇了。議會由于總統(tǒng)任期期限的爭吵而癱瘓，兩年來直到最近才召開了第一次會議。與此同時，伊拉克庫爾德斯坦的經(jīng)濟也開始下滑，成千上萬的庫爾德年輕人對他們父輩所建立的系統(tǒng)投下了無信心的一票——加入了移民歐洲的浪潮。

政府面臨著合法性危機。公投宣稱其在提供一個選擇，但是事實上，卻恰恰相反。通過援引不可推卸的庫爾德獨立事業(yè)，投票的主張是把這一事業(yè)的反對者——無論是政治家、年輕人、公民社會、分析家——暴露出來，他們將因其背叛了庫爾德民族主義而接受指控。有活動家近日告訴《外交事務》雜志，如果公投成功了，他也許不得不離開這個國家，因為他害怕遭到那些投“yes”的人的報復。

全民公投也可能加劇外部威脅，這也同時更加縮小了國內(nèi)反對派的政治空間。它將在這一區(qū)域內(nèi)，引發(fā)伊朗和土耳其內(nèi)部庫爾德群體的騷動。同樣，也會讓其盟友陷入困境。如果庫爾德領導人以“yes”的結果來強化他們對邊境爭議領土的要求，伊拉克總理阿巴迪可能別無選擇，只能依靠在這一地區(qū)有著強大軍事實力的什葉派（德黑蘭所支持）來挑戰(zhàn)埃爾比勒（庫爾德自治區(qū)首府）。在這種情況下，爭端的領土將成為ISIS開啟新篇章的沃土。什葉派在這場戰(zhàn)斗中可能會背離伊拉克的教派團結，進一步破壞巴格達的權威。伊拉克內(nèi)部的什葉派權力逆轉將有利于伊朗，讓美國在這一地區(qū)擁有越來越少的合作伙伴。

庫爾德民族主義從來不僅僅是畫國境線的問題，而是他們當前領袖所理解并長期宣傳的，關于國家的政治價值。一個可以跨區(qū)域與代際被人民所共享的國家價值是伊拉克庫爾德斯坦之成立的先決條件，即庫爾德斯坦能夠提供治理并為其人民提供安全，無論這一地區(qū)是否被強硬的邊界所標志。